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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J.M.Coetzee）这位来自南非、现居住在澳大利亚并已是澳大利亚公民的著名作家已广为世人所知。他既是一位小说家，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同时还是一位翻译家。其代表作有《耻》（1999）和《等待野蛮人》（1980）等。
保罗·奥斯特（Paul Benjamin Auster）是美国著名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其代表作有《纽约三部曲》（1987）等。作为剧作家和导演，他创作并参与执导了多部影片。奥斯特不仅是国际笔会美国中心副主席，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美国艺术与人文学院的两院院士。
虽然库切和奥斯特两人都读过彼此的作品，可谓神交已久，但他们两个开始有所接触还是在2005年。当时，奥斯特邀请库切为自己所编纂的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百年四卷本文集写篇序言。这算是两位文坛巨人交往的开始，但即便到这时，两人并未谋面。直到2008年2月，奥斯特与同为作家的妻子一同赴澳大利亚参加阿德莱德文学节时，才得以与在此定居的库切相识并成为朋友。
从澳大利亚回到美国不久，奥斯特就接到了库切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有个提议，不知你是否感兴趣，我们能不能合作做点事情，要比我们此前的合作还要更实质一点。此前我还没有跟其他人如此合作过，但我想，如果跟你合作，一定会非常有趣，同时我们彼此也一定会碰撞出火花来。”收到此信的奥斯特喜出望外。他很快在回信中建议说，两个人可以进行一种公开的对话，主题随意，只要两人感兴趣，什么都可以谈，就像是两位居住在同一座城市的老朋友经常见面聊天一般。当然，这种聊天不是那种随意的侃大山，而是选择一些更为严肃的话题去谈。
于是，就有了《此时此地》这本书信集。他们从友情谈起，谈世事，聊人生，议文学，论艺术，话题涵盖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生活中的小故事、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现代战争、体育运动以及个人经历等，可谓无所不谈、包罗万象。
这部书信集的时间段是从2008年到2011年这三年时间。最初，两人原定这样的通信进行两年，但在接近第二年年末的时候，两人都感到意犹未尽，因此决定再延长一年。
这是一本有趣的书，我们从中看到两位作家的智慧、人生经验、生花妙笔的同时，也可以发现平时在他们的作品中难以见到的真性情。
二
人们或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通信者是这两位作家？
其实，库切与奥斯特两人的差异远远大于相同点。比如，两个人的年龄有差异。奥斯特出生于1947年，比出生于1940年的库切小七岁。再比如，两人的生活背景与经历也极为不同。奥斯特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并在新泽西长大。1970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他到法国从事法语文学翻译工作，在那里生活了四年。1974年回美国后开始从事诗歌、散文与小说创作。1981年，他与第二任妻子结婚后，就一直住在纽约的布鲁克林。而库切的经历则要复杂得多。他出生于南非开普敦的一个白人家庭，主要在那里成长。1960年和1961年从开普敦大学分获英语和数学学士学位之后，他到伦敦做了一名IBM公司的计算机程序员。1965年他借富布莱特项目赴美留学，到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攻读语言学专业的博士学位，1969年毕业。但库切从1968年就开始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任教，到1971年，因为申请永久居留美国被拒转而回到南非。后来，他虽然也时常出国短期教书做讲座，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南非的开普敦大学当教授。2002年退休后，他移居澳大利亚，2006年加入澳大利亚国籍。而且，库切与奥斯特两个人的创作主题与写作风格也多有不同。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两人的相同之处，他们都是作家、翻译家，都与塞缪尔·贝克特有密切的联系——奥斯特曾编纂了塞缪尔·贝克特的百年四卷本文集，而库切在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毕业时所撰写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贝克特早期小说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性情上看，两人都不爱与外人有过多的交往。奥斯特在书信中说：“我往往远离人群、聚会和公共活动，宁愿隐居在自己布鲁克林的小花园中。”而库切的离群索居可谓举世闻名。他两度荣获布克奖都未亲自到场领奖。而在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诺贝尔委员会也曾警告记者们，有可能采访不到他。库切在2013年4月的中国之行中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言简意赅，相信给中国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他们都不爱与外界打交道，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与好朋友。我想，正是因为以上的相同点，使他们想到了用书信这一对他们而言的最佳方式，把两人及其友谊联结在一起。
三
本书是友谊的见证，因此，话题始自友谊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但本书的话题并没有仅限于友谊，而是恰如奥斯特所期望的那样，在看似主题随意的背后，挖掘了两人感兴趣的众多话题，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这样一些看似严肃的话题，更有诸如体育、旅游、阅读、影视这样一些看似轻松的话题。在上述严肃的话题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人独特的个人见解，而在那些轻松的话题中，我们见到了他们的深度思考。
他们通信的2008年到2011年，正是世界格局因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发生巨大变化的三年。他们的通信，既是个人的记录，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时代的变化以及人们对此的认识与反应。而在这其中，读者可以明显看到两位作家思想的变化。比如在对待金融危机的态度上，库切曾有自己独特而不乏幼稚的认识与见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最初畅谈个人观点，到后来决定还是闭嘴不谈较为明智。由于高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双方对待电子产品，比如手机的认识，也有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变化——从排斥到逐渐接受。作为作家，他们当然在谈文学，谈创作中的困难（都有写不下去的时候），谈创作中的思想，其中有互相的鼓励，有互相的爱护，尽管奥斯特更多照顾、更为爱护库切一些。
当然，既然是书信，就少不了个人生活的细节。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库切爱好自行车运动，因经常出差而患有较为严重的失眠症；奥斯特因为生活中的琐事而苦恼，跟太太到挪威见识到欧洲不同的圣诞节礼仪时喜出望外。更重要的是：两位作家都因袒露心迹而显得更加真诚与可信。他们也有抱怨和苦恼。奥斯特因为作品遭到批评家故意恶评而愤怒地想要给批评家一记老拳；库切面对读者指责其有种族歧视的来信感到困惑与不知所措。他们也都有凡夫俗子遭人误解时所有的那份苦恼与愤愤不平。看到这些，我们眼前的两位名人倒更像是普通人，而非高高在上的大作家。通过书信中所透露的活动以及日常生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人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他们都喜欢读书，喜欢体育——体育的话题贯穿了整部书信集——也喜欢看电影，当然，独居写作——成为缪斯女神的囚徒，似乎是两人自觉自愿的选择。
书信集给人印象较为深刻的地方，还是作家鲜明的个性，以及两人不同的性格特征。通过书信可以看到，库切比较理性，更为深刻，也较为自我一些，而奥斯特则更加热情，在讨论问题时，更加愿意寻找两者的共同点——甚至有时不惜附和对方，在此基础上说出自己的观点，也似乎更有同情心。而两人同样的机智、敏锐与启人心智也令人难忘。
无论库切还是奥斯特，现在基本上都不接受外界的采访了，特别是库切，算得上是颇为封闭的作家了。那么，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如何，其实是当今读者更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在一个信息极为发达、人与人之间交流如此便捷甚至难以避免的时代，像库切这样的大作家远离人群，结果不是被大家所遗忘，反倒激起了读者更大的兴趣。
因此，这是一本可以让读者进入到作者心灵世界当中的书信集。
四
无论是创作还是翻译，都应该也必须要依靠作品本身去说话。我还以为，在今天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变得如此易如反掌，人们有了疑问就希望立刻得到解答而失去了等待的耐心，人们集合了各种信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个人的判断（无论正解还是误解）；即便如此，作为作者或是译者，写上几句话，既是对自己，也是对读者，应该算得上是一种有益的交流方式吧。
首先，从翻译的原则上讲，我还是以王理行先生过去提出的翻译“一要经得起对，二要经得起读”的观点为基本准则。根据我的理解，所谓“经得起对”，是指译文要经得起与原文进行对照，即要忠实于原文；所谓“经得起读”，是指译文要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当然做得好不好、到位不到位，还要读者做出最终的评价。我的翻译中如有问题和错误，非常希望读者和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其次，我把本书称为“书信集”而非“通信集”，是因为奥斯特和库切两位通信者采用的是传统的书信和传真的方式，而不是采用现代的诸如电子邮件等更为快捷的方式——（尽管在中间偶尔也通过奥斯特的太太发送过电子邮件，但奥斯特本人不使用电子邮件）来进行交流的。正如库切在信中所说：“我非常喜欢那种贴上邮票的旧式的书信往来方式。”
我个人以为，称该书为“书信集”，既符合该书的特征，也能突出两位作家特别强调的传统的书写方式。若以“通信”相称，虽然同样可以突出两人之间的交流，但这种交流也有可能通过其他现代的方式（比如电子邮件）来完成，这样就失去了他们在书中所强调的书信的特征。不过，使用“书信集”，会不会使人误解为是“两个人的书信的合集”呢？我个人认为，由于在封面和内文中，很容易看到本书系两人合著，也是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因此应该不会有误会。
再次，既然是书信，就难免有敬语、问候语的问题。由于英文不像中文，也不像法文等，有敬语“您”这样的词汇，因此，在处理的时候，我采取了三种不同方式：第一，在所有书信的正式内容中，凡是you，your等词汇，一律使用“你”“你的”，以表示两人之间较为亲近的关系。第二，在书信结尾的问候语时，则全部采用“您”的说法，以表达双方的相互尊敬之意。第三，在写给女性（如库切写给奥斯特太太）的信中，使用了“您”。而对于问候语，凡是相同或者相近的，均按统一的译法译出。
再次，中外的书信往来，还会遇到不同格式的处理问题。这个问题在翻译界有不同的争论，换句话说，在究竟应该按照中文的书信方式还是西方的书信方式来翻译的问题上，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我以为，既然是西方的书信，从格式上看，还是应该以西方书信的格式为主。因此，在翻译中，书信的日期、落款等，全部按照原文书信的方式进行排列，即：日期、地点（只有少数书信有地点）位居书信的右上侧；落款与问候语，则在书信的左下侧——顺便说一句，把落款与问候语放在左侧而非右侧，应该是西方特别是美国近年来的一种习惯。而本书就沿用了这一习惯，所以翻译时也照此处理。
最后，本书原文极少注释，但译者翻译时加了一些脚注，原因有二：一是原文以及翻译中的一些问题，需要向读者做出说明；二是在两人的通信中，除了有关政治、经济、体育等内容外，还涉及到了大量的文学与相关作家的内容，作为译者，我个人觉得有必要把一些背景性的知识点罗列出来——当然我也很清楚，这很可能是吃力不讨好。但我的确要说，在翻译中，如果不是做了一些深入调查，两人之间所谈的一些问题可能就不甚明了（比如库切在信中谈到自己与美国移民局关系糟糕的问题等）。而我以为，这些注释至少对于部分读者来说可能会有些用处。
当然，在做注释的时候，除了个别必要之处，大都尽量以简明扼要为准，而不去做过多的阐发。作为译者，我是希望这些注释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沉浸在两位作者的书信世界之中，而不是时不时地被译者拉入到现实当中而坏了阅读的兴致。因此，知识渊博者对注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对于有兴趣进一步探讨者，则可以借注释再做深入的研究。
此译本的脚注中，原文注数量较少，已标出；其余的为译者注就不一一标示了。
五
或许人们会问，在书信交流快要绝迹的今天，在一个电子邮件大行其道（更不要提脸书、推特、微博、微信等更加便利快捷的交流方式）的时代，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古老的方式交流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奥斯特与库切似乎在告诉我们：深入的交流，需要时间的沉淀；深刻的观点，需要以时间为代价进行深入思考。在这个交流已经便捷得无以复加的年代，更需要注重交流的完整性，需要思想意识的深刻性。
因此，我以为，他们的行为似乎在彰显：要以书信的方式，去抵抗一个碎片化的思想的时代。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或许将是当代人最后的书信集了。
因为除非特意为之，否则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流，应该再也回不到写信、发传真这样传统的时代了。
是的，或许，这将是21世纪乃至人类最后的书信集了。
但我们依旧可以庆幸的是：
无论人类交流的方式如何改变，人类的思想都会继续延续下去。
郭英剑
（美国东部时间）2013年6月12日
于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