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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宗皇帝最大限度的信任和支持下，王安石勇往直前，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新法，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新法的具体内容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类。属于理财的有青苗法
、免役法
、均输法
、市易法
、方田均税法
、农田水利法
等；属于整军的有减兵并营
、将兵法
、保马法
、保甲法
等。理财是为了“富国”，整军是为了“强兵”，最终目的是为了缓和社会危机，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
一时之间朝野震惊，舆论汹汹。尽管这是一个改革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人们普遍地求变图新，可是在具体运作方面却有着往往是截然相反的思想和观点；同时，这又是一个因循守旧已成习惯的社会，许多人虽然早已不满现实，却又似乎暗暗地害怕和抵触可能发生的一切变化；更何况，政治、社会的大事件，是属于各个阶层人们的群体的实践活动，不可避免地卷入许多更为复杂、琐碎、偶然，却又不容忽视的因素。当最初的兴奋和昂扬过去之后，神宗皇帝很快就陷入一种极其艰难的处境，他不得不承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沉重压力，他不得不用年轻的、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头脑来判断纷繁复杂的是非得失，他常常夜不成寐。
事实上，早在治平四年，神宗初次诏令王安石进京，安石因病未能从命，对此，朝臣便已意见纷纭，是非难辨。一天，神宗对身边近臣说：“王安石，先帝在时，屡召不起，有人认为是不恭。现在朕召他，他又不受命，是真的病了呢，还是有所求？”
曾公亮说：“王安石文学器业，堪称时之全德，应该得到朝廷的重用。累召不起，必因疾病，不敢欺罔。”
吴奎则说：“王安石曾任纠察刑狱之职，争刑名不当，有旨释罪，不肯入谢，总认为韩琦排挤自己，所以不肯入朝。”
曾公亮当即指责道：“王安石真辅相之才，吴奎所言是荧惑圣听。”
吴奎说：“臣曾与王安石共事，见他刚愎自用，所为迂阔，如果重用了他，必定紊乱朝纲。是曾公亮荧惑圣听，非臣荧惑圣听！”
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令神宗颇难取舍。
在变法的酝酿和准备时期，围绕着任用王安石的问题，君臣之间也发生过多次明显的对立和冲突。王安石虽然品格高尚，才华卓著，但个性执拗，孤傲怪僻，不善与人相处，许多大臣认为不可重用。宰相韩琦请求离朝外任，临行前，神宗问他：“卿去之后，谁可以担当国家大任？”
韩琦沉默不语，因为他很清楚皇帝的意图何在。神宗也不含糊，干脆直截了当地追问：“卿以为王安石如何？”
韩琦回答道：“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直到神宗已决定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的前夕，大臣唐介还进谏劝阻，神宗非常气恼，他质问道：“王安石是文学不可任？经术不可任？还是吏事不可任？”
唐介回答道：“王安石固然好学，但泥古不化，议论每多迂阔，若其执政，必定多有变更，想治反乱。”
这些富有经验的大臣们的意见，未尝不令神宗感到有些犹豫。可是，他想：人无完人，王安石个性中固然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他不凡的见解、果决勇敢的气质、恢宏阔大的魄力，在这个习故蹈常、墨守成规、人人但求无过而不思有所作为的朝中实在太难得了！或许这些见解和气质，正是神宗自身所具备的，对于一个充满自信的人来说，他欣赏和爱慕的，往往就是与自己相似的。况且，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他确认，满朝文武，唯有王安石能与他同心协力，开创大业，所以，他力排众议，起用王安石。
新法一经出台，便在朝臣中引起了十分激烈的论争，虽然大多数人都赞成改革，但是在如何改，确立什么样的改革目标等问题上，却存在着重大分歧。当时朝议纷纷，而以翰林侍读学士（ 皇帝的顾问 ）司马光的政见最为集中突出。司马光和王安石当时同样名重士林，品德学问都是第一流的人物，变法之前，相互之间常常诗词歌赋酬唱往来，有着亲密深厚的友情。但是两人的学术背景和政治思想却完全不同，因而在变法运动开始后，很快形成尖锐对立。
王安石主张祖宗之法可变，司马光则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对于祖宗之法应“存其善而革其弊”（ 元·脱脱《宋史·司马光传》 ）。
王安石主张制定一整套新法，以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司马光则主张在基本维持成法的前提下，节俭用度，减省冗费，拯救国家财政危机。
王安石重在变法理财，富国强兵；司马光重在惩治时弊，安定民心。
在一次又一次面对面的交锋中，王安石显然是变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则成了反变法派的代表。两派的政治思想各有利弊，谁也无法驳倒谁，同样，谁也无法说服谁。
尽管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等一大批元老重臣都更多地认同于司马光的政见，并以自己数十年治理国家的丰富经验，富有预见性地指出新法本身潜藏的诸多弊端，但是，神宗皇帝渴望的是恢宏大气的变法更张，而不是小打小闹的查漏补缺。他想：也许矫枉必须过正，也许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不能不付出大的、惨痛的代价。既然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因循苟且，就应该有一番大手笔、大写意！所以，在每一次两派间面红耳赤的争辩之后，神宗这举足轻重的一票总是投给了变法派。
在理想蓝图的鼓舞下，在改革浪潮的激励下，神宗与王安石，这两个同样自信、同样果决、同样坚定的人，怀着迫切的、急于求成的心情走自己的路，完全忽视了反变法派的议论中那些合理的、中肯的意见。
“道不同，不相为谋”（ 《论语》 ）。于是，这一批负有社会重望的老臣或称病，或引退，或要求外任，以消极抵抗的方式表示他们的不满。神宗皇帝每一次接到这样的报告，都不免感到心酸，但是，含着泪，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批准了他们要求离开朝廷的申请。司马光于熙宁三年离朝退居洛阳，十五年绝口不谈国事，闭门著述，完成史学名著《资治通鉴》（ 共耗时十九年 ）。
元老重臣的相继离去，更使朝中一大批对新法持有疑虑或反对意见的大小官吏舆论蜂起。他们有的基于忧国忧民的善良动机，与王安石等变法派大臣探讨新法的得失利弊，开诚布公地提出忠告；有的则罗织罪名，无限上纲，进行恶意的谩骂和人身攻击，称王安石为“大奸”、“大恶”，指责他欺上罔下，误天下苍生。神宗皇帝态度强硬，阻碍新法者一律罢黜。
朝廷的风波惊动了后宫，祖母（ 仁宗妻曹后 ）、母亲（ 英宗妻高后 ）以及神宗的妻子向后，也站到反变法派的行列中去了，每次见到神宗都流着眼泪要求他放弃变法。她们的眼泪，总会让神宗产生片刻的动摇。可是，只要一见到王安石，他又重新变得坚定。王安石既是他的同志，又是他的导师。就这样，君臣二人，义无反顾，冲破一切障碍向前走。
然而，在这种大无畏精神鼓舞下，他们不仅不能吸收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以完善自己的思想，而且又犯下一个难以弥补的战略性错误，将许许多多可以团结的力量毫不留情地推到对立的一面，变法的核心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陷入了完全孤立的状态。
在激烈的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中，原有的官吏或引退，或罢黜，或外迁，王安石不得不大量起用新人，无暇从容仔细地进行品德、才华的全面考察，于是，一些投机巧进的小人乘机混入了变法者的行列。这批青云直上的“新进少年”颇为舆论所卑视。当时流传一则笑话，说是有一天，神宗身边的一个优伶故意骑着一头驴来到百官朝拜的大殿外，大模大样地登堂入室，被卫士们挡住，他故作惊讶地说：“现在不是凡有脚的都上得了吗？”
这则笑话当然不是实有其事，但也反映出当时用人确实存在着既多且滥的问题。
政见之争与道德的优劣评判，在最初的阶段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后来却搅到了一起，难解难分，从此党争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只看到贤者渐去，小人得志，一般清高自重的士大夫不屑与小人为伍，便很自然地站到了与小人对立的“君子”——反变法派一边。因为反对新法而罢官，被士大夫引为骄傲和光荣。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变法派的孤立处境。而且依靠急功近利、才德浅薄的小人推行新法，必然会产生许多事与愿违的现象，使新法本身潜藏的弊端过早地恶性发展，导致变法运动的最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