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大地

在湖南的故事中，一江一湖最为紧要。江即湘江，源出广西兴安县海阳山，入楚省，向东北斜穿全境。湖乃洞庭湖，在省东北部，湘江最后注入此湖，湖南、湖北之得名，即因一在湖之南、一在湖之北。

太平军夺全州、备战船，想从全州走湘江水路顺流而下，既迅捷又舒适。但江忠源在水塘湾截住江流，使这计划落空。太平军烧掉了那两百多艘船，改行陆路。全州与湖南永州相距七十余公里，太平军行军三天，于四月二十二日卯时 晨六时许 到达。永州亦畔湘江，奔永州而来，目标仍是湘江，意在绕过官军所截那一段，重经水路北进。永州是湖南守军设防首关，总兵孙应照把守，提督鲍起豹坐镇，拆桥藏船，早有准备。州城在北岸，太平军由南岸伐木为筏，抢渡、攻城，被炮火击退。如是者三日，不克，弃而南行，改走道州。

湖南防卫重心置于湘江。鲍起豹在永州为第一防线，总督程矞采在衡州 即衡阳 为第二防线。这也确系太平军原拟的进军路线，如今敌既有备，便像在蓑衣渡一样，临时改道，不走水路，穿行丘陵，走道州、嘉禾、桂阳、郴州。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路线的改变也有意外收获，就是沿途依附者甚众，自道州起大量扩军。驻道州期间，得众“足有贰万之敷数” ；在郴州，亦收二三万之多 ，其中有相当一批挖煤工，据以正式设立全新兵种“土营”，类似现代工兵，专事“穴地战”、修筑土墙、埋设陷阱竹签等；萧朝贵领兵袭长沙途中，又得众数千 。《贼情汇纂》云：

贼初入湖南，先踞道州，则以所掳道州之人为新贼之首，缘洪逆踞其地两月，整顿军容，补益卒伍，故尽掳州人并妇孺而行，除即时逃回不计外，尚余男妇三万余人。由江 华 、永 州 而至郴 州 、桂 阳 ，更得挖煤矿徒刘代伟之党，已倍前数，沿途裹胁而至长沙，竟得十余万之众。

“十余万”之数或含水分，且不宜理解为全部是作战力量，因为投太平军者都是焚屋毁家、扶老携幼而来，其中有些并无战斗力。但太平军在湘南得到巨大扩充，是不争事实。江忠源说“土匪之迎贼，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 ，盖极言其盛况空前也，湖南民众的响应程度，大大超出广西。赛尚阿累次报告：“各处土匪附从及遥为勾应者，转较粤西为多” 、“所过州县土匪附从之众，每处率添一二千人” 、“土匪蠭 蜂 起附从，日益众多，各属地方并有潜匿会匪，处处勾结” ，例如江华县之失“各探报俱称该县城破，实土匪接应 。原因很简单，在这南岭北麓，历来不安宁，匪盗滋旺，剿之不绝，太平军到来，对他们正好比久旱禾苗逢甘霖。

道州还出了一个故事，有关余万清。

先前，我们知道他与刘长清在全州逡巡不进，见死不救，终将全州葬送。等到和春赶来，余万清即应程矞采之调回楚境，任务就是防守道州。如果鲍起豹封住永州，余万清封住道州，太平军则入楚无门。眼下，永州做到了这一点，太平军遂奔道州而来。余万清十九日抵州，领兵二百来人，州中原有兵勇八百，合计一千，力量是单薄了点儿，而蓑衣渡之后，太平军人马也不多，还没有发展壮大，用代理知州王揆一的话讲，“虽不能战，尚可以守”。二十三、四日，传来消息，受阻于永州的太平军已窜往这个方向。二十五日再报，“贼至庄水塘，距州四十余里”。这时候，王揆一追着余万清脚后跟，“屡行催促该提督登城”，却被后者支开，“令该署州亲查四门”，王揆一不得不照办。就在他巡查的当口，太平军已驰近城外，王赶紧回头去找余万清催他登城，行至西门，却见城门大开，王的家丁“手执钥匙，哭诉提督已经出城，并将防守西门之城守营官兵带去”。王揆一命即闭城，已经来不及，冲进来几个太平兵，一击将王左臂打断，王与差役、家丁各自逃散；“迨出城后，回视城头已有贼旗，该署州情急投河，经地方百姓捞救，抬至对岸山中。”

以上为王揆一所述，事后余万清也打了一份报告。据他讲，他到后察看地形，发现城西、城北高度不够，命王揆一“堵塞加高”，而“该州全未理会，木石亦不购办”，原因是王揆一以“该提臣为丁忧大员，有职无权”，不把他放在眼里。又说，“嗣闻贼踪窜近，即带亲随之兵赶赴距城十余里之蛇皮渡，隔河堵截。讵甫行数里，该匪大股业已渡河，我兵众寡难支，致被冲散。该提臣无力回救。” 总之：第一，守城不力的责任在王揆一；第二，彼非逃跑，而是主动率兵出城堵截。

余万清所辩，一望即知自相矛盾。前面刚刚诉说兵力太单，随后却称带兵出城乃是主动迎堵——以此微不足道兵力，不依托城垒稳守，反而以卵击石出击堵截，这种鬼话谁信？而他厚诬的王揆一，很快便由道州绅民联名请愿，澄清了名誉：

据衡永郴桂道张其仁、永州知府徐嘉瑞禀称：窃道州知州王揆一，署任多年，官声甚好。此次州城失守，实因提臣余万清带兵先行，该署州出城追挽，一时仓卒，致被匪窜入，并［非］弃而潜逃。现据地方绅民联名吁禀，情愿赶团壮勇，随同该署州剿贼立功，代为赎罪。

想必余万清心里还会暗暗怨恨程矞采。洪、杨起事之际，他恰好丁忧，本可以去职守丧、躲过此劫，谁知程矞采硬行奏留，不让他回籍守制而仍留防所 ，因而陷入泥潭。余万清随即被下旨拿问，九月解至刑部。以他的罪行，最后要么杀头要么遣戍。《清史稿》及《清史列传》里都没有为他立传，这结局我们也并不知详。

然而，余万清不过是开了一个封疆大吏竞相献丑的头而已。打他这儿起，清朝高官丑态便呈争奇斗妍之势。

余万清在道州开溜没几天，另一位因在全州表现畏葸而被严参的前署广西提督刘长清，也在营救江华、永明两县过程中，上演逃遁好戏。太平军占据道州后，分兵取江华、永明。刘长清领兵救援，未到江华，闻县城已被陷，刘长清非但不“即时乘势进攻，以图克复”，反而“绕赴邻县地方，不能进剿，转于远处扎营”。永明告急，经和春饬催，刘长清带兵前往，“行近县城，刘长清按兵不肯冒险入城”，再一次不进反退、远离县城，到了半夜，索性“拔营避匿他处，不知去向”。 他和余万清一样，被赛尚阿奏请逮捕，当年九月与余万清一起解往刑部。

这且不说，丑行迅速传染到总督、钦差大臣那样的层面。那位不久前曾义正辞严请治余万清之罪的湖广总督程矞采，自己深陷“恇怯”指责。七月二十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黎吉云具疏揭发程矞采。黎是湖南湘潭人，他的揭发内容，直接来自家乡父老的反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程矞采对于湖南的防卫极为敷衍不力，“驻衡州几及一年，全无筹策，全无准备”，“臣入都后，屡接家乡信函，众口一律，均言该督驻衡为时其久，如结寨、筑堡、守险、设伏诸法，都未讲求。”二、上面父老反映的情况，程某可能尚有自辩余地，以下情节则极坚实，无可遁言：

迨至警信频闻，该督乃于四月二十五日微服乘小渔船弃衡州而下，城中官民泣留不得。行至二三十里外，始书硃片饬发兵二百名护送，并饬均坐渔船赶来。该督身无衣冠，至二十六日行至衡州、湘潭两县交界之朱亭地方，两岸居民突见渔船纷纷驶至，疑为贼来，即用鸟枪旁击。该督令戈什哈二人上岸晓谕，始免。朱亭驿丞飞禀至湘潭县城，请备衣冠来迎。是日署湘潭知县曹源下乡相验，惟典史王延麟在城，购就衣物来迎，然有袍靴而无翎顶。至二十八日黎明，即抵省城，坐二人小轿，入居抚署侧又一村内。城中官民知之，均为骇愕，众议沸腾。该督见此人情汹汹，殊不自安。又适接到永州打有胜仗之折，遂于五月初四日复往衡州。

太平军攻打永州系四月二十二日开始，程矞采二十五日即从衡州微服遁避。大体上，一得到敌人的消息，便脚底抹油。逃跑不说，起码装模作样、来点掩饰，竟逃得全无体统、颜面尽失。何谓“微服”、“身无衣冠”？堂堂总督，国家重臣，其之出行，仪表必备，如冕服、车马、护弁、卤簿……这些并非只用来逞威风、显派头，也是身份、职守的标识。古时所以孜孜讲究，因为里面含有权力的体面。贤良臣子，死节尽忠，每每袍笏齐备，表示尽职以亡。如明末扬州知府任民育，“戎服守镇淮门，城破驰归，易绯衣坐堂上曰：‘此吾土也，当死此。’” “绯衣”者，知府服色也。任民育在城头战斗时原着戎装，及败，特意回衙换上官服，坐大堂，与城偕亡。程矞采“微服”、“乘小渔船”，用通常话讲，就是丢盔弃甲，落荒而逃。他调二百名士兵护送，却让他们也坐渔船不坐官船，同时必然未着号衣，换了民装，以致百姓以为“贼来”，而予以枪击。直至溜到湘潭，这才命地方官代购山寨版官服充数，岂知市面上只能买到袍靴，买不到翎顶，搞得不伦不类。以其品秩，应该八抬大轿，但因为想悄悄混进长沙，竟乘二人小轿。入城后，又不敢回衙，私住民舍，凡此种种，都严重违制。也不知他怎么想的，其实哪里瞒得住？外界早已沸沸扬扬。恰这时，闻永州转危为安，他又悄然无声，偷偷折返衡州。

程矞采原因不明地短暂离衡回省，此事是确实的，赛尚阿在奏章中曾经提到。但赛尚阿并不知道那些背后情形。黎吉云说，程的逃遁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惊闻制军逃走，均疑永州已破，居民相率奔窜，数日不止，老弱妇女投河死者不计其数。湘潭县向设有不忍堂，系邑民捐为捞瘗河尸之局。四月二十七、八、九等日，适遇水涨，该堂打捞上游落水之尸身至三百余具，载在册籍。而老弱拖毙及土匪乘间抢掠之事，所在皆是。外间有诗云：粤西贼匪尚天涯，走尽湖南十万家；莫怪湘民俱胆落，制军先已下长沙。盖纪实也。

奏上，咸丰皇帝下旨徐广缙据实以闻，但我们却没有见到徐的回奏。原因很可能是，徐广缙迟迟不到位莅任，自然无法“据实以闻”。

九月初，因太平军围长沙，赛尚阿革职拿问，命时在桂林的徐广缙接任钦差大臣之职。

大概到徐广缙这儿，咸丰皇帝才亲自见识他的臣工不可救药到什么程度。自九月初二日任命发表那一刻，徐广缙就尽其拖延不进之能事。九月二十二日，上谕追问：“前曾谕令徐广缙抵楚后扼要驻扎，现在贼众全在长沙城外，情形万分吃紧，何以至今尚未见该大臣奏报抵楚日期？” 此时赛尚阿和程矞采已经解职，官军与两湖军政无首，关防印信都在等待交割。又过了十天，北京仍未接到消息，致上谕竟然只能猜测：“徐广缙此时谅已带兵驰抵长沙省城，接受钦差大臣关防及湖广总督印信，所有军营及地方文武统归节制，责无旁贷。” 实际上，徐广缙根本还没到长沙，而是刚刚抵于衡州。他嘴上说得漂亮，“焦灼万分，难安寝食” ，行动却极缓慢，沿途观望。继于十月十二日抵湘潭，借口“湘潭地面距省城九十里，距贼营五十余里，实为衡、宝等属扼要之地……于西南一带可资镇压，且于大营呼吸相通，亦可随时调度” 不再前进，扎营于此。他一路磨磨蹭蹭，实际上是随时打探战况，来决定自己行止。等他到湘潭时，长沙之围已近尾声，第七天太平军撤离，“徐广缙闻贼退，始至长沙” 。很快，太平军克岳州，徐广缙又迟迟不动，十一月十二日上谕催之“速赴岳州”、“断不可稍延时日” ，过了三天仍未接报，再催：“徐广缙著即速遵前旨迅统大兵，间道驰赴岳州迆北一带督剿，毋得再有迟滞。” 咸丰皇帝明显感到了寒心，以至于说：“徐广缙到楚以来，军营并未有起色，朕用汝，朕自知愧，第问汝于心何忍何安？” 话说到这份儿上，徐广缙却以死猪不怕开水烫心态，不为所动。他稍稍向前挪动几步，从长沙移湘阴，却死活不肯到岳州，而此时太平军已兵临武汉三镇，北京的催促亦从命他去岳州改为奔赴武昌：“该大臣务当统带官兵，星速北来，并飞催统领官兵之向荣及各带兵大员，带领兵勇，兼程前进，救援武昌，万不可稍有耽延，再误事机。” 徐广缙却自湘阴奏曰，岳州“残破之余，文武尚未知下落，设或更滋他变，所关非细” ；又称，该处有其他土匪，“必须将此股剿灭，南北方可无梗” ，“因岳州、巴陵一带土匪蜂起，劫掠粮饷，阻绝文报，必须派兵剿洗，南北方可通行” 。如此明目张胆地推诿，都已顾不上掩饰，因为就在同一道奏折，他汇报麾下接替向荣任广西提督的福兴“以搜捕余匪为名，落后一日，嗣后即不能赶上” ，这与其本人行迹，不是如出一辙么？不过，他另有一套诡辞：“臣现在暂住湘阴，探明贼匪如由汉阳北窜，即须由荆州上流驰往督办，又无庸即赴武昌。” 意思是，万一洪、杨北窜，从湘阴经荆州赶去剿办较为方便，眼下就不必去岳州、武昌一线了——居然用尚未发生的假想情形来推托当前职责。其实，徐广缙接到钦差大臣任命即已打定主意：不计后果、坚决保命！他无非是赌一把，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太平军相搏，十有八九要输，输则必治罪，弄不好还直接殒命疆场；至于逃避作战，虽也将被治罪，但以多年宦海阅历看，即便如此也有转圜机会。果不其然，武昌失守后徐广缙“褫职逮问，籍其家，论大辟”，大辟即死刑，判决已下；但是第二年夏太平军北伐，河南吃紧，朝中无人，徐广缙果被放出，“交巡抚陆应谷差遣，责令带罪自效”，咸丰八年甚至重新得官，“予四品卿衔，留凤阳从袁甲三剿捻匪。未几，卒。” 他赌对了，为自己赌来一个善终。

类似程矞采、徐广缙的表现，基本已成家常便饭，乃至一蟹不如一蟹。后面湖北提督博勒恭武、两江总督陆建瀛等，各有精彩展示，我们届时再叙。于兹回看广西阶段，从李星沅到赛尚阿，虽庸碌无能、纵虎为患，却还不至于土崩瓦解，包括州县一级，永安、全州等处甚至不失英勇。比及湖南，城池之破，却每每“并非贼匪攻陷，实由地方官弃城而逃” 。

太平军在道州停留两月，休整同时，兼充实兵力和物资。自永安突围以来，连续作战、行军六十余天，理当小憩。官军重兵随之赶到，将道州围住。但是道州之太平军已非永安之太平军，表面看起来是围困，实则太平军在里面快活度日，于城外大兵视若无物。高兴时，便派千把人出城攻打邻县，先后下江华、永明，招收会众，然后毛发无伤地回来。据说洪大泉之弟焦三、妻许氏即为永明、江华一带匪首 ，太平军前去攻打该处，而携归甚众，或与此有关。

六月二十五日，太平军弃道州东去，总兵和春、常禄，副将邓绍良、瞿腾龙追之。太平军相继取嘉禾、蓝山、桂阳州。即取即弃，均未停留，官军则尾随在后不断“收复”。这已是永安以来之惯例。七月初三日克郴州，“旬日之间，狂奔至数百里” 的太平军，这才止步。

郴州地接广东，赛尚阿言其形势：

该处地颇丰腴，市廛屯聚，为广东过岭入湖南要口，离州四十里河面船只甚多，一以资贼，贻害不浅。查该处下游永兴、耒阳皆为泊船处所，臣程矞采已预饬地方官，将船只尽行撤去。该州水路自永耒而下，直出耒阳河口，即达衡州，下游逼近长沙，陆路由永兴可走安仁、攸县等属，更可直达长沙省城。

“可直达长沙省城”，无形中将太平军永州不克后改行道州的意图道破——剑指长沙，正是此来的战略目标。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太平军从郴州兵进长沙，采取了一种奇特的方式。

七月十二日，进驻郴州第十天，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朝贵率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部，约仅千人，往攻长沙。

此时太平军兵强马壮，而长沙乃全省都会，夺取这样一座大城，不倾巢而出，仅派区区千人，情理难解。对这一事态，历来议论纷纭。其中有个说法，涉及太平军内部分歧：

朝贵不耐，夜叩秀清营告曰：“顷得谍报，长沙方坼治城垣，尚无备，可袭而取也。弟愿以所部，袭长沙。”天王、秀清皆不许。朝贵不听，径率死士数千，绕山道东北行，破安仁、攸县，由醴陵趋长沙。

又一段：

朝贵知不能得志，疏请大营趋长沙。天王欲拔队。秀清曰：“西王刚愎，不稍挫之，后不听命。俟其自归可也。”天王曰：“设有不测奈何？”秀清曰：“西王勇悍，纵有小挫，清妖不敢逼，必能自脱。”

头一段交代得清楚，萧朝贵此法，叫作“袭而取”，意在出奇制胜，非强攻——从而解释了为何以分股出征。另一段说萧朝贵与杨秀清有矛盾，萧“不得志”，急欲建功以扬眉，杨秀清则沮抑之，并且希望利用此事煞一煞萧的刚愎之气，洪秀全本欲催动全军跟进，被杨秀清制止。

此情节孤家记叙，真伪莫辨，但其中有合理成分。轻兵突进的想法，以当时长沙城墙整治未备、兵员也较空虚 官军重兵被布于衡州堵御 ，未尝不是妙计。其次，所述萧朝贵言行很合他的性格，读来可信，杨秀清的大权独揽与强硬、冷酷作风，亦与本人丝丝入扣。

考诸其他方面，郴州水路颇畅，惟船只尽被程矞采先期撤去。可以想象，太平军原计划，就是到郴州后改行水路上长沙。陆路虽亦可达，但太平军拖家带口，目下人口已超十万，大队陆行速度远不如水路。为此，不得不在郴州逗留些许时日，来作船只方面的准备。洪、杨之入楚省，对一江一湖的地理形势念念不忘。从全州起，他们就有走水路顺流远行的强烈意识，全州、永州、郴州，一再受阻而一再找寻，后来终在岳州遂此愿，然后下武昌、江宁，都是扬帆进发。藉是观之，他们对舟船的需求，确有相当的依赖性。

大概在入郴州后的那几天中，萧朝贵经探子确报，忽生偷袭之计。长沙空虚，机不可失；大队难以成行，盍不轻兵突进？萧朝贵与杨秀清的分歧，一定在此。应该说，萧朝贵计上心头，与官军不堪一击助长了太平军骄心不无关系，使他觉得轻兵简从加上出其不意，拿下长沙不是什么难事，毕竟千人夺城之举，太平军以往屡试不爽。然而，此番目标乃一座省城，目标之大，岂是州、县可比？在杨秀清看来，萧朝贵未免有些“个人英雄主义”。

去年十月在永安，萧朝贵负伤 ，从此寂然，言行太平天国官书少有记载。他伤势很重，恢复迟徐，似乎直到四月中旬蓑衣渡之战，仍处伤号状态，以致官军所录太平军俘虏口供，将其与冯云山弄混，并由赛尚阿奏称死于蓑衣渡。当时，那个俘虏显然知道冯、萧二人都受了伤，却把伤重而死者搞错了，张冠李戴。死者自然是冯云山，萧朝贵则旧伤在身犹未痊愈；他应该是在道州那两个月休整期，完全康复。眼下，体健如初，正思奋作，袭取长沙或被他视为重振雄风的一个良机。

萧置洪、杨劝阻于不顾，强点劲卒，半月左右，狂突五六百里，七月二十八日逼抵长沙。其间，连克永兴、安仁、茶陵、攸县、醴陵诸城，且曾在永兴、攸县各停留五日，其军进之迅猛，确称神速，当时长沙城内清方大员罗绕典、骆秉章奏闻此事，均用了“猝至省城” 一类字眼。实际上，太平军本可更快，他们有些分心，沿途聚纳钱粮军资、扩充队伍，用去不少时间，及至长沙，“粮有十万余，油盐足用”、“得无数军资红粉 太平军土语，即火药 ” ，兵力则从千余扩至万人。这与“奇袭”初衷颇相扞格，但一来萧朝贵难禁人、物大增之诱惑，二来他内心实在存着对“清妖”的轻视，觉得纵稍有耽搁，以那些狗官的一贯德性，事情不会有何太大不同。他的轻视有些道理。太平军耽滞若此，长沙仍浑然不觉。为什么？首先，诸吏所称“道路阻梗”不尽为托辞，当时赛尚阿主力被留守永兴的太平军拦截和拖住，对萧朝贵所率之军的动向不掌握，同时与长沙包括北京的音信不能相通，这从朝中曾有半月未得奏报 可以看出。其次，州县长官志气已摧，闻风丧胆，根本不再履行起码的责任。太平军已过醴陵，哨探有报，长沙政界却怀疑是否为真——“疑醴陵令无公牍”，因为按理说，哨探所得消息，醴陵地方上也应有公文呈报；对此，一位名叫黄冕的在籍知府说：“贼至，令不死即走，奚暇牍也，宜急为备。” 说那醴陵县令即便不死，也是逃命要紧，哪里顾得上写什么公文？情形的确如此，太平军下安仁，“知县走避” 。下攸县，“知县郭世阊先数日走，贼至，城空无人焉” 。在醴陵，“知县栗国华怀印徒步走长沙告急” ，也借口溜号。所以“文报中绝，贼行五六百里无一兵一勇与之面者” ，十几天内，“贼连犯安、攸诸城，衡防、省中皆无奏报” 。

所以萧朝贵虽有轻敌之心，却还不能算犯了错误，早来几日，晚来几日，并不会让清军占到便宜。然而，“奇袭”之计终未奏效，那又是何原因呢？原因并非途中耽搁，而是在长沙城外二十余里石马铺地方，恰好遭遇一支守军部队。这支部队是新调来的西安镇总兵福诚所带陕西兵，约二千人，七月二十八日晨遽遭攻击，几全军覆没：

幸一弁血身只靴飞骑入报城中，在事文武始知贼至，匆促闭城。罗文僖绕典方外勘土城，急转大西门入……使无是军，城已被袭矣。

这个“血身只靴”的士兵，有点像希波战争中那个从马拉松奔回雅典报信的菲迪皮茨；惟所不同，后者携归的乃是得胜喜讯，他却传回强寇扑来的噩耗。

长沙于最后时刻闻知太平军杀到，立刻戒严。当时城内仅有四川兵一千四百名、江西兵一千名，湖广总督程矞采驻衡州不在，湖南巡抚骆秉章革职暂留，新任巡抚张亮基尚在途中、甫至常德，湖南提督鲍起豹在城，另外还有在籍的前湖北巡抚罗绕典 湖南安化人 ，他刚被委派在湖南“帮办军务”。

既经戒严，“奇袭”显然谈不上了，萧朝贵不得不转入阵地战。但以长沙之大，他虽经扩军，拥众万人，攻城仍觉不够，只能攻其一面，亦即长沙南城。这一来，官军防守也就相对容易。

糟糕的是，第二天，七月二十九日，萧朝贵就意外中炮身亡。当时具体情形难以考知，惟一直接的材料是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三人就萧朝贵凶信所发回的密报，其中写：

廿九日，□等欲往进攻，回禀西王，带牌刀手往各门进攻。不料妖兵放炮，打着西王胸膛乳上穿身，十分危急，口眼俱呆。

只说被炮打中，地点与环境未交代。从“欲往进攻，回禀西王”来看，似乎是当日进攻展开前，萧朝贵于帐中发布命令时，并非置身前线。后来，洪仁玕有“敌楼窥伺”“装束异常”说，清方有“出探地势”“执旗督阵”说，都是想象、猜测、追补之辞。查罗绕典所奏二十九日战况，有云：

二十九日该匪复于妙高峰上，对城开放枪炮，如雷如雨，兵勇幸未损伤，臣等指挥弁兵于城上用枪炮击毙数十人。该匪挑土肩石，蚁聚蜂上，意欲建筑炮台。臣鲍起豹督饬将弁一面严防，一面用大炮连向轰击，伤毙数十人，哄然四散。

这是该日城上远距离炮击的惟一记录，余皆为近距离枪战或格斗，萧朝贵中弹，应即含在“大炮连向轰击，伤毙数十人”这一行字中间，惟当时清军完全不知此“数十人”里包括萧朝贵，也未发现其中有任何“装束异常”或明显是大头目的人。

总的来说，萧朝贵中弹是一场意外。然而意外成为现实，是萧的性格使然。他脾气暴躁、爱逞匹夫之勇，经常发怒、骂人、打人，此类记录在《天兄圣旨》里比比皆是。杨秀清就不一样。杨虽狠，但富于心机、饶智谋。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尝闻于湖南耆宿吴敏树 号南屏 ：

南老言，壬子 1852，即咸丰二年 七月，贼至长沙，江忠烈忠源以绅士带勇助守。贼先锋二千人至，忠烈率众出城与争地，遂据浏阳门外之天星阁扎营。越数日，贼首杨秀清至，以不得此地欲诛先至者，复引兵绕吾营后，来争小吴门外之教场坪。忠烈苦战，使不得前，贼竟不能逞。长沙不陷，实赖此也。

浏阳门前即为蔡公坟。彼时长沙城，紧倚湘江，西面完全为江水，蔡公坟扼南城墙与东城墙之要道，控制蔡公坟，则封住由南往东、往北的去路。江忠源与杨秀清对何为战略要地，英雄所见略同，萧朝贵则见不到此；杨秀清“以不得此地欲诛先至者”，可以说是在间接咎责萧朝贵。萧引兵“奇袭”长沙，想法不错，韬略失诸粗率，错过先机后，蛮力强攻。他中弹身亡虽属意外，但性情不够谨慎警敏，是潜在诱因。

萧朝贵手下曾、林、李三人，于当天下午四时许 派人去郴州，将坏消息禀报太平军总部。洪、杨接报，八月十一、十二日倾巢赴长沙，二十二日赶到 。这二十来天，在长沙居民可谓宝贵之极。倘使当初太平军不搞小股奇袭、全军径扑长沙，以该城之空虚，多半将被拿下。现在，萧朝贵阵亡，不但奇袭计划完全泡汤，连正常的攻城也因群龙无首得不到有力组织，直到主力赶来前，萧军在城外看起来只是打打“酱油”而已。而且就趁此期间，官军强援纷至沓来、依次到位。和春、秦定三、开隆阿等部于十五日以前到达。八月十八日，向荣亦驰至长沙 ，早于洪、杨大队四天。守军孱弱局面已经改变，兵力数倍于敌 。

向荣的复出，颇有情节。他桂林解围称病，咸丰皇帝曾给赛尚阿旨意：“朕方念其勤劳，倚以破贼，乃当匪众全数北窜，亟须迫剿，辄又称病不出，与巡抚株守省城，借绅民恳留为词，岂素号勇敢者固如是耶？著该大臣传知该提督，一俟病痊，即督兵驰往剿贼。朕以诚待人，功罪惟所自取，但看其天良何如耳。” 语气已极不悦，好在赛尚阿比较与人为善，“饬刘长清赴楚剿贼，向荣回提督本任” ，调当时署广西提督的刘长清到湖南作战，而让向荣留桂林，并以此奏闻。不料没多久，云贵督抚吴文镕、张亮基联名具参向荣夸诈冒功，咸丰皇帝的火气又被唆起，下旨徐广缙、赛尚阿认真核实以闻。徐广缙老奸巨猾，一面揣摩上意说了一通坏话，一面又说向荣“驰援桂林捍卫保障之功，亦自不可掩”，还说“现在向荣在省养病，臣在高州，询之总兵福兴，向在直隶知其素有气痛之症，想因守城积劳，旧病复发，似尚非托故迁延 ，不痛不痒。赛尚阿的回奏则建议说：“如驭劣马，驯稳其性，冀其复出，尚可有用。” 毕竟用人之际，咸丰皇帝想想也就算了。随着形势吃紧，朝廷越发觉得将这样一员宿将闲置乃是浪费，乃有旨，让徐广缙将提督印务发还向荣，又告诉赛尚阿：“如永州一带现在情形紧急，有须该提督带兵协剿之处，著赛尚阿酌量札调。” 没想到向荣此番托病，真正动机是打退堂鼓、彻底辞职！徐广缙七月十四日奏道，两天前，向荣派人拿着正式辞呈和私人信函来见，称“惟因病难速痊，求臣代为奏请开缺，俾得安心调理” 。咸丰皇帝览奏大怒，八月初一日降旨，痛斥向荣“丧心昧良，胆大藐玩，至于此极”，决定“著即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以为辜恩巧避者戒”。 向荣显然事后猛省，必将恼翻帝君，而大惧大悔，于八月初二日紧急上奏，表示立刻启程赴湖南援剿。此时他应该还不知道，将其发配新疆的圣旨刚刚出京；亏得他及早改弦易辙，而朝廷又确倚赖之，事情犹可挽回。他在奏章中说：“奴才受恩深重，心非木石，岂不知感激思奋。实因奴才率师三载，遍历粤疆，并无一息之停，而风餐露宿，瘴雨蛮烟，久为湿气所侵。去秋攻克双髻山，登高涉险，感受暑湿泻痢之症，元气已亏……” 极力打动宸心，乃至自称“奴才”，此本惟满大员用语，汉族官员称“臣”而已，但他诚惶诚恐，顾不得了。照理说“君无戏言”，但此时萧朝贵兵临长沙，向荣既跃马向前，咸丰皇帝也并无底气治其罪。于是，除八月十六日有旨于钦差大臣徐广缙，命其“察看”向荣表现，便听凭后者在长沙厮杀，除九月二十二日所发谕旨曾提及其名一次，便是长沙解围后十一月初六日曾说：“向荣系已革发遣戴罪自效之员”，“如果追剿得力，据实具奏，倘始终不能奋勉，一并严参，重治其罪”。 又过了半个月，终于表示：“向荣久于行阵，朕看其屡次举动，尚非无用之才。此时武昌戒严，正伊奋激图报之日。如能迅速剿贼，不但可赎前愆，并可重邀恩眷。 至此，发配新疆的处置可以视为取消了。

既说到向荣，就顺带说说另两个有关联的人物的故事。

一位是和吴文镕联名参奏向荣的张亮基。七月初，骆秉章因永明等失守，部议革职，张亮基调任湖南巡抚。七月二十七日行抵常德，当天他在奏折中表示“拟于八月初三日抵省接印”，这是正常行程。但他话锋一转，说常德“无兵无饷，防守甚为单薄”，提出“于此城暂行驻扎，既可豫备防堵，又可催集兵练，为省城援应”，还说“长沙兵练数已逾万，防守似可无虞”。总之，想赖在常德。怎么回事呢？原来，他在常德已经接报，“探悉贼匪已由攸县、醴陵北窜，直扑长沙”，遂灵机一动，借口防守常德，不再前进 这委实滑稽得紧，一省长官，省城告急不赴，反称某座府城防守为要，傻子亦知是本末倒置。八月十三日上谕给予断然否定，“明降谕旨，令该抚带兵迅赴长沙接应”，“迅解省城之围，万不可株守一隅，致误事机”。 八月十四、十五、十七日又连发三令再催，“著即迅带调到各兵，赴省救援” ，“该抚自当星驰前赴长沙地方……迅解省城之围，以固根本。若留守常德一带，专待远兵，何以救目前之急” ，“著张亮基带所调官兵速抵省城，内外夹攻，务将扑城各匪悉数歼除，毋稍观望延缓，致误事机” 。八月十九日，罗绕典、鲍起豹、骆秉章仍于同署的奏折中，对“现在省城危急万分”，张亮基“暂留常德”导致“兵分则单”，表示不满。 ]不过就在当天晚些时候，张亮基“缒城入” 终于到位。张亮基以曲折、扭捏的赴任，反讽了自己当初疏劾别人时的义形于色，也呼应了向荣萌生退意的内心。

另一位，是湖北巡抚龚裕。这老先生乃淮安清河县人氏，嘉庆丁丑 1817 进士，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由山西巡抚调任湖北，在任已近三年。正当太平军驰骋湖南时，五月初四日，他忽上陈情之表，以“不谙军旅”和“患病”的缘由，请求开缺：

伏念臣服官以来，从未经历军务。前此粤匪溃窜，臣日与藩臬两司筹商防备事宜，昼夜焦虑，寝食难安，以致旧患肝气痛胀不时复发，每每目弦眩头晕，其形委顿。臣本常年服药，日来医治迄无功效，虽尚勉力支持，究虞措置不能周到。

咸丰皇帝自然气愤，命“严加议处”。 五月十四日，部议不准开缺，以革职处置。 但有人认为处分太轻，袁甲三翌日具疏，请求皇上在吏部所议基础上，“酌量治罪，以为丧心昧良自耽安逸者戒” 龚裕最后如何论罪，《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都查不到，而在《光绪丙子清河县志》里看见：“奉严旨戍。力疾就道，行至西安，卒。”县志且说，龚“仕宦三十年，家无余财。归葬之日，人无不怜其清节者”。 可能他并不是一个黩吏，亦可能县志对于本县人物难免以褒扬为主。不过，假如他确实在发配途中因病而亡，那么请求开缺时所持患病理由，倒并非欺罔。龚裕的典型意义在于，当时清朝大小官员想要辞职者颇多，除了已知向荣有此想法，咸丰上谕还处理过其他一些类似情况。再有，由龚裕辞职还引出另一个人物，即其继任者常大淳；此人的故事，我们到武昌段落时再讲。

洪、杨虽亲自赶到，然时过境迁，长沙不再是好欺负的对象。现在它兵多将广，坚如磐石。漫长的攻守，你来我往，互有胜负，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值得一叙者，或即太平军仰为法宝的“穴地战”。在大炮尚未有万钧之力以及飞机轰炸尚未发明以前，对付中国古典式的城垣，穴地之法最能抉其根本。这并非太平军始创与独擅，二百年前李自成攻开封即已用之，近期则官军剿湖南会匪李沅发、克复为其所据县城时亦如此，“团丁穴地道，实火药轰城，城圮” 。不过，太平军的确将它发挥到极致，武昌、南京两大名城因之落入彼手，令人丧胆。那么，眼下长沙将如何？

前曾说，太平军以此法取桂林未果，重要原因是火药严重不足。这个问题，在长沙完全不存在。曾、林、李禀文言之极明：“得无数军资红粉”，非常充足，更不必说洪、杨大队赶来以后必又大量补充。其次我们知道，太平军在郴州新设全新兵种“土营”，专业从事挖地道和爆破，无论能力和技术手段都达到鼎盛状态。此部队若未随萧朝贵前来，那么，眼下显然已经抵于长沙。故而，从所有方面看，太平军在长沙穴地攻城，没有任何阻碍。正因此，太平军丢开了其他手段，不像攻桂林时还用吕公车、云梯等物，“贼专以隧道为务” ，对“穴地法”拥有完全自信，志在必得。

随着“土营”到来，“穴地战”即至高潮：

贼连日夜于魁星楼城外金鸡桥挨城一带攻凿地道，城内穴地埋大缸瓮，令瞽者伏听，于闻锄 声处迎掘冲破，灌以秽水，熏以毒烟。但虑防不胜防，向军门复派邓副将所辖镇 兵、瞿登腾龙所带兵勇入城游巡，以备不虞。

办法很奏效。穴地攻城，前提是不被觉察。守方在地下埋缸，利用回声和盲人超灵敏听觉，捕捉异响；然后循声反挖，达敌所穴，其自然不能在此填置炸药。地面上防备也很周到，有专人用于游巡，细密观察动静。“土营”的作业，往往无功。

纵如此，亦有两度接近得手：

九月 二十九日各营收队未久，贼于南城西边暗放地雷，城墙切近贼巢之处砖石飞跃，城身蛰陷四丈有余。贼巢中吹海螺甚急，该匪约二三千人乘势呐喊，蜂拥向前。臣等前已预调副将邓绍良带领镇 兵丁八百名，入城作为游兵，以资策应。届时副将邓绍良大呼，躐出缺口，手刃数贼，右膊被炮子穿过，尚屹立不退……余贼纷纷败退，伏匿不出。我兵收队，即在缺口防守。和春见邓绍良被伤，即飞速上城，在缺口代其守御。臣等立饬署长沙知府仓景恬、善化县知县王葆生督同绅士黄冕等，即夜将缺口补砌。

当时，官军主力驻城外作战，城中留有邓绍良部八百人。事实证明，这一手很关键。太平军的爆破时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选在午间城外官军主力归营之后。其情形之危殆，《续修宁乡县志》所书更具体形象：

地道直通城内天妃宫前，暗埋地雷火药于城根。二十九日未刻，地震南城，砖石飞腾，倾塌墙垛五丈有奇。贼众蜂拥扑城，呼声震天。城内居民尽向北城图缒而出，妇女坠井投缳，势如鼎沸。时各处兵勇亦脱号褂，亦望北城奔走。幸镇 兵适营于南城府文庙侧，邓副将迅率所部登城，手刃上城悍贼，复投药桶薪油，以断贼路。邓副将炮洞右臂，肩中矛伤，犹下城率部勇，与其弟守备绍英，大呼后退即斩。时贼营炮弹如雨，邓踔厉自若。由是和总兵、张副将各带兵奔救，逾时贼退……是役也，非邓副将身先士卒拼效死力，则省城数十万生民岌岌殆矣。

第二次为十月初二日：

十月初二日未刻，我军正在南月城外加挖壕沟，忽该处地雷轰发，离城根丈许，土石迸裂，尘雾迷漫，兵夫多被压毙。贼匪误谓南城已被地雷轰塌，突出二三千人，蜂拥直前，枪炮齐向城头轰击。和春挥弁兵迅由本营横冲而出，携亲兵二人上城，躬临垛口，指挥杀贼。

时间也选在未刻，但地道精度不够，爆破点离城尚丈许，城未塌，进攻者也未冲至城上。

长沙的例子说明，“穴地法”可以防——只要肯想办法、积极应对，再就是持续保持注意力、不懈怠。

《左传》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事情总是这样。几番不能得手，即便太平军，也会沮丧。十月十八日，“五更，复有多贼暗用长梯数十架于南城魁星楼侧抢攻，被镇筸兵勇钩夺长梯，争抢旗帜，贼势更沮。” 重新捡起云梯，说明太平军对“土营”奏功已然绝望，但又不甘心撤围，所以最后强行登城，聊为一试而已。败回翌日，“我军正拟会剿，至夜三更忽闻城外海螺四起，大河东西两岸火光烛天。而城外官兵探报，贼大股全数已由河西小路潜遁矣。”

起自七月二十八日迄乎十月十九日 1852年9月11日至11月30日 ，长沙“危城八十一日获保安全”。双方投入一二十万兵力，规模乃金田以来之最，军备亦相伯仲，完全可称一场“会战”。它有几个关键点：一、太平军分股起兵奇袭之策未能奏效，“陕兵飞骑警报”，长沙侥幸避免了“直窜之害”。二、江忠源及时控制了战略要地，迫使太平军始终只能从南城一侧攻城。三、向荣到达后，“以久历戎行，得其部署调遣之功”，城内城外布置妥当周全。四、太平军策略失衡，顾头不顾尾，以仓猝自陷被动。在同意萧朝贵临时提出奔袭长沙方案后，未对可能的各种情况预加准备；及萧重伤，急起救援需尽快赶到，而尽量减轻辎重，造成军资之外其他物资较少携带。据李秀成回忆：“天朝官兵有粮，无有油盐可食，官兵心庄 壮 而力不登，是以攻城未就。” 赛尚阿九月间同样奏报：“连日侦探并获贼供，贼众被剿，米盐缺乏。” 其时太平军非昔可比，全部战斗和非战斗人员相加数逾十万，日需品消耗巨大，然而却周遭受敌，难以获取补给。太平军这样虑事不周，背后的深刻原因是轻敌。盖自道州以来，一路速战速决，让他们觉得荡平官军直如砍瓜切菜，长沙亦必一鼓而下，没有想到会被拖入拉锯战。

另外，长沙舆论普遍认为，还有两个人物做出了独特贡献，一是骆秉章，一是邓绍良。骆秉章“虚怀下士，得有绅宦一气之助”，很好地联络和疏通了士绅阶层，并通过他们引导社会，从凝聚力方面提升着民气民心。邓绍良在省垣轰陷的关键时刻，振臂一呼、挽狂澜于既倒，“争胜于呼吸之间”。总之，历经八十一天，长沙渡过劫波，被目作了不起的成就。事后湘人感慨：“武昌、金陵相继失陷，几贻南朝无人之讥，岂真悍贼之不可制欤？卒之南勇 指湘军 所至，克复建功，亦可见朝廷养士之报，流泽孔长矣。” 言语间对湖南满是自豪。

可是湖南的故事尚未完。取长沙不遂，太平军本来很是落魄。李秀成说：“攻城不下，计及移营，欲由益阳县欲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河 湖 南为家。” 此处“湖南”，泛指洞庭湖南岸区域，总之是打算到常德在它南边找块地方栖身。可见连续第二个省城攻伐失利，太平军“小天堂”的选址标准有些改变，未必非省会不可。益阳在长沙西方，故撤退后，太平军是往西而去的。官军追击方向并不错，“至北窜常德，惟益阳最为扼要，已飞饬向荣由宁乡设法抄前堵截……驰往长沙西北一带拦截”。

岂知天无绝人之路。正在这时，忽现转机：“到益阳，忽抢得民舟数千，后而改作顺流而下，过林子口 临资口 而出洞廷 庭 、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 这是从天而降的惊喜，以致杨秀清以诡词粉饰的方式赞美道：

由郴州至长沙，攻破城垣数次而又不遽进城者，此亦由天父默中使然而然也。若进长沙驻扎日久，则益阳等处江河船户不免为妖魔哄吓，远遁他方，我百万雄师何由得舟楫之便而沿流以破武 昌 乎？此可见天父默中使成之权能也。

把不能攻克长沙及益阳得舟，都说成“天意”。从杨秀清的激动口吻，我们可以想见意外得舟对于他们简直还有一番神秘的精神慰藉意义。早在出广西前，他们便一路求舟而不得，被迫靠两条腿行此千里之遥，不承想，这处境突然在益阳烟消云散了。

折往岳州，实由这一偶然，否则太平军原是要沿湖岸陆行常德一带的。这个意外，也完全打破了官军的预判。进剿至今，官军基本都是尾随、“蹑其后”方式，而不能“绕其前”，这让咸丰皇帝无法理解、跳脚大骂。其实，这一次本来恰恰是“绕其前”，然而却扑空：

十月下旬，贼解围北下。时不知贼欲何往，忠烈 江忠源 遂西南至湘乡驻守，防其南窜，向忠武 向荣 扎益阳，御常、澧，而独置北道不问者，以北抚常文节 名大淳 已设守于岳州，为其可恃也……贼先至皆陆师，无舟。长沙不利，使江、向或守宝星塘，贼无舟可得，则祸不至下游。或断其北道，贼尤不能直下。故楚士至今以不守宝星罪向忠武。独南老之言，以忠烈时舍要隘而西南守闲地，以为有顾己乡之见，不当独罪忠武，其言殆甚平允。

官军审讯所获俘虏，“有称欲往常德者，有称欲往宝庆 今邵阳市 者” ，这是太平军落寞退却时原本的去向，江忠源引师湘乡 在益阳以南 ，向荣奔益阳、常德，与上述情报相符。然而太平军在益阳意外得舟，“顺流而下”，反向去了西北方的岳州。

这时，湖南地理要势里一江一湖的那个湖，被凸显出来。

岳州今名岳阳，古称巴陵，范仲淹《岳阳楼记》“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即指此地，文中说：“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又说它“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将其地理上的方位与衔接，讲得很明白。作为两湖门户，岳州的意义无待多言，湖北新抚常大淳甫上任，即前往查勘，奏报：“洞庭湖直接长沙府所属之湘阴县，顺风扬帆，半日可达郡城，必应筹备严密。 后不幸言中。岳州地属湖南，但当时南省兵力集中于长沙会战，遂协商将岳州防务交付北省提督博勒恭武，由后者与武昌道王东槐二人带兵驻守。前引《能静居日记》所云“以北抚常文节已设守于岳州，为其可恃也”即此，还有人参劾“湖南督抚大员并不以岳州为意，且以湖北提督驻守岳州为多事” ，可见有关岳州的防卫实有淆紊之处。

十一月初三日午时，太平军进抵岳州，发现是空城——“城门大开，无人把守” 。这可不是诸葛先生在玩空城计，实实在在就是一座空城。换言之，岳州不可谓之“失守”，而是压根儿无守。事后查知，“岳州官员于初二日先已出城，初三日早，知县亦即出城”。 接手该城军务的湖北提督博勒恭武是个大草包，他声称：“初三日未刻，探悉贼匪离城三十里，当带调到防兵八百余名，赴前途五里排地方，遇贼约二千人。我兵排列开放枪炮，打毙贼匪不计其余，官兵亦有损折。不料东门火起，复有贼匪马步齐出，从后抄尾，我兵腹背受敌，不能抵御，以致溃散。因马被枪伤，致该提督跌地，腰胯受伤。此时官兵营盘尽被烧毁，不能安扎，应撤回省。” 满嘴谎言，就连远在北京的咸丰皇帝也一眼看破，朱批：“博勒恭武受伤，是否虚捏？朕未深信。 根据同城官员证词，“初二日未刻，探报贼匪已至青罔，距府城六十里，博提督即时出城” ，而不是“初三日未刻”。

岳州到手，对于太平军，洞庭湖真的就像它字面那样：天穹洞开，如置广庭。武汉三镇以及整个长江中下游，业已为之敞开怀抱。

除了尽得地利之势，岳州还随带附赠两样大礼。一是船只数千。岳州乃渔乡，渔船无尽，之前常大淳曾来此布置将渔民组成团练，称“渔勇”，徒有其名，眼下全部被太平军笑纳。这样，继益阳后，太平军舟楫再次暴增，从苦不得舟，旬日变为“舟只万千” 这对其后续行动影响深远，包括进军、定都南京，实植根于此。二是“得吴三桂之器械”。一百七十年前，吴三桂侄吴应期，在此屯重兵与清相抗，前后五年，兵败城破，留下大量军火一直封存岳州，至是乃为太平军所得。徐广缙奏称“城内有火药、大炮及饷鞘一切均已资贼” ，李秀成口供也专门提到“破岳州，得吴三桂之器械，盘运下舟” ，又据岳州通判郑德基禀称：“以城中有饷鞘、火药等件，恐资敌用，设法将饷银一百五十六鞘、火药等多件搬运下船……取道解送省城，幸无失悮 误 ” ，细读其文，是饷银全部救走，军火则仅有少量搬出。

两样大礼，相辅相成；“舟只万千”，正好用来载运辎重。而浩渺洞庭和滚滚长江，则为他们铺就通衢大道。从长沙而岳州，太平军际遇之奇匪夷所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诸如此类表示高幸运指数的词汇，于他们无不适合。

极目水天，名城武昌望之在即。 H9XF5C6lfOa+cU4aCf/Vy0ELY7FQY/Ycc9htzLjCXlPV9tGy4IoZAgSv4fm6qM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