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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比以往几个统一王朝更注重中央集权的朝代。宋太祖、宋太宗两任君主，对于晚唐五代的藩镇之祸亲身体验，非常警惕。所以，建国之初，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把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这些措施在整个宋朝代代相传，被称为“祖宗家法”。这是宋代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也是具有明达卓识的宋朝奠基者们，在封建社会转型时期一种因势利导的必然选择，对于巩固宋朝的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外来侵扰，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些军政措施，同时又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而且越到后来越加严重。
在军权集中方面，公元961年，宋太祖即皇帝位的第二年，便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一幕。当时太祖亲设宴席，邀请手握重兵并有开国之功的石守信、王审琦等前来欢聚，席间觥筹交错，开怀畅饮，欢声笑语不断。太祖乘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谕各位将军放弃兵权，多买良田美宅，多置歌儿舞女，尽情享受人生，终其天年。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心头大患。从此，把军队交由文臣统率，又立“更戍法”，士兵经常轮换驻防，终年往来道途，致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些举措，虽然成功地杜绝了武人拥兵自重、跋扈割据的局面，却又造成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薄弱的严重弊端。
在政权集中方面，则以“分化事权”、“互相牵制”为其主要手段。无论在朝廷，还是在地方，都有一套严密的办法来控制官员的权力，使他们不能不小心谨慎、恪守本职。即以地方行政的配置而言，宋朝派遣文人担任地方长官，既设知州（ 州府长官 ），又置通判（ 州府副长官 ）。通判虽属副职，但由朝廷选派京官担任，有权直接向皇帝奏事，可说是朝廷安插在地方起监督之职的一只眼睛。一切公事应由通判与知州共同处置，从而使通判、知州互相牵制，避免专权擅任、尾大不掉。然而，这种制度又产生了一系列的流弊。两套人员的设置安排，致使官僚机构庞大臃肿；知州与通判经常发生摩擦，又将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内耗，造成官府的无能、低效。欧阳修《归田录》中就曾记载了这样一个笑话：有个叫钱昆的杭州人，平生最爱吃螃蟹，在朝任职时，他曾要求到地方上去担任知州，有人问他愿意去哪里，他回答道：只要是有螃蟹无通判的地方就行。平生最爱的事物的对立面自然就是平生最恨的事物，可见当时一般说来，知州与通判之间确实形同冰炭，两不相容。
在财权集中方面，规定地方财赋绝大多数上交中央，这刺激了上层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挥霍享乐。宋朝优待百官，官吏俸禄极高，一般士大夫之家都有蓄养歌妓的风气，著名词人、太平宰相晏殊就以生活的艺术化、精致化而著称，他家“未尝一日不饮宴”（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他那些带着淡淡忧伤的美丽歌词，就是在“一曲新词酒一杯”（ 宋·晏殊《浣溪沙》 ）的优雅闲适的氛围中写出来的。在民间有一出影响深远的戏文《破窑记》，它的主人公原型就是宋朝名相吕蒙正，然而，正是这位出身贫寒的吕蒙正，一朝高中，登上宰相之位后，每天光是喝一碗鲜美的鸡舌汤，就要杀上百只鸡。这是个所谓“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 ）的时代。经过五六十年的发展，官僚集团累积膨胀，规模十分庞大，这给宋代的财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到宋仁宗时期，就出现了国库空虚，“惟存空簿”（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的严峻的形势。朝廷不得不进一步加大从民间汲取财富的力度，这使固有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化，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正如上文所述，宋朝在军事制度上的变化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在抵御外辱方面，尤其显得软弱无能。所以，北宋一代，前期处在契丹族的辽政权、党项族的西夏政权的侵扰和威胁之中，后期又受女真族的金政权的侵逼。为了换得暂时的和平，宋朝每年向辽、夏输纳大量“岁币”（ 银、绢 ），这项巨大的支出无疑使本已沉重的财政负担雪上加霜。
政治、经济上的紧张又蔓延刺激着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矛盾，这时的北宋，在太平的表面之下其实涌动着各种不稳定的暗流。当然，统治阶层也已感到社会危机的严峻形势，缓和危机、革除弊政的社会思潮在一些意欲有为的官员中日益高涨。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副宰相 ），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 全国军事机关的副长官 ），实行改革，号为“庆历新政”。但事隔不久，就因保守派的反对而失败，范仲淹、富弼罢职，韩琦被迫离开中央到地方。“庆历新政”的失败更彰显出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以及解决的艰巨程度。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勉力维持，尚称安定，至宋神宗继位时，国家形势已经非常严峻。这时，宋朝每年向西夏输纳银七万两，绢五千匹，茶三万斤；向辽国输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仍然换不来西北边境的安宁。和不成，战又不可，国家贫弱，民不聊生，内忧外患迫在眉睫。新的改革浪潮在士大夫中蓬蓬勃勃地酝酿着，仿佛地下奔腾汹涌的岩浆，只等着一个突破口的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