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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四日，苏轼抵达凤翔任所。凤翔离京一千一百七十里，地处宋与西夏国的交界之处，为边防重镇。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到庆历四年（1044）间，西夏年年入侵，并屡屡得胜，所到之处焚烧劫掠无所不为，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庆历四年达成和议，宋朝每年向西夏输纳大量银和绢帛，这才换来了西部地区的安宁和平，但是，沉重的赋役却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如今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战争造成的惨重损失依然没有得到恢复。苏轼一路所见都是破败的景象、赤贫的人民，心情十分沉重。他暗自发誓，要尽自己的力量，做一些有益于百姓的事情。
苏轼下车伊始，便勤谨踏实地开始工作。很快发现，在他负责的事务中，有一项亟待改革的弊政——衙前。衙前是北宋差役的一种，职责是运送官府所需的物资。按规定，服役者如果不慎失陷官物，必须以家财赔偿。凤翔府负责的衙前主要是砍取终南山的竹木，编成木筏，从渭河入黄河，经三门峡砥柱之险，运到京城。充当这一险差的人往往弄得倾家荡产，苏轼对此深感沉痛。在写给宰相韩琦的《凤翔到任谢执政启（ 启，书信 ）》中，他便十分急切地反映了这一情况，他写道：这一差役制“破荡民业，忽如春冰”，希望朝廷引起高度重视。与此同时，他广泛征求意见，试图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寻求出一个缓解的办法。经过调查，他发现运送木筏之害本来不至于这样严重，如果能趁黄河、渭水进入涨水期之前，由服役者考察水情，自行决定运送时间，损失便可以减轻不少。但是，长期以来，官吏们高高在上，不做具体的调查研究，任意发号施令，往往在河水暴涨的季节要求发运，所以贻害无穷。于是，苏轼禀明上司，修改衙规，从此衙前之害减少了一半。小试锋芒，收效显著，苏轼感到颇为鼓舞。
苏轼的上司、凤翔知府宋选，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仁厚长者，苏轼对他十分景仰，他们相处得也十分愉快。宋选为政勤谨，大小事务无不尽心，这一点从凤鸣驿在他执政前后判然不同的面貌，即可略见一斑。嘉祐元年，苏轼进京赶考，路过凤翔，本想在官府驿站投宿，谁知里面破败不堪，根本不能住人。六年以后，他重来此地，发现馆舍已在新任知府宋选的亲自关照下修葺一新，令过往来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件事情给予苏轼很大启发，为此，还专门写了《凤鸣驿记》一文。他感叹道：
尝食刍豢者难于食菜，尝衣锦者难于衣布，尝为其大者不屑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贵乎岂弟者，岂非以其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欤？夫修传舍，诚无足书者，以传舍之修，而见公（指宋选）之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者，则是真足书也。
习于奢华而不能安于贫贱，只想做大事而不屑于做小事，这是世人的通病，也是天下不治的原因，只有去除不屑之心，从小事做起，天下才有可能达到大治。在走上仕途的最初阶段，苏轼便从宋选的身上学到了一种务实的精神。他自己本已具有仁民爱物的宽厚胸怀，又秉承了这种勤谨务实的为政精神，因而，以后他多次担任地方长官，政绩卓著，造福一方百姓。
然而，年轻的苏轼当时还不能明白，天下之事积重难返。官吏的勤勉尽责固然很重要，但是，北宋政治制度本身存在着许多弊端，而且正在日益严重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好官良吏只能局部性地缓解矛盾，而不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
社会需要一场彻底的大变革，而这场变革正处在酝酿的过程中。
国家贫弱，人民生活穷困难熬，苏轼对此无可奈何，只能在诗中抒发自己对民众的一片同情和悲悯。
一天夜里，寒风阵阵，白雪纷飞。苏轼从小生长在温暖的成都平原，对于下雪始终怀着一种孩子般的欢悦之情，所以，第二天一早，便兴冲冲地外出赏雪：
南溪得雪真无价，
走马来看及未消。
得自披榛寻履迹，
最先犯晓过朱桥。（《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
微雪的早晨，南溪显得格外美丽，朱红的小桥衬着洁白的原野，潺潺流水也显得更加清亮。苏轼迎着黎明的曙色，骑马跨过小桥，穿行于杂草树木丛错的小路上，看纷纷的雪花从枝上飘落。他高兴地发现，自己是南溪最早的游客，得以独赏这一份清幽的美景。他自斟自饮，流连忘返，不知不觉已是午后时分，这才猛然意识到，在这样天寒地冻的日子，穷困的百姓可能陷入到了难堪的窘境，想到这里，顿时觉得游兴全无，心绪悲凉：
谁怜屋破眠无处，
坐觉村饥语不嚣。
唯有暮鸦知客意，
惊飞千片落寒条。
（同上）
村子里的人屋子破漏，风雪潇潇的夜晚没有一处温暖的地方可以安睡，可是有谁怜悯他们呢？从早到晚语声悄然，那是他们饥饿无力的缘故啊。周围这样寂静，似乎只有乌鸦知道诗人的来意，它蓦然惊飞，震落雪花片片，来助他赏雪的雅兴。然而，黄昏暮鸦，寒风凄厉，此情此景，不能不叫人冷彻心骨。诗的前四句尽写探雪的欢悦，更显出后面村人饥寒的悲哀，因而全诗于清幽中透出现实的萧索与荒凉。
苏轼在凤翔任职期间，曾几度遇到严重的旱情。在科技不发达的封建时代，人们基本上靠天吃饭，遇上自然灾害往往束手无策，只能祈祷神明的救助。今天看来愚昧可笑，当时却是社会普遍的观念。所以，每当干旱来临，忧心如焚的苏轼，总是极其虔诚地履行求雨的职责，撰写出一篇篇字字含悲、情词恳切的《祈雨文》。他说：
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
人民赖以生存的不过就是田中麦禾而已，可是今年滴雨不下，眼看颗粒无收，百姓就要食不果腹，无以为生，一方山神又岂能心安理得、熟视无睹呢？他多么希望能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消除可怕的自然灾害带给人民的巨大痛苦。他常常在诗中这样吟唱：
安得梦随霹雳驾，
马上倾倒天瓢翻。（《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天未明》）
中间罹旱暵，欲学唤雨鸠（《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
幻想着能像传说中的李靖那样，巧遇龙王，得以跨上天马，行云布雨，解救人间的干旱；或者能学会斑鸠的鸟语，一声声唤来甘霖阵阵（ 民间有斑鸠唤雨的说法 ）。
一旦久旱逢雨，苏轼的欣喜之情便溢于言表，著名的《喜雨亭记》就是在嘉祐七年一场及时雨之后写成的。苏轼深知“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 连年饥荒 ），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那年春天，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民方以为忧”，直到三月才微微地下了几场小雨，但是远远不足以解除旱情，到三月下旬，终于天从人愿，一场大雨连下三日，龟裂的土地饱吸甘霖，枯萎的庄稼重获生机！
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喜雨亭记》）
苏轼怀着无比快乐的心情，将他新近建成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以示庆贺。文章笔调轻灵活泼，行文富于变化，生动地表现了苏轼关心农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民同忧、与民同喜的可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