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800年左右人们称之为“浪漫派”的，是当时聚集在施莱格尔兄弟周围的那些人。他们在那短命但言辞激烈的杂志《雅典娜神殿》中自信而且间或教条主义地发表言论。这种费希特和谢林哲学开端中奔放不羁的玄思精神，在蒂克和瓦肯罗德的早期小说中，作为怀古幽思和重念奇妙让人迷醉，这种诺瓦利斯作品里对于夜晚和诗之神秘的倾慕，这种对于新开端的自信，这种一代新人的激昂精神，同时以头绪纷繁又轻松自如的方式登台亮相，意欲将革命之脉动带入精神和诗的世界——这整个运动当然有一段史前史，一个开端前的开端。

那些不乏自信的年轻人，意欲启动一个新开端，其实他们继续了前一代人“狂飙突进”运动所开创的事业。开其端的是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这个德国的卢梭。所以，我们可以说浪漫主义的历史始于1769年的那个时刻。当时赫尔德匆忙启程，航海赴法。他仓皇逃离里加，因为对那里逼仄的生活环境备感厌倦。这个年轻的牧师在那里不得不应付保守派的纠缠，还被卷入令人恼怒的文坛论争。旅途中他萌生思想。受此思想鼓舞的将不仅是他自己。

赫尔德入海远航。我们追寻德国文化中浪漫主义和浪漫之足迹的旅行，就此开始。旅行通向柏林，耶拿，德累斯顿。浪漫主义作家曾在那里建立他们的大本营，点燃他们思想的焰火。他们在那里梦幻不断，批评指责，浮想联翩。从狭义上讲，浪漫主义时代结束于艾兴多夫和E.T.A.霍夫曼。他们是浪漫主义的激情艺术家，但也另有义务：一位是善良的天主教徒和政府官员，另一位是个自由主义的高等法院的法官。两人均有无法确定于浪漫主义之上的双重身份。浪漫主义的一个机智和可行的方式。

本书涉及浪漫主义和浪漫。浪漫主义是一个时代。浪漫是一种不局限于一个时代的精神姿态。这种姿态在浪漫主义时代，获得其完满的表达，但不局限于此；浪漫存至今日。它虽不仅仅是个德国现象，但在德国得到一种特殊表现，乃至人们在国外，经常将德国文化与浪漫主义和浪漫相提并论。

浪漫可以在海涅身上找到，而他恰恰又想克服浪漫，一如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三月革命”前的时期将浪漫带入政治，带入民族和社会的梦幻中。然后是理查德·瓦格纳和弗里德里希·尼采。他们不愿是，但作为狄俄尼索斯的信徒，又是浪漫主义作家。1900年左右的青年运动，浪漫得无拘无束。1914年战争爆发的当口，托马斯·曼和其他一些人不得不以捍卫德国浪漫主义文化为名，来反对西方文明。躁动不安的1920年代，就通胀圣徒、宗派和联盟以及东方朝拜者而言，是浪漫主义激情的温床；人们等待着伟大的时刻，政治的解决。海德格尔的关于一种胜任存在之政治的幻象，通向一种灾难性的政治浪漫主义，让他袒护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国家社会主义究竟有多么浪漫？相比于粗野的浪漫主义，它难道不更是反常的理性主义？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难道不是对粗暴事件的一种崇高的解释（曼）——亦即一本审判浪漫主义的浪漫之书？然后是战后的清醒，“怀疑的一代”对浪漫的保留态度。穿越这古怪的德国精神景区的旅行，结束于目前浪漫主义的强力复苏，即1968年大学生运动及其后果。

浪漫的最佳定义，一直还是诺瓦利斯所言：

当我给卑贱物一种崇高的意义，给寻常物一副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物以未知物的庄重，给有限物一种无限的表象，我就将它们浪漫化了。

在这个表达中人们注意到，浪漫主义与宗教保持着一种隐晦关系。它属于两百年来未曾中断的寻找运动，意在对抗世俗化的、祛魅了的世界。除其他许多内容以外，浪漫主义还是一种借助审美手段的对宗教的延续。这赋予它史无前例地提升想像之地位的力量。浪漫主义战胜了现实准则。有利于诗，有害于政治，倘若浪漫主义误入政治。我们对于浪漫的问题，正是始于那里。

浪漫之精神形式多样，音调悠扬。它试探着，且富于诱惑力；它热爱未来和过去的遥不可及，热爱日常事物中的出人意料，极端，无意识，梦幻，疯狂，反思的迷宫。浪漫主义的精神，自身并不一致，是变化的和矛盾的，充满渴望又玩世不恭，沉迷于神妙莫测又通俗易懂，讥讽又狂热，自恋又合群，循规蹈矩又破除尺度。年迈的歌德曾说，浪漫是病态。

不过，就是他也不愿撇弃浪漫。

歌德在法兰克福寓所书房里的自画像（1770—1773）

年迈的歌德曾说，浪漫是病态。不过，就是他也不愿撇弃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