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大武汉”尚无踪影。武汉三镇虽有之，汉阳及汉口还较小。尤其汉口，当时连个城垣都没有，十年后洋人于此辟租界，才一跃至于繁华都会。武昌则自古名城，元、明、清俱系省治。武昌的重要，缘于地理。秦汉以还，神州一统，南北概念逐渐凸显，武昌的津要意义随之俱增，这在春秋以前是不具备的。武昌承北启南，瞻西望东，四通八达。进而言之，其地缘上的意义，特别表现于与长江和南京的关系。中古中国，北方边患恶化，蛮族侵害不断加重，汉家王朝很仰赖长江的庇护，长江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颇有“长城第二”之实。而随着文明重心南移，江南日益繁富，长江下游尤为财赋渊薮，于是烘托出南京的历史地位。历史上，凡以南京为都，武昌都将变得举足轻重，例如三国吴政权都建业，命周瑜为江夏太守驻此地，借赤壁之战击退曹魏、奠定鼎足三分之势，明末总兵左良玉也是从武昌起兵赴南京“清君侧”，从而造成弘光朝崩解。原因在于武昌高踞南京上游，滚滚东流水有如源源不断输出的动力，驱动一切。在古代，进攻者一旦扼有此地，长三角岂仅由其“窥觑”，盖亦衣不蔽体矣。

前述湖北巡抚龚裕以不谙军务和久病求开缺，遭革职，而调浙江巡抚常大淳继此任。自避祸角度言，常大淳运气差到极点。他从相对平安的浙江顶到危急之地不说，数月后本已有旨改调山西，可未及动身，太平军已杀至城下。常大淳是六月十二三日莅任的，不久，提督博勒恭武被派驻岳州，这时正好新授江南提督双福赴任过境，常大淳“以防堵需人，疏乞留楚助防” ，得到批准。事后看，常大淳等于临死拉了个垫背的。

从武昌起，材料变得丰赡，我们的叙事将能触及一些比较细腻的情形。过去太平军自视密勿、与世相隔，而裹挟之众多目不识丁，所克州县亦非繁华市廛，文化不甚发达，因此相关经过惟见诸数量极少的太平天国官书，以及清廷奏谕文牍、方志等，出自个人目击者的载记几乎没有 很多以个人名义编纂的桂湘阶段史述，都是后来集道听途说以成，非当事人亲历 。武昌以后，太平军挺进富足昌茂、文采蕴厚的长江流域腹地，自身行止也愈益从秘密团体、流匪而转向社会化，使神秘面纱一点点揭去，大量丰富多样的细节，尤其是战争以外的情形，开始被描述流传开来。例如武昌第一次被克期间，有陈徽言《武昌纪事》、佚名《武昌兵燹纪略》二记，以及江夏无锥子《鄂城纪事诗》那样的叙事组诗，作者都置身现场，亲历围城、城破及太平军离去之全过程。其中《武昌纪事》作者陈徽言，云南诸生，官宦子弟，当时侍父由京扶病归乡，途经武昌，因父病重寻亡于是滞留，正好赶上武昌危变，直到后来太平军允许城内居民出城购物，始乘间脱身，《武昌纪事》得诸目阅亲闻，江忠源读其稿，手为之序，凡此均足证其真实可信。类似《武昌纪事》的著述，以后在皖、苏、浙、赣以及上海，将越来越多。

岳州失陷消息迅速传到武昌，常大淳、双福下令立即闭城。此时，武昌兵单，闭城固守犹合情理。然而十一日那天，向荣所派绕道急援的常禄、王锦绣部二千余人，抢在太平军的前一天赶到，常、双却仍然决定把援兵弄到城里来，湖北按察使瑞元对此有不同意见：

大淳与双福议城中兵寡，盍如入之。瑞元以为宜饬二总兵，分营厂红桥、双凤山为犄角势，战则夹攻，可以得志，守则相为声援……双福曰：“贼新破州县，其锋方锐，弃之城外，以卒予敌耳。不若坚壁固守，待其敝而后击之，比向子欣 向荣 兵至，内外夹攻，可得志也。”大淳曰：“提督议是。”遂内二总兵。

明清两代，军队由一群“高考学霸”、进士出身的文职督抚节制，问题很大。文官不知兵，临事心中无底，常大淳所以硬留双福在身边就是缘此。眼下他视双福为靠山，言听计从。偏偏双福又是一个废物将军，表面说得头头是道，内里其实是胆怯自私；从保命角度，他觉得城内之兵多多益善，哪管什么用兵之道？

不过，常、双有一点却做得对。初六日，他们下令毁城外民房。起初是拆毁，被拆居民“搬运器物、砖瓦、木石者接踵于道”。两天后，“二鼓余，闻贼至簰洲……以城外民房不及尽毁，下令‘先自平湖门外举火焚之’”，武昌城四周遂成火海，余火一直持续到十四日未绝。为何说这是正确措施？因为来自长沙的前车之鉴。和平时期，繁华之都绕城周边，都会形成市井。当时，长沙没有未雨绸缪，敌人突至，城墙外屋舍都被利用，作为攻城依托，给守方造成很大麻烦与威胁。常大淳所出告示晓以利害：

城外民房，非离江岸不远，即距城根较近，兵法以清野为先，若不早为毁除，非特有碍炮路，且广西湖南等省皆因民房毁除未尽，致贼藏身，潜掘地道，前车可鉴。

但家产一旦付诸火海，民众情绪可想而知，“群情汹汹”且谣言四起，风传包括“城内近城房屋，及汉阳、汉口亦将烧毁”。告示明确辟谣：“毁除城外民房，系为清野而设，何至无故毁及城内并汉阳、汉口民房？”提醒居民，谣言所起，很可能是奸细所为，“为煽惑人心之计”。官府既把话讲明，“于是浮言浸息，民乃安堵”。

被吸纳的长沙经验，还有防地道之术：

十七日，九门近城隙地掘坑，深四尺许，上覆巨 ，使瞽者更番卧其中，以瓦缶就地枕之，缶身埋入土，其口枕耳，可闻贼声。

当局又曾紧急购米油盐等物，以贡院为粮台贮之。从种种情形看，武昌守城准备较长沙远为充分，城垣亦完好坚固，不像后者那样存在失修状况。论理，长沙未破，武昌更应守住。然而最终结果却非如此。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两个方面：一、外围态势不同；二、城内组织不善。我们分别述之。

太平军于十二日、十三日由水旱两路先后到达，而追击之向荣大队“于十四日赶到离省十余里之白木岭” 向荣为什么留在武昌十几里之外，没有前进？因为他被阻截于此。太平军利用早到一二天，在追兵前来方向，分兵扎营，修筑工事，“外筑长墙一道”，顽强防守，力阻向荣攻至城下。这时我们便明白常、双不纳瑞元建议是何等愚蠢。岳州失守那一刻，向荣当机立断，速派常禄、王锦绣间道驰奔武昌，成功赶在太平军前一天到位。这是官军惟一一次实现“绕于敌前”，咸丰皇帝闻讯，至为欣慰，谕旨表扬向荣“见事尚属机警” ，对他重示眷隆。但这步好棋，经双福之手完全下臭。太平军拨其部分兵力挡住向荣，放手攻城，无复他忧。武昌实际上成为孤城，竟至于向荣与城内消息不通，完全隔绝。向荣十四日到，常大淳却直至二十六日“始确知向统大军于十三日 此误 ， 据《向荣奏稿》应为十四日 至李家桥” 。这个消息由一位名叫张鳞甲的侦卒，以遍体鳞伤的代价携回：

先是，鳞甲偕一目兵奉令侦探，而贼于水陆诸要泾皆置竹钉，既泅水偷渡，其人为竹钉中伤要害，旋死，鳞甲四肢刺伤，比抵大营，血污衣 ，见者莫不壮而悯之。

太平军封锁之严，手段之狠，借以略窥。向荣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试图撕开防线，而苦无进展，“屡次打仗不下” 。显然，较诸长沙，武昌城外枢机已归太平军掌握。长沙时，官军抢占蔡公坟，扼此要地，整个会战居于主动；眼下武昌颠倒过来，太平军扼得要地，官军像被点了穴位，寸步难移。

至于城内情形，虽说城垣完固，又有坚壁清野、备下粮盐、监听地道等措施，貌似有模有样，但有一点却和长沙迥异：领导者的心气。

“大淳性仁柔” ，这是从正面说；从反面说则是软懦，自己没有主心骨。太平军逼近以来，他的表现让下级很不屑，按察使瑞元竟当面顶撞说：“吾初不谓读书人至是。误国家事，必若曹也。”然后“拂衣径出”。十六日那天，“贼用梯冲攻城，势急”，危情之下，城上将士的抵抗本能也被激发出来，“乃列陈 阵 城上，前短兵，后长矛，左飞石，右弓弩”，浴血厮杀，太平军伤亡惨重，“枪炮毙者无算，尸枕藉城下”；此时将领驰报常、双，要求乘胜出击，“可大歼也”，而常、双“闻已克捷，皆幸，不欲再举恐失利”，据说他们由此役得出判断，“谓贼易与耳，计益疏懈，惟日饮酒谈噱，待向荣至矣”。 这说法有夸张和丑化的成分，常大淳不至于有心情“饮酒谈噱”，然而，“待向荣至”四字则的确是他各种行迹的注脚。据当时从武昌逃出的人反映，“朝夕号令数更，大小各官、绅纷纷聚议，无一事见行，知其必不能保。” 反观长沙，当时罗绕典、骆秉章两人，一个是临时派来“帮办军务”，一个是已革巡抚，地位、权责都有些特别，却勇于任事、机敏干练，将工作组织得有条不紊。前面曾说，长沙解围后，舆论公认骆秉章较好发挥了凝聚力作用，而北京也对他的守城之功给予认可，撤消了先前处分，此后直至任四川总督与石达开角力，终将其擒获，都显示他在长沙的出彩非属偶然。常大淳自己没有主心骨已很堪忧，而他找来的那个“靠山”双福，比他还要不堪。我们并不因双福乃“八旗子弟”而卑视之，即便中晚清，“八旗子弟”仍有像乌兰泰那样的好汉，但眼前这位官至从一品的提督大人双福，却只是表现出“八旗子弟”一词中所含有的贬义。他是七月下旬途经武昌被常大淳留住，在此待了还不到四个月，我们从他在这么短时间里所形成的交游，可清楚了解其为人品性：

独与奸商萧裕宝亲善。裕宝者字秉吾，失其名，裕宝其设肆称也……以娼起家小封 同“丰” ，因往来粤东，贩珠宝西洋技巧之器物，累资钜万。双福常负裕宝债，以故相友厚，情如弟兄，出入闺闼中，共饮酒食。

这就是一个玩主，声色犬马之徒，京城所谓“大爷”是也。这样一个人带兵，心里所想的自非如何取胜，而是如何自保。双福对于武昌的安排，每一着都如此，继把向荣部下常䘵、王锦绣弄进城之后，又命人“多制木匣实以土，将以为内城”，城内再筑一城，以便城破还有地方龟缩，市民讥之：“贼之入武昌，恐不待汝内城成也。” 所以，武昌守城貌似井井有方，却处处透着两个字：消极，跟长沙以严守站稳阵脚、守中求反击的心气判然不同。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二十八日。此时，武昌被围已经半个月，被挡在十几里外的向荣，焦虑万状。他决心拼全力一搏：

奴才急欲攻至城下，以解倒悬，当饬各营认真挑选敢战者，共得奋勇兵壮三千五百余名，多方激励，晓以大义，约以赏罚，先行酌赏银两，即于二十八日一仗大获全胜，连夺洪山贼营十五座，杀毙二千余人。我兵即从洪山一带扎营，立望城围可解。因长春观、双峰山、小龟山、阴骘阁、田家园尚有贼营八九座环列城外，能攻开一路，即可直至城下。

从所有士兵里挑出三千五百名最勇敢的，组成精锐之师，加以激励、动员：

荣陈师慷慨言曰：“荣与诸君自粤西湖南，崎岖百战，以至于此，今逆匪围武昌急，荣奉天子命，率师援武昌。武昌为天下重镇，如逆匪破之，北窥荆州则蜀豫震动；顺流以东窜，则芜皖金陵非朝廷有也。荣受重恩，以死报国，妻子利禄非所恋，顾诸君何如耳？”皆曰：“愿以死报将军。”

这一支向师精华，战斗力果然提升，大胜，一日攻下敌营十五座，推进到离武昌很近、可以彼此相望的地方。这一幕，城上军民亲眼得见，陈徽言记曰：

二十八日。黎明，提督向荣自卓刀泉分兵十队，攻夺洪山贼营，进剿小龟山、紫荆山贼……城中士民登城黄鹄山观者如堵，望见我兵骁悍，驱贼赴水如群鸭，鼓噪笑呼，欢声动地

此战若能善始善终，历史将被改写。然而，正当大胜之际，攻势化于无形：

前队方陷陈 阵 摧坚，奋迅逐北，而后队利贼财物，掳掠不进，前队退相仿效，比荣自临督阵，而部伍已乱，荣恐贼乘之，遂收军。是役也，破贼营十数，斩首二千余，获被掳男妇百余口。议者谓缓须臾收军，必至城下，城可勿破，乃乱起行间，用至大功不遂，惜哉！

王朝衰落，则官军纪律差，“杀掠甚于流贼”，这是中国的老大难问题，历代没有例外，眼下也是如此。

这口气泄了以后，虽向荣连日催兵猛攻，太平军却已经缓过劲来。当时，向军条件也确实艰苦，“东村富民张氏家有积谷，知提督向荣粮运未至，军不宿饱，乃尽出以献” ，饿着肚子打仗，士气很难高昂。

二十九日起，气象恶化，“朔风烈烈”，连降数日大雪。随后是浓雾，其状甚奇，向荣称“对面视物不明”，语颇朴素，《武昌兵燹纪略》形容则是：“自城上下视，积气白如绵絮，远近悉不可辨。” 就在这种天气掩护下，十二月初四日，武昌突然被破：

初四日。黎旦，黑雾中闻大声震动，文昌门城颓二十余丈，盖贼于地道以 盛火药轰烈 裂 也。时守城兵勇有入帐就睡者，有下城买菜物者，贼八人扬旗先登，见垛口疏落，招飐大呼，逆党继之，复四围乘梯攻入，兵勇纷纷走避，城遂陷。

这是太平军所克第一座省城，亦是清初三藩之乱以来为叛军所陷的第一座省城，于彼此意义均属重大。从爆破规模看，城颓二十余丈，远超长沙时的数丈至十余丈，说明两点：一、攻方军火非常充足，可以支撑这样大的工程，岳州所获吴三桂物资发挥了作用；二、所挖地道必然巨大，才足以装填适当的药量，故必非一日二日之功，而如此既大且久之动静，伏瓮瞽者竟未察觉，可知城内许多貌似做到的事，形同虚设。

武昌惨遭杀戮。《武昌兵燹纪略》：

贼 睹 兵乱，数十人先登，见无御，以蝥弧招之，一军蜂拥而上。遂分兵追杀兵勇，突街市，市妇遇之者死。杀戮者以八千计，自死者几十万也。

“几十万”，非白话“数十万”之意，而是指自杀者“接近十万”。《鄂城纪事诗》则吟：“黄旗到处人头落，血染长街一片红”，复注曰：“贼手执黄旗，逢人便杀，血满通衢，横尸无数，此日被杀者十万余人。” 陈徽言亦云：“杀人盈街，太阳惨黯无色。” 造成杀戮的原因有二。一是拜上帝教以“杀妖”为己任，洪秀全曩于梦中就专做此事，他被“神爷火华”遣回人世，使命亦正在于此。那么，“妖”之谓何？凡属满人以及一切为清廷做官、当兵者，包括他们的家属，均在此列，对这些人是见一个杀一个。其次，城破之初处在攻击状态，不下“止杀令”，为确保不受到暗算、袭击，基本上“逢人便杀”，亦即只要撞见即格杀勿论，并不区分“妖”与百姓。其中又有一些奇特的情形。例如《武昌兵燹纪略》说：“晋豫蜀滇黔兵死者十八九，武昌兵匿私宅中，贼渠魁入城皆迎降，以故死者仅十二三也。” 外地调来的清军大多被杀，而本地兵被杀的却不到三成；显然，后者操当地口音，容易混迹于市民，因此捡回性命。《鄂城纪事诗》所记尤奇：

爆竹喧阗满市廛，香炉高捧跪门前；愚民枉作贪生计，怕死谁知死在先。

注云：“破城之时，爆竹之声，满城不绝，又有手执香炉，跪接门前者；贼最恶焚香放炮，因之被杀受伤者不可胜计，惟闭门不出可免。” 此话怎讲？原来，有市民以为主动归顺可保平安，于是燃炮顶香以迎，不料犯了大忌——太平军视“偶像崇拜”为邪恶，而燃炮焚香则是与鬼神迷信如影随形的习俗，故凡这么做的，均刀剑相加。想要安全，实际上也很简单：闭门不出便是。说来也该武昌市民倒霉，因为武昌乃太平军所克第一座大城，对于应如何与之打交道，武昌人没有什么可资借鉴，他们等于为以后其他城市蹚了蹚路子，所以等到太平军克安庆、南京、杭州，就没有听说发生这种有些黑色幽默的事。

武昌陷，《清史稿》说“大淳死之” 未言如何死。据《武昌兵燹纪略》，他是自缢身亡，并说他先微服逃到百夫长杨某 私宅，被杨某劝之“有死而已，义不辱也”，大淳“犹踟蹰”，经杨某敦促“乃自缢”，杨某同时自缢——及至太平军离武昌，人们从杨宅发现了两人尸体。 提督双福，在文昌门被杀 。其余如按察使瑞元、布政使梁星源、学政冯培元、武昌知府明善、江夏知县绣麟、前盐道王东槐 就是与博勒恭武一道弃岳州逃跑的那位 等等，或遇害或自尽。向荣派来的总兵王锦绣、常禄死于城头或巷战。

杀戮持续一天，翌日，杨秀清下“止杀令”。“初五日清晨，街上鸣锣，言东王有令：不准枉杀百姓，衣物银钱，俱要进贡。此令出时，城中老少男女，已死大半矣。” 《武昌纪事》则说初五仍杀戮，“初六日……伪东王杨秀清传令‘止杀’”，命令具体为：“官兵不留，百姓勿伤。” 太平军号令严明，尤其杨秀清未死以前，令如山倒，人莫敢犯。故此后杀戮确应中止。又据《武昌兵燹纪略》：“贼于萌隶虽肆杀戮，犹有纵舍；于官吏则杀不纵也。” 萌隶是指官府里普通当差的，对这些人有时会放过，但是凡有一定官阶者，都不放过。初七日，“伪东王传令：‘使民间收拾积尸，洁净街衢，违者斩’，于是多舁至汉阳门外投之江。城上被戕官弁兵勇，贼皆抛掷城下，积柴焚毁，秽气熏天。”

杀戮虽止，劫财继起。“贼三五为群，入人家搜刮，加刃于颈，逼索金宝，如是者累日。” 《鄂城纪事诗》形容：“入门先问妖何在，伸手要输买命金”；“劈户穿房气太雄，随身利刃疾如风；倾囊倒箧搜寻徧遍，百万家赀片刻穷。”作者释之：

贼三五成群，见高门大户，闯然而入，衣物银钱，器具粮食，席卷一空。前贼既去，后贼复来，初五、初六、初七三日，民家劫掠或十余次，或数十次，居民纵善藏匿，亦所存无几，况无从藏匿乎？

又说所搜刮的财物，以粮、钱、金银、衣物、药材等实用品为对象，其余贵重珍玩等物，毁坏而已，并不掳走：“贼掠取民家衣物珠玉钟表古玩之类，弃掷抛毁，不可胜计，琉璃玻璃之属尽行打碎。” 需要指出，这种劫掠并不违纪，不得视之为太平军军纪败坏；事实上，这是有组织的统一行动，兵卒并非中饱私囊、为个人劫掠，所抢来一针一线，均须上缴“圣库”。所以太平军终其全部历史，每下一城，照例劫掠，从不例外，惟后期军纪渐涣，所掠财物才往往被将士匿瞒归己。

事实上，派兵群出搜刮之前，曾张告示，令居民主动献财。江夏无锥子讽刺说：“哄传贼示贴街前，不是安民止要钱。” 江夏无锥子名张汉，字良臣，道光末诸生，在武昌教书为业；依照他的儒家观念，如果是仁义之师，应该贴安民告示，而不是要钱告示。太平军所贴告示称：“武昌乃富饶之地，金银财宝，参桂鹿茸，绫罗缎疋，积聚秘多……若隐藏不献，全家斩首。” 告示所获响应不佳，于是派兵挨户去搜。

献财谓之“进贡”，这活动在太平军所到之处都有展开，后来苏州等地居民由于闻见颇多、较有经验，很多人以主动迎合方式来对待。但在武昌，人们尚存侥幸心理，不愿“进贡”。初十日，设“进贡公所”，并出新告示，“凡金银、钱米、鸡鸭、茶叶，皆可充贡，且云‘进贡者仍各归本业’……及是闻进贡仍得为民，皆不惜倾囷倒廪出之，至伪公所，次第挤入，数长发贼各以其汇收讫于一纸，上钤伪印，大书‘进贡’二字，其贡金银者给伪执照。” 新政策改变了局面，使进贡者盈门。当时曾有这样一件事：

黄鹤楼道人李少伯，倡言无论男女，每名出银五两，男在军营，女在女馆，皆可调出回家，谓之圣民，贼去亦不同走，并给龙票为凭。有力者竭囊倾注，凑金银七千余两，尽被骗去。

不知“进贡公所”之设及“进贡者仍各归本业”的政策，是否即得诸这位骗子的灵感？但最后太平军未兑诺言，武昌还是“全民皆兵”，“贼始谓‘进贡者仍各归本业’，至是皆挂兵字号布，乃知前言诈也。”

不光骗子趁机行骗，又有地痞趁火打劫：

土著痞棍不良之人，既降贼，以红帕首，日持刀四出，恣意搜括，视长发贼弥凶而狡，虽穷巷 瓮 牖之家，亦莫不囊空 瓶 罄，寸物无遗，时因目之为“本地王爷”，盖民畏长发贼，呼曰“王爷”，故于若辈云然。

这些本地流氓较易辨认，他们虽头扎红巾以示乃“圣兵”中人，但老“圣兵”都蓄发，他们却还前顶光秃。这些强盗还有一个特点，不问富穷，一概搜抢，连贫民窟也要光顾。

太平军最被称善的一点，是严禁奸淫妇女。自古以来，民间之于匪祸一大患在斯，太平军则防之极严，“禁止奸淫令屡申”，“各街俱有伪官巡查，如有犯者，听妇女喊禀，即时枭首示众”，致其军人“不畏男人畏女人”。 而且禁令确实被严格执行：“二十一日，贼有闯入女馆欲行奸者，妇女号呼不从，贼目闻之，骈戮数贼，悬首汉阳门外。” 江夏无锥子承认：“贼据省城，将及一月，而妇女尚能保全，因有此暴中之一仁也。” 不过他所不知道的是，太平军禁淫并非基于“仁恻”，而是奉行禁欲主义，禁淫民妇与军中男女分营、授受不亲，来自同一原则。

城破后第五日，十二月初九，诸王一行人始入武昌。他们要等城内靖宁、隐患俱已消除、积尸处理干净，才好进来。那天一大早，还专门征派市民扫雪，好让他们铺上红地毯、拥众而行。头一回有民间观察家亲见并描述洪秀全及“神天小家庭”各位之入城式，还有他们的仪仗模样：

俱是古时王者服装，笙箫鼓乐，侍从数百人，文武伪官乡袍戎服，前后奔走，由汉阳门进城，满街用红毡贴地。

贼渠魁入城，皆以人八或四肩舆，黄 伞 一，旗二，铙吹前导。

最引人注目的，是女眷及女官的队伍，江夏无锥子为之赋诗两首：

稳坐官轿是女娘，轻盈体态半官装；手持便扇常遮面，仪卫依然列两行。

更有女官数十名，公然骑马任纵横；护随健妇持兵仗，一样鸣锣张盖行。

注说：

六王进城后，又有大小官轿数十乘，俱是女人。据云系伪王眷属，皆服官装，施脂粉，手持白扇，自遮其面。其中小脚多，大脚少。盖大脚乃伪王妻女，小脚即所掳掠妇女也。

贼有女官，不知是何名号，鸣锣张盖，骑马出游，前后左右，俱是大脚蛮婆，手持枪锚矛，护拥而行。

其中的主体，应即洪秀全之“后宫”。“官轿数十乘”，尚不足百，里面还有东、西、南、北、翼各王的一些家眷。不过，这是刚到武昌时的规模；据陈徽言，武昌期间曾有“选妃”：“二十五日……首逆僭称选妃，使民间女子往阅马厂听讲，至则选十余龄有殊色者六十人，即偪 逼 令入抚署 时用为天王府 ，从此沉溺狂澜，遂与父母永诀矣。” 更不用说后到南京，又有扩充。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大脚、小脚之辨，江夏无锥子以此区分“原配”与“掳掠”的两种女人，这是因为两粤客家习俗，妇女不缠足，故凡属大脚，必为客家土著无疑，小脚则为起义后沿途所获。“小脚多，大脚少”，反映了洪秀全后宫发展与变化的情形；女官一律大脚，则说明她们全部出身“老区”。关于太平天国女官的用途，除偶有置身战场的，主要干两样事情：一是管理女营、女馆，这一点下面很快会谈到；二是在天王府供役——不仅仅是服侍后宫娘娘，天王身边一切洒扫杂务均由女官充任，而不用男性——至其原因，暂卖个关子，俟后披解。

洪秀全与各王住处是：“伪太平王居抚署，以黄纸贴大门首，硃书‘天朝门’，大堂书‘天朝殿’。伪东王居藩署，伪北王居臬署，伪翼王居学政署，亦以黄纸贴大门首，硃书‘某王府’，大堂书‘某王殿’。”

在武昌，太平天国的重要活动与特色行为，第一次较完整、全面地展现于世，并形诸记载。内中关乎太平天国基本面目者，计四点：

一、“拜上”。拜上，即拜上帝，“贼示城内居民，俱要拜上” ]，这是强制性的，不由分说，其治下各色人等均须服从这一思想标准。拜上分两种，一种直接入营当圣兵，“拜上者，拜上帝即投降也。贼有十军，前后左右中各二军，愿降者任其报名，每人给招子腰牌。招子，即衣上印记也。投军后，每军有司马，各领二十五人居一馆，无论士农工商皆作圣兵，听其调遣。” 另一种是通过“进贡”免于当兵，仍居家为民，“盖进贡与拜上异，拜上则为兵，进贡者依然为民也” ，这里拜上取其狭义，但在家为民不等于可以不拜上。在营者，每日早起餐前必须共同礼拜，“同馆人四面围坐，齐声诵赞美上帝咒语一遍”，每七天还要在“夜半烹茶诵赞美一遍”。 对在家者，则经常性地举办名为“讲道理”的宣传和集体学习，来改造、统一其思想认识。“贼官每于旷野处，手持白扇讲论，集男女共听，谓之讲道理。女官亦偶为之。” “讲道理者，如禅家说法之类，先期建高台，有戴红毡大帽贼，年四十许，面瘦削，系玻璃眼镜，手持白箑，俨然踞上座，旁一童子执刀侍，贼挥箑招人近台下，若相亲状，所言荒渺无稽，皆煽惑愚民之语。” 这种活动，说是“讲道理”，其实是没道理可讲的：“如有非笑者，贼知之，即行斩首。” “有壮者排众直前，抗论折之，贼怒甚，以五马缚其首与四肢，鞭马四驶，卒不能死，乃刃杀之。” 总之，拜上乃严格的全民思想尺度，只能接受。

二、全民皆兵、城市军营化。如前所说，最初武昌市民可因“进贡”免入营当兵，但很快知道这是暂时的，是出于敛财的权宜之计。十二月十三、十四日，政策改变，“贼始谓‘进贡者仍各归本业’，至是皆挂兵字号布”。太平天国内没有“民”的存在，只有“兵”的概念，整个国家通体是一军事组织。如果说武昌时看得还不清楚，后在南京则一目了然。太平军首克武昌之后，在那里待了不足一月，有些事情尚可以“临时”“特殊”释之；但在南京，其政权存在凡十一年，这么长的时间，从头至尾，南京百业俱废，阖城只有军人而没有任何操其他职业、依各自主业为生者。由此可知，武昌所谓“进贡者仍各归本业”确实仅为幌子，人民最终被尽驱入行伍，整个城市变为一座巨大军营，抑必然矣。

三、分馆。所谓分馆，是将城内居民驱离家庭，集体居住、统一管理，是全城军营化的直接体现。其中最主要的是男女隔离，分设男馆、女馆。不论老幼、夫妇、父女、母子、兄妹，所有人均依性别各归其馆。故不但防夫妻，连父与女、母与子、兄弟与姐妹之间，都禁止接触，即稚龄之男童女童，亦须与慈亲分别，“男与女不得谈及，子母不得并言” ，执行极严，“分男女各二十五人为一馆，彼此不相往来，或男至女馆，女至男馆，一经败露，即时斩首。” 有诗叹之：

馆分男女泪 澜，儿女夫妻见面难；任是金刚铁汉子，此时相对也心酸。

在男馆女馆基础上，又分有“老疾馆”，专收高龄、病残之人：“其老耋聋瞽残疾者，分别设老疾馆处之。” 这似乎有一丝“福利”气息，其实另有原因——所有分至普通男女馆的人，都负有繁重工作，男人练兵打仗，妇孺则被安排挖土运石、担水砍柴等重体力劳动及各种杂务，将高龄及身体残疾者剔除在外、单置一馆，是为了上述工作更便于组织和展开。例如女馆：“担水析薪尽女娘，每因歧路久仿彷徨；逢人怕把衷情诉，低首无言泪两行。” 她们的管理者，就是那些“大脚蛮婆”，十分凶悍，“饮食一切，俱派妇女服役，稍不如意，即遭鞭挞，虽名门贵族之女，无不受其辱骂” 。每一女馆，需要两名头目 称司马 ，且必须由女性充之，这是太平天国形成独特的“女官”群体的主要缘由。透析分馆背后的意识形态，我们固从中看见太平天国以男女为大防的禁欲倾向，但更要进一步认识到其旨在摧毁、破坏社会之“家庭”细胞的根本诉求。和所有乌托邦理想一样，太平天国所谓“天国”，也是通过打乱过往或惯常社会秩序，依主观人为的“新伦理”重新界定、规约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政治关系、道德关系、法律关系等等，以图在人间建立合乎其臆想的新社会。为了实现这目标，因袭和延续着人类古老观念与历史的家庭单位、家庭形态，不能不作为顽固障碍予以拆除，然后始能将社会再构。此类尝试，太平天国的分馆制不过是式样之一，世界上不同地方和时间还曾出现过许许多多其他式样，而不论具体式样如何，对于“家庭”元素的毁坏和扬弃是其共通之处，而原因正在于家庭乃社会基本细胞、是旧历史的凝聚物。对此若不明了，可阅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则原委自知。

四、烧寺毁书。“妖庙妖神纵火烧，僧尼无罪也难跳 同‘逃’ ” ，“金身神像一时空” 。太平天国逢庙必焚拆，这是过去所知道的，武昌也是如此。但它的另一种敌意，则于武昌才首次被清晰、强烈地认知：这就是对于书籍的憎恶。“书卷飘零满路隅，行人来往共嗟吁；早知扫地斯文尽，悔不当年覆酱瓿”：

贼入民家，寻取衣物，书卷抛掷满地，沟渠秽坑，无处不有。有人告以字纸当惜，不可践踏，贼言吾有天父看过，何暇畏此。

从前所陷州县或偏或小，文化欠发达，没有太多机会来展现对字纸的鄙弃，眼下武昌，通衢都会，风流荟萃，其于诗书的贱蔑乃能集中宣泄，后在南京、苏州均如是。这是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第二次有组织、大规模的毁书事件，嬴政烧书是从政治专制角度，太平天国则几乎仅仅出自洪秀全个人原因——他因科举蹉跎积恨于心，在神启梦境里判孔子有助妖之罪，鞭挞其人、斥其所传之书“甚多差谬”，而由于儒学在中国历史与典籍中的地位，遂连累了一切以字纸行世的物品。《太平天日》分天下之书为三种，一种是圣经《旧约》，一种是基督所传亦即《新约》，除与这两种相关的以外，都属于第三种，都在无价值之列。同时，太平军部众绝大多数是文盲，本身对文字一物毫无感觉与怜惜，况且经过灌输，他们心里普遍以为“吾有天父看过，何暇畏此”，意思是我既已因天父知晓了一切，还有何可畏惧的？乃毁之践之，略无惭意。从文化政策来说，太平天国规定可读之书惟有经天王圣旨钦准颁行的太平官书，之外书籍一律禁绝，不可刻印，不可接触；其官书名单，渐次公布，每出一种，卷首都印着这些书单，未列其中，都是禁书。这种文化禁毁，不止为了愚民，抑且用以自愚，洪秀全之子幼天王洪天贵福被禁读旧书，“老子不准我看，老子自己看毕，总用火焚” 。

其余值得一提、较为独异的琐事，还有杨秀清“礼孔”：

城内庙中神像尽烧毁，惟圣宫牌位，不敢毁伤，伪东王具衣冠谒圣，行三跪九叩礼。又将武昌府学，用红缎金书“天朝圣宫”四大字作匾额。

这与满街书籍委弃于地的景象，彼此突撞。可以肯定，此乃杨秀清个人行为，与太平天国既定文化政策相矛盾。问题是他为何要做这种表示，以及又做给谁看？加以分析，可能的意蕴无非在于三者：其一，杨自己没文化，他或许通过这种行为，来表达内心对于文化的敬重；其二，他内心也谈不上什么敬重，但却认为这样做可以给自己树立较好的政治形象，有利于增加民望、人望；其三，特地做给洪秀全看，公然漠视后者众所周知的“非孔”姿态，借以宣示太平天国并非后者享有绝对权威，他也完全可以依自己意愿去做一些事。也许，完整的答案是以上三种意味相加。总之，这是信号，为以后“天京之变”埋下伏笔。又如避讳：

贼不许民间姓王，凡姓王俱改姓黄；所刻书内，凡王字皆加反犬作狂，真不可解。

避讳是太平天国文化一大特色，虽然避讳自古有之，但太平天国把它发挥到古怪的极致。引文里所说不许民间姓王、王姓一律改黄姓，是因“王”字业为洪秀全及“神天小家庭”成员专属，普天之下、万般事物都用不得，只有他们能用；那么过去典籍里出现的“王”字怎么办呢，一律加上反犬偏旁，使它变成“狂”。这个反犬旁起到丑化、否定的作用，意即“兽类”，太平天国还援此义造字，如咸丰之“豊”就被加上反犬旁，有点像后世“文革”大字报凡写“反动人物”姓名必然打叉。又娈童：

贼见小儿貌美者掳去，扎红巾，衣艳服，任其顽耍，谓之养子。城中失子者数千人

太平军此风始于何时不能考，总之是在武昌时见诸报道。能够这样做的，通常是中级以上军官，以勤务员名义随侍；普通士兵无资格，爵秩太高的视其兴趣而定，或者也纳于身边，或者觉得没必要，因为他们可以拥有女人。这样的报道，后来极为常见。既然严禁男女相处，娈童之癖就聊充补偿。

城外官军不时进攻，并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正月初一日打了两场胜仗。陈徽言说，军事失利使城内“震恐，遂有窜志” 。真正原因并非如此。不过，太平军确实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准备离开，开始将银粮、大炮等装船。二十九日传令“各营备一月粮，锄锹四具” ，《鄂城纪事诗》也说：“贼二十九日下令，掳取民船一千七百余号，于初三日启行。” 三十日，驱城内妇女出城登船。男人已自十二月十三日起调到城外入营：“蛮婆将女馆妇人，尽逐出城，手持竹杖，在后押行，有脚小步迟者，辄挞之。逐队成群，填街塞巷，涕泣之声，耳不忍闻。出城日暮，俱在江滨候船，通宵达旦，风露侵人，备极痛楚”，至于老疾馆之人，则“去留听便” 。正月初二日，“是夜三更火起” ，此时洪秀全等先已登舟，太平军弃城而去。起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日，迄咸丰三年一月初三日，太平军首克武昌，差一日满月而弃之。 pj//NAarSY5t5tZ42rmfbAqzY3aLkrcgB/j19VhX/DfOEu5MQpZwzNtgjUoZL6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