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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作者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说法：“国家是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这一命题形象地反映了经典社会学理论在研究人类暴力时的主要思路——以国家为单位去探究暴力行动。然而，当今社会日常生活中却充满着形形色色与国家无关的“小型暴力”：父母应该何时（或是否应该）打调皮的孩子，怎样才算滥用警力，以及外交斡旋何时应让位于军事干预等，人们往往存在不同意见。
同白血病做过漫长斗争，40岁英年早逝，生前曾任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及政治学教授的罗杰·古尔德（Roger V.Gould，1962—2002）在他的著作《意愿的冲撞：社会等级的歧义如何孕育冲突》（ Collision of Wills ： How Ambiguity about Social Rank Breeds Conflict ）中指出，对于划分界限所基于的维度，人们通常并无多少分歧：大体而言，利害关系越大，人们越有可能接受人身伤害的合理性。警察杀人事件似乎比当地球队大获全胜所引发的骚乱更为合理；比起杀害偷钱包的窃贼，人们更容易接受为了保护家人或为家人复仇而杀人；比起5美元，为200美元引起纷争更易理解；两个朋友因汽车剐蹭或争风吃醋而动武，比一句不敬之词所引发的纠纷更好理解。
以冲突和暴力为主题的《意愿的冲撞》是古尔德在去世前两周刚刚完成的一部作品。该项课题始于1996年古尔德在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档案馆（French National Archives）查找科西嘉岛的世仇资料。此后他又获得了美国多个城市的杀人案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他建立了一个模型，并利用其他数据组来加以验证。整部作品主要侧重于探讨支配关系的出现与固化，以及人际纠纷与群体间纠纷的内在关联。古尔德从复杂的时代背景出发，剥开谋杀、宿怨、复仇、革命以及日常纠纷的层层外衣，分析一系列历史事件中暗藏的因果玄机，原创性地揭开了引发一系列“小型暴力”或冲突的神秘面纱。对于全世界，乃至转型中的中国来说，古尔德这一前沿研究无疑颇具现实和警示意义。
美国和其他工业社会的命案专家几十年前就发现，大量杀人案是由看上去鸡毛蒜皮的小事“激起”的：争辩、言语冒犯、小额债务、停车位、意外身体接触，等等。事实上，一项关于人们如何以及为何杀害他人的早期深入研究（研究地点为费城）专门划出了“小事引发的口角”这一类别。与之相似的类别至今仍见于美国各地杀人案的统计汇总中，并始终占美国城市杀人事件比重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古尔德看来，三分之一以上的杀人案甚至根本与重要事件无关。由于其他杀人案可以与某些重要的事件联系起来（如婚内出轨、财产损毁或失业等），它们才被如此归类。但这种归因本身往往被传统暴力观牵着走：如果一个人因为赌债以及债务纠纷中的侮辱言行而杀害他人，人们便假定谋杀案因钱而起。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对纠纷双方的利益影响最大的问题）被想当然地看作暴力行为的首要动因。由此，“重要”事件对暴力的表面影响，以及（反过来）可以归因于重要事件的暴力事件数量，都被这种典型分类法最大化了。
通过对科西嘉岛的世仇资料对比研究，古尔德发现：由于缺乏同侪（对称关系中的人）和非同侪（非对称关系中的人）争执的基本比例数据，他只能依靠记录了事件原委的杀人案进行数据分析。那些数据表明同侪之间的口角很可能引发致命后果，但也许同侪之间发生口角的概率本就远大于非同侪之间。如果同侪发生争执的概率高出非同侪3倍（19%的同侪杀人案源于争执，而非同侪杀人案中仅有6%因争执而起），那么事实上，比起对称关系，非对称关系中的言语冲突并不更易引发杀人案件。因此，古尔德得出一个结论：暴力冲突更多发生在对称关系而不是非对称关系中。
古尔德深入研究发现，除了战争以外，绝大多数暴力事件发生在相识者之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更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暴力事件，以及没有以暴力告终的冲突，也发生在相识者之间。这主要是因为比起一面之交或素不相识者之间的暴力，密友和亲属间的暴力冲突被记录在案的概率要小得多。即使是从各方面看都具有暴力倾向的人，也不会漫无目的地实施攻击：他们几乎总将怒气撒向特定的个人或人群。偶发犯则更是如此：暴力偶发犯的人身袭击尤其可能针对密友，而非旁观者或陌生人。
这些事实提醒人们，把人际暴力视为社会关系及其所引发的冲突的产物，而非个人特质的体现，会给我们以新的视角。例如，它引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特别容易引发冲突的社会关系类型，无论当事人秉性如何。有些类型的人或许会以人身伤害来回应冲突，另一类人则沉默退缩或自我毁灭。尽管如此，当一些人以伤害他人来回应冲突时，关系的因素有可能与个人的因素同样重要。例如，如果绝大多数美国家庭杀人案涉及男性杀害自己的兄弟，我们或许可以认为，相比兄妹关系、父子关系等，兄弟关系的某种特性引发了更多的冲突。考虑到许多兄弟同时也是父亲、儿子、丈夫、叔伯和连襟，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在这些案件中，凶手是以兄弟身份实施了暴力；换言之，他们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关系而非个人习性，才实施极端行为。如果将越轨视为个人习性，我们或许就掩盖了人际互动的非均质性。它同时还掩盖了一种可能：意愿的斗争发生在成千上万情形相似的日常关系中，它们没有那么致命但更为频繁，特定社会关系中的暴力互动则是其中的典型。
从20世纪60年代起，以人类学家为主的学者（也包括历史学家和少量社会学家）开始从文化背景角度解释荣誉所引发的暴力。古尔德认为，拥有荣誉的人会把荣誉看得与财富、体格、正式与非正式的权威、社会关系、专业知识等更实际的资源同样重要。关键的区别在于，荣誉完全是象征性的：它的存在在于他人的认可。无论享有荣誉，还是自忖荣誉，皆在于他人所思所想。说一个人拥有荣誉却无人知晓，这毫无意义，但说某人拥有权力或财富却无人知晓，这倒有可能站得住脚。船舶、鞋子、马匹这类物质资源对其拥有者的作用至少部分独立于它们的文化表征。荣誉却有所不同：和身份、神圣性、正当性及其他建立在他人认可基础上的东西一样，它仅仅是一种文化表征。和一条面包相比，它的价值在更深层次上受到情境的影响。
深入研究后，古尔德发现，从新几内亚高地到太平洋沿岸德川时代的日本，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到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从苏格兰到欧洲巴尔干半岛，从尼罗河谷到非洲地中海沿岸，人们如今已经掌握了有关不同人群如何看待和表现与荣誉有关的种种特质与情感（尊重、身份、羞耻、操守、谦逊、勇敢、忠诚、顺从、鄙视、仰慕）的大量信息。例如，在贵族决斗盛行时的美国和欧洲，与对手面对面较量对于一个人的荣誉至关重要；但对于菲律宾猎头族、西西里和科西嘉的世仇家族以及亚马孙的丛林狩猎采集者来说，为了复仇而伏击敌人（或其他人）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人们还知道，某些宗教家族经常杀害令其蒙羞的未婚失贞的女儿，而基督教家庭更有可能杀死惹祸的男方。人种学家发现，努尔族受害人的亲属会找凶手家族中的任何一名男性成员算账，而柏柏尔人（西北非洲一个说闪含语系柏柏尔语族的民族）只会找与凶手关系最近的十名父系亲属负责。还有证据表明，在克里特、安达卢西亚、黑山和美国南部，待客热情是荣誉的首要前提，但对于日本武士和中世纪欧洲骑士来说，好客和荣誉并没有多少关系。
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同样记录了可能冒犯他人的诸多姿态和言辞。在西方社会的许多荣誉文化中，“懦夫”这一称号或关于对方母亲性癖好的影射是极为严重的侮辱。美国南北战争前，美国南部的上层白人男子如果公然称对方是骗子或拽他的鼻子，就很可能会激怒对方，令对方邀约决斗。但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山中的塔瓦德人来说，更常见的冒犯是谈论别人的年龄或白发，或让人喝自己配偶的尿。如果一个贝都因人说“你是光脚骑驴来这儿的”，这可能会伤害对方的自尊，甚至引发诉讼。而在其他国家，若对邻居说这句话，只能引起困惑。
简而言之，人有可能以纯粹的象征性手段激怒他人，而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手段千差万别，这一认识促使众多社会科学家去关注此类差异的原因，或至少正视这些差异。他们面临的挑战是解释为什么一个人的鼻子在美国南部和卡比利亚地区是荣誉的象征，在其他地方却不然；为什么待客热情在安达卢西亚事关荣誉，在克里特却并非如此；为什么女性贞操是地中海地区家族荣誉的关键，多数大洋洲原住民却不这么看。
由于大多数文化分析只具有隐含的比较立场，每项研究都在它所选定的情形中对象征资源做出解释。在古尔德看来，和生产与交换的跨文化研究一样，记录人际冲突模式中的文化多样性也是极为有益的，但不应将其作为攻击性理论推演的武器。
设想你有一位定期相约喝咖啡的朋友，每次会面的时间、地点各不相同。如果像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和你的朋友会综合考虑日程安排、天气、交通等因素来决定何时何地见面。最重要的是，你们多半会将讨论视为相互的，因为大部分时候每个人的偏好都同等重要，两个人决定地点的机会也差不多一样多。当然，你的朋友可能一向忙碌，因而常常更倾向于一个便利的见面地点。或者你对噪声敏感，所以更可能按心情拒绝某些选择。
在古尔德看来，如果你们之中一向由某一个人决定见面的地点，那么你们本应对称的友谊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支配，如果决定者毫不考虑另一方的感受则尤为如此，例如仅仅告知而不是建议见面的地点，疏于询问对方安排是否恰当，等等。通常，正是口头表态表现出对他人的顾虑，因为它们表明说话的人意识到双方都有发言权。询问对方“对你来说可以吗？”表示若答案是否定的，则一方愿意更改计划。如果你的朋友为了偏好某一个地点而解释理由或为了表现出强烈的偏好而道歉，他其实是在声明让你放弃做决定的权利：前者的策略是请你表示同意或反对，而不是假定你已经接受；后者则是承认当前决定中的不对称性有点超出了友谊的常规范围。另一方面，如果你的朋友告诉你即将在哪里见面，而没有任何附加的语气（比如“我们去……好吗？”“……怎么样？”或“你觉得如何？”），他其实就隐晦地表明了单方面的决定权。
假设你的朋友未经商量而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地点对你而言可能还不错，也可能无法接受，然而，你无论如何都不会开心，甚至还可能造成不愉快的争执。这至少是关于争执的一般性论题的含义：在冲突的产生过程中，谁做决定这样的程序性议题要比你们将在哪儿见面这样的实质性议题更为重要。对于这类在物质上无关紧要的问题，人们有时会坚持他们所重视的“原则”，从而把自己的愤怒合理化；古尔德认为这里面隐含的意思是，另一方已经僭越了自身决定权的限度，成为一个支配角色，而此前该关系并不具有这样的特征。
如果咖啡店的约会只是单一事件，那么在某一次决定中你们两人谁处于支配地位都无关紧要，当然它本该是平均分享的。但是在一段友谊中可能会有更多这类的决定。设想一下，如果你总是默默接受友人单方面的选择将会怎样。若他通常喜欢主导，可能会欣然发现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无须与人讨论，并且有意下回继续这样。经过更多类似的事情后，他可能就觉得有权为你们两个人做决定。你也可能开始视做决定为他的特权，或至少在沉默如此之久后不愿再去挑战他，担心他可能会不高兴。简而言之，一个不受质疑的单方面的决定可能会成为你们长期关系的固定特征。预见到这一点（有意或无意），你就会对最初展现的支配更感忧虑，假如对方是某个不太可能再见面的人倒不会如此。
往更远一点说，你对友人行为的担忧将随着他支配范围的扩大而愈加严重，可能会从在哪里见面这样的小问题扩展到其他领域：多久见一次面，见面时间多长，谈论什么，谁付账，乃至交流的方方面面。一个特定的支配表现对未来互动的潜在影响越大，另一方越会感到烦恼，而这与该决定本身的内在含义无关。这背后的含义是，眼前的细微互动比看上去更为重要，因为它们会影响到可能很重要的未来互动。
古尔德通过对咖啡店约会案例研究发现，过去的互动模式奠定了当前互动的基调。当前的互动要么符合预期因而使之强化，要么违背预期，如果这种背离不加控制还会改变预期。在现有关系中，当一方的行动违背预期模式，冲突就会产生，但原因并不只是这样的背离影响到他们自身的权利。违背预期令人烦恼同样是因为人们有期待在先，也就是说当前行动是未来行动的指南。如果你已经习惯于在决定中有平等的发言权，那么朋友的这次单方面行动就会令你不快，这不仅因为这一次你想要有平等的决定权，而且因为你想要维持将来的平等地位。反对友人的行为就是抵抗友谊中的变动，而接受它就会使变动坐实。若你的朋友坚持如此，那么他便是在含蓄地说明新的方式是唯一的选项。一开始的微小事由可以演变为严重冲突，正在于它的解决方式会影响后续一系列决定的结果。即便眼前这一次最终由两个人共同做出了决定，事态仍然有所不同，除非对方向你致歉；否则，你的朋友至少独揽了进一步试图改变关系形态的权利。
因而，古尔德认定：人际冲突大多源于社会关系中支配程度的分歧。当两个人因为债务、骡子的所有权、球是否出界、能否把秘密透露给一个共同的朋友而发生争执时，人们通常会说争执“关于”债务、骡子、球或者秘密。大部分的当事人若被问起为何生气，都会讲述对方的所作所为，或没有能够做到什么、拒绝做什么。古尔德认为这种看法恰恰容易把事情弄反：与其说A和B发生争斗是因为B泄露了A的秘密，不如说B泄露A的秘密是为了挑起争斗更加准确，或者A只是利用泄密一事借题发挥，因为B决定泄密表明他漠视A的决定权。与其说骡子、债务、球以及背叛信任是冲突的原因（causes），不如说它们是冲突的时机（occasions）：重新协商纠纷者相互关系的表层体现。当人们为了物质（比如金钱、土地和财物）陷入严重冲突，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生活中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人们可以用这种非常具体、可见的方式互相表明主导权。
“人类冲突往往发生在等级关系不够明确或遭遇挑战之际”——这是古尔德的另一个研究成果。他认为这种情况发生在三种场合中：当事双方的相对等级尚未确立；一方试图改变既有等级关系；或外来事件（包括相邻关系的变动）改变了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的等级优势。
表面上看，一个是充满了世袭统治、决斗与血海深仇的荣誉世界，另一个则是由科层组织中各职位构成的当代世俗世界，两者看起来无甚关联。事实上，现代人往往把科层制
和世袭制
视为一种古老的、特殊的体系，立基于个人忠诚的组带，基本上具有等级性质；前者则被看作现代的、普世的、非个人化的体系，本质上是平等主义的。那么，科层制和世袭制之间的相似性是如何激起人们在面对社会等级争端时的怨恨、愤怒以及某些情况下的暴力呢？
古尔德研究发现，在当代工业社会，有一种情况似乎颇为常见：有才能、有作为的人得到某种晋升，却遭到新同事的威胁和恫吓。个中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组织生活产生了社会层级。在教育机构或科层组织中，任人唯贤的原则会把人划出位阶的高低以及决策职责的多少，有时也（非正式地）划分出不同流动率的工作岗位。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所有组织都会同时指派用于身份区隔的形式标记，正面的如奖状与奖章，负面的如处分与降级，作为成败的累积指标。任何完成了高等教育并进入专业、企业或公务员劳动力市场的人都明白，这些标记对于一个人在组织中的地位以及入选新组织的前景十分关键。精英学院根据学生的中学表现进行选拔；研究生院心仪优秀大学生，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明星学生；雇主（律师事务所、法院、国家机关、医院、私营企业、大学院系等）则在下一阶段重复这个过程。因此，“彼得原理”
指出，在每一个阶段，雄心勃勃且（至今）一帆风顺的人会遇到越来越强的竞争对手，而相对逊色的人将被划入弱者群体。科层制通过将人置于永久竞争状态来激发他们的潜力。而且竞争的胜者难以预料，因为竞争者都经过了预先筛选，旗鼓相当。这样一来，未能有所表现者只属少数。
比起失利者或初出茅庐者，这些竞争的获胜者经常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许多人由此认为，诱使人们如此激烈地竞争名牌大学学位、职业履历和晋升名额的是经济收益。这一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采纳的观点颇为符合常理：如果一个组织每次选拔人才时都对其大幅降薪，不难想象会发生什么。收入翻番或提高几倍的许诺将激励许多员工卖命工作以取悦上司，这种观点当然有其道理。此外，人们力争晋升的首要目的是经济收益这一观点还保留了古尔德所暗示的平等主义色彩：由于奖励及其分配原则都与个人因素无关，结果的不平等也与个人因素无关。比起给人们贴上优秀或平庸的标签，经济报酬的不平等分配带有更少的个人色彩。
由此不难发现，现代科层制度与传统荣誉世界之间的关联。科层体系也许为分类和排名注入了理性化与形式化元素，但并非理性化与形式化的发明者。组织用来划分等级并以此为据的词汇本身就有大量前现代的痕迹。这种关联在正规军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但其他例子也比比皆是。学院、大学和专业协会都要“打分”和评定“荣誉”。受雇多年的员工拥有“资深”头衔，这个词令人想起中世纪的贵族身份；拥有实权的人则是“高层官员”，兼具贵族身份。除了最激进的组织，所有组织始终是“上司”发号施令，“下属”遵照执行。所有这些概念都在人与人之间做出区隔，或将他们置于非对称的关系中。这都借鉴了社会关系充斥权威与等级的前现代社会组织。诚如古尔德指出的那样：“荣誉体系鼓励人们（尤其是男人）在遭遇侮辱或其他挑衅时予以迅速、坚决和愤怒的回击，而且往往是武力回击；现代科层制度却强调冷静、理性的考量与长期规划，无论面临冲突还是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