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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洪火秀蜗居在广州以北一座普通小村庄，默默背负诸父老典型的中国式梦想，清帝国却面临亘古未有之变局。
道光十九年，西历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于广州。其之所来，乃是赉负宣宗圣旨禁绝鸦片贸易。一周后，他正式谕令洋商无条件将鸦片存货“尽数缴官”，并人人留下书面保证，声明今后再不将此物携至中国。此时的洋商与侨民，全都居住在广州城墙外西南之一隅，“从东走到西是二百七十步，从北到南距离更短”
，拢共十三排房舍，是所谓“十三洋行”。林则徐封锁海岸线，兵围“十三洋行”，将洋人困在其中，迫其就范。这时一位英国人登场，此人名叫义律，具有英吉利首席商业监督之官方身份。他出面下令，所有英商将手中鸦片交至彼处，由他开具收据，之后再一并移交中国地方当局。此举的含意，正如蒋廷黻先生所说：“一转手之间，英商的鸦片变为大英帝国的鸦片。”
职是之故，所缴鸦片数量倒也有案可稽，计二万零八百二十箱，重逾二百数十万斤。林则徐遂于虎门海滩设销烟池，以石灰尽毁之，前后历二十三日云。
至此，仿佛未费吹灰之力，清帝国禁烟之举大获成功。但义律虽乖乖交出鸦片，却坚拒另一要求，即所有英商具结保证于此贩卖鸦片之事洗手不干。同时，他紧锣密鼓撰写报告，将发生的情况汇报给伦敦的外交大臣巴麦尊。在1839年4月3日报告中，义律已经提出了动用武力以迫使中国赔款、割地、开放口岸的建议。
在当时条件下，这种文牍往还历时颇久，比如4月3日这份报告，8月末方抵伦敦。迁延之中，又有一些新的事态发生。鉴于英人拒不签署书面保证，8月12日，林则徐“命令所有的中国仆役离开英吉利人，断绝一切粮水供应。这个命令受到严格的遵从”。当英国商人从“十三洋行”撤出，转而寄依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后，林则徐进而要求葡方将他们驱逐，“8月21日我们在澳门就得不到新鲜食物了。葡萄牙人受到警告，如果他们敢于给英吉利人任何支援，则他们的供应也将同样地被断绝。我们又接到命令，限三天内离开澳门。”
之后，双方遂发生数次小规模炮战，由于英方武力有限，似乎并未占得便宜。但危机不可能到此为止，它势必朝着真正严重的局面演进。
翌年2月20日，英外相巴麦尊从伦敦发出机密件，以海军上将乔治·懿律
此人与商业监督义律的姓氏均是Elliot
为“在华全权代表”，命其在新加坡集结海陆军部队，准备开赴中国，并详细规定了远征军所须执行的各项指令、所要达成的各个目标，甚至备好了对华条约草案。
方案既明，其之实施，惟待英国议会批准而已。4月，下院经辩论后表决通过对华军事报复。6月，舰队到达中国海域。根据巴麦尊的布置，英军在粤闽一带只是建立封锁线、必要性地扣留中国船只，“不必进行任何陆上的军事行动”，“广州距离北京太远了，所以那儿的任何行动都没有决定性意义；有效的打击应该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
因此，在完成对粤闽的封锁后，懿律率主力舰队北上，在浙江定海
今舟山
和天津大沽展开实质性军事行动。定海失守后，宣宗震恐。而在大沽，琦善则成为首位直接见识英国军事实力的封疆大吏：
是时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直隶总督琦善。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他派人到英国船上假交涉之名去调查英国军备，觉得英人的船坚炮利远在中国之上。他国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他们的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回想中国的设备，他觉得可笑极了。
自英军由粤北上，宣宗一改先前对林则徐禁烟功勋的褒扬，转而怨其“生出许多波澜”，眼下则应英人之请将他革职，由琦善代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谈判。对英军来说，逼近京师，目的本在炫耀武力，他们是带着一整套既定方案前来，事情发展正合其所谋划好的步骤，因此并不坚持逗留天津，而返棹南下。
到林则徐被革职，危机迈出第一阶段，而来到第二阶段。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六日，琦善到达广州。琦善内心是一意主和的，因他摸过敌方底细，知道中国没有战而胜之的机会。但北京的态度并非如此。皇帝和一班夸夸其谈的大臣觉得，与此等“蕞尔小夷”未战即和大失体统。琦善在广州只好以拖延术寻求转圜。一个月后，上谕仍然“不许琦善割尺寸地，赔分毫钱，只教他‘乘机攻剿，毋得示弱’”。
在此期间，琦善对英方副代表义律的软磨硬泡实已颇具成效：对于被收缴销毁的鸦片，定损为六百万元，分五年交付；对于割让香港，琦善坚拒，义律业已松口可以添开两处通商口岸作为交换。
较诸后来《南京条约》所造成的损失，相距何啻道里！但进展如此，琦善情知北京仍不会接受，于是继续与义律周旋，冀能讨得更多便宜。然而十二月十四日，被泡得失去耐心的英国人，愤然宣布交涉无果，将于翌日展开攻击。十五日，英军果然行动，在虎门攻陷大角、沙角两处炮台，清军大败。经此失利，二十七日琦善被迫与英方签了《穿鼻草约》，基本内容有四：一、中国割让香港，但留有在香港设关收税之权力；二、赔款六百万元，五年付讫；三、两国平等交往；四、一俟广州复市，英方即归还定海。奇怪的是，此草约两国无一乐见。宣宗朱批大骂琦善“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英国那边，巴麦尊对义律也是一通饬斥。
至于原因，琦善是在上谕明言不许“割尺寸地、赔分毫钱”的情况下，与洋人订了这样的条款；义律则是在英国对华作战大胜的情况下，换来如许的成果。为了鉴其得失，我们不妨将二年后所订《南京条约》与眼下《穿鼻草约》逐条对比。《南京条约》主要内容六项，除两国平等交往一项与此前完全相同，其余五项较《穿鼻草约》则或改或增：
一、赔款从六百万元增至二千一百万元。
二、彻底出让香港所有主权 《穿鼻草约》规定中国在香港得保留财税之权 。
三、《穿鼻草约》仍只设广州一处通商口岸 此点对大清帝国十分重要，详后 ，《南京条约》增至五处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
四、海关税则详细载于条约，非经两国协商，以后中国不能单方面更改。
五、凡英人在华，将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约束，即享有治外法权。
显然，从战前琦善与义律口头商约的不割地、赔六百万、增两处口岸，到虎门战败所签《穿鼻草约》的割香港 但保留财税之权 、赔六百万、维持一处口岸，再到《南京条约》赔二千一百万、香港主权全失、五口通商、海关税则仰人鼻息以及治外法权确立，中国可谓损之又损。这就像股市不利时，不知道止损操作恰为自保之策。
既然《穿鼻草约》双方均指无效，争端继续，战火乃由广州北延，厦门、宁波等次第而下。道光二十二年夏，英军打到中国经济命脉所在的长江流域，连克吴淞、上海、镇江，眼看就要进占南京。此时，宣宗才委耆英为钦差大臣与英人谈判 琦善因擅签《穿鼻草约》已被拿问 ，英方亦撤义律之职、改派璞鼎查为代表，双方最终所签即中国与列强之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这场既改变了中国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我们称“鸦片战争”，英国人却叫它“通商战争”。为鸦片贸易而战，其不名誉不光彩，英国人心知肚明，当时在其国内，亦争议颇大。例如几位英国当事人在给巴麦尊的信中就曾承认，对于他们所经营的“这行生意”，世间广有“谣言谰语和严重的非难”，常闻“责难憎恶之词”。
此即何以对华动武提案，在议会仅以微弱多数勉强通过。英国硬着头皮也要打一场势令其丢脸蒙羞、留下污点的战争，有难言之隐，或正如蒋廷黻先生所云：“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当时中国，挟千余年来经济领先之余威，在贸易中占尽优势。内中我们握有两大法宝，一个是生丝，一个是茶叶。这两样物产，均为中国特有，举世仰赖于我。生丝之辉煌无遑多言，纪元初它已造就东西方贸易大动脉“丝绸之路”。而在十九世纪当时，对英国人来说更要紧的是茶叶。此物不单为中国人所发现，且直至鸦片战争前，惟中国知其种植与加工技术。过去欧洲人在未接触茶叶咖啡之前，彼之饮品除了水，便只有酒。如今英国民间何以特重茶饮，有诸如“下午茶”之类的讲究，可以说就是拜这场鸦片战争所赐。茶叶大约在中世纪之后传到欧洲，他们因而知道世上还有此一不含酒精却能致人精神焕发的妙物。但长期以来，一因输送路途之遥远，一因生产尽为中国所垄断，茶在欧洲价格极昂。即便鸦片战争后不久的1840年代末，香港第二任英国总督德庇时于所撰报告中仍然说：“茶叶由于税高而价高，下层社会的人们喝不起它，这对他们的道德上的影响也是很坏的。高价的茶事实上严重地阻碍了戒饮烈性酒的风尚的形成。”
英国人强烈地喜爱上了茶叶，需求剧增。根据一份资料，1837年7月1日到1838年6月30日，此一年中，广州的对英出口总额为一千二百五十八万余元，茶叶份额为九百五十余万，生丝为二百余万元，两者所占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二。
茶叶成了中国的财富之源，因为它，全球白银滚滚而来，有如被巨大的漩涡吸入中国，使中国对外贸易简直立于不败之地。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即沙皇俄国。沙俄因与中国接壤，自康熙以来得以与中国在恰克图进行易货贸易，其之大宗就是茶叶。从俄国输入的货品主要是鸦片
往中国贩卖鸦片绝非英国人之“专利”，各国商人普遍如此
和棉布，有一种厚蓝布，“其售价低得难以支付原成本费用”
，俄国人所以做此亏本买卖，是因为他们可凭茶叶的高额利润，轻松补上亏空而有余。沙皇政府就此实行一种“以进口贸易进行补偿”的政策：
一笔账目表明，1839年他们在恰克图以7，000，000元买进的茶叶在尼契哥罗得（Nischegorod）交易会上就获利18，000，000元。亚洲西部所有的游牧部落通常饮用大量的茶砖，并且经常以此作为进行交易的媒介（通货）。由于获此重利，可以说是俄国人垄断了茶叶，从而便有了在出口上招致损失予以补偿的准备。
俄国人从中国买进茶叶，仅一转手，即获利2.5倍之多，诚暴利矣。由此可知茶叶之于中国曾不啻为摇钱树，这我所独有的物产，令中国若干世纪以来对外贸易维持其巨大顺差，直至鸦片战争后，这种单方面的优势方始涣失，用德庇时的话来说，“我们的贸易从一个被征收成本价格百分之二百的税而有广大世界市场的茶叶造成的沉重负担中得到解放，在道义上也有利于贫困者（喝不起高价茶的下层社会平民）”。
其眼前利益是令茶叶价格成本税费及运输费用等直线降低；而更深远的获利则在于随着中国的开放，洋人得以从中国获取茶的种植加工技术，及雇聘中国技师、茶工，在中国以外自产茶叶，例如英国人在其印度殖民地所建茶园，以致后来印度红茶竟颇饮誉于世界。总之，由于鸦片战争，茶才得以成为欧洲普众之日常饮品，走入寻常百姓家。单就这一点而言，鸦片战争未尝不可称为茶叶战争。
以上是自中国方面来说。“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此语还含另一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当时英国早已崛起，它对华贸易的不利，有相当的人为因素。
《南京条约》签订前整整五十年，1792年 乾隆五十七年 女王政府在伦敦组建使团，任命乔治·马戛尔尼男爵为正使，以贺高宗皇帝八十寿辰名义来华。此时英国，盖已完成工业革命，空前的生产力造成大量产品需要寻找出路。所谓贺寿，当然仅借为由头，真实诉求乃是“通商”。使团携来七项请求，主要内容与五十年后大同小异：开放口岸、许英商在华有居住与仓贮之地、中国海关公开及固定税则等。所有请求均被驳回，清帝国对英国根本不视为平等之国，有关马戛尔尼觐见时拒行跪拜之礼的争执，竟然成为中西方之间首次国与国正式交往事件中最著名的花絮。事后，使团一位成员这样总结他们全部的经历：
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乞丐”谓被当作施舍对象，“囚犯”与“小偷”则皆谓被待如不轨之徒。清帝国不知道人类世界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势必要求“通”和“互动”的地步。客观上这是大势，需要顺势而为。
自马戛尔尼使团败兴而归，半世纪以来，中英政治、文化交往格局几无变化，经贸关系进展缓慢。英国的大量工业产品，能输中国者甚少。以战争爆发前的1838年为例，英商输华物品主要有三类：一、鸦片
价值三百三十余万镑
；二、棉花
价值一百六十余万镑
；三、制造业和冶金业产品
价值六十余万镑
。
面此清单，不难想象英国人的尴尬、郁闷和焦虑——他们引为骄傲且产能最旺的工业品，只能占个零头。虽然棉类商品
包括棉纱和棉织品
对华出口增长显著，据商人约翰·莫克维卡对巴麦尊的报告，“仅仅几年以内，这两种货物的输出，约摸增加了十倍”，“中国每年约从印度输入棉花25万包”。
从而成为英国对华贸易清单中道德方面拿得出手、可以有效回收资金的惟一品种，但跟声名狼藉的鸦片相比，依然小巫见大巫。
客观而言，事情另一面便是：世界头号工业国英国非无优势商品，却苦于中国为市场所设种种障碍，而打起鸦片的主意，想靠当毒贩子来扭转贸易不平衡和白银单向性滚滚流入中国的局面。
鸦片所以是利器，乃因它在中国是“刚需”。清中期以来，吸食之风愈演愈烈，遍及各省和各阶层。
马戛尔尼使团于1792年年末启程，翌年6月抵澳门，然后北上，复于1794年南返广州由此回国；一来一去，两度纵穿中国腹地。使团中，有个名叫威廉·亚历山大的年轻制图员，沿途将所睹中国风土民物等状绘于丹青，总数可有二千多幅，皆以写实风格绘成，精细不逊后世照片。近年，收集家赵省伟先生等，将亚历山大这些画作在国内译印，其中一本题为《中国衣冠举止图解》，作为《西洋镜》的一种出版。自亚历山大笔下可见，早在乾隆时期，中国无论南北，也无论官吏、平民以至妇人，只要出现在画中，近乎人手一支长烟枪。当然，所吸食的不一定都是鸦片。在《西洋镜》另一本《清代风俗人物图鉴》中，英国人梅森就一幅中国商人肖像细节评论说：“他身体的另一边还挂着个装烟草、鸦片或槟榔的袋子，不知道他喜好哪一种，又买得起哪一种。”
这三样东西，当时中国人皆用来吸食，具体视乎个人经济能力。无论如何，清中期以来，抽大烟之流行，在中国确已到了家常便饭的地步。
依大清律例，种植、贩卖、吸食鸦片俱属非法。但吏治日益腐败，禁令形如废纸。如果乾隆年间，英国人所见中国民间“吸烟”已然成风，又过几十年，到道光的时候，可知此风益不能抑。一边是需求旺盛、市场巨大，一边是内外贿通、边关虚设，鸦片便成了中国实际进口量高居第一的货品。以至于战争前，英国竟然因此扭转了对华贸易之不利，反令中国处于逆差：“这项逆差，主要地由中国向英属印度输送白银去支付，而白银则又是靠鸦片吸收来的。”
鸦片贸易的收入，“几乎已抵得上印度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
，而印度是英国殖民地，此收入自然也就是英国的收入，“不管过去一个国家的政府
指英印殖民当局
从事这么一种物品的贸易该受多大的责难，像现在这样，不列颠帝国从那上面所获取的巨大利益这一点，说句公道话（对那些经过他们之手从而让他们也有所得利的人们而言），总是不该视而不见的。”
当时现实是，英国一方面必须为从中国进口茶叶支付大量白银，一方面却除了鸦片而没有别的可能去弥补这种支出。如何“买到现在那么大量的茶叶而不需向中国送出大量的白银”
，是摆在英国面前的一大难题，眼下中国禁烟，更使它作为危机凸显出来——“一劳永逸地把我们对中国的商务关系安置在稳固而荣誉的基础之上”
，成为危机发生后英国朝野上下以及本土/殖民地各处的强烈呼声。
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寻求通商，时间已经过去五十年。五十年间，英国人总结出他们通往中国之路“似乎只有两条，一条是屈辱的道路，另一条是用足够的武力为后盾要求某种特权的道路”。
也就是说，要么一直以走私犯的面目去干贩卖鸦片这种非法和不道德的勾当，要么用武力强行撬开中国紧闭的大门、然后向中国合法输出堂堂正正的产品。
中国称“鸦片战争”而英国称“通商战争”，其语意重心各在于：前者指英国为了鸦片伤天害理地攻打中国，后者则强调是利用鸦片事件“一劳永逸”地解决英华商务过往所有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增加通商口岸——当时清朝在全国仅许远离经济腹地的最南端之广州一地通商，从而因运输成本和税费迭加造成丝茶价格高昂；海关税则不透明、不规范、不固定；外商没有合法居住权、居住地以及货品存放地——要求割让香港与此有关，英商被从“十三洋行”驱逐后，复被勒令离开澳门，故于战后索取香港存身 不一定是香港，实际上英国也曾考虑过舟山 ，后来诸强在各地纷纷建立租界亦缘乎此；由于两国立法原则不同，大清与英国法律体系之间有着明显的时代性差异，据此英人要求在华只受英国法律和法庭约束即享有治外法权。
类乎这些争端，以今视之皆可通过对外谈判、对内改革来解决。比如中国世贸协议就曾议定，到2004年农业产品进口关税将平均降至17%、工业品平均降至9.4%、汽车行业2006年关税由原来的100%或80%降至25%……
但彼时清帝国不具谈判思维，不以对方为对等之国，亦根本无意对内改革。此路不通，问题却又积累起来，便导致诉诸武力。一俟到了武力阶段，事情便从有商有量、互惠互利变成强权暴力，惟强者胜出。所以蒋廷黻先生还有一句评论：“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英国人尽遂所愿，中国则赔个精光。
鸦片战争有如楬桩，标识中国“千年变局”发端，也向中国社会注入全新元素，以致以后各种故事都变换了幕布背景而上演，包括最为老套、千百年似乎一成不变的农民起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