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

——亚里士多德

惠能年轻时父亲去世，家境贫寒，靠打柴卖柴来养活母亲。有一天他听到买柴的客人念诵“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若有所悟，忙问客人这是什么经文，客人告诉他这是《金刚经》，弘忍大师正在黄梅东山寺给大家讲这部经。惠能听了，在客人的资助下安顿好母亲，就前往黄梅拜见禅宗五祖弘忍。

这是禅宗六祖大师惠能出家前的故事。悉达多（佛陀出家前的名字）的行为比惠能更绝，他是个王子，为了解除自己的“死亡恐惧”、“意义感缺失”、“不自由”和“孤独”等存在性问题，偷偷地抛弃了家庭、荣华、国家。

在网上曾有关于惠能是否是孝子的问题。有人提出：

在佛家人看，人死后是会陷入“六道轮回”的，在轮回中的人，会生生世世在痛苦中度过，比如“爱别离、怨僧会、求不得、五蕴炽盛、生、老、病、死”等等，时时刻刻伴随着人的欲望而存在着。如果想要亲人们脱离苦海，首先自己就要超出三界，然后才能帮助亲人们至少脱离下三途（六道轮回中的地狱、饿鬼、畜生）。

六祖惠能，先是听人读诵《金刚经》有感，确认这是可以令人解脱的法门，再确认五祖弘忍是可以带人成佛的事实，然后用有缘人提供的十两银子为母亲安排了后半辈子的生活保障，最后才是自己前去修佛成佛，正是基于这种对生命的认识。这应该是大孝的做法呢。当然，六祖惠能最终的成就，也足以救度他母亲脱离轮回了。

作者以为，不管是悟道前的悉达多还是惠能，他们当时不可能会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佛，他们或许只是想：“这是我生命中要追求的东西”，或者，“这是我想过的生活”。换句话说，他们当时并没有功利心。

这对我们中国人是意义重大的。因为，许多中国人由于缺乏独立的人格，只是跟着别人走，做别人要求的事，糊里糊涂过人生，是不知道自己内心真正需求的。孔子在《论语·里仁》中即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话。胡适先生曾对此进行批判，认为他们不是在“过‘人’的生活”，而是在过“糊涂生活”，甚至“动物的生活”。他在《新生活》中写道：

前天你没有事做，闲得不耐烦了，你跑到街上一个小酒店里，打了四两白干，喝完了，又要四两，再添上四两。喝得大醉了，同张大哥吵了一回嘴，几乎打起架来。后来李四哥来把你拉开，你气愤地又要了四两白干，喝得人事不知，幸亏李四哥把你扶回去睡了。昨儿早上，你酒醒了，大嫂子把前天的事告诉你，你懊悔得很，自己埋怨自己：“昨儿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呢？可不是糊涂吗？”

你赶到张大哥家去，作了许多揖，赔了许多不是，自己怪自己糊涂，请张大哥大量包涵。正说时，李四哥也来了，王三哥也来了，他们三缺一，要你陪他们打牌。你坐下来，打了十二圈牌，输了一百多吊钱。你回得家来，大嫂子怪你不该赌博，你又懊悔得很，自己怪自己道：“是呵，我为什么要陪他们打牌呢？可不是糊涂吗？”

诸位，像这样的生活，叫作糊涂生活，糊涂生活便是没有意思的生活。你做完了这种生活，回头一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你自己也想不出究竟为什么。

诸位，凡是自己说不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是没有意思的生活。

反过来说，凡是自己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可以说是有意思的生活。

生活的“为什么”，就是生活的意思。

人同畜牲的分别，就在这个“为什么”上。你到动物园里去看那白熊一天到晚摆来摆去不肯歇，那就是没有意思的生活。我们做了人，不应该再学那些畜牲的生活。畜牲的生活只是糊涂，只是胡混，只是不晓得自己为什么如此做。一个人做的事应该件件事回答得出一个“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为什么不干那个？回答得出，方才可算是一个人的生活。

我们平常是否也是如此，深陷在各种肤浅的关系之中，在各种面子、人情之中，而没有在“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呢？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面子、命运和人情为统治中国的三女神。”外国学者劳德（J.Rodes）对中国人也有那么一种评价：“对中国人大部分行为、态度的分析，穷极到一点就是‘面子’。那不可思议的感受性、隐秘性，平素被谦让掩盖着的，根源于极度虚荣的、病态的功利主义。”

的确如此，“爱面子”、“讲脸面”成为支配许多中国人行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因此就有这么一句话：“死要面子活受罪”，一些人为了“面子”甚至可以忍受任何痛苦，即使受罪也无所顾忌。在人与人的打交道过程中，人们也尤为重视脸面问题，因而就有“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之说。

心理卫生科的临床经验告诉我们，大凡有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的人，无论他自己承认与否，几乎都属“死要面子活受罪”之列。例如，许多强迫症患者由于过分害怕细菌感染，脑子里总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强迫性担心，继而没完没了地洗手，有些病人半天就可以用完一块香皂。但是，他们却一边清洗，又一边不时张望，生怕有人看到或注意到他在清洗。可以说，他已经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进一步说，从某种意义上，过分强调“忠、孝、仁、义”等儒家思想也是对“人”的束缚，会妨碍独立人格的形成，对“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利。正如胡适先生在《我答汪先生的信》中所写：

“父母于子无恩”的话，从王充、孔融以来，也很久了。从前有人说我曾提倡这话，我实在不能承认。直到今年我自己生了一个儿子，我才想到这个问题上去。我想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不征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地给了他一条生命。况且我们也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既无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恩于他？

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们糊里糊涂地替社会上添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来一生的苦乐祸，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的功罪，我们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说得偏激一点，我们生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下了祸根，又替社会种下了祸根。他也许养成坏习惯，做一个短命浪子；他也许更堕落下去，做一个军阀派的走狗。所以我们“教他养他”，只是我们自己减轻罪过的法子，只是我们种下祸根之后自己补过弥缝的法子。这可以说是恩典吗？

我所说的，是从做父母的一方面设想的，是从我个人对于我自己的儿子设想的，所以我的题目是“我的儿子”。我的意思是要我这个儿子晓得我对他只有抱歉，决不居功，决不市恩。至于我的儿子将来怎样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决不期望他报答我的恩，因为我已宣言无恩于他。

先生说我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作一个“白吃不还账”的主顾。这是先生误会我的地方。我的意思恰同这个相反。我想把一般做父母的抬高起来，叫他们不要把自己看作一种“放高利贷”的债主。

先生又怪我把“孝”字驱逐出境。我要问先生，现在“孝子”两个字究竟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称“孝子”。孝子就是居父母丧的儿子（古书称为“主人”），无论怎样忤逆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带上高粱冠，拿着哭丧棒，人家就称他作“孝子”。

我的意思以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孝字里，故战阵无勇，莅官不敬等都是不孝。这种学说，先生也承认他流弊百出。所以我要我的儿子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顺儿子。我的意想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至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至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作者的一位同学大学毕业后开始在基层医院当了几年医生，后来到市区一所机构从事医疗相关行业的工作，由于工作相对轻松，就像千万的上班族一样在外搞起副业，再后来在外与人合伙投资，经营了两所医院。就这样，整天忙忙碌碌地度过了二十余年。他最近开始失眠、情绪低落，前来咨询。作者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忙碌呢？他回答说：“开始时觉得在基层工作没面子，刚到了市区工作时觉得没地位，出去投资经营医院之后才发现‘这不是内心真正想要的生活’，但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禅疗”之后，该朋友辞掉了原单位的工作，转让掉了这两家医院，然后开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门诊，重新过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还定期参加我们举行的“团体禅疗”活动。

电影《碧海蓝天》里的男主角杰克更是走了极端，他由于在世俗社会中找不到存在意义上的自己，就用悲壮的方式去追求“自己想过的生活”：

杰克在希腊海边长大，虽然小时候眼看着爸爸死于一次潜水事故，但这并没有削减杰克对大海的热爱。当杰克的朋友恩佐找到他，劝说他参加潜水冠军大赛时，杰克答应了，在比赛中成绩突出，勇夺冠军，并且得到了乔安娜的爱。两人打得火热，杰克却意识到他放不下、离不开大海。意外发生了，好友恩佐在潜水中不幸丧生，杰克把恩佐的尸首放入大海当中，杰克的心中非常迷乱，他觉得自己不再属于人类社会，只想潜进深海，像海豚一样陪伴大海一生。尽管传来了乔安娜怀孕的消息，杰克只是深情地看了看爱人，转身投入了大海的怀抱。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说的“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是希望我们听从自己内心深处的召唤，并积极回应其召唤，而不要迷失在人潮中。它具有特立独行的特点，但无关于“胡作非为”和“自我膨胀”，而是一种尊重和敬畏生命的方式。道济禅师所说的“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就是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