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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上帝会“根机不可被人识透”“待等妖对妖相杀尽惫”之“避吉”策略，相当精明。十月，去年以来大扰境内的几股悍匪，经官军以九牛二虎之力围剿，巨首陈亚贵、钟亚春次第就擒，郑祖琛等方捷闻于朝，拜上帝会便乘隙而作。
策略精明外，运气亦复不错。先是林则徐即将行至省内之前，病逝于普宁，继而提督张必禄甫至浔州，也一命呜呼。诏起张必禄本是剿讨旧匪，而于途中接报：旧匪已平，新匪继起。巡抚郑祖琛“飞咨该提督，亲行统带，驰赴浔州，相机督剿”
，此处“浔州”，指的就是洪、杨。换言之，此时张必禄的任务，业改为专门镇压金田，但人刚到位便即暴卒。
敌我犹未对垒，一方帅、将俱损，吉凶立判。
关键在于林、张均系能吏。后来官军迄至南京失守，屡战屡败、望风披靡，直接原因正是文武疆吏失策无能、畏葸塞责。其危害性，尤以起义初起时突出，彼时叛众人少、规模小、物资匮乏、没有据点，从扑灭角度说难度最低。错过这样的时机，待及太平军攻占永安，明显迎来一个转折点，后围攻省城桂林，虽不克，太平军却借此表明其已不再是在山坳中东躲西藏之流寇，摇身一变，成为可与官军正面作战的强大军团，旋突出广西、挺进湘鄂，局面遂一泻千里、不可收拾。而纵观广西阶段官军的作为，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主帅平庸、将弁怯懦、内耗严重。其中，主帅一端尤为根本，倘若林则徐不死而履其职任，时势或将不同。此种可能性，由日后清廷以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而终于平定太平天国，得到证明。
在林则徐死后继任钦差大臣者，始终未得佳选。
第一个是前任两江总督李星沅。他十一月二十日从长沙启程赴任，二十八日入广西境内，十二月初抵桂林就职。十一月二十九日，李星沅前脚刚踏上广西土地，洪、杨就给他一个下马威，在金田痛击总兵周凤岐部，阵毙副将伊克坦布等。此事虽与他指挥调度无关，但毕竟令他到广西的开局糟糕至极。而他就职后，也的确处处显得束手无策。新任巡抚周天爵到任前，据后来赛尚阿给咸丰皇帝的报告中评论：“从前李星沅到粤，于前任巡抚未免有所回护，不肯和盘托出，以致蔓延弥甚。”
谓其对已经革职的郑祖琛，仍然有所依赖，遇事不能明断。周天爵到任后，与向荣每每意见相左，似此巡抚、提督间的矛盾，本来正该由钦差大臣抉择，而“星沅调和之，仍不协，军事多牵掣”
，可见其为人含混，少魄力。随着局势毫无起色、每况愈下，北京终于不掩失望，“诏斥其推诿”
。其实这也难怪，当时李星沅身体已非常不好，荷此重任，有心无力。翌年四月十一日，他奏请将钦差大臣关防交周天爵护理，第二天
便死在武宣军营。这是连续第三位为广西剿匪而病故任上的大臣，由此可见清廷的用人窘境，所用或能用的人，居然都是年老多病之辈。而李星沅虽死于任上，较诸林则徐、张必禄，却不能说是“鞠躬尽瘁”，因为他是用失败来为生命画上句号；他在遗疏中说：“贼不能平，不忠；养不能终，不孝。”
满心愧赧。
此前，见李星沅办事不力，朝廷动了换人之念，准备让赛尚阿来接替，调李星沅回湖南“防堵”。眼下，李星沅既死，赛尚阿犹在途中，乃命巡抚周天爵“暂署”其职，这就是第二位钦差大臣。
周天爵名气很大，但这名气，不来自才干，而来自品德。“天爵少以坚苦自立，笃信王守仁之学。及为令，尽心民事，廉介绝俗”，上司评价他：“爱民如子，嫉恶如仇，古良吏也”，已故宣宗皇帝也曾发话：“不避嫌怨之员，最为难得，小过可宥之。”
得到皇上御口嘉励，周天爵更陶醉于如上姿态。彼为官之道就是直来直去，敢得罪人，“多怨者”，到处与人不愉快。朝廷任李星沅为钦差大臣的同时，革原巡抚郑祖琛的职，派他来当广西巡抚，与新任广西提督向荣分别为该省军政首脑。这个安排很有意思，撤掉一位官场老油条，换上一位直肠子，明显是有针对的换人，但又有些矫枉过正。因为周天爵不只是正直，多年来他在仕途仗此扬名立万，弄得有点刻意抑或钻牛角尖，凡事不以合作为要，总想着抬杠。所以他来了以后，与向荣老说不到一块儿去、文武不和，李星沅居上又不能驾驭。后李星沅死，他暂署钦差大臣，问题依旧。两广总督徐广缙咸丰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奏折批评他：“至周天爵来咨，颇觉老羞变怒，不愿人之过问。查武宣东乡会匪，既不与战，又不能守，久在圣明洞鉴之中……乃于二月一挫之后，至今四月有余，坐待迁延，毫无办法，不知是诚何心？”
四月中旬，太平军从紫荆山成功突走，窜往象州。朝廷闻讯，于五月初二日革去周天爵总督衔，“饬回桂林暂署广西巡抚，毋庸专办军务”
，收了他的兵权，降了他的职，这距其“暂署”钦差大臣不过二十天。朝廷在给赛尚阿的谕旨中，这样概括周天爵自到广西以来的作为：“周天爵勇于任事而不能用人，不但失秦定三之心，亦不能与向荣和衷办事。览其陈奏，概行参劾，并无拊循激励之法。赛尚阿到粤尚需时日，此时若照周天爵所奏全予罢斥治罪，此数十日中，军务延误，将谁责乎？”
周但能挑人毛病，“览其陈奏，概行参劾”，别人在他眼里，没有好只有差，依其所奏，简直无一例外都该就地免职，这岂非咄咄怪事？可见他只是一位批评家，而非想方设法、积极谋事之人。
第三位在广西任钦差大臣的，乃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李星沅到任而无功后，咸丰皇帝派他前来。这个任命，一是出于广西战事升级，故而提高规格，以大学士出任钦差大臣，示以重视；二是回到“自家人牢靠”思路，认为关键时候还是要用满洲亲贵，“以赛尚阿亲信大臣，命为钦差大臣”，
特赐遏必隆刀
可先斩后奏
、给库帑二百万两为军饷，由副都统巴清德、达洪阿率京军随行，显然是出“重拳”了。
跟李星沅抵粤时一样，太平军也给了赛尚阿一个下马威。当时太平军被官军包围在象州，有点瓮中之鳖的样子。六月二十日上谕指示赛尚阿，要他完成两个任务：第一“严防北窜”，因为象州距桂林不远，要确保祸水不波及省城；第二，“断不可再令窜回旧巢”，以致倦鸟归林。
结果“北窜”虽然防住，“窜回旧巢”却未能阻止。洪、杨还是成功突围，从象州撤回紫荆山。赛尚阿六月初四抵桂林，恰在这一天，太平军开始动作。赛尚阿奏称：“奴才于初四日赶赴桂林省垣，讵贼早已探知奴才到省日期。”
可见太平军谍报之出色。由于赛尚阿带来新增官军万余，一旦到位，太平军处境更险，遂趁彼刚到桂林采取行动，经过十天战斗，成功突围。这件事，赛尚阿只好干瞪眼，徒呼奈何，其实无责。然而账到底要记在他的头上。当然，太平军退回紫荆山，本身也并不明智，官军再成围困之势，又要关门打狗。初时情势极利，连获几个胜仗，把前后门堵死，就等着破门而入聚歼洪、杨。连北京闻讯，亦觉得此番志在必得：“此时贼匪失其负嵎之固，我兵据险临高，势若建瓴，事机极为得手”，热望赛尚阿“时不可失”。
岂知末了又功亏一篑，被太平军闯出绝地，逃之夭夭，继而攻陷永安州，迎来发展壮大的转折点。“赛尚阿坐失机，降四级留任。”
从道光三十年底迄咸丰元年底，走马灯也似来了三位钦差大臣，结果太平军愈挫愈勇，从幼嫩弱苗长成挺秀新树。清廷国中无人的窘状一目了然。其实，这三位钦差，樗栎材质固已明验，但比起太平军出广西后所遇到的程矞采、徐广缙、陆建瀛辈，尚非寙楛之尤。他们各有各的问题。李星沅驾驭力弱，本身又年迈体衰；周天爵不善团结、水至清无鱼；赛尚阿八旗贵胄，最无能，他本来运气不坏，有望鼎定战局，最终却因无能功败于垂成。然而除了自身缺陷，他们真正的共同问题是，所面对的对手非等闲草寇。
这是一群有能力打江山并几乎做到了改朝换代的人。换作打家劫舍、大秤分金银的寻常土寇，李、周、赛固然庸碌，想亦不难荡平。不幸的是，太平军达到了中国农民起义的最高水准。拿明末李自成相比，洪、杨方方面面都在其上，广西阶段对此最有验证意义。出广西后，从湘楚而皖苏，太平军一路摧枯拉朽，极易使人误会它的成功纯属清廷过于腐烂所致；然而看看广西阶段，自能断定太平天国崛起绝非占了清廷朽衰的便宜，而是自身确有遒劲强大处，官军在广西战绩虽谈不上骄人，却还不像后来那样一触即溃，大致还能与太平军抗衡一番，有时局面甚至占优，纵然如此，太平军仍数度绝处逢生，反获大捷。
总之，官军进剿以来一再功亏一篑，掌事者平庸仅为问题一方面；在另一面，太平军能征善战是更加主要的。清方朝野诸记，述太平天国事，每每从“承平日久”的感慨开始，如《辛壬寇记》所谓“二百年来安居乐业，久沐升平德泽矣
，《金陵杂记·小叙》所谓“躬际隆平之世，耳不闻钲鼙，目不睹干矛”
，仿佛洪、杨逞凶，乃是宇内晏然、武备不修所致。其实，稽诸史册，无论《实录》、方志，有清以来地方上并不靖宁，各种叛乱匪患不绝如缕，而官军对于弹压剿抚也是阅历颇丰，绝非久疏战阵。惟一区别，仅仅是此番非前度，金田起义不是普通作乱的低水平重复。
如果说太平军的分量起初未被认知，那么，几次交手后，官军即已领教。新任广西提督向荣的经历最具代表性。他算得上一位名将，历征青海、回疆，很能打。入广西前，还刚刚在湖南擒悍匪李沅发。广西乱炽，朝廷临时将他从固原提督改任广西提督，寄予厚望。遇到太平军前，他在广西一路凯歌，战无不胜，“从柳州、庆远转战横州、宾州一带，索潭、陶旺等处连获胜仗，陈亚溃、张家盛、覃香晚等，迭就歼擒，贼势稍平。”
这样一员战将，若目为窝囊废，显然说不过去。然而一遇太平军，立遭败绩。其实交手前，向荣足够慎重。他非莽撞武夫、骄横军头，颇能审时度势。贵州署总兵周凤岐在金田惨败，致副将伊克坦布等阵亡，他心里已敲响警钟。周天爵致赛尚阿信透露：“渠一闻会匪，即信致石梧
李星沅表字
，邪教非盗贼可比，商石梧不可大题小做。”
周天爵所记的这个“不可大题小做”之说，获证于后来咸丰皇帝给予向荣“随时奏报”权力时，向荣的亲自奏稿：“起事之初，当事者轻于视贼，少调兵而多募勇，以致不能得力……当时即请钦差大臣李星沅奏调大兵围剿，故有大题小做之说。”
在此，向荣基本判断是：洪、杨非一般土匪，不打无准备之仗，要多调集正规军，而不是以团练一类乌合之众进剿。但李星沅听不进去，催促即战，致书向荣，“浔州平南兵勇万余，相持已数十日，日用数万，若再延未扫荡，‘何以上纾宸念，五中焦灼，如坐针毡。’”
作为文官统帅，既不知兵，又害怕担责，同时还轻敌，就乱发号施令。这很不合向荣脾性，我们观察后来一系列战事可知，他的风格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属于老成持重一类。眼下钦差催战，不能拒命，向荣得书翌日，率云南临元镇总兵李能臣、署贵州镇远镇总兵周凤岐，分三路进攻牛排岭，结果被太平军用地雷阵伏击，损兵折将。此即太平军牛排岭之捷，也是向荣到广西后的首败。战败之因，验证了向荣之前的预感：太平军“非盗贼可比”，战法与手段有正规军之况。与这种敌人交手，不在摸清敌情前提下妥为制订方案，难免吃大亏。牛排岭蒙羞后，向荣硬着头皮作战，互有胜负，稍稍扳回数局。太平军弃牛排岭，入紫荆山，西行武宣东乡以突围。二月十七日，在东岭村，太平军再惩向军，围其大营，向荣本人幸为知府张敬修援军救出。三月二日复战于台村、东岭、三里墟等处，再败。四月十六日，太平军主力成功逸出，引军象州。至此，数月对垒，向荣以无功收场。
北京闻报，将向荣和总兵秦定三“均拔去花翎”，降三级留用。
北京最感困惑的，是常胜将军向荣为何状态陡然至此：“向荣非不能办贼之人……何以坐拥重兵，任贼远飏？”
为此，曾令乌兰泰“密奏”实情。
以“将之杰者”，对付不了“蕞猥丑类”，的确令人百思不解。为了这诧愕，人们欲探究竟。命乌兰泰“密奏”实情是一种方式，也有另外的方式——揣度向荣必有“猫腻”，以至暗藏奸诈。例如，简又文引当时吴文镕、张亮基的劾状说：
向荣
老于军务，尤善于夸张战功及讳饰败绩以邀赏固位者。试阅咸丰二年五月云贵督抚吴文镕、张亮基会衔严劾向氏之奏疏，可知此语非苛。其言曰：“滇黔边境，多与粤邻，防堵不容刻懈，因时差人赴粤西大营一带，侦探贼情。臣等细加访察，似系提督向荣，夸诈冒功，饰智欺人，以致军心不能帖服奋兴……乃向荣徒为大言，一无实际，屡屡自表军令严明，将士用命，并未破一贼营，擒一贼目，而我军损兵折将，不一而足。伊所禀报，非曰轰毙贼匪多名，即曰夺获贼械多件，此虚拟而绝无实数也……似有此虚名而无实用之人，谅未足办贼。”
吴、张持论，很迎合我们对于晚清腐烂透顶的定见，因此把向荣的表现归结于此，好像文从字顺。然而，一纸劾奏，其实不说明任何问题。王朝时代的中国官场，彼此参劾全不稀奇，一辈子不曾被人纠弹的官员，实际一个也找不出来，如果一纸劾奏即足断论，也许什么事情都没法求真相了。官场弹劾，固有铁证如山的，但捕风捉影、夸大其辞抑或出于朋党原因的攻讦，往往有之。事实上，与吴、张会衔严劾同时，关于向荣在进剿中的实际能力与作用，还有其他更多官员表示过意见，而这些人，与吴、张得之“访闻”
不同，都置身广西前线与现场，其看法来自亲眼的直击。例如周天爵，作为广西巡抚暂署钦差大臣，众所周知他与向荣不无矛盾，但在给赛尚阿的信中他这样谈论向荣：“缘向荣才气本为诸镇将之巨擘……此等识见，直出徐仲升
即两广总督徐广缙，仲升其表字
之上，而石梧力拒之。”
认为向荣的军事识见，在两广文武大吏中无出其右。至于实际的战功，周天爵说：“是武宣之不失，省城之不危，向一人之力也。”
又如中途调至广西前线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他与向荣战略战术有分歧，带兵作战也互不服气，但当皇帝命他以监视者身份密奏时，他据实言道：
提臣向荣久历戎行，勇敢有为，屡著战功。惟此次统带楚兵，始而攻剿流匪，屡战屡捷，因之或有大意，未能严制其兵。后遇金田会匪，较流匪伎俩凶悍，屡次打仗未能得手，即欲制兵，兵心已骄。又因向继雄不知避嫌，以致楚兵借口，情亦不免。更因周天爵精神不及，未能设法调处。向荣知楚兵心离，自挽无术，是以战之恐复不利，不战则恐误事机，故有诿卸之处。然久历戎行，熟悉战阵，现在军营镇将各员以及奴才，均有不及向荣者。若大学士赛尚阿到时，必能激励劝勉，或更易其兵，则向荣必知感奋，仍可立功。奴才冒昧陈言，悚惶之至。
我们考核向荣方方面面，觉得乌兰泰所言最允；既未掩其能，也不讳其过。向荣治军存在不少问题，自利之心时有，但把他说成靠冒功骗饭吃、“虚名而无实用”“未足办贼”的人，却不负责任。我们知道乌兰泰自己以善战著称，但他仍坦承向荣出己之上。须知此乃密奏，乌兰泰不必有何顾忌，况且他与向荣并无交情，自无回护之心。而赛尚阿到任后，也这样汇报：“向荣节节追击，屡有斩获，继复奋勇冲锋，身先士卒，实为壮往可嘉。”
这些都是第一线的在场者，他们所见所闻难道不及吴文镕、张亮基的隔省“访闻”来得真切？
向荣有不少心眼儿。他不像乌兰泰那样勇往直前，时常打一点小算盘。乌兰泰密奏中“向继雄不知避嫌”，指的就是他让儿子向继雄在军中干预，目的是使他早日积功提升，引起了部众不满。此人非不忠诚，只是惯于计较得失、妥为自保。后来官村失利，以及桂林解围后，两次消极托病，都是在耍手腕。应该说，他不属于那种血性军人，而是富于心机的老兵油子，但这不表示他无德无能，不表示他是饭桶，更不表示他浪得虚名。对向荣作为良将与老兵油子的两面，赛尚阿体会最深——既深深倚赖之，又时时叫苦不迭。桂林解围后，向荣顿兵不前，赛尚阿窝了一肚皮火，一改先前竭力替他说好话、以利驱策的态度，终于奏他“诿卸”“掣肘”“能胜不能败”。然而也就在这道奏章中，赛尚阿仍明确肯定向荣：“到粤以来，剿贼功绩最多，粤人称颂，舆论翕然。”
所以，对向荣其人，若不能看到同时作为良将与老兵油子的两面，不能中鹄；只言其一而忽视另一面，皆非事实。到曾国藩、李鸿章以及湘军淮军起来之前，从广西而江宁，向荣基本上一直是清方主将乃至主帅 桂林之后、长沙之前数月除外 ，其间官军虽落下风，但向荣勉力支撑，致局面未往太平军一方完全倾倒，殊为不易。应该说，在太平天国保持上升势头的前半期，向荣仍不失为清朝军事上惟一挑得起大梁的人物。
认明此点，始能对太平军实力有正确评估。正如亲尝厉害的乌兰泰所指出，“金田会匪”完全不同于“流匪”，“伎俩凶悍”，战法出色，打仗极有一套。这才是官军难以匹敌的主要原因。且不说官军整体上深陷腐败、老化以及制度陈旧等困扰，即以其最强战斗力，例如向荣、乌兰泰那样的精兵，与太平军交手，也仅有支撑的份儿，毫无战而胜之的把握。从纯军事角度言，太平军之强劲相当惊人，包括后来洋人介入，以最先进兵器装备、按西式操典训练组成雇佣军 洋枪队 ，乃至英法正规军直接参战，太平军也未落下风。实际上，太平军真正败覆，不是军事原因，而是其自身发生各种变异。这一点，在天京之变以前，尚无从谈起。
假使客观认识双方实际战斗力，则官军广西阶段的进剿，已达其能力极限，并无寄予更高期待的余地。赛尚阿抵粤后，消除了之前周天爵暂署钦差大臣时将帅不和因素
周不单跟向荣，与乌兰泰、秦定三等均不相协
，明确了向荣、乌兰泰“节制镇将以下”
的权责，虽未采用六月十一日上谕“向荣籍隶四川，现调四川兵有四千余名，或即酌拨数千交向荣管带”
的建议
以解决原先其所部湖南兵不服号令的问题
，但关系似已理顺。以向荣、乌兰泰为两大支柱，攻剿事宜取得显著进展。六月末，乌兰泰约会各路进攻新墟获胜，向荣同时率部攻紫荆山后路，并于七月十五日得手，夺获双髻山顶要口。至此，紫荆山前后门径俱为官军所扼，胜利在望，以致北京已经畅想“务获韦正洪秀全等”，谕曰：“赛尚阿奏新墟前路进剿情形，并后路攻破风门坳，屡战屡胜一折，览奏实深欣慰……贼首韦正、洪秀泉、杨秀清、冯云山、胡以洸等此时均在新墟各村围困之中，一经大军攻破，必须按名擒获，或临阵歼毙亦须确切认明，毋令兔脱。”
然此等愿望，实超所能。八月中旬，洪、杨大股乘夜翻山逸出，成功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