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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9年8月里一个温和多云的日子，沿着这个南部岛屿最外侧的一条小径，在花园、巉岩、田野和林间空地之间，在许多小陡坡上上下下，经过了突如其来的急转弯—时而被路段两侧的树木夹裹掩映如陷入谷底，时而大海又在眼前展开—一辆公交车开了过来。这辆车属于阿伦达尔船运公司，跟这家公司所有的公共汽车一样，是两种深浅不一的棕色。车驶过了一座桥，顺着一道细长的峡湾，车的右指示灯闪烁着，停下了。车门打开，一个小家庭从车上走下来。父亲，一个穿着白衬衣和浅色涤纶裤的瘦高男人，手里提着两口箱子。母亲，身着米色大衣，长发外面罩着一条浅蓝色的头巾，她一只手推着一辆童车，另一只手牵领着一个小男孩。车继续往前开了，瞬间在马路上扬起一大股从车尾排放出的灰色废气。
“还要走一段路。”父亲说。
“你行吗，英韦？”母亲说，往下看着男孩，他点点头。
“我行的。”他说。
他四岁半，一头浅黄的、淡得几乎接近白色的头发，在漫长夏天的太阳下晒成褐色的皮肤。他的弟弟，一个还不到八个月的婴儿，躺在童车里注视着头上的天空，既不知道他们身处何地，也不知道他们将去往何方。
他们开始缓慢地朝坡路走去。这是一条砾石路，雨水冲刷后的路面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碎石堆。路的两侧是田野。在草地的尽头，大约五百米远的地方，一片森林展开，朝着铺着鹅卵石的海滩逶迤而下，林子里树木低矮，仿佛是海洋上吹过来的风压制胁迫所致。
一栋新建的房子坐落在右面。除此之外，这里看不见任何建筑物。
童车的大弹簧支架摩擦出尖锐的声响。婴儿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在这极为舒服愉悦的摇晃当中，慢慢进入睡梦。父亲，剪得很短的深色头发，黑色浓密的胡须，放下手里的一个箱子，用手擦掉额上的汗水。
“这天可真闷热。”他说。
“是啊，”她说，“但或许到了比较靠海的地方会凉爽些。”
“但愿如此。”他说，然后又拎起箱子。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这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家，年轻的父母，像那个时代里几乎所有的父母一样；家里有两个孩子，也像那个时代里几乎所有的家庭一样。他们刚刚从奥斯陆搬来，那时他们已经在紧挨着比斯勒特体育场旁边的特雷瑟斯街住了五年，然后来到特罗姆岛，在那儿有一栋正在为他们建造的房子。等待房子最后完工期间，他们在旧时的霍弗军营（Hove leir）驻地外租赁了另一栋老房子。在奥斯陆时，白天他学习英语和挪威语，晚上值夜班；与此同时她在乌勒沃医院的护士学校（Ullevål Nursing College）上学。虽然还没有完成学业，但他已经在罗利赫登一所初级中学申请并得到了教书的工作，而她就在库克普拉森疗养院（Kokkeplassen）当护理。他们是在克里斯蒂安桑相遇的，那时候他们只有十七岁，十九岁时她怀孕了，二十岁时他们俩结了婚，在西挪威的一个小农场，她在那里长大。没有他的任何一个亲属、家人前来参加婚礼，虽然拍下的所有照片中他都是一脸笑容，但有一道孤独环绕着他，看得出他并不完全属于她的那些兄弟姐妹、叔叔舅舅、姑姑姨妈、堂兄弟表姐妹的社交圈。
现在他们二十四岁，他们自己的生活就在眼前。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孩子。这两个人，以及将会与他们相遇的未来，全都属于他们自己。
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们俩在同一年出生，1944年，属于战后的第一代人，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一代人代表着一些新兴的事物，尤其是在他们的人生中，首先要在一个已有了大规模发展计划的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五十年代是个百废待兴的时期—教育部门、卫生部门、社会系统、交通系统都开始发展，各类商社和工厂也在惊人的短暂时期得以高度集中，在提高人民生存条件上取得了成效。她的父亲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期，来自外松恩南伯沃格地区的一个农场，她是在那儿长大成人的。她的祖父来自大海外的其中一个小岛，他的父亲和他父亲的父亲可能也是。她的母亲来自约尔斯特的一个农场，在一百公里外的地方，她也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而她的家族在那个地方的生活轨迹可以回溯到十六世纪。而说到他的那些亲属，都属于较高的那个社会阶层，这就是说，他的父亲和父亲的兄弟们都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也都跟自己的父母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克里斯蒂安桑。他的母亲没有受过教育，来自奥斯高斯特兰（Åsgårdstrand），她的父亲是船长，在她的亲属里还有一位当警察的。当她遇到了自己的男人，就跟随着他去了他的故乡。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里发生的这个变化，是一种革命，只是没有流行革命中的暴力和毫无理智的疯狂。那些渔民和小农场主的孩子，工厂工人和商店售货员的孩子，不仅开始在大学里接受教育，成为了老师和心理学家，成为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同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居住在远离家庭的地方。他们做这一切，怀着最大程度的天经地义，称其为时代精神使然。时代的精神来自外界，而发生的变化则源于内里。时代精神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但每个人对时代精神却有不同的解读。因为对六十年代的一位年轻母亲来说，要是同邻近农场中的一个人结了婚，并且自己余下的一生都要在那地方度过，将是个十分荒唐的念头。她想要出去！她想有一个完完全全 属于自己 的生活！她的兄弟姐妹也抱有同样的想法，在全国的这些家庭里都是这样的。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这坚定的信念又是出自何处？是的，这 新观念 是从哪里观来的？在她的家庭里没有这样的传统，唯一离家出走在外寻生活的，是她父亲的兄弟芒努斯，由于家庭的贫困，他去了美国，在那儿待了很长的时间，他在异国所过的生活同他以往在西部地区的生活区别甚微。但对于六十年代的这位年轻父亲，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他的家庭期望他接受教育，而不是去娶一个西部地区小农场主的女儿做老婆，并且在一个南方小城镇外的住宅区安家。
也就是在1969年一个炎热多云的日子里，他们正走在去往新家的路上，他吃力地拽着两口沉重的箱子，里面塞得满满的，全是六十年代的衣物，她推着一个六十年代的童车，里面躺着一个穿着六十年代衣服的婴儿，这就是说，白色的衣服，装饰着许多蕾丝花边；在父母亲之间到处跑来跑去的，是他们的大儿子英韦，他快活、好奇，非常的兴奋，对未来充满了希冀。他们走过脚下的草地，穿过一小片长条形的树林，来到这敞开的院墙门前，走进了这片面积宽阔的出租房区。里面的右侧有一个汽修站，主人是某个叫作弗罗尔森的人，左面是一片被裸露的砾石地环绕着的大红色军营房，再往后就是松树林了。
往东一公里远的地方是特罗姆岛教堂（Tromøya Church），一座建于1150年的石头建筑物，它还有些部分年代更老，大概是国内最古老的教堂之一。教堂所处的地势较高，自古以来，它就被来往这里的船只作为陆地的标志，被标记在所有的航海地图上。在群岛外的一个小岛—梅尔德岛上，有个古老的船主庄园，它是这个地区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这段辉煌、伟大时期的见证，那时候该地区同世界各地贸易往来，商品以建材和鲜花为主。到东阿格德尔郡博物馆（Aust-Agdermuseet）游览参观时，学校的学生们会在那里看到陈列着那个时期以及追溯到更遥远年代的荷兰和中国部落里的古老物件。在特罗姆岛上能看见许多异国的奇花异草，船只在清空压舱水时将它们带到了那里，还有，人们从学校里知道，特罗姆岛是全国首个栽种土豆的地方。《斯诺里国王传奇》 [1] 多次提到特罗姆岛，在草甸底下和泥土里，可以找到石器时代的箭头兵器，在长长的鹅卵石海滩上圆溜溜的石头间，埋藏着化石。
但当这个搬迁中的小家庭带着他们所有一切大大小小、杂七杂八的包裹、行李在这个开阔地带缓慢穿行时，所看到的不是十世纪或十三世纪，不是十七世纪或十九世纪在这方土地上留下的印记。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一切留下的印记。战争时这个地区被德国人使用：排排营房和许多房屋都是他们修建起来的。树林里立着的那个低矮的砖石地堡掩体，相当完整，在海滩上方悬崖峭壁的最高处，设置了数门炮台。在这地方甚至还发现了一个小型机场。
他们未来一年要住的这所房屋，独立于树林的中央。房子刷着红色的油漆，窗框是白色的。从那里看不到大海，但其实它就在下面不过几百米远的地方，能听到海浪有节律的低微声响，闻到树林和海盐的气味。
父亲放下手里的箱子，找出钥匙，把房子的门打开。里面有门厅、厨房、带柴炉的客厅、并在一起的浴室和卫生间，二楼是三间卧室。房子的墙壁没装保温层，厨房的设备简单。没有电话，没有洗碗机，没有洗衣机，没有电视。
“我们到了。”父亲说，他把箱子搬进睡房，与此同时英韦从一个窗口跑到另一个窗口，朝着外面张望，母亲把睡着婴儿的童车停放在门外的石阶前。
我自然对这段时期毫无记忆。仅凭着我父母拍下的这些婴儿照片想确认这一切，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对，很难，以至于在这里使用“我”这个字眼，几乎是荒唐的，比如，那张照片上躺在尿布台上的小婴儿，不同寻常的红皮肤，胳膊和腿儿一直扑打乱蹬，因尖叫—没人能记得他为何会发出这尖叫声—而扭歪的脸，或者在另一张照片上，在地板的一块羊皮地毯上，穿着白色睡衣，脸蛋仍然是红扑扑的，大而黑的眼睛微微有点斜视。这么个小不点儿和坐在马尔默写下这些文字的是同一个人吗？这个小东西将成为一个四十岁的人，在9月里一个多云的日子，坐在马尔默的一个房间里写下这些文字，伴着窗外往来车辆的嗡鸣和从老式通风管道呼啸而入的秋风？这小东西和那个须发斑白、身体萎缩的糟老头子是同一个人吗—若从此时算起，或许还有四十年的岁月，那时他可能会在瑞典森林中某地的一个老人院里，坐在那儿抖抖索索，嘴里流着涎？就更别说有朝一日会躺在停尸房床位上的那具僵硬的身体了。人们会继续把它叫作“卡尔·奥韦”。实际上，这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一个简单的名字把这一切通通概括？包括这腹中的胎儿，换尿布台上的婴儿，坐在电脑前四十岁的人，坐在一把椅子上的老头子，还有这铺板上的尸体？使用不同的名字来运作这一切岂不更自然、更合乎常理，既然他们的个人身份和自我认同是那样的迥然不同？比如，胎儿时可叫作彦斯·奥韦，婴儿时叫作尼尔斯·奥韦，五岁到十岁叫佩尔·奥韦，十岁到十二岁叫盖尔·奥韦，十三岁到十七岁叫库尔特·奥韦，十七岁到二十三岁叫约翰·奥韦，二十三岁到三十二岁叫托尔·奥韦，三十二岁到四十六岁叫卡尔·奥韦—然后这么继续，再继续？于是第一个名字代表着不同的年龄段，中间的名字就代表这是同一个人的延续，而最后的姓则是属于家庭的。
不，我对这段时期毫无印象，我甚至不知道我们在那里住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虽然爸爸曾指给我看过一次。我所知道的那个时期的一切，是父母告诉我的，是从我见过的那些照片里看到的。那个冬天落在地上的雪有好几米深，南部地区的雪就是这样的，通往房子的道路看上去有点像是一条沟壑。那是英韦推着坐在童车里的我过来了，那是英韦站在那里，脚下是短小的滑雪板，正对着相机镜头微笑。在室内，他站在那里，用手指向我，一脸的笑容，或者是我独自一人站着，手紧紧地抓住婴儿床。我叫他“奥吾”，这是我发出的第一个音。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也是那个唯一能理解我说话的人，他会把我的话解释给我们的妈妈和爸爸听。我也知道，有一次英韦绕着这些房子，挨家挨户地去问那里有没有小孩子，从那以后祖母一再讲这个故事。“你们这里住着小孩子吗？”她学着孩子的声音说，然后哈哈笑。我也知道，我从外面的那个阶梯上摔了下去，受了很大惊吓，喘不过气来，妈妈把我搂在双臂中，飞跑到离得最近的、有电话的邻居家。她以为这是癫痫发作，但不是，什么也不是。我也知道爸爸喜欢他的教书工作，他是个很有才华的心理学者，在当老师的那些年月里，有一次他跟着班上的学生爬到了大山的顶峰。在那儿拍的所有照片里，他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年轻和快乐，周围那群十来岁的青少年的穿着一点也不张扬花哨，是那种典型的七十年代初期式样。手织毛衣，宽大的裤子，橡胶靴子。他们的头发吹得蓬松，但不是六十年代那样高高扬起，还把头发盘在头顶上的蓬松，而只是蓬松柔软而已，柔顺的头发披散在他们柔和的面颊上。妈妈曾说过，那时候或许是他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期。祖母那里也有照片—英韦和我，在结冰的水跟前拍的，我们两个穿着宽大的针织毛衣，都是祖母织的，我的那件是芥末黄和棕色的，还有在克里斯蒂安桑他们家房子的阳台上拍的，在一张照片中，她的脸紧贴着我的脸颊，那是在秋天，湛蓝的天空，低低的太阳，我们凝视着远处的城市，我可能就两三岁的样子。
人们可以想到，这些照片代表着一种记忆，是一种怀念，只不过这里面通常没有出自于“我”的记忆和怀想，所以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这里头到底含有什么意义。我从朋友和最亲爱的家庭成员那儿看到过许多那个时期的照片，它们都大同小异、相差无几。同样的色彩，同样的衣饰，同样的房间，干着同样的事情。但这些照片和我没有任何的关联，是某种意义上的毫无意义，当我看到上几代人的照片时，这种感觉更加明显，那只是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穿着陌生的衣服，渐渐地，这对我来讲就变得不可理解和难以捉摸了。我们拍照片是为着这个时代，而不是为着时代中的这些人，我们无法把握他们。我最亲近的人当下拍的那些照片也没有真正的意义，对他们你又能知几何。站立在特雷瑟斯街公寓的电炉跟前的这个女人是谁？她身穿浅蓝色的衣裙，以典型的六十年代姿势站在那里—双膝靠近、两腿分开。她的头发往上梳起，盘在头上，蓝色的眼睛，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温和到看不出在笑。她的一只手放在那个红盖的、锃亮的咖啡壶手把附近。对，她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妈妈，但她是谁？她在想什么？她怎样看待自己的生活，她现在过着这样的生活，那未来等待着她的又会是什么？这仅仅是一个她，这张照片什么也说明不了。一个陌生的女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就这些。这个男人，十年后，坐在一座山上，用同样的红盖咖啡壶喝咖啡，因为他在动身前忘了带上咖啡杯，他又是谁？他有着精致地修剪过的黑胡子，浓密的深色头发，敏感的嘴唇和一双愉快的眼睛。啊，是的，这是我的父亲，我的爸爸。但对他自己来讲他是谁，正如在所有那些类似的瞬间中一样，这一刻他谁也不是。所有照片的意义都是如此，包括我自己的。它们完全是空洞的，唯一可以从中读出的意义是它们反映、表达出的这一时期。尽管如此，这些照片仍是自我的一部分，是最私密、最具有个性的，就如其他人的照片对他们来说具有的意义一样。充满意义，毫无意义，充满意义，毫无意义，这就是贯穿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波浪，构筑了生命基音的刺激和兴奋。我生命最初的六年中所记得的一切，那个时期的照片和物件里所存储的一切，我把它们加以归总收集，它们是我个人身份认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用它们的意义来填充这个“我”，并以此持续下去，否则我将是空洞和毫无意义的。在这些点滴的、零碎残缺的记忆的基础上，我构建出了一个卡尔·奥韦，一个英韦，一个妈妈和一个爸爸，一栋霍弗的房子和一栋蒂巴肯的房子，一个祖父和一个祖母，一个外公和一个外婆，一个邻居和一大堆小孩子。
这简陋的临时居所，我把它称为我的童年。
记忆不是人的生命中一个可靠的度量尺度。不仅仅是因为记忆并不能代表真实。决定记忆正确或谬误地呈现事件的，并不是真实，而是记忆自身的利益。记忆是务实的，它阴险狡诈，但不是以那种敌对的，或是恶毒的方式；相反，它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取悦其主人，记忆者。一些记忆被推到忘却的空洞里，变成白茫茫一片，一些记忆被扭曲得面目全非，一些记忆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还有一些几乎完全模糊不清，而留存下的那一点点则清晰可见、极为精准。什么记忆能准确地留下，这绝不是由你来操控的。
就我而言，最初六年的记忆几乎不存在。我差不多什么也记不得了。我不知道是谁在照顾我，我做了些什么，谁同我一起玩耍，所有的这一切全是一片空白，1968年到1974年的这些日子在我的生命里是一段巨大的、空荡荡的时期。小小的我能想到的都是些无意义的小事：我站在几乎在高山上才有的那种稀疏树林中央的一座木桥上，急流的溪水在身下哗哗流过，绿色和白色的水流，我上下蹦跳着，桥身晃晃悠悠，我哈哈大笑。我的身旁站着邻居家的孩子，盖尔·普雷斯巴克莫，他也这么上下地跳动并欢笑着。我坐在一辆车的后排座位上，车在十字路口停下，爸爸转过身说，我们到米约恩达伦了。他们告诉我，这是要去看斯塔特足球俱乐部的球赛，但究竟是哪一场比赛，是本地赛事还是外地赛事，我一样都记不清了。我爬上我家房子外的那个山坡，去推那辆大塑料货车，这黄红两色的车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有关财富、幸运和欢乐的巨大惊喜。
就这些。这是我最初的六年。
但这是被定义为神圣、重大的记忆，它为七八岁时的记忆奠定了基础，童年时期的魔幻：我最早的记忆！同时，还有其他不同种类的记忆。它们不是固定、永恒的，不根据意愿自由来去，但却会不时地在自我意识中显现，像透明的水母一样在其中漂浮、升降，被一种固定的气味、固定的味道、固定的声音唤醒……这些气味、味道和声音总是能被立刻感觉出来，并且带来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当你正在做一件曾经做过的事情时，与身体有关的记忆随之而来：你举起一只手来遮挡太阳，在空中接住一个球，手里拽着风筝的线在草地上奔跑，而你的孩子们紧跟在身后。跟随情绪而来的记忆：突然的恼怒，突然的哭泣，突然的恐惧，你回到从前，身临其境，就像在自身中颠倒、翻转，年龄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往前回返。然后就是与风景相联系的记忆。童年时代的景物跟从那时起改变了的景物不一样，它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储存的。这片风景中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都带有意义，不仅因为那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第一次被见到，同时也因为它们已经被看见多次，沉淀在了意识深处，不只是粗略、近似、模糊不清—如同房屋外崛起的景物，成年人要闭上眼努力回忆，它们才会如变戏法时冒出的画面般显露，而是可怕的精准的，包含着各种细节。在脑中，我只需要把门打开，走出去，所有的画面便如潮水般向我涌来。车道地面上的粗砂砾，夏天的时候，它几乎就是蓝颜色的。单是这个，童年时代的车道！停在车道上七十年代式样的汽车！大众甲壳虫、雪铁龙、福特陶努斯、格拉纳达、领事、欧宝阿斯科纳、卡德特、拉达、沃尔沃亚马逊……好，就此打住，走过这砂砾石的路面，顺着棕色土漆刷过的围篱，穿过我们的道路，北山环路和麂鹿小道之间的那道低沟—这沟渠贯穿整个地区，还经过了两块镇外的建筑用地。路两旁泥土乌黑的肥沃山坡一直往下通向树林！这些微小、纤细的绿色茎秆几乎是猛地一下子冒了出来：在这陌生的一大片黑色中，它们脆弱而孤独，但在接下来一年中，这些细茎几乎是毫不留情地疯狂繁殖，直到整个山坡完全被浓密、茂盛的灌木丛所覆盖。小树，小草，毛地黄，蒲公英，蕨类植物和灌木丛将从前在道路和树林间清楚的分界线完全抹去。在那山坡上，顺着人行道窄小的砖石路沿，啊，每当下雨时，涓涓细流和来势猛烈的水一起贴着砖石边缘顺势而下！
往右的小径是通往新开的B-Max超市的一条近路。路旁的那一小块沼泽湿地还没有停车场里两辆车的车位大，白桦树像是安抚般地依在一旁，罩在它的上方。奥尔森的房子就在小山坡的最高处，有一条路从房子的背后切入。这路叫獾路。在左边的第一栋房子里住着约翰和他的姐姐特鲁德，修建房子的这块土地更像是一片卵石地。当我经过这所房子时，总是心惊胆战。部分原因是约翰可能会匍匐在那里，朝所有路过的孩子扔石头或雪球，部分原因是他们家有一只德国牧羊犬……这牧羊犬……啊，现在我想起来了。这畜生真是一头该死的野兽。它被拴在阳台上或是院里的车道那儿，对着所有经过的人狂吠，在绳子长度许可的范围内前进后退地徘徊着，同时咆哮低吼。它身体精瘦，有着黄色的、病态的眼睛。有一次它从坡上冲下来追赶我，因为穿着高跟鞋的特鲁德松开了手里抓着的项圈。我听说过，当有野兽追赶你的时候，比如树林里的熊，不要跑，要静静地站着，假装什么事情也没有，于是我照着这么做了，当我看见它一步步走过来时，就立刻站住不动。毫无帮助。这狗完全不在乎我是不是一动不动，它张开嘴，一口咬在了我的手臂上，就在手腕关节旁边。特鲁德随即赶到，一把抓住项圈，使劲把它往回拉，她用了很大的力气，最后它被拉了回去。我哭的同时继续快步往前走。关于这只牧羊犬的一切都让我害怕。它的咆哮声、黄色的眼睛、从嘴里伸出来的舌头、尖獠牙，现在我的手臂上还留着它的齿痕。发生了这件事情，我对家里人只字不提，我害怕受到责骂，因为原本应该做好预防这种事发生的各种措施：我就不应该刚好在那个时候出现在那儿的，或者，我不应该哭鼻子掉眼泪的，一条狗，有什么好怕的？打从那天起，我一看见那牧羊犬，就会感到一股恐惧传遍全身。这是很要命的，因为我不仅听说遭遇有危险的野兽攻击时得静立不动，也听说过狗能够闻到恐惧。我不知道是谁讲的，总之大家都这么相信，所有的人都知道：要是你恐惧，狗会闻出来的。它自己也会随之感到恐惧，或是被激怒，然后就会开始攻击。要是你不恐惧，它们是温驯的。
于是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狗怎么能够嗅到恐惧？它们嗅到的恐惧是怎么样的？要是人装作不害怕，它就不会注意到这不害怕下隐藏着的、真实的感觉吗？
住在我们家往上两栋房子的卡内斯特伦也有一条狗。是一条金毛寻回犬，叫阿列克斯，温驯得像只羊。无论在哪里，它都跟在卡内斯特伦先生的脚跟后，慢慢地，它也会跟在那四个孩子中的一个后面，如果有必要的话。它有温和的眼睛，同样温和友爱的姿态。尽管这样，我还是害怕。因为当人一出现在坡上，并且要去摁门铃的时候，它就叫起来。不是那种谨慎的、友好的或是困惑的叫声，而是强大、低沉和洪亮的。于是我站住了。
“嘿，阿列克斯，”假如周围没人的话，我会这样打个招呼，“我不害怕，你知道吧。不害怕的。”
要是有人在那里，我就得这么走下去，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在狗的咆哮声里自顾自地径直向前走，当它张开嘴巴站在我跟前时，我会弯下身在它身子的侧面拍几下，与此同时，我的心会在胸膛下狂跳，全身的肌肉由于惊恐而变得软弱无力。
“别叫了，阿列克斯！”那时达格·洛塔尔就会叫一声，他会从地窖门前的碎石子小路那儿跑上来，或者从正门的出口走出来。
“卡尔·奥韦怕狗叫声，你这蠢东西。”
“我不怕的。”我说。达格·洛塔尔只是用一种僵硬的笑容看着我，意思就是我不必试着充什么英雄了。
于是我们上路了。
我们要去哪里？
进到树林里。
到下面的于贝湾。
到下面的浮船坞。
到上面的特罗姆岛桥。
到下面的老蒂巴肯。
到那边造塑料船的工厂。
到山上。
到提耶纳湖。
到上面的B-Max超市。
到下面的菲纳加油站。
要是我们没有去那些地方，那就会在我们家的那条路上兜着圈子跑，或者聚在一栋房子外面，或者坐在路边的石条坎上，或者爬到不属于任何人的、粗大的樱桃树上去。
就这些。这是我们的世界。
但这是怎样的一个天地啊！
一个建筑区没有与过去相连的根，也没有将枝叶伸进未来的天空，就如一度出现的卫星城那样。作为切实可行的方案，它解决了一个具体问题，即所有这些暂居者应该住在哪里？对啊，就在这树林里，于是就开始在这里定期出售土地。从前树林里唯一的一栋房子属于一个叫贝克的人，他的父亲来自丹麦，在这树林的中央用自己的双手盖起了这栋房子。他们没有汽车，没有洗衣机或电视机。没有花园，只在树木间用坚硬的土地建造了一条车道。一垛垛的柴堆放在篷布下，冬天的时候，就放在一只反扣着的木船下面。他们家有两姐妹，因加·利尔和莉萨，她们在上初中，住在那儿的头几年，是她们照顾英韦和我的。她们的弟弟叫约翰，比我大两岁，穿着一身奇怪的、家里缝制的衣服，他对我们所感兴趣的一切全无兴趣，相反，对其他那些我们不知是什么东西的事，他反倒有兴趣。十二岁的时候，他自己造出一条船。不是像我们凭着梦想和探险的欲望组装出来的木筏，而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真正的船。他应该是伙伴们嘲笑欺负的对象，但并不是，或许是因为从某方面来说，我们和他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了。他不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也不想要成为其中的一员。他父亲，一个生病的丹麦人，在丹麦时他就怀有独自一人住在树林中央的强烈愿望。当在树林里开辟住地的计划被采纳和实施后，开进树林来的第一台建筑机械就停在他的住所旁边，对此他一定深感失望。
搬到这里来的家庭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都有孩子。在道路的另一边住着古斯塔夫森，是个消防员，妻子是家庭妇女，他们来自洪宁斯沃格，孩子叫罗尔夫和莱夫·托雷。我们上方的那幢房子里住着普雷斯巴克莫，他是初级中学的老师，他太太是护理，他们来自特罗姆斯，孩子叫格罗和盖尔。再往上住着卡内斯特伦，他在邮局工作，妻子是家庭妇女，他们来自克里斯蒂安桑，孩子叫斯泰纳尔、英格丽·安妮、达格·洛塔尔和温妮。另一边住着卡尔森，他是个海员，太太是商店售货员，他们是南部地区的人，孩子叫肯特·阿尔内和安妮·莱娜。在他们家上面住着克里斯滕森，海员，他太太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孩子叫玛丽安娜和埃娃。他家对面住着雅各布森，他是印刷工人，太太在家里，两人都是卑尔根人，孩子叫盖尔、特隆和文克。他们的上方是林德兰德，南部地区人，孩子叫盖尔·哈康和莫滕。到这里，我开始失去了记忆，至少记不太清他们父母的名字和干的工作了。本特，托内·伊丽莎白，托内，丽芙·贝丽特，斯泰纳尔，科勒，鲁内，扬·阿特勒，奥德劳格，哈尔沃，是这一群孩子的名字。他们绝大多数与我年龄相仿，最大的比我大七岁，最小的比我小四岁。其中的五个将是我的同班同学。
1970年夏天我们搬到了那里。那时候这片地区大多数的房子还在建设中。炸药爆破前发出的尖锐刺耳的警报声，是我成长时期里很普通的一种声音，当由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穿过地基，使得房子里的地板发出震颤时，那仿佛世界末日到来的特殊感觉也很平常。那些与土地相联系的，在地面上自然是道路、电线、森林和海洋，但在地面下的则容易唤起人的不安。我们驻足的土地，不应当是绝对坚不可摧和毫不动摇的吗？与此同时，在土地上挖开的所有那些豁口，对我和一起长大的孩子们都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当要安装下水管道或电缆，或要浇筑地窖的地基时，我们就会围在邻居的建筑工地被挖掘出的洞窟旁，往那深处望去，那下面黄色的是沙子，黑色、棕色或褐红色的是泥土，灰色的是黏土，最底部迟早会被灰黄色的、混浊不清的水层盖住，或许也会有一两块大石头露出水面。一辆黄色或是橘黄色的挖掘机在洞口上方俯视着，像一只鸟，伸出的抓斗就像鸟的长脖子末端的硬喙，旁边停着一台重型货车，车灯像眼睛似的，车头的散热器网罩像张开的嘴，遮盖车身的篷布就是脊梁。假如有大工程的话，那里也会有推土机和自卸车，最常见的是黄色的，巨大的车轮在地上压下的胎痕有我们的手掌那么宽。要是走运的话，我们会在洞口附近找到缠绕在一起的引线，我们会把它们拿走，那可是好东西，在交换和使用上都很有价值。另外，在周围地区总是可以发现电缆线轴圈，跟人一般高，还有木结构的轴筒，电缆线就是从那上面被拉出来使用的，光滑的、棕红色的塑料管，它的直径差不多有我们的一截手臂那么长。还有成堆的水泥管和预制水泥井，粗砺，但又是那么美好，比我们稍高一点，是再好不过的攀登场所；切割下来的旧轮胎被固定成长条状，供人们在爆炸时使用；成堆的木制电话线杆由于在防腐材料中浸泡过而变成了绿色；成箱的炸药；工人们换班或吃东西用的棚子。要是他们在那里，我们就与他们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看他们工作。要是他们不在，我们就爬到洞坑下面，爬到自卸拖车的车轮上，在堆着的管道上走，测试自己的平衡，到棚子的门那里去东摸摸西摸摸，从窗口往里面张望，爬到水泥井里去，推电缆的轴圈，试着让它滚动，搜集一截半截的电线、塑料手把和引线，再把它们塞进衣服的口袋里。在我们的那个世界里，没有任何人能比这些工人更伟大，没有任何工作能比他们的工作更富有意义。对其中那些技术方面的细节，我没有兴趣，对如何制造建筑机械，我也不太在意。对我来说，最最引起我注意的，除了这些活动给自然景物带来的变化外，还有他们的私人生活。比如，当他们穿着橘黄色的连体工作服，或是肥大松垮、几乎没有形状的蓝色工作裤时，会从裤袋里掏出一把梳子，梳几下头发，他们会把头盔夹在胳膊下，在机械的轰鸣声和震动中出现在那些建筑机械中间，但是，下午，那真是神奇的、几乎令人难以理解的一瞬间，从工房里出来时，他们穿的又完全是普通人的衣服，他们坐进自己的车里，像普通人一样把车开走了。
我们也关注着其他的一些工人，毫无倦意。在附近地区出现了一些电信公司的工人，这个消息像燎原之火般立刻在孩子们当中传遍了。那里停着一辆汽车，那里站着一个工人，一个电信公司的工程师，他那双爬电线杆的鞋是那么的 神奇 ！他把它们穿在脚上，把一个工具袋套在腰间，摁下绳带的安全扣，把自己和电线杆固定在一块儿，然后用缓慢的，很有把握的—对我们来讲完全是极其复杂且难以理解的—动作，开始往上攀登。这怎么 可能？ 他挺直腰杆，看不出有丝毫的压力，看不出花费了什么力气，就这么噌噌地 爬 到了顶部。当他在电线杆上工作时，我们睁大了眼睛盯着他。别担心什么从那里下来的事，因为他很快地就从上面爬了下来，一样的轻松自如，毫不费力，一样的难以理解。就想想他穿着那样的一双鞋，带着那像鼻子般弯曲着的金属杆，绕着这电线杆子这么上上下下地嗅呀闻的，那他还有什么不能干的事啊？
还有就是那些在地下水管道干活的人。他们把车停在有许多地下水管道口的那条路边上—另外，地下水管道口不是在人行道旁，就是在一些高出地面的地方，是用水泥砌抹了的那种—或者在其他的什么地方，车停好后，他们穿上靴子—那是什么样的靴子啊，一直高到齐腰处！—再用铁杆把那巨大而沉重无比的地下水管道口的圆形铁盖撬开，然后开始顺着那个洞口爬下去。首先，他们的脚消失在洞口，接着是大腿，然后是肚子，再是胸部，最后是头部……在那底下是什么，是一条隧道吗？那水怎么流动，人怎么走？啊，真是太妙不可言了。或许他现在到达的那个地方，就在肯特·阿尔内扔在人行道上的那辆自行车那儿，大约有二十米远的距离，只是在地下而已！要不，这些地下水通道口就像是某种站台，失火时人可以控制管子，从那里取水上来？这一点无人知晓。他们爬下洞去工作的时候，总是叫我们离他们远些。谁也没这个胆儿问问他们。没有人强壮到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把那无比沉重的、钱币形状的下水道铁盖提起来，因此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答，而像这样保持神秘的事情，在那个时期里还有好多好多。
开始上学以前，我们很自由，爱上哪儿上哪儿，但有两个例外。第一是大马路，从桥那边下来，直到菲纳加油站的这条路。第二是湖边。绝不能一个人独自到湖那儿去！大人们这样强调。但实际上，为什么不能呀，他们觉得我们会掉进水里去吗？不，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在那边的小草坪上踢足球，当我们坐在草坪旁的山上，深深地望着那下面的湖水时，有人讲了：在山崖陡直插进水面的那里，或许在我们身下三十米深的地方，水精灵在那里。它会捉住孩子。
“谁说的？”
“妈妈和爸爸。”
“在 这儿 吗？”
“对。”
我们瞅着下方于贝湾灰色的水面。看上去真像是有这么回事，那水下像有什么东西。
“只在这里？”其中一个说，“那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比如提耶纳？”
“或者小夏威夷？”
“那里有另外的水精灵。它们很危险。这是真的。妈妈和爸爸说的。它们捉住孩子，把他们拽到水里淹死。”
“它可能上到这里来？”
“不知道。不，我想不会。不。太远了。只有在水边时才有危险。”
从那以后我开始怕水精灵了，但没有像我怕狐狸那样怕，一想到狐狸就让我感到恐怖万分，要是我看见灌木丛里摇晃了一下，听到有什么东西经过的一阵簌簌声，我就开始朝安全区域跑，也就是往树林里的开阔地带，或者往建筑地区上方跑，那是狐狸绝不敢现身的地方。我是那样地害怕狐狸，英韦只要这么说一句：我是一只狐狸，现在我就要来抓住你—那时候他睡在上铺，我就会害怕得大叫起来。不，你不是狐狸，我说。是的，我就是，他说，从上铺床边弯下身，用手抓扯我。即使他时不时地会像这样吓唬吓唬我，但当我们各自有了自己的房间，突然间我得单独一个人睡觉时，我还是很想念他。一切都不错，毕竟这是在房子 里 ，还是新房间，但不如他和我在一起，睡在我上铺的那会儿好。那时我可以问他问题，比如说，英韦，你现在害怕吗？他可能回答说，不，为什么我会害怕？这儿没什么好害怕的哟。我知道他是对的，心也就静了下来。
七岁时，我对狐狸的恐惧消除了。但这留下的空间立刻被对另外事情的恐惧所填满了。一天上午我经过电视机跟前，那时没人看电视，它就这么开着，正在播放一部午后场的恐怖片，在那里，啊，不，不，一个没有脑袋的人正走上楼梯！啊呀呀！我飞跑进房间，但一点用也没有，我仍旧是一个人，毫无招架之力，于是我四处寻找妈妈，或是英韦，要是他们在家的话。这个无头人的画面追随着我，它不仅在黑暗里—像我看过的其他恐怖故事一样—追随我。不，这无头人在大白天里也追随着我。如果我是一个人，太阳照耀着，鸟儿歌唱着，这全都没有用，心会剧烈地狂跳，恐惧在每一段最最细微的神经里飞速流窜。最糟糕的恐怕是在光亮中的黑暗。对，要是有一些我真正害怕的东西，那就是光亮中的黑暗。最令人可怕的是，你对它毫无办法。呼唤救命没有用，站在一片开阔的空间中央没有用，奔跑也无济于事。然后就是爸爸曾给我看过的一本侦探杂志的封面，那是他小时候看过的东西，上面是个骷髅架子，那个骷髅的脑袋已经掉转过来，用它那空洞的、兔子一样的红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于是我开始害怕骷髅架子了，它会完全没来由地出现在眼前。我还害怕浴室里的热水管子。当有人把热水龙头扭开，整个水管就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要是你不立刻关掉它，接着的就是管子里一阵猛烈的敲打声。这些声响又高又刺耳，让我惊恐不安。一种避免它们的方法是，你得先打开冷水龙头，然后再把热水引出来。妈妈、爸爸和英韦是这么做的。我试过了，但这穿透了整堵墙的尖锐、刺耳的声音，和紧跟着的频率迅速增加的敲打声响，让人觉得在那下面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发狂，我尽快把水龙头关上，拔腿奔了出去，我完全被恐惧攫住了。于是早上我要不就用冷水，要不就接着用英韦用过的水，不干净，但至少是温和的水。
狗、狐狸和水管，它们是一种具体的、实在的威胁，对我来说它们有自己的所在之处，或者在那里，或者不在那里。但无头人和狞笑着的骷髅架子，它们属于死去的东西，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来显示它们的所在，它们可能是无所不在的，在黑暗中你打开的柜子里，在你正走着的楼梯上，在树林里，对，还有你的床底下或浴室里。我把自己在玻璃窗上的映像同这些另一个世界的创造物捆绑在了一起，或许因为它们只在外面黑暗时才出现，但这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念头：看着在黑色玻璃窗上自己的镜像，想到这个人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世界的幽灵，正注视着我。
开始上学的那一年，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再相信水精灵、树精或者山妖的存在，相信那些的人被我们嘲笑，但关于鬼魂和幽灵的想法依然存在着，或许因为我们没法不去想它们，死人是存在的，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有另一个想法，同样来自一个复杂的领域，这就是神话传说，它更光明、更纯洁，比如在彩虹的尽头埋藏着宝物。在上一年级的那个深秋，我们对它依旧深信不疑，于是决定出发去外头寻宝。那应该是9月的一个星期六，整个上午雨水连绵不断，我们在盖尔·哈康住的房子下面玩耍，确切地说，是在泥沙沟里，那里积满了雨水。道路在这里经过爆炸后辟出的山崖壁，水流从被苔藓、青草和泥土覆盖的山头涓涓流下，滴滴答答。我们穿着橡皮靴，很厚的防雨布裤子，不同颜色的雨衣，把雨帽翻过来盖住脑袋，这样一来，周围所有的声音都变化了；自己的呼吸声，自己的脑袋移动时，耳轮摩擦雨帽内里的声音，这些声音那么大、那么清楚，与此同时把所有其他的声响淡化了，它们好像变得遥远。在道路对面的树木之间，在我们头上方的山峰顶部，浓雾弥漫。路两边下方的那些橘黄色屋顶在灰蒙蒙的晨光中有着淡淡的光泽。山坡底下的树林上方，天空像肿胀起来的肚皮，而从那里连续不断下渗的雨水一直轻声地在雨帽上滴滴答答，给敏感的耳朵提供了一个体验的机会。
我们造了一个堤坝，但我们用铲子堆起来的沙子一直不断地滑落下去，那时候，我们瞅见雅各布森的汽车朝山坡上驶来，我们毫不犹豫，扔下手里的铲子就往下面他们的房子那儿跑，他们的车也在同一时刻停下。就在车后面的排气管那儿，一小股蓝色的烟雾升到空中。他的父亲从车的一边走下来，瘦得像根钉子，嘴里叼着一截烟屁股，他弯下身，把座位下方的一个拉杆拽起来，把座椅往前一推，好让他的两个儿子，大盖尔和特隆从车里出来，这时他们的母亲，一个瘦小的、脸色苍白的红头发女人，把坐在她身旁的女儿文克放在座位上。
“嘿。”我们打招呼。
“嘿。”盖尔和特隆说。
“你们去哪儿了？”
“去城里了。”
“嘿，孩子们。”他父亲说。
“嘿。”我们回答。
“你们想听听七百七十七用德语怎么说吗？”
“想。”
“Siebenhundert-und-siebundsiebsich
！”他用嘶哑的嗓音说了出来，“哈哈哈！”
我们也笑了。他的笑声转化成了咳嗽声。
“好了。”然后他说，把钥匙插进了车门上的锁眼，再一拧。他的嘴唇一直抽搐着，有一只眼皮也一扯一扯的。
“你们要去哪里？”特隆说。
“不知道。”我说。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吗？”
“可以的。”
特隆同盖尔和我一般大，但瘦小多了。他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下嘴唇又厚又红，小鼻子。在这张差不多有点像个木偶的脸的上方，长着浅色的、半卷曲的头发。他兄弟完全是另一副模样：细长的眼睛里透着狡黠，笑容里常常带着嘲讽，头发直直的，是黄褐色的，鼻梁上布有雀斑。不过他也一样是小个子。
“把雨衣穿上吧。”他母亲说。
“我就去穿件雨衣。”特隆说，跑进屋里。我们一声不吭地站在外面等着，手臂垂在身体两侧，活像两只企鹅。雨已经停了。一阵轻微的风让在花园下方四处都长着的细高松树的树梢摇晃了起来。一条小溪往下流到了公路边，把沿路上一些小堆的松针一起带走，那些黄色V字形的，或者鱼骨形的松针铺撒在地上，到处都有。
我们背后遮挡住天空的云彩消散了。我们身处的地方，所有的屋顶、草坪、一片片的树林和山坡，都被笼罩上一道光辉。在我们家上方的那个小山坡—我们管它叫“山峰”的那里，升起了一道彩虹。
“瞧，”我说，“雨虹！”
“啊呀！”盖尔说。
上面房子的门在特隆身后关上。他开始朝着我们跑过来。
“那座山上的雨虹！”盖尔说。
“是呀，那么我们走！”特隆说。
我们跑下山坡。在卡尔森家的草坪上站着肯特·阿尔内的妹妹，安妮·莱娜，她用眼光追随着我们。她身上穿着一个保护带，连着一根伸缩绳，固定在另一头，这样她就不会自己走远。车道上停放着她母亲那辆红色的车。车灯的一缕光线投射在墙上。在来到古斯塔夫森家门外时，特隆放慢脚步。
“莱夫·托雷肯定愿意一起去。”他说。
“我想他不在家。”我说。
“我们至少去问一下。”特隆说，经过那两个用水泥敷抹、砌成的院门柱子—正如我父亲通常调侃的那样，它们和其他庭院的门柱式样大相径庭—走进了车道。门柱的上面用水泥固定着一个金属的空心地球，一支箭穿射其中，一个弓着身的裸体男子用手把它们托举起来。这就是日晷，我的父亲也调侃说，要两个日晷有什么意义？
“莱夫·托雷！”特隆喊道，“快出来！”
他看着我们。我们三个人都喊了起来。
“莱夫·托雷！快出来！”
过去了几秒钟。我们看见厨房的窗户打开了，他的母亲探出头来。
“他就来。只穿件雨衣就来。你们别再喊了。”
关于这个宝藏是什么样的，我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是个硕大的、有三条腿的黑色铁罐，里面装着的宝物光芒耀眼。金子，银子，钻石，红宝石，蓝宝石。这个宝罐埋藏在雨虹的下面，雨虹升起和落下的地方，每边有一个。以前我们去寻找过，但以失败告终。关键的一点是要赶快，一点也耽误不得，雨虹绝不会持续很久的。
过了一会儿，在门上的黄玻璃后出现了莱夫·托雷的影子，门终于打开了。一团热空气的气浪环绕着他。他们家总是这样的温暖。我感觉到一股淡淡的酸和甜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在他们的身上就能闻到这样的气味。除了我们家以外，所有的房子都有它自己的气味，这就是他们家的气味。
“现在我们要干什么？”他说，摔上在他身后的门，玻璃发出一点小小的响动。
“山上彩虹出来了，我们去寻找宝藏。”特隆说。
“那，我们出发！”莱夫·托雷说，他开始跑了起来。我们跟着在后面跑，跑下最后的这一段坡路，来到了那条通往山顶的路。
我看见，英韦的自行车仍然没停在原处，但妈妈的绿色大众甲壳虫和爸爸的欧宝卡德特停在那里。我出来的时候，妈妈正在给地板除尘，这是我知道的最糟糕的事，我恨这声音，就像是一堵墙在朝我逼压过来。清洁做完之后，他们要打开窗户，屋内的空气是冰浸浸的，好像也把这寒冷传递给了妈妈，当她站在做清洁的水桶那儿，弯着腰拧干抹布，或是手握扫帚或吸尘器在地板上来回走动、扫地除尘的那会儿，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妨碍她，因为她只专注于这一件事，于是就没有了我的地方，在那些个星期六的上午，我感到的也是冷，事实上，冷到寒气直直地压进了我的脑袋里，甚至让我觉得连躺在床上看连环画和做一些喜欢的事情都很困难，这样一来，最后我就只能选择穿上衣服跑到外面去，希望在户外会发生点什么事情。
爸爸和妈妈都会打扫家里的卫生，这不大寻常，因为据我所知，没有其他人的父母是这么干的，普雷斯巴克莫可能是个例外，但我从来没见他打扫过，所以事实上，我有点怀疑他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爸爸这天开车进城去鱼市买螃蟹，之后他坐在办公室里抽烟，或许在改作业，或许在读报刊文章，或许在收拾、整理他的集邮册，或许在看《幻影》漫画。
在我家用黑色土漆刷过的院篱外，在通往B-Max超市的小径上，地下水通道口那儿渗出的水漫过了林间的土地。莱夫·托雷的哥哥罗尔夫几天前说过，那是我爸爸的责任。“责任”不是他通常会使用的一个词汇，于是我明白这出自他父亲之口。爸爸在地方议会有职务，而这个岛上的事务应该由他们来负责，莱夫·托雷和罗尔夫的父亲古斯塔夫森是这么认为的。地下水口渗水的事我爸爸应该提出来，那就会有人来检查修理。当我们往山上走去时，我的视线又停留在细小树木间那一片很大，因而显得极其不正常的水洼那，水面上还漂浮着白色的手纸，我决定，假如有机会的话，我要告诉父亲，他应当在星期一的会议上通报这件事。
那是他在走着。穿着蓝色的雨衣，头上没有戴帽子，穿着在花园里干活时会穿的蓝色牛仔裤，绿色的橡胶靴子高到膝盖，他来到房子的拐角处。他的上身有点扭曲，因为他手里握着一把梯子，正走过草地，紧接着他把梯子在地上放好，竖起来斜靠着房顶的屋檐。
我回过身去，加快脚步好追赶上其他几个人。
“彩虹还在那里！”我喊道。
“我们也看见啦！”莱夫喊道。
在小径刚开始的地方，我追上了他们，跟在托雷黄色的脊背后走进了树林，每次当我们把一个树枝拨到旁边时，就会有无数的雨珠滴落下来，下面那栋棕色的房子是莫尔登家的，他们家没有小孩，只有一个中学生，留着长发，一副大眼镜，总穿褐色的衣服，宽大的裤子。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也管他叫莫尔登。
到达山顶的最佳路线是经过他们花园的那条路，现在我们沿着这条路往上走，走得很慢，因为地势陡峭，而且这里还长着很高、很滑的黄草。有时候我会抓住一棵小树，拽住它往上走。在就要到达顶部的地方，山光秃秃的，山崖向外伸出去，完全不可能再往上走，至少在像现在这样湿漉漉的地面上，但在边缘处的山岩间有一道豁口，可以把一只脚放进这道裸露出的小裂缝中，这样就很容易走完最后的这几米路。
“宝藏在哪儿呀？”特隆说，他是第一个到达山顶的人。
“在那里哟！”盖尔说，他指着几米远处的一小块高地。
“哎呀，不是，”莱夫·托雷说，“在那下面。看！”
所有的人都转过身往下看去。彩虹横在下面很远的树林上方。它的一端在贝克家房子下的树林上方，另一端大约在通向那一溜狭长海湾的草坡旁。
“那，我们下到那里去？”特隆说。
“但或许宝藏还是在这里，”莱夫·托雷说，“至少，我们可以再找一会儿哟。”
于是，我们一起用方言又说了一遍：“至少，我们再找一遍哟！”
“它们不在这里的，”我说，“宝藏只在有彩虹的地方。”
“谁到这儿来把宝藏拿走了？我倒想知道这个。”莱夫·托雷说。
“这没有什么人哟，”我说，“你是不是整个傻了，你？也没有人到这里来把宝藏拿走，只有你才会这么想。是因为彩虹。”
“你才傻了，”莱夫·托雷说，“它不可能自个儿消失哟。”
“它可能的。”我说。
“不可能。”莱夫·托雷说。
“就可能，”我说，“那，找吧，看你是不是能找到！”
“我也要来看看。”特隆说。
“我也要看看。”盖尔说。
“我不看。”我说。
他们转过身往深处走，同时目光从左边扫射到右边。我被吸引了，其实我想跟着他们走的，但现在可不行。于是我朝外面望去。再没有比这里更好的、能俯瞰周围景物的地方了。你看那座桥，就仿佛是从树冠上升起的，看水流的狭窄处，那里总有来往航行的船只，看矗立在另一边那硕大的、白色的天然气罐。你看耶尔斯塔岛港口，那新建的道路，看横在路上方的低矮水泥桥，和更深处的于贝湾。再看那片建筑地区。树丛间所有那些红色和橘黄色的屋顶。道路。我们家的花园，古斯塔夫森家的花园；除此之外的一切全被遮掩了。
建筑区上方的天空现在几乎是蓝色的了。朝向城市的云彩是一片白色。但再看另一边，在于贝湾背后，它们仍然灰暗凝重。
我可以看见在下面的爸爸。一个丁点儿，丁点儿小的黑影子，不比一只蚂蚁大，站在靠着屋顶的梯子上的最高一级。
想着，他能够看到上面我这里吗？
从大海深处刮来一阵风。
我转过身去寻找他们。两块黄色和一块蓝色的斑块在树林间来回地移动着。高地上方的山峰，黑灰色里带着一点黄色，近似于远处的天空，在山的裂缝处有几乎是白色的草。一段树干横在那儿，它的主枝干没有触及地面，重量全部由细瘦的树杈支撑，静静地一动不动。看起来样子很奇怪。
从这里开始的树林，我只走进去过一小段。在这条路上，我走到的最远的地方，是那棵巨大的、被连根拔起的树那儿，往里面走或许还有三十米左右的路。从那里往下方看，看到的是一片倾斜的山坡，除了石楠之外什么都不长。两边都是长而细的松树，生长得极为紧密的云杉树像堵墙一样伫立在它下方，这儿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大的、围拢的房间。
那一次盖尔说他看见了一只狐狸。我不相信他，但对狐狸这种东西是不能乱开玩笑的，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把干粮和果汁都带在身上，来到了山峰的边缘，在那里，我们感到整个世界就在我们脚下。
“在这里！”莱夫·托雷叫道，“我的天！宝藏！”
“我的天！”盖尔喊道。
“你们别骗我！”我也回喊了一句。
“呵呵！”莱夫·托雷喊道，“我们有钱了！”
“我的老天爷！”特隆喊道。
然后就是一片沉寂。
他们真的找到了宝贝吗？
不会的。他们是想骗我。
但雨虹坠落的地方恰恰就是这里。
要是莱夫·托雷说的是真的，那铁罐不是随彩虹一起消失的，那又该怎么办？
我向前走了几步，想透过杜松子莓树丛看看站在后面的他们。
“哎哟！看看这个！”莱夫·托雷说。
我下定决心，立刻快步朝那里走去，小跑着在树干和树丛间穿过，然后停下了。
他们看着我。
“你上当了！哈哈哈！你上当了！”
“我一直都知道你们是在骗我，”我说，“我只是来叫你们。要是我们再不赶紧，彩虹就消失了。”
“我不信，”莱夫·托雷说，“是我们把你骗了。承认吧。”
“走吧，盖尔，”我说，“我们到那下面去找宝藏。”
他看着莱夫·托雷和特隆，有点不情愿的样子。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他跟我走了。后来特隆和莱夫·托雷小跑着跟上来。
“我得撒泡尿，”莱夫·托雷说，“我们来比赛一下，看谁尿得最远？站在崖边上？这一定会是一股真正又长又远的尿！”
爸爸在下面，或许能看见这儿，在这时候往外撒尿？
莱夫·托雷已经把防雨裤褪下来，开始拉开裤裆前段的拉链。盖尔和特隆也已经在他的两旁摆好了架势，拉下防雨裤，屁股开始扭动起来。
“我没有尿，”我说，“我刚刚撒过了。”
“你没撒，”盖尔说，他把头向我转过来，与此同时，他的双手还是握着阴茎，“我们一整天都是在一起的哟。”
“我是在你们找宝藏那会儿撒的。”我说。
下一秒钟，他们撒出的尿就冒出了热腾腾的雾。我往前走了几步，想看是谁尿得最远。出人意料，这人竟是特隆。
“罗尔夫把包皮往上拉了拉，”莱夫·托雷说，一边把自己裤子的拉链拉上去，“他的尿立刻就撒得远多了。”
“雨虹不见了。”盖尔说，最后抖了抖手里握着的小象鼻，把它塞到裤子里。
大家都往山下看。
“我们现在怎么办？”特隆说。
“不知道。”莱夫·托雷。
“我们去下面的船屋？”
“我们去那里干什么？”
“比如说，爬上屋顶。”我说。
“那我们就爬屋顶！”莱夫·托雷说。
我们斜着走下山崖，披荆斩棘般地穿越在这紧密的云杉树林里，五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一直沿着狭窄海湾的砾石路上。
在这片草坡的另一面，冬天的时候我们常在那里滑雪。在夏天和秋天的时候我们很少到那下面去，我们到那儿去干什么呢？那海湾里的水很浅，又是黏质土壤，不能游泳；那里的房子都歪斜倒塌了，对面的那个小山冈完全荒芜了，被海鸥们盘踞，成为了鸟的世界。当我们在那儿漫游时，通常是没有目标的，就像这天上午一样。在那最上边，在这片倾斜的土地和树林的边缘之间，伫立着一栋白色的老房子，里面住着一个年老的、白头发的女人。我们对她一无所知。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有时候我们会朝屋里望去，用手扶着窗框，把脸贴在窗玻璃上。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也不是出于好奇心，只是随兴所至。我们看见了客厅里的老式家具，或厨房里的那些旧物件。房子的旁边，这条狭窄的砾石路的另一面，有一个红色的，像是业已坍塌下去的一所粮仓。在那最最下面，在从树林里流出来的小溪边，有一个没有油漆过的旧船屋，沥青油毡板的屋顶。沿着溪水的两边生长着欧洲鳞毛蕨，与它细小的根茎相比较，植物的叶子显得相当的宽大；要是用手把它们拨到一旁，以游泳般的动作前行，来检视一路所经过的一切，看上去地面就是一片裸土，好像这植物在欺骗我们—它们显得那样的青翠欲滴、繁茂茁壮，但事实上，在那密集茂盛的叶片下，几乎就只有泥土。再往下，更靠近水的地方—是泥土或黏土或什么其他的—是红颜色的，近似铁锈的颜色。有时候能在那里挖掘出各种各样的东西，一小片塑料袋或是一个避孕套，但不是在像这样的日子，现在，道路下面的地下水通道口喷涌出急流般的水，它们首先在这片面积不大，但有各种杂草生长、盘踞的地域冒着气泡停留，然后向四处漫流开去，流入了那道狭窄的海湾。
由于年代久远，船屋已经完全变成灰色的了。在有的地方，人可以把手伸进板条之间，所以我们知道里面的一切，尽管我们当中并没有谁曾进去过。通过这些裂缝往里瞅了一小会儿后，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屋顶上，试图研究如何才能够爬上去。为了上屋顶，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踩脚的地方。附近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东西，于是我们蹑手蹑脚地爬到粮仓上，站在那里四处张望了一番。首先我们得确定屋后没有停放着车—有时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车主是个男人，或许是她的儿子，当我们试图延长在那条道路上的奔跑路线时，他有时不会让我们从院子里跑过，而她绝不会干涉我们。所以我们对他有几分畏惧。
没有车停在那里。
一些白色的罐子散放在墙边。我在外婆和外公的农场里见过这些东西了，是甲酸。一只生锈的桶。一道被卸下了的门。
但是那里，啊！一张长凳！
我们把它举起来。它几乎像是牢牢地长在土里。当我们把它摇松、抬起时，凳子周围满是潮虫和一些小小的、类似蜘蛛的爬行动物，在那儿来去匆匆、活跃万分。我们几个人一起把凳子架起来抬着走，经过田地，到了下面的船屋，把它斜靠在墙上放好。莱夫·托雷，我们当中公认的最勇敢的一个，头一个尝试。他站在凳子上，把一只胳膊肘放在屋顶上，用另一只手使劲抓住屋檐，然后把一条腿甩向空中。他的腿举过了屋顶，瞬间搁到了屋顶上，但在他把身体重量放到腿上的同时，握住屋檐的手松开了，他像一只口袋那样垂直落下，没有丝毫挽回的余地。他刚好落在凳子的斜面上，然后顺着滑到地上。
“啊哟！”他说，“嗷，撒旦！啊哟哟。啊！啊！啊！”
他慢慢站起身，看了看手，在一边的大腿上揉了几把。
“啊，弄得我好痛！现在该另一个人试了！”
他望着我。
“我的手臂不够强壮。”我说。
“我可以试试。”盖尔说。
要是莱夫·托雷是凭他的勇敢为大伙所知晓的，那盖尔就是凭借行事任性轻率、毫无顾忌。但这不是他的本意，如果依照他自己的心愿，他可以坐在室内画画，虚度一整天，但只要有人哄他、鼓励他，他就会干些出格的事。或许他有点容易上当。这个夏天，在他父亲的帮助下，他和我造了一架木盒子车，车做好以后，我坐在木头车厢里，让他推着车兜圈子，就只是为了让人说他有多强壮。容易上当受骗，还总是一味蛮干，有时，对盖尔来说，完全没有任何禁忌，到了这时，他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盖尔采用的方法与莱夫·托雷不一样。他站在凳子上，用双手抓住房顶上伸出来的那段屋檐，试着在墙上往上走几步，全身所有的重量都集中在他牢牢抓紧的手指上。这真太蠢了。如果他能成功攀缘上去，他的身体就会处于与屋檐保持平行的状态，显而易见，这比他刚开始的位置还要糟糕得多。
手指滑落了，他掉了下来。先是屁股撞在凳子上，然后是后脑勺。
他发出了叹息般的咕哝声。他站起身来，我看他摔得不轻。他一前一后地走了几小步，又是一阵咕哝。“哼”的一声，他又重新站了上去。这一次他采用了莱夫·托雷的方法。当他的腿够到屋檐时，好像有一个电流穿过周身的震颤，他把腿搁到沥青屋顶上摆好，身体一个反转，接着“砰”的一声，他的膝盖跪在了屋顶上，他朝下瞅了我们一眼。
“一点不难！”他说，“来吧！我把你们一个个拉上来！”
“你办不到。你还没有这么大的力气。”特隆说。
“至少，我们可以试试。”盖尔说。
“你下来吧，”莱夫·托雷说，“不管怎样，我得马上回家了。”
“我也是。”我说。
在屋顶上的他没有表现出失望的样子。或许是克制着没有表现出来。
“那，我再跳下来。”他说。
“这不会太高了吗？”莱夫·托雷说。
“不高，”盖尔说，“我就想过过瘾，痛快一下。”
他在那儿蹲了很久，朝下注视着地面，同时做着深呼吸，一呼一吸的，仿佛他是准备跃入水中。一瞬间，他身体里所有那些绷紧了的都消失了，他一定改变主意了，然后他又是一副精力旺盛的样子，纵身一跳。倒下，滚了一圈，再一蹦而起，轻巧得像根羽毛，他在大腿上拍了又拍，几乎是为了表示一种轻松自得，然后他静静地站住。
换作是我，要是像这样一个人爬上屋顶，我会觉得是件非常了不起、值得欢庆的大事。但莱夫·托雷绝不会就此罢休。他可以一整晚都在这里爬上爬下，为了掌握平衡的奥妙，在哪一天突然展现给我们看，他会一直这么干的。而盖尔又属于另一种类型。事实上他会干出完美无缺的、漂亮的事，比如，他可以在冬天一跃而起，在空中穿过五米的距离后，坠入一个雪堆里—没有其他人敢这么做—不掂量这事会给他带来的任何后果。这里不涉及孰是孰非的问题。盖尔就是盖尔，不管他干出什么事儿，想出什么花招。
没说一句话，我们向坡上走去。在一些地方，水已经把部分路面冲走了，其他地方也出现了长长的水坑。我们停下来了一会儿，脚在一块特别湿润的地方深深踩下，周围被水浸透的砾石子顺着靴底冒上来，这种感觉真好。我的手有点冷。当我攥紧它们时，手指成为了这红色的肉体上发白的印记。但这些疣子—一个大拇指上有三个，另一个大拇指上有两个，有一个在食指上，手背上还有三个—它们是不会改变颜色的，始终是微淡的褐红色，里面有许多小的凸起，可以用手把它最上面的一层刮除掉。我们又进入了另一片土地，它的终端是石头围墙，围墙背后是片树林，像一堵纵向生长的、高大的云杉树墙壁，环绕着大地，或许有十米之高，这里的地势相当陡峭，偶尔有向外探出的光秃山峰。当我来到这里，或者是近似这样的地方时，常常会高兴地想到，这里就跟外面大海边的景色一样。原野就是海面，山峰和小岛从那里矗立而起。
啊，那就可以划着船在树林里穿行！那就可以游泳进到树林，在树木间穿行！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了不起的事！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车开到岛外去，把车停在那个老射击场，走到下面的岩石那儿。我们有固定的一个地方，离斯普内斯沙滩不远，那里自然是我最愿意待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沙子，我可以蹚水，可以想踩多深就踩多深。岩石旁边的水相当深。那下面一定会有一个小山坳，一种积满水的小坑，你可以从那里攀缘下去，那里可以游泳，但水的面积不大，底部高低不平，还覆盖着藤壶
、海带和贝壳。外面的海浪拍打着岩石，导致里面的水也涌升起来，有时候会升到脖子那里，我穿着的泡沫塑料救生背心被托举到了我的耳边。陡峭的四壁强化了水波拍石的气氛和声音效果，让人有一种身陷洞窟的感觉。这时候我站在那里，心惊胆战，突然间呼吸变得不能自如，只能颤抖地，大口地喘着粗气。当海浪退去时，洞里面的海水下沉，发出簌簌的唏哗声，同样令人恐惧不安。当大海沉寂下来，爸爸可能会把那黄绿色的游泳气垫吹得鼓胀，我可以躺在那上面，在靠近岸边的地方漂浮着，我赤裸的皮肤贴着被水浸湿的塑料，没沾水的脊背被火辣辣的太阳烤着，手在水里微微划动，周围水花四溅。海水是那么新鲜，带着咸味儿，看看那固定在岩石上的一长溜海带，像波浪般一前一后缓缓地漂荡起伏，寻找水里的鱼儿或是螃蟹，或用眼睛追随远处的一艘船。下午会有丹麦的渡轮开进来，当我们来时，能看见它出现在地平线上，当我们离开时，它就停靠在海湾外，在那些低矮的山丘和礁石之间高高屹立，纯白的，神圣庄严的颜色。是金星号？或者是克里斯蒂安四世号？这整个岛屿西南边的孩子，大概也有住在加尔蒂松德（Galtesundet）另一边的—对我们来说那是个陌生的海岛，会在渡轮来时过来游泳，因为船尾激起的波浪又大又猛烈。就在这样的一个下午，我躺在游泳垫上，用桨划着水，陡然间海浪把我抛到空中，然后又把我抛进水里。我像石头一样沉了下去。在或许有三米深的水里，我手脚并用，一阵乱扑腾，惊呼救命，吞进了几口海水，于是变得更惊慌，不过这或许只持续了二十秒钟的时间，因为爸爸看见了一切。他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把我拖起来，拽到了陆地上。我吐了几口水，感到几分寒意，接着我们就回了家。这不是什么危险的事，在我心里没有留下什么印记，只有在我回家后，心里才充满了诸多感受，我爬上山坡，要把发生的这一切告诉盖尔：世界是我的脚踩踏着的某些表面之上的东西，它坚实、难以穿越，人不可能在其间坠升，不管是上升到陡峭的山峰，还是坠落到深深的低谷。我当然本来就知道它是如此，但以前从未感受到—我们行走在一个表面上。
尽管有这个插曲，以及我在那狭小水湾里游泳时偶尔感受到的惴惴不安，我始终很期待开车去海湾的这些旅行。坐在英韦身边的一条毛巾上，朝外望着那浅蓝色的、如镜面一样的大海，以及尽头处的海天一线，巨大的轮船总是在那里缓慢地移动、滑行，长达数小时，要不就观望托龙根的两座灯塔，像是以蔚蓝天空为背景，清晰地勾勒出的白色图画：再没有比这更赏心悦目的了。喝装在红条格子冷藏袋里的果汁，吃饼干，或许眼睛跟着爸爸转，看着他走到山顶的边缘处，褐色的皮肤，肌肉发达，几秒钟后纵身跳入他身下两米远的海水里。当他从水里冒出来时，他晃头甩掉水珠的模样，把头发从眼睛那撩开的方式，他周围水波的喧哗声。当他向海里游去时—划水的动作沉重而缓慢，漂浮在水里的身体上下升落—他的眼睛里会出现难得的喜悦。或许到那边远一点的地方去，到山石上的两个坑洞那儿去，一个坑洞有一人深，往下可以看到明显的螺旋形标记，里面装满咸的海水，在底部覆盖着绿色的海藻植物和一簇宽大的海带，另一个洞没有那么深，但也一样的美丽。或许到上面的浅水坑那儿去，岩石的凹陷中蓄满了水，极咸，热乎乎的，只有每次暴雨之后，那里的水才会得到更新，水面上布满了纷飞的小昆虫，水底铺盖着黄色的、看上去病怏怏的藻类植物。
就在这样的一天，爸爸决定要教我游泳。他要我跟着他来到水边。那里的水面上漂浮着一些光滑的小海带叶片，或许下面的水有半米深，这就是我要站着的地方。而他自己已经游到了一块礁石那，离开岸边有四五米远的地方，他向我转过身来。
“现在你游到我这里来。”他说。
“水太深了！”我说。确实如此，水底部的两块小礁石隐约可见，或许有三米深。
“我站在这里，卡尔·奥韦。要是你沉下去了，你想，我会不救你吗？游吧，开始。这没有一丁点儿危险！我知道你行的。扑到水里去，双臂划动。要是你这么做，你就学会游泳了，明白吗！那你就会游泳了！”
我在水里蹲下。
海床在水下深处闪烁着绿色的微光。我可以在这水面上漂浮前行吗？
胸膛下面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当我感到恐惧时总会这样。
“我不能！”我喊道。
“你一定能的！”爸爸回喊道，“这一点不难！只要你扑出去，用手在水里划一下，你就到我这里了。”
“我不能！”我说。
他看着我。然后叹了口气，游了回来。
“OK，”他说，“我在你身旁游。我可以在下面托着你的腹部。那你就 不会 沉下去了！”
但我 不能 。为什么他就不明白这一点？
我开始哭了。
“我不能。”我说。
我的脑袋里是深水，我的胸膛里是深水。我的手臂里是深水，我的腿里、我的手指里和我的脚丫子里都是深水。我的周身上下全是深水。我能抛开这念头，不再去想 它 吗？
现在再看不见爸爸的笑模样了。他板着一张脸走上岸来，朝我们放东西的地方走过去，回来时拿着我的救生背心。
“那，穿上这个吧，”他说，把救生衣扔给了我，“现在就算你想沉也沉不下去了。”
我穿上了救生衣，虽然我知道这无济于事，什么也不会改变的。
他又游出去。向我转过身来。
“现在开始游！”他说，“游到我这儿来！”
我蹲下去。水冲在了我的游泳裤上。我把双臂向前伸到水下。
“对，就是这样的！”爸爸说。
只要弯身向前扑到海里去，手臂划动几下，就完事了。
但我做不到。说什么我也不可能在这深水里游着前行。
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快呀，就现在，孩子！”爸爸喊道，“我们不能在这耗上一天！”
“我做不到！”我回喊道，“你听见了吗！”
他的脸僵硬了，望着我的眼睛陡然间变得怒不可遏。
“你要顽固不化地和我对着干是不是？”
“不是。”我说，没法忍住抽泣。我的双臂颤抖起来。
他游了回来，狠狠抓住我的胳膊。
“到这儿来。”他说。他试着把我往水里拽。我把身体朝陆地的方向扭。
“我不要！”我说。
他松开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好吧，”他说，“那我们知道了。”
然后他朝我们放东西的地方走去，用两只手举起毛巾在脸上搓擦。我脱下救生衣，跟着走过去，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停下。他抬起一只胳膊，用毛巾擦拭腋下，然后又擦另一只胳膊。他向前弯下身，擦干大腿上的水，接着扔下手里的毛巾，拿起衬衣，在扣衬衣纽扣的同时朝外望去，看着极为平静的大海。穿好衣服后，他把袜子套上，脚伸进鞋里。这是一双没有鞋带的棕色皮鞋，和袜子、游泳裤都不般配。
“你还在等什么？”他说。
我把那浅蓝色的拉尔斯·帕尔马斯T恤衫—那是祖父祖母送给我的—往头上一套，把蓝色的跑鞋穿上，系好鞋带。爸爸把两个果汁的空瓶和橘子皮装进冷藏袋里，再把袋子往肩头一甩，开始迈步走，揉皱了的湿毛巾被他捏在另一只手里。在回到汽车那儿的路上，他一言不发。随后他打开车的后备箱，把冷藏袋放进去，从我手里拿走救生衣，和他的湿毛巾放在一起。我也有一条湿毛巾，看上去他没想到它，而我当然也不会拿这个来烦他。
虽然他把车停在阴凉处，但车依旧在太阳下面。黑色的座椅灼热，刺痛我的大腿。一瞬间里，我犹豫要不要把湿毛巾盖在座位上。但他一定会注意到。于是我把手掌贴着座位，放在大腿下面，再坐在手上，手尽可能地往里藏着。
爸爸发动汽车，以起动时的慢速向前驶着；这块被叫作射击场的、完全敞开的砾石地，到处都是大石头。他后来驶入的这条路面上有许多大洞，于是他仍然一样慢慢地开着。绿色的树枝和灌木丛在引擎盖和车顶上拂过，有时撞到树枝干，还会有小的撞击声。我的手心还是烫得发痛，但现在好一些了。那时候我才想到，爸爸也穿着短游泳裤，坐在发烫的座位上。我飞快地瞅了一下他在镜子里的那张脸。面无表情，让人一点都察觉不出他的大腿正被刺痛着。
当我们开到教堂下面的那条主路时，他大力加快了车速，在回家最后五公里的路上，他驾驶的速度大大超过了规定的时速。
“他有恐水症。”那天下午他对妈妈说。这不是真的，但我一声不吭，我可没那么傻。
一个星期后外婆外公来这里做客。这是他们第一次到蒂巴肯来看我们。他们在南伯沃格的农场里时，没有一丁点儿的不妥，那里非常适合他们，外公穿着他的蓝色连裤工作装，高筒的棕色橡胶靴，戴着黑色的短檐帽，不断地往地上吐烟叶唾沫；外婆穿着她那很旧但极为洁净的连衣裙，灰白头发，身躯宽大，手总是微微地颤抖着。爸爸从谢维克把他们接来，当他们从停在我们房子跟前车道上的车里走出来时，我立刻发现他们与这里格格不入。外公穿的是质地很好的灰色西装，浅蓝色衬衣，戴着一顶灰色帽子，手里握着他的烟斗，不是像爸爸那样握着烟斗柄，而是用手指把烟斗头握在手里。后来领着他们在我们的花园里转悠时，我看见他用烟斗柄指指点点。外婆穿一件浅灰色大衣，浅灰色的鞋，手臂上挽着一个手提袋。在这里是没有人像这样穿衣服的。在城里也没有人像他们这样穿。他们好像来自另一个时代。
他们用陌生将我们的房间填得满满的。妈妈和爸爸的态度也突然改变了，尤其是爸爸，完完全全就是他通常在圣诞期间才会有的那种做派。他一贯说的这个“不”字成了“为什么不呢？”，他对我们警惕的目光变得友好，有时候从旁边无意经过时，甚至会将一只手放在我或是英韦的肩头上。尽管他看似很感兴趣地同外婆进行谈话，但我看见他其实是兴味索然的，总是短暂地望着别处，那时候他的眼睛是木然的。外公，神采飞扬、情绪高涨，但在这里，他看上去不像在自己家时那样有安全感，他对爸爸的失神毫无察觉。或许他只是忽略了这点。
在一个他们和我们在一起的晚上，爸爸买了螃蟹。对他来说，这才是地道的欢宴，虽然还没有到吃螃蟹的季节，爸爸还是把它们弄到手了。但外婆和外公是不吃螃蟹的。要是外公的渔网里打捞上了螃蟹，他就又把它们扔回海里去。是爸爸把这事讲出来的，他把这当作笑话，当作是一种迷信。说螃蟹不如鱼干净，只是因为它们在海底下爬来爬去，而不是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在上层的海水里自由地游动。螃蟹有吃尸体的可能，因为它吃所有坠落在海底的东西，但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恰恰是 这些 螃蟹在 这个 晚上吃了斯卡格拉克海底最最深处一些死去了的东西？
一个下午，我们坐在花园里喝咖啡和果汁，之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看连环画册，我听见外婆和外公走上了阳台。他们没有说一句话，踩踏在楼梯上的脚步很沉重，他们走进了客厅。阳光停驻在我房间的墙壁上，给它镀上了一层金色。户外的草坪笼罩在一片浓重的金黄色，甚至是棕褐色中，尽管爸爸在规定的浇水时间一开始就立即扭开了水龙头。我望着外面的路，所有的房屋，所有摆放着室外家具和玩具的花园，所有的汽车和所有那些靠放在墙壁和门前阶梯上的各式小工具，在我的眼里，仿佛这一切都在沉睡当中。我淌着汗水的胸脯接触被套的那种黏腻令人很不舒服。我站起身，打开门，走进了客厅，在那里，外婆和外公各自坐在他们的椅子上。
“你们想看看电视吗？”我说。
“好呀，新闻联播快开始了吧？”外公说，“知道吗，我们对这个有兴趣。”
我走过去拧开了电视开关。几秒钟后图像出现了。然后屏幕上的光亮慢慢显现，新闻节目的标志N变得越来越大，在同一时刻还响起了单调的、近似木琴的声音，叮—咚—叮—咚咚，先是轻微的，然后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向后退了一步。外公在椅子上弓着身，手里握着的烟斗柄指向前方。
“好了。”我说。
其实我是不能自己开电视的，也不能扭开靠墙立着的柜子架上放着的那台大收音机的开关，如果我有什么想看或是想听的，总是得先问妈妈或是爸爸，请他们帮我打开。但现在我是为着外婆和外公，那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突然，屏幕上的画面飞快地翻滚起来。颜色扭曲变幻。然后一道闪光，一声很响的“噗”，然后整个屏幕漆黑一片。
啊，不。
啊，不，不，不。
“电视怎么啦？”外公说。
“坏了。”我说，眼里充满泪水。
是我把电视弄坏了。
“随时都可能出这样的事的，”外公说，“其实我最爱听的是收音机播的新闻哟。”
他从椅子里站起身来，拖着小步子走到了收音机那里。我走进我的房间，恐惧地打着寒噤，胃里翻滚起来，我在床上躺下。凉的被套接触着我温暖的、赤裸的皮肤。我从地板上一堆杂志里取出一本。但我没法读下去。很快他就要走进屋里，走到电视机那里拧开开关。电视机坏的时候要是我是一个人，还有可能假装不知道，这样他就会认为电视机是自己坏的。但他大概仍然会认为是我—因为这种事情他会嗅出来的，两人面对面，没必要多用一个眼神，他就能猜出发生了什么不对劲的事。无论如何现在假装不知道都完全没用，因为外婆外公在场，他们会告诉他发生的一切，我要是再试图掩饰，结果将会糟糕得多。
我在床上坐起来。有什么在胃里压着，但身上没有生病时那种高热和虚弱的感觉，是寒冷和疼痛，它们顽固地盘踞在那里，全世界的眼泪也不能将它们融化。
我坐了一会儿，哭了起来。
要是英韦在家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到他的房间里去，和他在一起，能待多久就待多久。但他不在家，和斯泰纳尔和科勒一起游泳去了。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要是我走进他的房间，就会更接近他，即使房间是空荡荡的，它也能给我增添勇气。我打开门，步履小心地穿过走道，进入他的房间。他的床漆成了蓝色，我的是橘黄色的，就像他的柜子是蓝色，我的柜子是橘黄色的一样。那里有英韦的气味。我走到床边，坐下来。
窗户开了一道缝！
这远比我敢希求的要多得多。这样一来我就能听到下面阳台上他们的声音，而他们不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窗户是关着的，我打开窗户时就会暴露自己。
当爸爸拥有好心情时，他升高和降低的声音就会像现在这样平和安静。我还在其中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更清亮，更柔和。传来了客厅里收音机的声音。出于某种理由，我觉得外公外婆在睡觉，他们坐在各自的椅子上，眼睛闭着，嘴是张开的，或许因为在南伯沃格，当我们去看望他们时，他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坐着的。
外面有杯子和碟子互相碰撞的叮当声。
他们在收拾桌子，要进来了吗？
是的，紧接着是妈妈的拖鞋走路的踢踏声，当她穿拖鞋绕着房子走时，就会发出这个声音。
我就要看见她了！那我就可以先对她讲出这一切！
我等待着听到下面的门被打开。然后，妈妈走上楼梯，手里端着的托盘里有咖啡杯、餐盘、玻璃杯和那个锃亮的、有个红色盖子的咖啡壶，壶下面的垫板是英韦用衣夹子在工作坊做成的，我走出去，来到过道上。
“这么好的天气你站在这里？”
“是。”我说。
她正要从我的身边走过去，但她停住了。
“出什么事了？”她说。
我垂下眼睛。
“出事啦？”
“电视坏了。”我说。
“啊，不，”她说，“是件倒霉事。外婆外公坐在里面吗？”
我点点头。
“我正想要去叫他们。这是个美妙无比的傍晚。你也到外面去，你不愿出去吗？你可以再喝点果汁，要是你想喝的话。”
我摇摇头，又走回我的房间。刚走进门，我就停了下来。或许最聪明的办法是跟他们一块儿出去？有他们在场，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即使他知道我弄坏了电视机。
但他们的在场也可能会让他倍加恼怒。上一次我们去南伯沃格时，所有的人都围坐在餐桌旁，谢尔坦讲起了英韦和邻居农场的孩子比约恩·阿特勒打架的事。大家听了这事都哈哈大笑起来，爸爸也笑了。但当妈妈领着我到商店去买东西，其他的人都在饭后打盹时，英韦手里拿着一本杂志躺在床上，这时候爸爸走进去，猛地一把拽起他摇晃，把他在两堵墙之间掼来掼去，只因为他和人打了架。
不，最好还是待在这里。当他和他们坐在一起时，如果外公或是妈妈说电视坏了，或许他会发火。
我又躺回床上。胸膛里又窜过一股难以克制的战栗，又一轮眼泪喷涌而出，流了下来。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他马上就会来。
我知道的。
很快他就会来了。
我用手盖住耳朵，闭上眼睛，试着去设想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有这黑暗和这喘气的声音。
无能为力的念头很快主宰了我，但我做出了反抗之举，我要和它对着干，我选择不屈服。我跪在床上，朝窗外望去，强烈的日光铺洒在大地上，屋顶上的瓦闪烁着金光，玻璃窗明亮耀眼。
下面的门打开了，又砰地关上。
我惊慌地环视四周。然后从床上下来，把放在书桌前的椅子拉出来，坐了下来。
楼梯上响起的脚步声落步沉重，那是他。
我不能这么背对着门坐着，我又站起身，坐在床的边沿。
他一撞，门开了。他往屋里走了一步，站住，看着我。
他的眼睛变得细长，嘴唇紧紧抿住。
“你都干什么了，小子？”他说。
“没什么。”我说，眼睛看着下面。
“我和你说话的时候要看着我！”他说。
我看着他。但我没法那样做，便又垂下眼睛。
“耳朵也不好使吗？”他说，“看着我！”
我看着他。但我没法注视他的眼睛。
他在地板上迅速地跨了三步，一把揪起我的耳朵，拧着它转的同时把我拽了起来。
“开电视的事情我是怎么说的？”他说。
我哭咧咧地没法回答。
“我是怎么说的？”他说，手拧得更狠。
“我……我不……不……不能自己去开电视。”我说。
他松开了我的耳朵，用两手抓住我的胳膊，一阵摇晃。
“现在看着我！”他吼道。
我抬起头来。被他这么一摇晃，泪水差不多全甩干了。
他的手指在胳膊上捏得更紧。
“我不是和你说过让你离电视远点？是不是？我不是这样说过吗？现在我们得买新电视，我们到哪儿去弄买电视的钱？你能回答吗？”
“不……呜……呜……不。”我抽噎着。
他把我扔回到床上。
“现在你给我待在屋里，直到我叫你出来。明白吗？”
“明白。”我说。
“今天晚上把你关在屋里，明天也把你关屋里。”
“是。”
然后他出去了。我哭出声来，所以无法听出他往哪里去了。我的呼吸声断续地起伏着，像是爬楼梯时那样。我的胸部在颤抖，双手也在颤抖。我躺在那哭起来，大约哭了二十分钟的时间，才渐渐平复下来。我又跪在床上往窗外张望。腿还在发抖，手也在发抖，但我注意到，一切在慢慢地恢复正常，仿佛在经历了一场暴风雨后，我走进了一间安静的房间。
从窗户那里，我可以看见普雷斯巴克莫的房子和房前花园的全景—他家与我家挨着，可以看见古斯塔夫森家的房子和房前的花园，卡尔森房子的一角和克里斯滕森房子上部的一点儿。我能看见道路往上，一直延伸到邮箱那儿。下午的太阳挂在山坡顶端树梢上方的天空中，看上去好像更炽热，更强大。空气完全地静止了，没有一棵树或是一簇树丛在动弹，万物纹丝不动。人们绝不会坐在自家房子前面的花园里，这会被叫作“橱窗展览”，关于这点爸爸常这么说，这是在向所有人展示；在附近，所有的户外家具和烧烤炉都是放置在房子背后的。
然后，突然有了一点动静。卡尔森家的门打开了。肯特·阿尔内走了出来。我只能看见他的脑袋出现在停放着的车上方，闪着白光的头发在滑动，就像木偶剧里的一个木偶。几秒钟后他完全不见了，随即，坐在自行车上的他又出现在视线里。他踩着脚踏板，轻轻一蹬，车滑行到路上，再使劲一蹬，车就以相当快的速度冲到上坡路上，在古斯塔夫森家门前一拐弯消失了。两年前肯特·阿尔内的父亲去世了，他曾经是个海员，我几乎不记得他了，只记得一次在下坡路上，我们碰见了他，天很冷，有太阳，但没有雪，那时我手里攥着一双橘黄色的小滑冰鞋，鞋上带有三把冰刀，还有固定冰刀和鞋的绑带，所以我们一定在去提耶纳湖的路上。我也记得我听到他去世时的情况。莱夫·托雷站在将两条道路分开的路边条石上，就在我们家外面，说肯特·阿尔内的父亲死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朝上面他家的房子那儿望去。当时他正试着把人从清洁过的油罐里面拉上来，罐里充满了天然气，让他们昏厥过去，他父亲自己也一头栽下。肯特·阿尔内在的时候，我们绝不提到他的父亲，也不谈有关死亡的话题。刚刚搬来了一个新邻居，顶奇怪的是，他也叫卡尔森这个名字。
要是达格·洛塔尔是老大，肯特·阿尔内就是老二，虽然他比我们小一岁，比达格·洛塔尔小两岁。莱夫·托雷是老三，盖尔·哈康是老四，特隆是老五，盖尔是老六，我就是老七。
“莱夫·托雷，你快出来！”肯特·阿尔内站在那栋房子跟前叫道。
紧接着他出来了，只穿着一件蓝色牛仔衬衣和运动鞋，在罗尔夫的那辆自行车上一坐，两人开始往下坡路骑，到了视线之外。在古斯塔夫森和汉森两家地界之间的一块平坦山地上，普雷斯巴克莫家的那只猫躺在那儿，一动不动。
我又回到床上躺下。看了几页杂志后，我从床上起来，把耳朵贴在门背后听屋内的动静，但没有声音，他们还待在外面。外婆和外公来看我们的时候不让我吃晚饭，那是难以想象的事。但或许就是这样呢？
半小时以后，他们走上了外面的阳台。他们中的一个人走进了浴室，这不是爸爸，我熟悉他的脚步声，这比他的脚步轻。但妈妈、外婆或是外公脚步之间的区别我难以辨别，直到水流的声音过后，传来浴室里热水管子那重重的碰撞敲击声，我才意识到这只能是外婆或外公的动静。
现在我已经饥肠辘辘了。
投在户外地上的阴影已经变得长而扭曲，长得几乎难与产生影子的物体相提并论。仿佛它们在自我生长，仿佛存在着一个平行于现实的黑暗世界，幽暗的院篱，幽暗的树，幽暗的房屋，幽暗的人群，它们在这里的光线中驻步，在这儿它们看起来是畸形的、无助的，这里的情势远远超出了它所能掌控的。就像人可以想象到的，附着海带、贝壳和螃蟹的小礁石在潮水退去时所面临的境况。啊，难道这不是阴影会随着夜的深入拉得更长、更深的原因？它们把夜牵引出来，就像漫涌、冲刷大地的幽黑潮水，几小时后，夜的来临将填满阴影最深的渴念。
我看了看表。九点十分。还有二十分钟就是睡觉的时间。
下午被关在房间里最糟糕的是，你不能出去，但站在窗口，你能望见所有那些在外面的人。晚上被关在屋里最糟糕的是，没有了平日晚上各时段固定的一套流程，各个时段之间就失去了明显的区别。坐了几个小时后，我把衣服脱了，在床上躺下来。坐着和躺着两个姿势之间的差异通常是很大的，但被关在屋里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差异几乎都被抹去了，这便导致我开始以某种方式思考，而我一般是不会这样的。就像这个我，在做着无论何事—吃晚饭，刷牙，洗脸，穿上睡衣—时，不仅仅是在做这些事，更是在塑造自我。因为倏然之间这一切都消失了，穿着衣服坐在床上的我和脱了衣服躺在床上的我完全一模一样。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明显的界限，或是在其中转换的过程。
这是种让人厌烦的感觉。
我走到门那里，又把耳朵贴上去。刚开始没有声音，然后我听到了一些动静，最后又归于寂静。我哭了一小会儿，我脱下T恤衫和短裤，在床上躺下，把被子一直拉到下巴。太阳仍然照耀在另一边的墙上。我读了一些杂志，然后把它们放在地板上，闭上了眼睛。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我进入睡梦前的最后一个想法。
我醒过来，看了看手腕上的表。这两条发光的小蛇正指示着两点十分。我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试着去弄明白是什么东西唤醒了我。除了脉搏跳动着，就像悄声在我耳边低语外，万物寂然无声。路上没有人在开车，外面的海湾没有行船，天空中没有飞机。没有脚步声，没有说话声，什么都没有。至少我们房子里没有。
我把头抬起来一点儿，好让耳朵不碰触到任何东西，屏住呼吸。过了几秒钟，我听到了一个外面花园里传来的声音。刚开始我还没有分辨出如此尖锐单薄的声音，但就在一瞬间，我注意到了它，它立刻让我感到恐惧万分。
吱吱吱……嗤嗤嗤……嘶嘶嘶……嗤嗤嗤……嘶嘶嘶……嗤嗤嗤……嘶嘶嘶……嘶嘶嘶。
我双膝跪立在床上，把窗帘拉到一边，把头探出窗外。草坪沐浴在朦胧的月光之中，房子上空挂着一轮满月。刮来一阵风，地上的草迅速地向前倒伏波动。一个白色的塑料袋被挂在墙篱末端，呼啦啦地响动，我想，要是不知道是风在刮着，还会以为是塑料袋自己在动弹。尽管我身处离地很高的地方，但我的脚趾和手指尖都颤动着。胸膛下的心狂跳，肚腹里的肌肉紧缩，我咽下一口口水，再咽下一口口水。黑夜是鬼魂和僵尸的时刻，黑夜是无头人和狞笑着的骷髅的时刻。我和它们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墙之隔。
那声音又来了！
嘶嘶嘶……嘶嘶嘶嘶嘶……嗤嗤嗤……嘶嘶嘶嘶嘶嘶嘶……嗤嗤嗤……嘶嘶嘶嘶嘶。
我用眼睛在外面灰色的草地上扫视了一遍。直到院篱笆那里，或许有五米之遥，我的目光落在了普雷斯巴克莫家的猫身上。它把身子拉伸开来，俯卧在草地上，用爪子扑打着什么。被它扑打着的，是个灰色的、石头或是胶泥做成的块状物，被扔到了离窗口几米远的地方。猫立起身子，追寻过来。那个包块躺在草地上一动不动。猫小心地用爪子拨弄了它几下，把整个头凑了过去，像是在用嘴推它，然后张开上下颚，把它叼在了嘴里。这时嘶嘶嘶吱吱吱的声音又开始响起，我猜这是一只老鼠。看上去，它突然发出的声音让猫一时间不知所措。无论如何，它头一甩，把老鼠扔到了一边。这一次老鼠不再躺在那里了，而是尽可能快地在草地上窜过。猫站在那里纹丝不动，用眼睛追随着这逃逸者。看上去，它几乎要放老鼠一条生路了。但接着，就在老鼠朝着普雷斯巴克莫家花园篱笆前的一方花圃飞跑的那一刻，猫追赶了上去。三次纵跃，又把它擒住，摁在爪下。
我突然听到隔壁的房间里传来了爸爸的声音。低微的、含糊不清的呢喃，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没头没脑的，他说梦话时经常会这样。紧接着，有人从床上起来了。随之而来轻巧的脚步声让我明白这是妈妈。外面的猫开始上下地跳跃着。看上去像是在跳一种舞蹈。又一阵风刮来，草面上又滚过一道波浪。我朝上望着松树，看那敏感的枝条弯垂、摇曳，黑色的树梢尖指向金黄丰润的、沉甸甸的明月。妈妈打开了浴室的门。当我听到她放下抽水马桶的坐垫时，用手堵住了耳朵，嘴里开始轻声地哼歌。那会儿她发出的声音，噗簌簌的，就像在释放蒸汽，是我所知道的最糟糕、最难忍受的声响之一。爸爸的几乎是轰隆隆的一阵飞溅声，通常我也将这个声音拒之门外，虽然和妈妈的那种情况比较，这并不是不能忍受的。啊啊啊啊啊啊，我口里这样说着，同时慢慢地数到十，眼睛追随着那只猫。显而易见，它开始厌倦把老鼠叼在嘴边玩的把戏，它轻盈地穿过院篱笆，过了马路，进到古斯塔夫森的车道上，在房车跟前，它把嘴里的老鼠放在地上。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注视着它。老鼠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任何生灵所能做到的那样。猫跳上了石头院墙，平稳地朝墙端门柱上那个日晷板的圆球走去。我把手从耳边放下来，不再哼歌了。浴室里的簌簌的水流声已近尾声。猫倏然间猛地一扭头，盯着老鼠看，它依旧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水龙头喷射出的水流冲击在洗手池里的瓷砖上。猫从石墙上跳下来，走到路上，在地上俯身卧下像头小狮子。在妈妈扭动门把手，把门打开的那个瞬间，老鼠的全身抽搐了一下，仿佛这声音给它注入了活力，对他产生了冲击，接下来的一秒钟，它再次努力，绝望地试图从猫身边逃生，很明显这也是猫意料中会发生的事，因此它只用了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就做好身体的调整，由休憩转为追捕状态。但这一次它下手迟了。草地上留下的一块白色埃特尼特石棉水泥板成为了老鼠的庇护所，在猫冲扑过来的一或两秒钟之前，它成功地挤进了板子下。
动物这种迅猛的运动好像仍然影响着我，重新躺在床上后的很长时间里，我的心还在剧烈地撞击着我的胸膛。或许它自身就是个小动物？过了一会儿，我换了一个姿势，把枕头放到脚的下方，把窗帘往旁边撩开了一点，这样我平躺着就能望见天空，上面缀满的星星像沙粒一样，在海浪拍打着的、我们看不见的沙滩上。
在外面的宇宙空间里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啊？
达格·洛塔尔说那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盖尔说那里在燃烧。我也这么认为，但我更认为宇宙世界可与这大海比拟，因为浩渺的星空就正像这浩瀚的大海。
妈妈和爸爸的卧室里又安静下来。
我把窗帘拉起来，闭上了眼睛。寂静和幽暗缓慢地将这屋子填满，我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当我起来时，外婆、外公和妈妈一起坐在客厅里喝咖啡。爸爸在外面的草坪上走过，手里拿着洒水器。他把它放在草坪的边沿上，这样一来细小的水珠帘—像只挥动着的手一样—不仅洒在了草地上，也撒到了下面的菜园子里。太阳放射出的光芒现在披挂在房子的另一面墙上，它越过东边的树林，瀑布般地倾泻在外面的花园里。空气看上去依旧凝滞不动，像前一天一样。天空蒙上了一层面纱，清晨时分差不多总是这样的。英韦坐在摆满了食物的餐桌旁吃饭。棕色蛋杯上的白色鸡蛋让我想到这天是星期天。我在我的座位上坐下。
“昨天发生什么事了？”英韦低声说，“为什么把你关屋里了？”
“我把电视弄坏了。”我说。
他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我，拿着面包片的手就在嘴唇下面。
“是的，我只是为外婆外公打开电视。然后它‘噗’的一声就完了。他们没有说起这事吗？”
英韦在面包片上咬了一大口，那上面放的是片诺克奶酪
，他摇了摇头。我用刀敲打蛋的顶部，把它像盖子一样地打开，用勺子把里面柔软的蛋白掏出来，伸手取过盐瓶，用食指在瓶上拍打，这样一来盐粒就漏出来了。然后我给面包片抹上黄油，倒上一杯牛奶。爸爸在楼下把门打开了。我吃着蛋白，把勺子伸进蛋下，为了看看这蛋是煮得老还是煮得嫩。
“今天还要把我关在屋里。”我说。
“一整天？还是就晚上？”
我耸了耸肩。蛋煮得很老，金黄色的蛋黄一碰到勺子的边缘就散了。
“我想，是一整天。”我说。
外面的马路上空无一人，在太阳下发着光。但在松树繁密的枝叶下方的沟渠里，仍是一片幽暗。
山坡下，一辆自行车飞驰而来。坐在车上的男孩子约莫十五岁的样子，他一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放在被绳子固定在后座车架上的一个红色汽油箱上。他深色的头发在风中飘拂。
楼梯上传来了爸爸的脚步声。我在椅子上坐得笔直，向桌上投去飞快的一瞥，看看一切是否合乎规范。散了的一小块蛋挂在蛋杯的外面，我迅速地用手在杯口边一抹，它掉落在了我等候着的另一只手里。我把蛋渣放到餐盘里。英韦的反应太慢，几乎来不及完成把椅子推到桌边、站起身来这一系列动作，但只是几乎来不及，爸爸出现在门口时，他已经站得笔挺，两只脚像在地板上生了根。
“把你们的游泳衣装包，孩子们，”他说，“我们要开车去霍弗一趟。”
“我也去？”我想这么说，但又把这话咽了回去，因为可能他已经忘了今天我要被关禁闭的事，而这个问题会提醒他。也可能他记得这事，只是改变了主意，所以最好是别提，因为这可能会被理解为我觉得昨天是他不对，他做了一件错事，我可不愿意他这么想。于是我去拿我的游泳裤和晾在地下锅炉房绳子上的毛巾，把它们和潜水面具—假如我们要去霍弗那两个海滩中的一个，就会用得着—一起装进一个塑料袋，坐在我的房间里等待出发。
半小时以后，我们动身前往岛的另一端，在这或许是当年天气最好的一个日子里，大海是如此安静，几乎没有一点儿声响，因此周边的环境—一直沉默着的岩石和岩石之上一直沉默着的树林—显示出了某种不真实，岩石上的每一个脚步声和瓶里的水每一次的晃荡声听起来都让人觉得是第一次，太阳在头顶上方的天空里燃烧，像是某种原始、陌生之物。在这一天里，我们能够看到大海起伏波涌着消失在地平线下的最深处，就像天空，带着它明亮、柔和、半朦胧的蓝色，轻盈地漂浮而去。英韦和我，妈妈和爸爸穿上泳衣，每人以各自的方式让微温的海水环绕、簇拥着我们被太阳晒得发烫的皮肤，而外婆和外公则穿着他们最漂亮的衣服，周围环境好像对他们毫无影响，仿佛他们身上生发出的五十年代和西部地区人的口味，不仅仅刻印在表面上—通过衣饰，行为举止和方言等这些表面的东西来显现—还根植于内里，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内在的品质、品性。看看他们在那是多么的奇怪啊，坐在岩石上，眯缝着眼睛看着从四面八方射向我们的强烈阳光，他们看上去显得如此的陌生。
第二天，外婆外公回家了。爸爸开车把他们送回家，利用这个机会去看望在同一地区的祖母祖父，与此同时，妈妈带着我和英韦到耶尔斯塔湖去，本来我们打算在那里游泳，吃饼干，好好放松一下，但首先是妈妈找不到去湖的路，所以我们绕了好多路，走了一条很长的、穿过树林的路，那里满是矮树和灌木丛林，第二，我们到达的那块湖区，水里有绿色的水藻，石头又湿又滑，第三是，当我们刚刚把冷藏袋和装着饼干和橘子的篮子放下，就下起雨来，几乎是在同一时刻。
那时候我觉得妈妈好可怜，她想带着我们一起进行一次愉快的郊游，但结果泡汤了。这是她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这样的事，最好尽快忘掉。这也不难，因为就在这几个星期里，有许多不同寻常的事情即将到来。我要开始上学了，因此我将拥有一堆新东西。头一样就是书包，这是那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六上午我和妈妈一起进城去买的。书包是方形的，外面是蓝色的，光洁发亮，白色的书包带。里面分两层，我立刻把同时得到的橘黄色文具盒放进去，里面有铅笔、钢笔、橡皮和卷笔刀，我们还买了一本封面是棕色和橘黄色格子的笔记本—就跟英韦有的那些一模一样，另外我还放了几本漫画，为的是把书包填满。我每天晚上睡觉时，书包就在那里，靠在书桌的一只腿上，它不由得让我有几分心烦意乱，因为离开学第一天这个大日子还有好多好多天，而那时候我就会和所有那些我差不多都认识的孩子一起，开始上一年级。我们已经去上过一天的学，那是在春天，我们有机会去见见将要做我们班主任的那位女士，我们还坐在那里画了一会儿画，但这和开学第一天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连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开学第一天可不是说着玩的，它是真实的。有些人说他们恨学校，是的，几乎所有那些大一点的孩子都说他们恨学校，事实上我们也知道我们应当恨学校，但同时它也极富诱惑力，对那里发生的一切，我们知道得太少，我们期待着要看到更多事物，除此之外，我们开始上学的这一事实一天天地把我们抬升到了和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孩子相同的地位， 那时候 我们或许自然就具备了恨学校的资格，但不是现在……说说其他的事吗？几乎没有了。事实上，我们申请的学校—应该属于罗利赫登教区—是爸爸和盖尔的爸爸工作的地方，所有那些年长一点的孩子都在那里上学，但那里没有我们的地方了，这一年入学的新生人数太多，这里搬来了太多的人，所以我们去了岛东边的一个学校，或许离家有五六公里远，和来自那个地区所有我们不认识的孩子一起，公共汽车会来接送我们。这是个很大的优待，也是一场冒险。每一天有一辆公共汽车来接送我们！
我还得到了一条浅蓝色下装，一件浅蓝色夹克和一双深蓝色的跑鞋，鞋带是白色的。很多次，当爸爸出去时，我就穿上我的新衣服，来到过道上的镜子跟前，有时候也会把书包背在背上。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站在屋外的砾石地上，因为妈妈要给我拍张照，不仅仅是激动和对未知的兴奋让我觉得肚子里有什么在抓挠，也是因为当我穿上这非常漂亮、非常吸引人的衣服时，有一种特别的、几乎是胜利者的感觉。
在晚上淋浴以前，妈妈给我洗了头发，第二天当我醒来时，房屋还在静谧和睡梦当中，太阳正从下面路上的云杉树背后爬起来。啊，终于能把新衣服从柜子里取出来穿在身上，是多么的快乐！外面，鸟儿唱着歌，依旧还是夏天，淡云轻烟后的天空蔚蓝浩渺，现在道路两旁坡路上处于沉寂中的房屋，很快就会因为期盼而沸腾起来，就像五月十七的国庆时那样。我从书包里取出漫画，再把书包背在肩上，理了理书包带，又把它放回原处。把夹克衫的拉链拉上去又拉下来，估摸着：最好还是把拉链拉上去，但那样就看不到里面的T恤衫了……走进客厅里，向窗外望去，红黄的太阳从树的浓绿后喷薄而出，走进厨房里，什么也没碰，看见那边古斯塔夫森的房子，看不到有人的动静。站在过道的镜子跟前，把夹克的拉链上下地拉了几次……T恤衫也很漂亮，可惜没人能看到……
刷刷牙！我可以做的！
走进浴室，把牙刷从漱口杯里取出来，在上面淋点水，挤一点白牙膏在上面。我热切地，长时间地刷着牙，同时望着镜子中的自己。牙刷摩擦牙齿的声音好像充满了整个脑袋，所以我没有听到爸爸起床的声音，直到他把门推开。他只穿着一条内裤。
“吃早饭以前你就刷牙了？你在搞什么名堂？马上放下牙刷，回到你的房间去！”
我刚把脚踩在过道上红色的全室地毯上，他就砰地关上了身后的门，尿已经哗哗地冲射到了马桶里。我跪在床上，向上望着普雷斯巴克莫家的房子。在昏暗的厨房中，我看到了两个脑袋吗？是的，应该是两个脑袋。他们起床了。要是现在有对讲机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和盖尔聊天！那就完美无缺了！
爸爸走出浴室，进到卧室里去了。我听到他的声音，然后就是妈妈的。那她也醒了！
我一直待在屋里，直到妈妈起床后走进了厨房，而那时爸爸已经在那里倒腾了好一阵子了。在妈妈脊背的掩护下，我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们买玉米片了，我们几乎从来没吃过这个，妈妈把一个深底餐盘摆在我面前，给了我一把勺。我把牛奶倒在那黄色的，有着细微的小孔，同时又形状各异的玉米片上时，就觉得要在牛奶没有浸透它们之前吃，这样的味道才是最好的—因为玉米片本身就酥脆。但当我这样吃了一会儿后，它们开始变得软塌塌的，玉米片里好像充满了它自己和牛奶的味道，另外还有白糖的甜味—我在里面撒了好多好多的白糖，我改变了主意：这时候的玉米片才是最好吃的。
还能有别的更好吃的吗？
爸爸手里端着一杯咖啡，走到客厅里去了，他向来不吃早餐，而是坐在外面抽烟、喝咖啡。英韦走了进来，一声不响地在椅子上坐下，在玉米片里倒了牛奶，撒了点糖，开始大嚼大咽起来。
“你高兴吗？”过了一会儿他说。
“一点儿。”我说。
“这没什么可高兴的。”他说。
“不，值得高兴，这你知道的，”妈妈说，“至少你要开始上学时，就很高兴。这我记得很清楚。你忘了吗？”
“嗯，是，”英韦说，“我应该还是高兴的吧。”
他骑车去上学，通常是爸爸要开车出门前的一小会儿，除非爸爸在第一节课开始前有事要做，而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爸爸不允许英韦搭他的车去学校，除了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日子，比如雪下了一整夜时，因为他不能只因为父亲在同一所学校里当老师，就享受特殊待遇。
早饭以后他们俩都走了，我和妈妈在厨房里坐了一会儿。她看报纸，我说话。
“妈妈，你想我们第一节课会写字吗？”我说，“还是会上算术课？莱夫·托雷说我们要画画，因为它会让我们轻松一些，不是所有人都会写字的，对吧。或会算术。实际上可能就只有我会。至少，就我知道的而言。我在五岁半的时候就学会了。你记得吗？”
“你说记得你学认字的事吗，你是指什么？”妈妈说。
“就是在公交车站外的那一次，我读了标牌上的字？‘加—非官’？那时你笑了。英韦也笑了。现在我知道了它叫‘咖啡馆’。我来读一点报纸上的标题好吗？”
妈妈点点头。我读着。有点结结巴巴的，但完全正确。
“你念得不错哟，”妈妈说，“你在学校读书一定会很好。”
她看报的时候挠着耳朵，只有她才有这种动作，她把耳朵放在手指间，心神不定地来回挠，完全像只猫一样。
她放下报纸，望着我。
“你期待吗？”她说。
“是的，我期待。”我说。
[1] Snorres Kongesagaer ，冰岛诗人、历史家斯诺里·斯蒂德吕松（Snorri Sturluson，1179–1241）1220年所撰写的传奇故事。—译者注，之后若无特殊说明，则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