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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成述洪、杨逸出之大概：
屯扎数月，当被清朝之兵四困，后偷由山小路而出隘关，出到思旺、思回，逢着清朝向提台官军扎营数十座，经西王、南王打破，然后出关，由八筒
峒
水而到大旺圩，分水旱上永安州。
永安即今蒙山县，明置为州，清缘之，民国改为县。简又文陈其沿革及地理：
永安州在清代为州治。以西有蒙山，山下有蒙水，且其间多姓蒙氏人聚族而居，故唐称蒙州。民国改为蒙山县。州城甚小，作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狭，人口不大多，地方亦不繁荣，盖山城也。其地，东、北、西三面皆崇山峻岭，惟往北有大路，穿山而去，直通桂林。
太平军乘夜翻山出紫荆，向荣、乌兰泰及其他各将率兵追击。地形复杂，道险路阻，太平军神出鬼没，“倏遇倏失”，加上天气也时常作梗，追击不利。八月二十日，向荣与巴清德部好不容易在平南官村遇见太平军主力，却又遭到对方夹攻西王、南王，己方则火药尽被雨水淋湿，枪炮俱不能用，被痛殴，军仗锅帐尽失，“几不能军”，落荒退回平南。自从洪、杨以瓮中之鳖溜之大吉，向荣已然郁闷非常，眼下又被人以逃亡之师打得全无还手之力，真是叫作心灰意冷。他退到平南，便屯众于此，称病不前。只有乌兰泰，自将一军尾于后，奋行三百里，越岭赶赴永安。
正因此，永安之不保已成定局。以太平军的战斗力，之前官军精锐云集，而勉强维持均势，当时像武宣、象州，若非向荣、乌兰泰拚死力，岂能得全？眼下永安，本乃小城，“城墙矮而窄，以砖建造”
，守兵仅平乐协副将阿尔精阿麾下少量弱旅，对太平军而言不啻为螳臂当车。八月二十八日，太平军薄城下，守军以兵寡不敌退入城中固守。闰八月初一日，正式攻城，一夕即下。守军还算英勇，城破后，与敌巷战，死者枕藉，“事后兵勇遗骸丛葬郊外，至冢今犹有‘万人’之称”
，文武官员自知州吴江、副将阿尔精阿以下，皆殉职。
乌兰泰部初二日赶到，因孤军前来，未敢轻动，加上闻知州城已经失守，遂营于佛子岭，监视而已，偶事骚扰。此时洪秀全实际犹驻城外。初七日，城内肃清整饬毕，洪秀全不慌不忙，坐轿入城，据《洪大泉自述》：入住“州衙门正屋，称为‘朝门’”。
永安，系洪、杨军兴以来，所攻占第一城。城虽小，却富于象征意义。自此往后，太平军俨然从草寇启其开疆拓土、建政立国航程。从实际角度，永安前后凡六月
起咸丰元年闰八月上旬至咸丰二年二月中旬
的经历，亦有种种作用。盖城之空间，涵纳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意味，且表现着这些内容。春秋时，城外为“野”，人称“野人”。孟子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其中的“野”都是指城外，“国”则指城内，即朱熹所谓“郊门之内”。
很多讲究，在尚处“野”的状态时，是无从讲起的，进了城，才有讲的条件与必要。太平天国也是如此。
太平天国等级观念极重，而首次明确于制度即在永安。最有名的就是封王之举：
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为翼王，羽翼天朝。
这些名号本来早有，先前《天兄圣旨》已屡现“东王”“南王”等称，此次再封，应该有一种正式仪注的意义，作为制度昭告天下。同一诏旨还规定：
另诏后宫称娘娘，贵妃称王娘。
对于诸王以下人等，亦以爵秩许愿为约定：
今诏封从前及后一概打仗升天功臣职同总制世袭，掌打大旗升天功臣职同将军侍卫世袭。现封及者袍帽遵依官制，未封及者风帽一概尽与两司马同，既封及者一体，未封及者一样。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
此为太平天国官制之初订。
在《天父下凡诏书一》对周锡能案处理过程记录中，洪秀全、杨秀清所居处称“殿”，诸王居处称“各王府”。很可能也是在永安开始使用的名词，以城中屋宇规制可以支持此类概念的缘故，正如洪大泉述洪秀全所居州衙被命名为“朝门”那样；而所有这类称呼，均意在彰显正规的“朝廷”意识。
又据简又文，太平天国自制历法以及冠服等礼制之创，也开展于永安期间。他说：“此时又颁行新历书”，复于注释中解释：“考太平天历虽于两年前由冯云山首创（时在桂平狱中），然而于金田起义时只改正朔为‘太平天国元年’。直至辛亥攻克永安前后全年中尚未实行也……至是年冬始印行壬子二年新历法。”
意谓“天历”早已研撰但未施用，直至在永安迎来新年之际方始行之。郭廷以则倾向于两可之间，亦即认为可能占永安后便即启用“天历”，而未必等到新年来临之际，故其《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于永安诸事日期每附以“如某日为太平天历，则当公历某日”字样为说明。
又一特别迹象，是“小天堂”的提出。
“天堂”易解，乃基督教里终极完美之彼岸世界，也即洪秀全屡所梦见的“高天”。拜上帝信徒灵魂经“鍊
炼
正”，死后可以适彼乐土。“小天堂”字眼，初见于《天命诏旨书》“七月十九日
时在茶地
”条：“每行营匝扎营，各军各营宜间匀连络，首尾相应，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
此时“小天堂”含义还不清楚，尤其尚未显其与“天堂”相对应的那种意思，当时洪秀全谕讲未来仍然以“上天堂”为鼓动：“朕实情谕尔，眼前不贪生怕死，后来上天堂，便长生不死。尔若贪生便不生，怕死便会死，又眼前不贪安怕苦，后来上天堂，便永安无苦。”
但到了永安，提出“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在这里，“小天堂”的含义明白而具体，就是太平天国未来改朝换代的定都之地。这一点，从太平军内部有“天王一到小天堂，便要登基”
的说法，可以证实。然而，郭廷以先生直接断言“小天堂”即南京
，却有些马虎。应该说，“天京”置于何处有几种意见，一直在争议，且随形势发展而变化，最后选定南京是攻占武昌之后根据当时形势与条件并由杨秀清力主所致。因此，回到永安当时，“小天堂”尚不等于南京，而是指未来被选为国都的任何地方。
“小天堂”缘何而来？除了改朝换代、定鼎择都这层通常的意义，它还意味着太平天国就其革命目标做出了调整或妥协。依其原始教义，“太平天国”喻指一种非世俗理想，徒众用奉献、牺牲、吃苦，换取升入“天堂”“上高天”，从而长生不死、永安无苦。但这样的目标，过于抽象，也过于遥远、虚茫。同时，以前所设“天堂”门槛太高，完全杜绝人之常情，广大徒众在有生之年与人的基本欲望无缘，没有女人、没有财产、没有家庭，更遑言中国人自古以来光宗耀祖、夫贵妻荣的人生追求。不仅如此，太平天国内部现实又并非上下平等、同甘共苦，有些人鲜衣怒马、食精饫肥、妻妾成群，却一味勒束旁人无私敛欲、克己清心，一年半载犹可，时间一长，怎么可能服众？太平天国领袖们意识到，单靠“天堂”诱惑难以支撑事业发展，甚至不能维持纪律，因而需要树立一个可以指望并逐渐拥有的现实美好前景。于是，在“天堂”之外，又提出存在“小天堂”，它将随着定都之日而呈现于广大徒众面前，并令后者在有生之年切实享受其中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天王诏旨就此许下的愿景，与“天堂”虚无缥缈的内容不同，全都关乎荣华富贵、升官发财一类世俗欲望。当然，“天堂”理想并不因而取消，而是在此基础上保证，只要足够忠荩和奋勇，每个人在进入未知“天堂”以前，都可以实实在在尝一尝“小天堂”的美妙滋味。
永安半载，想必还用了不少时间作权力消长之角逐。权力角逐虽然随时皆可展开，但毕竟有其最为适宜的空间。戎马倥偬之际，彼此或能以小黠小慧方式折冲，若想真正摆开架势论一论长短，却有待条件比较齐备充足的时候。而城市正是最适宜表现权力消长的场所。太平军进驻永安后，这方面的记述突然增多起来。除了十月封王、规定后宫贵妇称谓外，还有另外一些迹象。
十月二十五日，诏命：
天父天兄才是圣也。继自今，众兵将呼称朕为主则止，不宜称圣，致冒犯天父天兄。
这是对洪秀全头上光环的削减。虽然理由极充分，但其名誉略为降格乃是事实。反观另一头面人物杨秀清，势焰却在上涨。封王诏旨规定：
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
杨从排名老三变成老二，是金田起义前夕的事；现在，他又更进一步，被明确宣布“东王”并非与西、南、北、翼各王平行，而是更高的王，其余各王均为其部属。所以，审理周锡能案的记述中出现了“九千岁”的称呼：
天父回天后，小臣曾天芳、蒙得天与七千岁、六千岁、五千岁，将天父圣旨回禀东王九千岁。
通篇如此。此前“九千岁”之称，史仅一见，即明天启年间权宦魏忠贤。然而，魏忠贤“九千岁”，乃是阉党私相谀奉之辞，非正式爵名。杨秀清“九千岁”，可是明白载于官书、堂皇呼于朝堂的正式称谓。也就是说，永安诞生了二千年帝制史上独一无二的“九千岁”。在独夫本质的君主制内，此事之骇人听闻，怎样形容都不过分。个中含意，以及那位“天王大道君王全”对此作何感想，皆不难于揣见。事实上，“九千岁”之所戟指，必乃“万岁”，后来到天京，杨秀清果然对“九千岁”不满足，求封“万岁”，洪、杨终于火并。
周锡能事，为永安时期要案。事情本身，仅关图谋叛变、颠覆，但杨秀清的处置过程，宜别有深意。从道光三十年四月至十月金田团营到眼下，“天父”未现其身，业已年余，此时却突然下凡。盖周锡能一案，说小不小，说大亦不大，串通未遂，奸细实止三人周锡能、朱八、陈五，破获后明正典刑即可，未必值得东王大驾亲自出马，大费周章，乃至闹出“天父下凡”这般动静。杨秀清如此重视，必视其有显著的利用价值。首先可想见的是“立威”——既欲为全军立军威，同时亦借此事彰东王个人之威。此一用心，一望可知。然细味之，并不仅此而已。“天父圣旨”是太平天国官书，均经“旨准颁行”始得问世，相当于“中央文件”；而迄今为止，只发现有两个时期的“天父圣旨”，除了天京时期外，便是这件处理永安周锡能案的《天父下凡诏书一》。从这一点来看，对周锡能案的处理绝不仅是一桩孤立的案件而已，而是对于太平天国的历史有其特殊意味。考虑到天京时期的“天父圣旨”笔笔牵及洪、杨角力，这份永安“天父诏书”的背后，很可能也暗藏权力斗争话语。
细读《天父下凡诏书一》，审案缘起及全部过程，由杨秀清一手握定和主导，对洪秀全只是奏闻而已。杨秀清利用该案，调动冯、韦、石殿前听命 未提及萧朝贵，或病中 ，大弄权柄，威福并用，甚至借“天父”之名，呼洪秀全前来质问：
天父吩咐天王曰：“秀全，今日是我天父做事，若是凡人做事难矣。今有周锡能反心，昨日串同妖人回朝，欲做好大的事，尔知么？”天王对曰：“清胞等亦既说知。今日做事，幸赖天父权能，不然难矣。”
指洪秀全“凡人”，暗抬己为神明，洪秀全被迫诺诺。周锡能等三人，曾找监军朱锡琨、巡查黄文安策反，后者皆未放在心上。杨秀清提审朱、黄，先后问了同样的话：“尔知此情，缘何不即刻禀报尔千岁？”
朱、黄当时隶于哪位“千岁”麾下，已不可考，但从《天父下凡诏书一》所述，案定后“天父命北王出东王殿晓谕兵将”
，不知韦昌辉是否有其干系？无论究竟是谁，杨的追问，谅座中诸“千岁”都会不安于席，以此一语而收敲山震虎之效，是肯定的。
由此可见，亲审周锡能，一石数鸟，难怪杨秀清会把这样一件事推至“天父下凡”的极致，倾情演绎，载诸史册。如果我们说，永安虽小，天京之变实预演焉，应不得谓之捕风捉影。
与太平军在城内预演“小天堂”场景的同时，官军在城外把永安团团围住。继最早赶来的乌兰泰之后，都统巴清德、署提督刘长清，总兵长瑞、董先甲、邵鹤龄、李能臣等亦各自提兵到位。十一月中旬，心灰意冷、称病桂林的向荣，也终于出现在永安。“各省兵勇，不下四万有奇。”
平南官村大败，纵太平军远飏，向荣羞赧难当，意态消沉，赛尚阿说他“官村一挫之后，判若两人”
，加上被一撸到底，索性躲在省城装病。他这一撂挑子，北京反倒吃不消，降旨诘询赛尚阿：“何以仍令其闲处？岂以官村挫败之后，竟不堪再用耶？著该大臣酌量派委，责令分带兵勇，勉力自效，以赎前愆。”
一闻向荣重整旗鼓，进军永安，赶紧追加旨意，“著赏三品顶戴”。
很快，微有薄功，“著即开复广西提督原官，并赏还花翎”。
毕竟向荣是“关键先生”，朝廷深所倚重。但其他将领未免对此心怀醋意，而赛尚阿身为主帅，颟顸糊涂，不能细予拿捏，以服众心，反而对向荣近乎讨好。不久军中贺岁，将帅群宴，“赛尚阿引荣并坐，侧居乌兰泰，意不能堪，归语江忠源，愤欲弹向荣短”。奏闻功劳时，亦特意突出向荣，赞他“顿改前非，奋勇出众”。赛之所为，显系老官僚恶习，揣摩上意，以为向荣乃皇上爱将，故曲与回护。但这种做法，对本就“积不相能”的军中诸部，不啻火上浇油。时在乌兰泰帐下的江忠源，于致友人书中透露：“我军兵与勇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
江忠源，湖南新宁人，举人出身，对曾国藩执弟子礼，时系在籍知县。赛尚阿督师广西，他应调以所练乡勇五百人赴粤，隶乌兰泰。这是湖南团练地方武装即后之所谓“湘军”，最早现身对太平天国作战。
攻守两方，大小战斗不断，但充其量隔靴搔痒。双方军心截然不同，当时在广西按察使姚莹处充幕僚的叶某，述其亲眼所见：
予在姚廉访幕中，一日闻巴都统清德率兵攻永安城，予偕幕中数人往视。未至永安十余里，见我兵数千施放枪炮，距永安城盖三四里也，贼佯不知。日既晡，知我兵饥，又火药将尽，自城上竖红旗，令数十人出城发炮，我兵惊退，群相践踏，而巴都统已早退矣。其时诸将惟乌公与贼血战，其余大抵皆巴公耳。
巴清德等于放了一天空枪。这样的军队，能打什么仗？而永安虽小，太平军却于城外各村扼据要角，或筑土墙或掘深壕，据说“形成了三道坚固的防线”
，江忠源也描述太平军防御“俱得地势，深沟高垒，守备完固”。
官军知强攻无望，遂决定以围城之法克之。围城，实质就是消耗战，比谁更耗得起。被围的一方，四面封锁，悬于孤城，与世隔绝，军资、粮草日损一日，直至枯竭。1948年，长春即以围城战摧毁。永安既成围城之势，清军对于围城战术上却有分歧。乌兰泰根据江忠源建议，提出“锁围法”，亦即水桶阵；向荣却说“围城缺一，乃相传古法”。
两个方案，各有道理，区别是留活路或不留活路——留活路，促敌军心浮动，不留活路，易使敌抱必死之志，类似韩信“背水一战”，己方置之死地反而后生：
姚公力劝向提军自黄村进兵，与乌公夹攻水窦，向不肯意从，欲放水窦一路纵贼他窜。姚公言于大经略赛公，严饬温谕，向皆不听。
姚莹也支持乌兰泰方案，向荣固执己见，而赛尚阿“仁懦，不肯以军法治之”
，“忠源与乌兰泰力争，卒不能得。”
其实，考虑到清军整体实际战斗力，“锁围”也罢，“缺一”也罢，都是纸上谈兵。太平军无所谓，无论如何，它肯定能够打破官军。
围城战的各种残酷，永安城样样不缺，而太平军于弹尽粮绝中的表现，实堪惊人。围城末期，赛尚阿向北京报告战况，在详叙攻守双方种种艰难困苦之后，写道：
伏思该逆虽屡出屡败，而狡猾凶猛，且复固结镇静，毫无溃怯之状。即北路贼墙，每乘天雨之际，时时修整。我以大炮击之，即中毙数人，而余者依然不肯奔入。及至队伍甫出，则从容避去。奴才在营门炮台望之，历历在目，实堪发指。
这段字字对太平军赞赏有加的描述，竟然出于清方统帅之手。彼军心军风若此，难怪啃不动。不过，虽然官军畏敌如虎、时有丑态，但他们所吃的苦，也着实不少：
北军
向荣部负责封锁永安北面
扎营俱在稻田，虽开有水道，而壁垒每多蛰圮。兵勇人等日则工作于泥淖之中，夜则偎伏于漏潮之地。单层布帐，风雨飘摇，衣被皆泾。泥灶生柴，炊烟难起。奴才见此苦况，辄为泣下。
洪秀全似乎很享受永安城的时光，就这样在重围下待着，直至咸丰二年春季。彼时城内弹尽粮绝，炮轰之下处处瓦砾，“衙门房屋及外间各处都被炮子打烂，不能安居”，“四路接济不通，米粮火药也不足用”。
到了这般光景，太平军始“窜志已萌”，打算离开。正月间，太平军频频出击，意在试探敌方包围圈各处情形，来确定突破口。当时，连旬暴雨，殊为罕见，赛尚阿奏称“平地水深尺许”“并无片刻晴霁”。二月十七日凌晨三更，趁大雨，太平军弃城从东面轻松突围。次日乌兰泰、向荣在古苏冲追上太平军后队秦日纲部，歼其众二千余，捕获“天德王”洪大泉。向荣旋回师永安，收复其城。乌兰泰引兵继续追击，却遭太平军大队伏击反攻，天津镇长瑞、凉州镇长寿、河北镇董先甲、郧阳镇邵鹤龄四大总兵，及成林、田学韬两员参将，纷纷毙命，丧师逾四千，乌兰泰本人亦坠涧伤退，损失之惨为进剿以来之最。
太平军从容而去。对这一幕，我们似习以为常。其以奔命之残师，反戈一击、重创官军，至此起码已是第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