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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属于公认具有永久现实意义的世界文化现象。”
俄罗斯学者加比托娃《德国浪漫哲学》的“中文版序”，这样起首。这论断似合常识，不易引人发难。但萨弗兰斯基此书题名
Romantik. Eine deutsche Affäre
（直译为“浪漫主义——一个德国事件”）与此抵牾。因为它给“浪漫主义”
贴上了一个特定的德国标签。
“浪漫主义”果真是个“德国”事件？倘若深究，确有根据。以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为例，在其《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中，他视欧洲范围内的浪漫主义为一种反启蒙运动的思潮，但真正意义上的“反启蒙运动思潮，其实源自别的地方，源自那些德国人”
。在此书另一处，他又强调：“无论如何，浪漫主义运动起源于德国。”
依此看来，德国人萨弗兰斯基，将浪漫主义当成一个特殊的“德国事件”来讲，并非无由。
这是一本专论德国浪漫主义的书。何为浪漫主义？还是要回到伯林。他那本书第一章的题目就是：“寻找一个定义”。但这只是虚晃一枪。此章首句为：“也许你们期待我演讲一开始就给浪漫主义做些定义，或者试图做些定义，或者至少给些归纳概括什么的，以便阐明我所说的浪漫主义到底是什么。但我不想重蹈这种窠臼。”
原因是，“浪漫主义是一个危险混乱的领域，许多人身陷其中，迷失了……”——之后，他通篇讲述浪漫主义的发生史及某些“形式和症状”
，就是不下定义。
德国人卡尔·施米特也有讨论浪漫主义的专著，题为“政治的浪漫派”。涉及浪漫主义的概念时他也说：“谁要从混乱中寻找客观明晰性，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永恒的交谈和毫无成果的喋喋不休。”
所以，在书中，他也未扼要界定浪漫主义，而是代之以词语的溯源和现象的罗列。
萨弗兰斯基另有写法。在此书中，他避开繁复的概念溯源和现象铺陈，于前言中就直面定义问题。但他自己退在一旁，援引浪漫主义作家诺瓦利斯：“当我给卑贱物一种崇高的意义，给寻常物一副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物以未知物的庄重，给有限物一种无限的表象，我就将它们浪漫化了。”（第13页）并称此为浪漫主义的“最佳定义”。其中的关键词“崇高”、“神秘”、“庄重”和“无限”等，虽属浪漫主义的特征，但远非浪漫主义的全部。尽管如此，棘手的概念定义问题暂作交代。
在以上萨弗兰斯基所设诺瓦利斯的“定义”中，重要缺漏之一，似为浪漫主义的关键要素“反讽”。萨弗兰斯基此书第一章借助赫尔德的航海哲思，讲德国浪漫主义之肇始；第二章作为主题的铺垫，述席勒及其“游戏论”；第三章即顺势讨论“反讽的发迹”。
反讽，在修辞或文学方法史上并非浪漫主义的独创。但在他看来，正是席勒的“游戏论”，“在施莱格尔那里，从中产生出反讽的游戏”。他还以为，“反讽那至今为人熟悉的基本修辞手段”是，“某个陈述被移入另一个，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中，由此被相对化，甚至更正”。但施莱格尔反讽理论的独特点是，“他每次都用有限代替某个陈述，又用无限代替相对化和更正……在一场这样的游戏中，一切相关的、轮廓分明的陈述，都会被送入漂浮……”（第69页）。由此，“知识型游戏者”得到造就，而席勒的游戏理论在此产生“鼓舞性的效果”（第93页）。
在德国文学史上，席勒通常被归于狂飙突进运动和古典主义，非但不属于浪漫主义作家阵营，实际上还与这些作家多有龃龉。但在萨弗兰斯基的笔下，浪漫主义却同席勒有脱不了的干系。
除了他的游戏论与浪漫主义反讽的关系，萨弗兰斯基在第三章，讨论浪漫主义神秘的“社团小说”时，还曾提到席勒的神秘主义小说《招魂唤鬼者》。对神秘莫测和奇异怪诞之事的兴趣，是浪漫主义抵制启蒙理性的一种特殊表现。
霍夫曼、蒂克等浪漫主义作家，在这方面均有不俗表现。而席勒以其《招魂唤鬼者》，对浪漫主义秘密社团小说的繁盛，起到了引领作用。
其实，就反讽手段的运用来看，狂飙突进运动和古典主义文学的旗手歌德，与浪漫主义也有瓜葛。笔者多年前曾译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的小说《惨败》，有如下情节。主人公从书架上取下一书，读到以下文字：
1749年8月28日，正午，钟敲12点的时候，我在美因茨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生。星座位置是吉利的；太阳在处女座的标记中，一天天地到达中天；木星和金星友好地凝视着太阳，水星不晦气；土星和火星取无所谓的态度；只是月亮……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段文字摘自歌德自传《诗与真》，是歌德描述自己出生时的一段话。凯尔泰斯隐没出处，代以嘲讽：
好吧，人得这样出生，作为瞬间的人——但在这样的一个瞬间，谁知道还有多少人同时来到这个地球上。只是别人没有在身后留下书的霉味；也就是说他们不算。那幸福的瞬间被宇宙的法则仅为惟一的一次出生所预定。那位天才，伟大的创造者，作为神话英雄踏上地球。
初见凯尔泰斯对歌德这位“天才”、“伟大的创造者”和“神话英雄”之自负的巧妙讽刺，几乎拍案叫绝。而今读到萨弗兰斯基关于浪漫主义反讽的文字，则恍然有悟。歌德以其睿智，应该不会如此虚荣，这样神化自己的出生。他所运用的，应当就是通过“给寻常物一副神秘的模样”，而后让人从这“神秘的模样”出发，拉开距离，重估对象的反讽手法。结果则是，事物进入含有审美意蕴之不定的“漂浮”状态。以此反观歌德自传之名《诗与真》，得获新解。此著德语原文为 Dichtung und Wahrheit ，直译可是：虚构与真实。歌德足够智慧，在书名中就让虚构与真实互相戏仿，同时宣告，此为诗性之作，并非历史纪实，但同时也未放弃对于真实的要求。结果是，自传真假互现，作者本人则“漂浮”于作品之上，赢得诗意的创作自由。这正是那个时代浪漫主义作家借助反讽所追求之目标。如此看来，百年之后，凯尔泰斯将“游戏”当真，无异于自找没趣。面对反讽，任何严肃都失却锋芒，转为可笑。这是反讽之效力。
然而，萨弗兰斯基并未将这种修辞方法，归于席勒或歌德，而是将它回溯到苏格拉底那个故作谦恭的名句上：“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但事实上，他解释说：
……苏格拉底知道一大堆事，但他首先知道这点，即其他人知道的事，要比他们以为知道的少。苏格拉底式的反讽是故作姿态，它表面上认真对待他人号称的知识，实际却将其卷入自身的自负中，以至于那人最后不得不发觉自己的空洞——倘若骄傲没禁止他做到这点。（第69页）
当然，将苏格拉底当作反讽方法之发明人之一，并非始于萨弗兰斯基。19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论反讽概念》，上卷题目就是“苏格拉底的立场，理解为反讽”。
萨弗兰斯基介绍浪漫主义反讽之时，并未述及歌德。以上是笔者插话。但在本书第四章，当他讨论费希特的自我哲学与浪漫主义之关系时，曾引歌德成名作《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一句话：“我返回自身，发现一个世界”（第90页）
，以说明对尝试“感觉自身”的一代浪漫主义作家来说，歌德的典范作用。
德国浪漫主义的产生背景，已熟为人知。以社会史角度观察，那是“政治分裂、大城市的缺失、社会生活之狭隘形式”（第394页）等因素作用的结果。“不过，也恰恰是这种所谓狭隘的境况，有利于这样一种创造性的内向性和坚韧的紧张性。既然缺少一个外部的大世界，人们就用仓储货物替自己制造出一个世界。人们只需要拥有抽象和幻想的才能。德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装备富足”（第92页）。真可谓另一种“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就此看来，歌德让他的维特，大声叫出上面的话，极具德国浪漫主义或者德意志民族内倾性偏好的象征意义。而从思想史观之，浪漫主义确是抗拒启蒙理性对个性之羁约，争取精神自由的尝试。而其意图创造“渐进的普遍诗”（第66页）的纲领，正是这种解放的个体，想统一文学各领域之抱负的充分体现。萨弗兰斯基此书“前言”的结语，“年迈的歌德曾说，浪漫是病态。不过，就是他也不愿撇弃浪漫”（第14页），当属精辟。以此观之，德国文学史上的两位泰斗，不管本身是否愿意，都与浪漫主义文学有不解之缘。这为萨弗兰斯基说浪漫主义是一个德国事件，添上了砝码。
歌德不喜浪漫主义。可见浪漫主义流行于德国时，已遭非议。尤其当浪漫主义在德国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时期染上民族主义色彩而开始涉足政治，接着在“一战”期间变身为所谓的“钢铁浪漫主义”，最后在纳粹时期被再度利用后，浪漫主义真的成了一个独特的德国“事件”。法西斯政权垮台及“二战”之后，有人“不是将国家社会主义描绘成它确实曾是的粗暴事件，而是将其描绘成民族的浪漫主义迷途”（第412—413页），将德国引起的这场悲剧，解释为浪漫主义精神之过度张扬的结果，这就引出了阿伦特对这种“声名狼藉的德国式沉思的表达方式”（第412页）的批评。以此线索，萨弗兰斯基在本书中清晰地描述了这个德国“事件”的来龙去脉，论述了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或思想运动结束后，如何以“浪漫主义的精神姿态”，在德国社会历史中产生后续作用，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仅读译文，我们其实还无法充分理解这个“事件”的真实涵义。萨弗兰斯基在此使用的，并非一般对应汉语“事件”的德语词“Fall”或者“Ereignis”，而是出人意料的“Affäre”。此词释义大体有二：一是“令人不快或难堪之事”，二为“私通或者爱情丑闻”。对应汉语，直译一般是“丑闻”。较之“事件”，“丑闻”更具错综复杂、隐晦幽暗的特点，其内涵深邃不易探究，其背景纠葛难于廓清。更因为浪漫主义“误入”政治，被与德国所引起的历史灾难扯上联系，“Affäre”这个词似乎更能反映德国浪漫主义或浪漫之精神姿态的实质。但遗憾的是，由于汉、德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无论是“丑闻”还是“事件”，与上及德语原文相比，意义多不相值，译者在此也就同意本书中文版责编的建议，采用“荣耀与丑闻”这样的表达方式，来解读原书名中的“事件”（Affäre）一词。
近读涉及汉语“理想”一词来源的一篇文章
，说该词汉语原无，经由日语“理想”中介而入中国，其语源为英语“ideal”，又有派生词“idealism”和“idealist”。以“idealism”为例，该文列其汉语“A类义项”为“理想主义”，“B类义项”为“观念论、唯心论、唯心主义”。而且在汉语语境中，前者是“正面褒义”，后者属“负面贬义”。也就是说，无论“理想主义”也好，“唯心主义”也罢，都无法同时给出“idealism”的两种不同内涵。由此下推，汉语的“事件”或“丑闻”，面对德语“Affäre”的两个主要义项，也只能各得其半，又各失其半。其实，一旦涉及西文抽象概念的中文翻译，有众多案例，可以证明这种必然的顾此失彼。这是翻译命中注定的悲哀，也属译者无法躲开的窘境。这是另话。不赘。
德国浪漫主义在中国，时常被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甚至被贴上“反动”和“病态”的标签。
这与我们的文学评论，曾深受苏联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影响有涉。如伊瓦肖娃著《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谈到德国浪漫主义时，每每冠以“反动”两字。可见下例：
在文艺方面，贵族阶级对于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反动态度表现为一个流派，这个流派的创始人把它叫做浪漫主义。
德国反动的浪漫主义……它的目的在于直接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意识形态。
历史沿革至今，这种以偏概全、仅从阶级立场出发评论浪漫主义的做法，已渐为人弃，而浪漫主义对于精神世界的奉献，则广为人识。针对启蒙运动的明晰，浪漫主义作家倡导搅动人之“幽暗的本能”（第350页），即世人身上的狄俄尼索斯之力或非理性，来对抗阿波罗的理性及其带来的“异化的社会机械论”（第92页）。从本质上讲，它延续了人类平衡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肉体与灵魂、理智与情感之冲突的努力，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作出有益探索。但这种人世的两歧，存至今日未亡。现代工业社会和商品经济所带来的物质主义的繁盛和文化精神的蜕变，还在不断加深着这样的不平衡。这始终让思想家们心神不宁。有报道说，美国约翰·邓普顿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每年邀请世界著名学者与公共人物，讨论“经久不衰而备受争议的”重大问题。2010年的主题是：“道德行动依赖于理性推论吗？”从本质上讲，这是理性与非理性孰轻孰重的老问题。有学者在讨论中认为，“启蒙思想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低估了非理性力量的威力，这种力量是我们基因遗传的一部分。”
反观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面对高扬理性主义大旗的启蒙运动，它大力倡导非理性的革命，不守矩矱，脱略形骸，带来了文学、哲学和宗教融会一处的一个激情时代，为德国乃至世界的精神文明，留下了丰富遗产。萨弗兰斯基笔端所现，就是这段历史。
勃兰兑斯在其名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说：“原原本本地描述德国的浪漫派，这个任务对于一个丹麦人困难到令人灰心。”原因是，“这个题目大得吓人”。
此话写于19世纪末。尽管如此，此后比肩接踵，代有续作。仅是汉译，也有多种。对此，本译序借助脚注，尽量多收，以提供参阅的便利。相比之下，萨弗兰斯基此书特点尤著。他在完整地分梳德国浪漫主义脉络之时，并不以绵密的考证见长，却以通达的见识和宏阔的视野取胜。其表述感性酣畅，充满灵性，更贴近浪漫主义之生命的本体，以及浪漫主义作家之灵魂的此在，更具可读性。
盛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浪漫主义，作为文学或思想运动，已成历史。但“浪漫的”思维方式，或者“浪漫主义的精神姿态”，作为德意志民族的性格要素，存至今日。萨弗兰斯基在本书最后，在遍及欧美的1968年大学生运动中，则再次扪其命脉。因为就是在那个年代，“ 浪漫主义抵抗工业社会的深层次的传统 ，重新爆发”（第420页）。他在建立浪漫主义与现代社会联系之时，让历史的浪漫主义越出文学疆域，再获社会政治意义。这超出了一般浪漫主义研究的老生常谈，彰显出作者的不凡识见。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政治的浪漫主义，“这既无益于浪漫主义也无益于政治”（第428页）。文学艺术需要浪漫或者幻想，但社会政治更需要妥协和务实。这已被历史多方验证，也为我们思考当下社会政治，提供良多启迪。
对于此书内容，其实作者本人在“前言”中，已有精到概括，读者自可领略，无须译者饶舌。但是一书译毕，经常有些感想，也有余言交代，一如以上序文。
卫茂平
2011年寒假记于上海
2014年3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