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三人启程北往,来到嘉陵江畔的阆中( 今四川阆中 ),自阆中走上褒斜谷( 今陕西勉县北 )曲折陡峭的古栈道,然后翻过秦岭,进入关中。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他的著名诗篇《蜀道难》中,曾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崇山峻岭的包围下,蜀地通往中原的道路艰险异常,令飞鸟敛翅,猿猴发愁。攀行于这样的道途,一路的艰辛危难,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初出茅庐的苏氏兄弟,正当壮志满怀,始终兴致勃勃,不知疲倦,一边赶路,一边还抽时间游览名胜、欣赏古迹。当他们到达汴京时,已是石榴花开满枝头的五月。刚刚洗去旅途的风尘,还来不及领略一下京城的旖旎风光,兄弟俩就在父亲的督促下投入了紧张的复习备考之中。
八月,苏轼与苏辙在开封府考进士,首战告捷,双双获选。按照宋朝的规定,府试以后还要经过中央礼部( 负责礼仪、祭享、贡举等事 )的考试和皇帝的殿试。所以,兄弟俩不敢松懈,继续闭门攻读。
第二年正月,礼部侍郎( 礼部的最高长官 )、翰林侍读学士( 给皇帝讲书的侍从官 )欧阳修受命担任礼部考试的主考官。当时文坛盛行内容空虚、矫揉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欧阳修对此深恶痛绝,发起诗文革新运动,与一批志同道合、才识远大的文人共同革除这种文坛积弊。由于当时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而主考官对于文章的裁判,又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树立试场评文的新标准,是变更文风的关键。这次负责礼部考试,欧阳修便下定决心,冲破一切阻力,利用科考的机会,推动诗文革新运动,以便刷新文风。他告诫阅卷的同僚,应试文章必须言之有物,平易流畅,至于险怪奇涩、空洞浮华的文章,一律不予录取。
苏轼兄弟在父亲的教导下,自幼作文,即从师法先秦两汉的古文和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入手,注重内容的充实和感情的真挚,文风质朴,文笔自然流畅,没有受到时风的影响,这次应考,可说是适当其时。
礼部考试那天,苏氏兄弟天不亮就起床,自备干粮,匆匆赶往考场。当时考试,纪律十分严明,考生进入考场,各自关闭在斗室之内,不到考完不准出场。每间斗室,都配有皇宫侍卫严加看守。
无哗战士衔枚(枚,古代行军时为防止喧哗,让士兵衔在口中的竹棒或木片)勇,下笔春蚕食叶声。(欧阳修《礼部贡院阅进士试》)
寂静的考场上听不到一点点喧闹,只有笔尖触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响,仿佛春蚕食叶,又仿佛行军的战士衔枚急走。
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苦心经营,三易其稿,仅用六百余字阐明了他一生所遵循的以仁治国的思想。文章指出,为政者应“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一方面,赏罚必须分明:
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之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另一方面,又须做到立法严而责人宽: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
可赏可不赏时,要选择奖赏,可罚可不罚时,就不要惩罚,因为奖赏重了仍不失为君子,而惩罚重了则流于残忍。总之,无论赏罚,都应本着“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的忠厚仁爱之心,这样便可以达到“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的文治昌明的理想世界。
当苏轼放下笔,满怀信心地走出考场的时候,也许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他这篇应试之作将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按照宋代的考试法规,为了防止徇私舞弊,试卷收齐之后,先由办事人员登记在册,重抄一遍,再呈交考试官评阅。重抄之后的试卷,既没有原作者的笔迹,也略去了姓名。在考生出场之前,考试官就已进入试院,与外界隔绝,直到阅卷完毕才能放出来。按房分卷,国子监直讲( 五品官,负责以经术教授国子监诸生 )、本次考试的详定官梅尧臣最先读到苏轼这篇应试文章,大为激赏,立即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一气读过,又惊又喜,深觉文章引古喻今,说理透辟,既阐发了传统的儒家仁爱思想,又富于个人独到的见解,语意敦厚,笔力稳健,质朴自然,颇具古文大家的风采。本想评为第一,名列榜首,但是转念一想:这样出色的文章,除了自己门下弟子曾巩之外,天下恐怕不会有第二人能写得出来。如果把曾巩取为第一,岂不是有徇私舞弊之嫌?于是决定忍痛割爱,使该文屈居第二。
接着礼部复试,苏轼以“春秋对义”( 即回答《春秋》一书的问题 )获得第一。三月,礼部考试合格者参加殿试,仁宗皇帝亲临崇政殿主持策问,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这时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气宇轩昂、才华出众的苏氏兄弟,给仁宗皇帝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殿试结束,仁宗兴冲冲地回到后宫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
金榜题名之后,主考官与新中进士之间,便有了师生的名分和情谊。苏轼循惯例向恩师呈递了《谢欧阳内翰书》,表达自己对欧阳修知遇之恩的诚挚谢意。
这封不足五百字的短简,极为精要地概述了宋朝立国以来文学发展的艰难进程。文中说:宋初文坛深受“五代文弊”的影响,“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朝廷对此深感忧虑,曾明诏天下,希望能正本清源,“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恢复先秦两汉的朴实文风。但是,矫枉往往过正,旧弊未除,新弊复作,为文者,有的求深而“至于迂”,有的务奇而至于“怪僻不可读”,究其原因,即在于学韩愈未能学到精髓,而是继承了由皇甫湜( 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弟子 )片面发展的韩愈古文创作中险怪奇奥的一面。该文高屋建瓴,精炼而透辟,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充分显示出苏轼不凡的见识和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欧阳修读后赞不绝口: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与梅圣俞》)
并且感叹:“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他预言,未来的文坛必将属于苏轼!
后生可畏,而欧阳修宽广的胸怀、发现人才的识力,以及提携后进的热忱也同样可敬可佩,千载之下,仍令人为之深深感动!
呈上《谢欧阳内翰书》之后,在父亲的带领下,苏氏兄弟一同到欧阳修府上拜见恩师。对于这两位青年才俊,欧阳修看在眼里,爱在心上,几句寒暄之后,彼此就觉得非常亲切,从此结下了绵延几代的亲密情谊。谈话之间,欧阳修问苏轼:“你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远古尧帝的时候,皋陶为司法官,有个人犯罪,皋陶三次提出要杀他,尧帝三次赦免他。这个典故出自哪本书?”
苏轼回答道:“在《三国志·孔融传》注中。”
苏轼父子走了以后,欧阳修立即将《孔融传》注细细地重读一遍,却没有这个典故,十分纳闷。下一次见面,又问苏轼。
苏轼说:“曹操灭袁绍,将袁熙( 袁绍子 )美貌的妻子赏赐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对此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见于哪本书上。孔融说:‘并无所据,只不过以今天的事情来推测古代的情况,想当然罢了。’所以,学生也是以尧帝为人的仁厚和皋陶执法的严格来推测,想当然耳。”
欧阳修一听击节称叹,事后多次和人谈起,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作为一代宗师,欧阳修以他当时的声望,一句褒贬之词,足以关涉青年学子一生的荣辱成败。苏轼有幸数次得到他如此高度的评价,因而一时之间,名满天下。
通过欧阳修的介绍,苏轼先后拜见了宰相文彦博、富弼,枢密使( 掌管军务的大臣 )韩琦。幼年时代读砎《庆历圣德颂》即已心识神交的这些当代英杰,如今都将他延为上宾,待为国士。唯一令他引为平生之恨的是,范仲淹已于几年前去世,无缘相见,亲聆教诲。尽管如此,范仲淹以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岳阳楼记》 ),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崇高博大的精神境界为表率,“大厉名节,振作士气”( 朱熹语 ),开启有宋一代崭新的士风,这位伟大人物的流风余韵,对于青年苏轼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正当苏轼像光彩熠熠的明星照亮文坛的上空,一举成名、声誉鹊起之时,意想不到的噩耗从天而降,母亲程氏夫人已于四月初八日病故,临终之际,还不知道一双爱子已在京城双双高中。
苏轼父子于五月底闻此噩耗,悲痛欲绝,仓促离京,连与亲友告别都来不及。父子三人日夜兼程,赶回家中,眼前一派荒凉景象,“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 苏洵《与欧阳内翰第三书》 )。回想当年,屋里屋外,整洁清新,书声笑语,其乐融融的情形,不禁悲从中来。
苏洵将夫人安葬在武阳安镇山下老翁泉旁,并在泉上筑了一座亭子,作《祭亡妻文》,寄托哀思。在封建时代,父母或祖父母死去,子孙辈必须谢绝人事应酬,如果是做官的人,还需解除职务,在家守孝,叫作守制或丁忧。从嘉祐二年六月起,苏轼便丁忧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