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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三人启程北往，来到嘉陵江畔的阆中（ 今四川阆中 ），自阆中走上褒斜谷（ 今陕西勉县北 ）曲折陡峭的古栈道，然后翻过秦岭，进入关中。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他的著名诗篇《蜀道难》中，曾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崇山峻岭的包围下，蜀地通往中原的道路艰险异常，令飞鸟敛翅，猿猴发愁。攀行于这样的道途，一路的艰辛危难，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初出茅庐的苏氏兄弟，正当壮志满怀，始终兴致勃勃，不知疲倦，一边赶路，一边还抽时间游览名胜、欣赏古迹。当他们到达汴京时，已是石榴花开满枝头的五月。刚刚洗去旅途的风尘，还来不及领略一下京城的旖旎风光，兄弟俩就在父亲的督促下投入了紧张的复习备考之中。
八月，苏轼与苏辙在开封府考进士，首战告捷，双双获选。按照宋朝的规定，府试以后还要经过中央礼部（ 负责礼仪、祭享、贡举等事 ）的考试和皇帝的殿试。所以，兄弟俩不敢松懈，继续闭门攻读。
第二年正月，礼部侍郎（ 礼部的最高长官 ）、翰林侍读学士（ 给皇帝讲书的侍从官 ）欧阳修受命担任礼部考试的主考官。当时文坛盛行内容空虚、矫揉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欧阳修对此深恶痛绝，发起诗文革新运动，与一批志同道合、才识远大的文人共同革除这种文坛积弊。由于当时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而主考官对于文章的裁判，又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树立试场评文的新标准，是变更文风的关键。这次负责礼部考试，欧阳修便下定决心，冲破一切阻力，利用科考的机会，推动诗文革新运动，以便刷新文风。他告诫阅卷的同僚，应试文章必须言之有物，平易流畅，至于险怪奇涩、空洞浮华的文章，一律不予录取。
苏轼兄弟在父亲的教导下，自幼作文，即从师法先秦两汉的古文和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入手，注重内容的充实和感情的真挚，文风质朴，文笔自然流畅，没有受到时风的影响，这次应考，可说是适当其时。
礼部考试那天，苏氏兄弟天不亮就起床，自备干粮，匆匆赶往考场。当时考试，纪律十分严明，考生进入考场，各自关闭在斗室之内，不到考完不准出场。每间斗室，都配有皇宫侍卫严加看守。
无哗战士衔枚（枚，古代行军时为防止喧哗，让士兵衔在口中的竹棒或木片）勇，下笔春蚕食叶声。（欧阳修《礼部贡院阅进士试》）
寂静的考场上听不到一点点喧闹，只有笔尖触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响，仿佛春蚕食叶，又仿佛行军的战士衔枚急走。
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苦心经营，三易其稿，仅用六百余字阐明了他一生所遵循的以仁治国的思想。文章指出，为政者应“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一方面，赏罚必须分明：
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之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另一方面，又须做到立法严而责人宽：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
可赏可不赏时，要选择奖赏，可罚可不罚时，就不要惩罚，因为奖赏重了仍不失为君子，而惩罚重了则流于残忍。总之，无论赏罚，都应本着“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的忠厚仁爱之心，这样便可以达到“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的文治昌明的理想世界。
当苏轼放下笔，满怀信心地走出考场的时候，也许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他这篇应试之作将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按照宋代的考试法规，为了防止徇私舞弊，试卷收齐之后，先由办事人员登记在册，重抄一遍，再呈交考试官评阅。重抄之后的试卷，既没有原作者的笔迹，也略去了姓名。在考生出场之前，考试官就已进入试院，与外界隔绝，直到阅卷完毕才能放出来。按房分卷，国子监直讲（ 五品官，负责以经术教授国子监诸生 ）、本次考试的详定官梅尧臣最先读到苏轼这篇应试文章，大为激赏，立即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一气读过，又惊又喜，深觉文章引古喻今，说理透辟，既阐发了传统的儒家仁爱思想，又富于个人独到的见解，语意敦厚，笔力稳健，质朴自然，颇具古文大家的风采。本想评为第一，名列榜首，但是转念一想：这样出色的文章，除了自己门下弟子曾巩之外，天下恐怕不会有第二人能写得出来。如果把曾巩取为第一，岂不是有徇私舞弊之嫌？于是决定忍痛割爱，使该文屈居第二。
接着礼部复试，苏轼以“春秋对义”（ 即回答《春秋》一书的问题 ）获得第一。三月，礼部考试合格者参加殿试，仁宗皇帝亲临崇政殿主持策问，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这时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气宇轩昂、才华出众的苏氏兄弟，给仁宗皇帝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殿试结束，仁宗兴冲冲地回到后宫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
金榜题名之后，主考官与新中进士之间，便有了师生的名分和情谊。苏轼循惯例向恩师呈递了《谢欧阳内翰书》，表达自己对欧阳修知遇之恩的诚挚谢意。
这封不足五百字的短简，极为精要地概述了宋朝立国以来文学发展的艰难进程。文中说：宋初文坛深受“五代文弊”的影响，“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朝廷对此深感忧虑，曾明诏天下，希望能正本清源，“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恢复先秦两汉的朴实文风。但是，矫枉往往过正，旧弊未除，新弊复作，为文者，有的求深而“至于迂”，有的务奇而至于“怪僻不可读”，究其原因，即在于学韩愈未能学到精髓，而是继承了由皇甫湜（ 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弟子 ）片面发展的韩愈古文创作中险怪奇奥的一面。该文高屋建瓴，精炼而透辟，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充分显示出苏轼不凡的见识和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欧阳修读后赞不绝口：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与梅圣俞》）
并且感叹：“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他预言，未来的文坛必将属于苏轼！
后生可畏，而欧阳修宽广的胸怀、发现人才的识力，以及提携后进的热忱也同样可敬可佩，千载之下，仍令人为之深深感动！
呈上《谢欧阳内翰书》之后，在父亲的带领下，苏氏兄弟一同到欧阳修府上拜见恩师。对于这两位青年才俊，欧阳修看在眼里，爱在心上，几句寒暄之后，彼此就觉得非常亲切，从此结下了绵延几代的亲密情谊。谈话之间，欧阳修问苏轼：“你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远古尧帝的时候，皋陶为司法官，有个人犯罪，皋陶三次提出要杀他，尧帝三次赦免他。这个典故出自哪本书？”
苏轼回答道：“在《三国志·孔融传》注中。”
苏轼父子走了以后，欧阳修立即将《孔融传》注细细地重读一遍，却没有这个典故，十分纳闷。下一次见面，又问苏轼。
苏轼说：“曹操灭袁绍，将袁熙（ 袁绍子 ）美貌的妻子赏赐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对此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见于哪本书上。孔融说：‘并无所据，只不过以今天的事情来推测古代的情况，想当然罢了。’所以，学生也是以尧帝为人的仁厚和皋陶执法的严格来推测，想当然耳。”
欧阳修一听击节称叹，事后多次和人谈起，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作为一代宗师，欧阳修以他当时的声望，一句褒贬之词，足以关涉青年学子一生的荣辱成败。苏轼有幸数次得到他如此高度的评价，因而一时之间，名满天下。
通过欧阳修的介绍，苏轼先后拜见了宰相文彦博、富弼，枢密使（ 掌管军务的大臣 ）韩琦。幼年时代读砎《庆历圣德颂》即已心识神交的这些当代英杰，如今都将他延为上宾，待为国士。唯一令他引为平生之恨的是，范仲淹已于几年前去世，无缘相见，亲聆教诲。尽管如此，范仲淹以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岳阳楼记》 ），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崇高博大的精神境界为表率，“大厉名节，振作士气”（ 朱熹语 ），开启有宋一代崭新的士风，这位伟大人物的流风余韵，对于青年苏轼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正当苏轼像光彩熠熠的明星照亮文坛的上空，一举成名、声誉鹊起之时，意想不到的噩耗从天而降，母亲程氏夫人已于四月初八日病故，临终之际，还不知道一双爱子已在京城双双高中。
苏轼父子于五月底闻此噩耗，悲痛欲绝，仓促离京，连与亲友告别都来不及。父子三人日夜兼程，赶回家中，眼前一派荒凉景象，“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 苏洵《与欧阳内翰第三书》 ）。回想当年，屋里屋外，整洁清新，书声笑语，其乐融融的情形，不禁悲从中来。
苏洵将夫人安葬在武阳安镇山下老翁泉旁，并在泉上筑了一座亭子，作《祭亡妻文》，寄托哀思。在封建时代，父母或祖父母死去，子孙辈必须谢绝人事应酬，如果是做官的人，还需解除职务，在家守孝，叫作守制或丁忧。从嘉祐二年六月起，苏轼便丁忧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