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事

广西乱象为洪、杨起事提供了有利条件，金田起义乃于年内爆发。

起义月日，说法混杂。陈徽言《武昌纪事》记为九月初三，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谓十一月初十，张德坚《贼情汇纂》指在十月，《武宣县志》、江忠源《致彭晓杭书》同作八月，夏燮《粤氛纪事》书为“是年冬”，《李秀成亲供手迹》则称六月，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从之，李滨《中兴别记》亦采此说，光绪《浔州府志》、民国《贵县志》乃至记述为“四月，洪秀全、冯云山、石达开起兵于桂平金田”。

郭廷以在引上述诸说后认为：“所谓六月举兵，愈为可信。”并引五月十九日上谕“平乐则紫金山一伙”之句为证，认为“平乐”即“桂平”之误，“紫金山”即“紫荆山”之误，而把此语解释为正是指洪、杨。 这显然臆测成分大。咸丰上谕是据地方大吏贼情汇报做出，当时吏治虽腐败，但尚不至玩忽如此，以致连“平乐”“桂平”不分。事实上，平乐盗匪之乱，当时十分突出，郑祖琛等十一月五日奏折，报告平定钟亚春诸股消息，几次专门提到平乐战事，如“统计斩擒匪党，连平乐各属，不下五千余人”，“查平乐各属均已肃清” ——可知平乐即平乐，绝非“桂平”之误。

待及罗尔纲作《太平天囯史》，这一日期则被写成：“震惊一世的太平天国革命，于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 最早持此说的是简又文先生，据他讲，罗尔纲是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此说。 不过，罗氏就此日期的考证，似较简又文清晰，尤其是他从《天父诗》里发现了一条直接证据，即当时洪秀全写给其后妃的一首诗：

凡间最好是何日？今年夫主生诞日。天父天兄开基日，人得见太平天日。

“天父天兄开基”，显然就是“天父天兄之国”亦即太平天国之创立，而这个日子，被定在所谓“今年夫主生诞日”亦即洪秀全的生日，据而可知，正式起义日期必为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当天。 这个考证，落实了洪仁玕供状里的叙述：

此时天王在花州 洲 胡豫光 以晃 家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州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 元年，封立幼主。

“恭祝万寿起义”，即与祝寿同时宣布起义，也可以理解为以起义作为贺寿大礼。

此说以及罗尔纲所提出的证据，看来很充分。金田起义的准确日期，似乎廓清无疑了。然而，话题并未打上句号。诸多线索中，“李秀成自述”因作者的特殊身份，兼出其亲笔，本是最宜征信的材料，研究者却出现很大分歧。从之者用它来支持己说，例如郭廷以主张“六月起义说”，即视李秀成自述为一大依凭； 而否定者同样花费不少笔墨，去排除李秀成记述的可靠性，例如简又文的《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和罗尔纲的《金田起义考》。分歧如此之大的原因暂且不表，我们先来看李秀成究竟是怎么说的——无论1946年出版的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还是收在1954年初版、1979年重版的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中的《金田起义考》，它们所引的李秀成原话都是：

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同日起义。

问题就出在这儿。所以，当时采不采信李说，实际上是认不认同起义发生在“六月”——郭廷以表示同意，简、罗二人则不能接受。而是、否双方，相持的焦点都集中到李秀成当时身份是否权威以及记忆是否有误，郭廷以说：“按秀成虽未身与金田起义，但……即以时令季候观念来论，亦无误记三四个月，即一季之理。且秀成当国执政时间颇久，对于太平天国历史当有相当认识，举义时间，理应明瞭。”简、罗二人自然是在同一点上，给予反方向的讨论，简又文说：“何以忠王之言如此？岂因其于起义后大军过藤县时始行入伍为‘圣兵’，故始终不知其确凿日期乎？” 罗尔纲说：“李秀成因为在家……他家在六月得到命令，他不明白这是总动员 指团营 的命令，到了这一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才在金田宣布起义，当时他没有去参加，所以他后来撰自传时便误会以为他得到总动员命令之日，就是金田起义的日子”。

但是，有一个现象，却令笔者大惑不解。近年，岳麓书社以宣纸线装彩色水印精制的《李秀成亲供手迹》出版，笔者购得其2014年第2版第2次印刷之一册。核相关段落，见李秀成亲笔写道：

道光卅年，十月，金田、花洲、六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

笔迹十分清晰，“十月”而非“六月”，毫无涂漶；另外，“不约同日起义”与上述诸人所引“同日起义”相差两字。这显然是版本不同。据岳麓社出版《前言》，此手迹原稿为“湘乡曾八本堂藏”，曾国藩杀李秀成后——

将李秀成所写供词删改，命人抄写二份，一份送清廷军机处，另一份则交其子曾纪泽保存，并于安庆刻板付梓曰《李秀成供》，此即世所称《九如堂本》，而李氏供词手迹原稿则秘不示人。直到一九六二年七月，曾国藩之曾孙曾约农将李秀成供词手迹交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名《李秀成亲供手迹》，至此“湘乡曾八本堂藏”原稿始公布于世。

借此我们断定，郭、简、罗所据均为《九如堂本》，而后者系抄件，误将“十月”抄作“六月”，导致了一番关于金田起义月日的歧见。真迹原本，直到1962年才于台湾首次面世，不必说1946年出版的郭、简之书无从据之，连1979年重版的罗书，可能也因无缘见到台湾所出真迹原貌，而继续维持其错误。但是，真正奇怪的是，罗尔纲在《金田起义考》中声称：

这时候，广西通志馆在湘乡曾家摄影及钞录《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回来，请我考证此稿。我参加了纪念堂落成典礼，就去桂林，得见了《忠王自传原稿》，原来他记金田起义原文是这样的：

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同日起义……

广西通志馆来人见过亲供手迹原稿，这件事是真实的，岳麓社《前言》有提及，时在1944年，来人是吕集义先生，称吕“用《九如堂》刻本对勘，抄补五千六百余家，并摄供词手迹照片十五帧”。 但从罗尔纲氏的引用情况来看，吕集义一是所摄照片似乎仅为原稿一部分 以十五帧照片而将原稿摄全，应不可能 ，二是他的“对勘”工作很不细致。像上述相关片断，原文为“道光卅年”非“道光三十年”，“十月”非“六月”，“六川”非“陆川”，“不约同日起义”非“同日起义”……都没有对勘出来或被误抄，区区二十来字，错误竟有四处之多。通过与真正的手迹对比，我们乃知罗尔纲声称的“得见了《忠王自传原稿》”，并不真实；他仅是“得见了”少量照片中的原稿，加上吕集义留有大量错误的“对勘”件。

李秀成手迹明指起义月日为“道光卅年十月”，那么这会不会是误记？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有力旁证，其即杨秀清主持修撰的太平天国官书《天情道理书》如下记载：

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囯军务，乃 天下弟妹。

杨秀清稍早前 四月间 忽然大病袭身，“口哑耳聋，耳孔出脓，眼内流水，苦楚殆甚” ，《天情道理书》称：“……世人尚不知敬拜天父，并不知真主所在，仍然叛逆天父，理宜大降瘟疫，病死天下之人。而天父又大发仁慈，不忍凡间人民尽遭病死，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 意即，杨秀清大病并非自己健康出问题所致，而是以己之身，代所有加入、跟随拜上帝会起义之人赎罪。这是一次精心安排并付出艰辛努力的大型表演。杨秀清的装神弄鬼，业已成为拜上帝会一大利器，他所有这类表演，背后都有具体的政治动机。这次所谓“大病”，必非偶然，是预先策划的政治谋略，用“病赎”诱招、聚集会众弃家“团营”。他从四月间一直病到十月初，病程刚好与拜上帝会起义动员相咬合，而“病体”之痊愈，也一定是根据情势精心选择的日期——这就是：条件成熟，可以发动起义；文中所谓“乃 天下弟妹”，此 字为太平天国自造，有同为某事、共襄某举之意，在这里，具体应即“举行起义”，也就是说，杨秀清宣布“病愈”之后，在金田向拜上帝会各处会众发出了在十月初的某天“不约同日起义”的指令。

郭廷以曾经注意到《天情道理书》这笔记载，并对李秀成所述与之不一感到困惑。 现在，经李氏真实的正确手迹的验证，这困惑可以打消——两者完全一致，都说起义始于道光三十年十月。

同时，考十月以来多种迹象，尤其是巡抚郑祖琛两件最早报告洪、杨作乱的奏折，也清楚显示起义已在十月中旬以前展开，断非到十二月初十以后方始举行。郑祖琛十一月初五日奏闻：

查桂平县属之金田村，白沙、大洋，并平南县属之鹏化、花洲一带及郁林州属，现据该州县禀报，均有匪徒纠众，人数众多。

这是清官方第一份直接反映太平军活动的情报。桂平金田村，即杨秀清、韦昌辉一伙，平南花洲即洪秀全、冯云山一伙 当时洪、冯居于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 。如果说这份十一月初五日的奏报未具情报日期，那么八天后亦即十一月十三日另一份奏稿，则比较具体地写明何时得到情报：

窃查浔州府属之桂平、平南及郁林州属，均有匪徒纠聚拜会，人数众多……查桂平之大洋墟与郁林之蒲塘墟紧相 连。 十月十八日 ，接据探报：该匪由郁林窜至大洋，欲从石嘴过渡，串合金田之匪……金田之匪即乘夜窜至北岸，欲图接应，与兵勇交相攻击。 着重号为引者加。

换言之，拜上帝会公开采取行动，只会早于十月十八日。这跟李秀成“道光卅年，十月，金田、花洲、六 陆 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天情道理书》“时维十月初一日……乃 天下弟妹”的记述，相互契合。

因此，综合分析，“金田起义”的实际发生，应为道光三十年十月上旬的某一天。

那么为什么简又文、罗尔纲又能考证出“十二月初十日”这个日期，并且颇为言之成理呢？显然，这里发生了“仪式化日期”与“实际日期”并存的现象。这种现象，史不少见。“文革”中，关于解放军建军之起点，一度亦曾隐约有以“秋收起义”替换“南昌起义”的舆情，原因是此一起点的确定，关系到“谁”创建了这支军队。金田起义实际开始于道光三十年十月，但不久为了凸显天王洪秀全的权威，确确实实又举行了一个正式活动，将起义起始日定在十二月初十日即洪的诞辰日。玩味洪秀全诗句“凡间最好是何日？今年夫主生诞日。天父天兄开基日，人得见太平天日”，可以明显地体会出这种重新认定的仪式化气息，“最好是何日”，重心在于“最好”这一情感逻辑，而与“事实如何”不同，“开基日”字眼更是突出指向了象征与纪念的意义。

至此，我们将金田起义月日的纷扰，算是梳理清爽。进而检讨，之前说法那样繁多、杂乱，盖有三个原因：一、洪、杨初起时，外界极缺乏了解，道听途说，口耳相传，讹误甚多；二、拜上帝会非常重视保密，对各种消息严格封锁，不少事情休说外人，即便其内部普通会众，也难以知其周详；三、起义本身，其整个事情经历了不同阶段，而不明底细者，却将不同阶段混为一谈，从而生出各种说法。

以上三者，第三点最关键。盖洪、杨起事，与普通倡乱最大不同在于，它不像后者那般出乎随机、偶然，而经过周密策划、精心准备，有分阶段、按步骤实施的缜慎预案。制订人可能是洪秀全，可能是拜上帝会核心骨干集体，而笔者更倾向于冯云山是主要捉刀者。

这仅属分析，史料并未道及。冯之于拜上帝会，很像梁山泊里的吴用。他有文化，又是一个组织天才，拜上帝会是他一手搞起来。洪秀全虽为最高精神领袖，但在实干与策略方面碌碌无为。拜上帝会的“军师”之位，原来就是为冯而备，只不过后来杨秀清、萧朝贵借权力斗争，才挤到他的前面，当了“正军师”“又正军师”，把冯云山降为“副军师”。可是最初的起义计划构思、制订阶段，我们相信冯才有能力去做它的主要创想人。

根据史料中的迹象，我们推求出起义计划的谋成和起义决心的敲定，约在道光三十年一月和二月之间。这具体见于洪秀全一首七言诗：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此句是诗眼。“明主”指朱元璋，传其有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就黄金甲。”系借黄巢“我花开时百花杀”语意发挥之，无待多言，但究竟是否朱元璋所作，并不可考，历来都这么传而已。朱元璋能诗倒也不假，《明史·艺文志》载有“《明太祖文集》五十卷、《诗集》五卷” 的目录，只是书本身已亡佚。“汉皇”则指刘邦，彼有《大风歌》对其伟业自我崇隆。洪秀全在此，引明、汉两皇之诗抒怀，表示他的抱负绝不止步于黄巢、李自成辈，而是剑指帝王之业。这样，也就把起义的终极目标揭示出来，随后“古来事业由人做”一句，更是强调起义乃是要成就一番“事业”。

此诗撰写的确切时间不明，只知道作于道光三十年。但从若干线索分析，其吟成可能在二月，不会更晚。首先，“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这一句应该是指二十九年下半年以来的省内形势，亦即我们上文所叙广西风起云涌的乱象，诗句的意思是，形势的发展令起事时机逼近成熟，上天已安排好了机遇以供“英雄”们有所作为。其次，研究者发现，“1850年2月”即道光三十年正月以后，“拜上帝会军事组织的形制似乎有所不同”，出现明显的发育迹象。 此类异动与诗中透露的决心，可相互参合，对写作时间形成旁证。最后，我们还有很明确的凭据，亦即《天兄圣旨》“庚戌年 即道光三十年 二月二十三日”一条记载：

天兄劳心下凡，时在平山。天兄欲天王暂行避吉、众等坚耐灵变。爰降圣诏，谕天王曰：“秀全，尔穿起黄袍么？”天王对曰：“然也。”天兄曰：“要避吉，不可令外小见，根机不可被人识透也。”天王对曰：“遵天兄命。”

此笔记述，日期相当具体，明指道光三十年二月间洪秀全耐不住性子，背地里悄悄“黄袍加身”，这与诗中不加掩讳、直言将效朱元璋和刘邦，如出一辙；故而，倘若说偷穿黄袍与此诗之作系在同时，谅无不合理处。

这首诗的写作，不会是洪秀全一时心血来潮，背后必定发生了什么。全诗八句，每一句都可作为拜上帝会高层会商讨论的观点和结论来读。不妨循着这样的思路，替它翻译如下：

近来两粤民间反抗，逐渐发展到高潮，斗争形势十分有利，显露了苍天鼓励英雄出世的意志。神州大地沦陷已久，但神州不会永远沉沦，上帝逐妖灭妖的召唤必须遵奉。明太祖曾以咏菊之诗展其抱负，汉高祖《大风》之歌慷慨豪迈，这都是历史上的英雄榜样。自古事在人为，有雄心有壮志就一定能够扫除黑雾、铸就伟业！

如果说赋诗之前，拜上帝会领袖们曾举行过某次会议，诗内所吟，实即会上一致形成的共识或决议之类，此一情形恐不尽出乎我们想象。

以后种种事态表明，拜上帝会明显开始循着精心制订的预案，稳步推进起义过程——

一、二月二十七日，萧朝贵在平在山对部下说：“太平事是定，但要谨口，根机不可被人识透也。” 与劝洪秀全暂时勿着黄袍所讲一模一样，惟此处多了“太平事是定”一语，兹可明证起义计划是在二月确定下来。

二、起义步骤将相机行事，密切注意形势发展，静观其变，目前以蛰伏为要。四月二十二日，萧朝贵以天兄下凡，命人转谕洪秀全：“现要避吉，待等妖对妖相杀尽惫，然后天父及天兄自然有圣旨，分发做事也。” 罗尔纲认为这是指“待清军与天地会作战尽惫时然后起义” ，亦即等待两粤各处乱象进一步消耗清军实力。这显然是二月会商所议定的方针之一。故二月迄于四月，拜上帝会保持安静，严禁妄动。其间还发生了可能是严惩违反决议言行的事——二月二十八日，“天兄”命洪秀全痛责一位名叫谢享礼的会众，此人似乎是洪秀全贴身近侍，他的惟一罪过，仅为“大胆乱言”。洪秀全“发令打一千焉”，“打毕仍令跪石至旦”，还差点被砍头，直到冯云山出面求情担保，始才饶过。过了好几天，三月初四日，“天兄”仍然没有忘记这件事，“恐乱言之徒妖心未化”，再次降旨洪秀全督察：“秀全，陈仕刚、谢享礼二人安静么？”洪秀全答曰：“他二人今无事矣。”所谓“乱言”，必定与走失消息有关。想必那谢享礼，因是洪秀全贴身之人，得知即将举事，未免沾沾得意、喜不自禁，而不知在何场合对人扬言如何如何，犯了大忌；而萧朝贵大概对于此类言行专负维纪之责，故欲严惩。由此可见，保密乃是这一阶段拜上帝会的重中之重，“安静”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三、五月，“洪秀全遣黄盛爵、侯昌伯往广东花县接其眷属赴广西。” 此乃重要信号，同时亦是起义计划所预定的一着。它表明拜上帝会即将开始动作。洪秀全全家，除其父洪镜扬已于前年末去世外，包括继母李氏、两个哥哥全家、妻子赖氏及子女三人，乃至堂兄弟姊妹等近亲，悉数迎至广西。前文曾述，大约同时，冯云山亦托人诓其弟挈全家来金田“耕田”，因未道明真情，致使一干人行至佛山中途折回。原因大概是冯家一直反对云山与洪秀全厮混，不得不隐其真相，借故别事相招，终于还是没有成功。

四、洪秀全于搬取家眷之同时，通过舆论制造恐慌：“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过了八月之后，有田不能耕，有屋没人住，因此之故，当召汝之家人及亲戚至此。” 此即末世论，仿基督教末日审判说，为旧世界立一终点，为新世界启一开端，凡不觉悟者，必随旧世界沉沦、毁灭，觉悟者则得救有福。此一宣传策略，李秀成自述亦予佐证：“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为世民者，具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伤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 李秀成还说：“临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具俱要放火烧之。” “当召汝之家人及亲戚至此”一语，实即为将要开始的“团营”下达动员令。另外，杨秀清邪病袭身，明显是配合洪秀全末日论的一着，意在以这样一种可怕形象诱骗世人：随同起义者将可免灾，因为东王已“以一己之身，赎众人之病，以一身之苦，代世人之命” ，若不来投奔，则同样病灾必降其身。

五、六月，发布“金田团营令”。团营，就是集合、集中会众，命各路人马齐赴金田。这是正式起义前一个重要步骤。金田乃桂平县一村庄。之所以团营于金田而非他处，主要是因为这个村庄有韦昌辉。韦昌辉即韦正，早期清方记述中，他多半以后面这个名字出现。韦家乃是富豪，“占有水田二百六十亩，其中在金田村范围外的约一百六十亩，在金田村范围内的约一百亩，雇长工自耕，农忙时雇短工，把一部分土地出租，并放债……每年可收入稻谷约六万斤，再加上高利贷，小生意，或季节性榨油和牛贩等等，每年的收入是富裕的。” 韦昌辉约在道光二十八年杪、二十九年初加入拜上帝会，二十九年八月，被洪秀全认作“同胞”，跻身拜上帝会核心层，起义后封北王。韦昌辉的经历和团营金田的计划说明，拜上帝会的事业同样需要以钱财为保障。团营的目的，一是使人马聚集，便于采取一致行动、实行统一指挥；二是通过团营，使会众从此脱离“小家”，完全融于会党集体，实行军事化公有制，彻底改变其归属感；三是予以组织、管理、训练，以增加纪律性、提高战斗力；四是从物资上做各种准备，包括粮草集纳、变卖田屋以充军资、武器的制造等。《太平天国起义记》云：

是时秀全立即通告各县之拜上帝会教徒集中于一处。前此各教徒已感觉有联合一体共御公敌之必要。彼等已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

其具体定则，见于《太平条规》，内有“定营”和“行营”亦即驻扎和行军规定各十条。其中，“要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谕”，旨在思想控制；“要鍊 炼 好心肠，不得吹烟、饮酒，公正和摊，毋得包弊狥 徇 情，顺下逆上”，旨在强化队伍道德素质；不得“匿金银器餙饰”，旨在严禁私有观念；“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旨在消除会众之家庭观念和一般社会意识，而无条件成为军事组织之一员；“内外强健将兵不得僭分干名，坐轿骑马，及乱拿外小”，旨在严格等级、尊卑；“内外官兵，各回避道旁呼万岁、万福、千岁，不得杂入御舆宫妃马轿中间”，旨在隆化领袖权威、培育敬忌畏伏之心；其余诸条，各关乎军纪不等。 个中最值得瞩目的，就是“公有化”和“男女之别”：

一到金田，人人须将所有私财珍宝献出，缴交总“圣库”，其后每日大家共食，不虞缺乏，旋即编入大军，分配军械，被服，旗帜等……

尤为重要者，则全家入伍者，夫妻男女，即予分隔，妇女尽入女馆，编制亦如男营。夫妻不得相会……男女之防最严，犯者杀无赦。

这两条，为以往农民军所未闻，是洪、杨独有的“制度创新”。以前农民起义，基本冲动就在“子女玉帛”，打家劫舍，为的是以结伙方式掠取财物、女人，洪、杨则掐断了部属这一农民起义传统念想，令他们以清教徒般无私寡欲之心投身军营。其所仰仗者，无非在于拜上帝教所灌输的理想主义幻想，尽管这种力量不可能支撑太久，定都天京后，尤其是后期太平军，以上禁忌都名存实亡，劫财奸淫之事屡见不鲜，但在起义之初，这种“制度创新”确实是洪、杨组织方面的少有特色，也对起义的严整有力发动，起到关键作用。

六、练兵。团营的这方面意义，需要单独讲一讲。太平军战斗力超强，除了“宗教”思想的魅惑，与其经过严格训练密不可分。太平军绝非普通盗匪那种乌合之众，其之作战，亦不凭借匹夫之勇，而是拥有优良的技能和纪律，完全不亚于正规军队。后来官军与之交手，不要说地方上的杂牌部队根本不是对手，即便久经战阵之良将与精锐之师，亦屡遭挫败。像向荣、乌兰泰各为猛将，但在初期，因为轻敌和始料不及，都溃不成军；纵然端正认识之后，慎重对待，亦仅能与太平军互有胜负、大致打成平手，绝无力量战而胜之。这都是团营四五个月强化训练的结果。太平军兵员，全部来自农民、苦力和矿工，毫无行伍阅历，但在严格训练之后，迅速实现由民到军的转化。包括对后续投入太平军的各种武装，也一律予以严厉改造，去其流寇习气。像金田起义后率众归附的大头羊张钊、大鲤鱼田芳及罗大纲等，拜上帝会专门派出老兄弟十六人“分往各部”，以“军律之严及其治军之教理”予以培训。 结果，这些习惯了流寇作风的归附者大多忍受不了太平军的严格训练，哗变出走，投降清军，惟罗大纲所部留下来，而这支部队经过太平军改造后来也成为能征善战的雄师。

综上可见，金田起义实现，是一项缜密计划的结果，制订人周详研究过形势、时机、手段和步骤，然后分阶段实施。自陈胜、吴广以来二千年，中国大大小小千百次农民起义，未有做到如此精细者。所以，洪、杨作为中国旧式农民起义之绝唱，其有集大成的性质与意义，洵非虚誉。

前面推定，这完美起义计划的主要制订人是冯云山。说到这，还引出一个花絮，即简又文先生曾分析起义计划实施过程中，拜上帝会高层涌动过“暗潮”。《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就此写道：

于此期间，洪冯等在一方面仍努力于完成准备工作，使求完善，而在他方面则努力于内部人事之调整，盖其时内部已发生暗潮，殊足为起义之大障碍者，二人不得不殚精竭智以谋完满解决之方案。

事件维何？即杨秀清突然患奇病是也。……以余观之，是乃拜上帝会最高干部中争权夺位之暗潮也。盖当六人金兰结义，齿序已定，且推定元首之后，一切准备行将就绪而剋期动员起事之际，于是各个人的职权问题以时发生。天王之下，有“正军师”，即全军定谋决策发号司令之最高统帅——此第二把交椅将谁属？夫冯云山首从秀全倡义，手创全会基业，为立国置制之谋主，又为秀全之表亲，且人格纯正，操行忠诚，才德兼优，智勇俱备；依理依情，论功论德，此一职位，非其莫属，此必然之势，当亦为洪氏之表示也。惟杨秀清则夙具野心，领袖欲与支配欲并炽，早已藉天父降身之怪事，夺得教权在手，又结私党萧朝贵及号召紫荆山民为羽翼，自然不甘居人下，而其所以拥戴洪氏实非得已。一人之下，乃欲自居第二位，掌握军权，以便操纵一切……骤然宣告患病，表示消极，不理会务，实则实行怠工，为要挟计耳。

将杨秀清的“病”，完全解释为争权之策，未必妥洽。杨秀清非真病，简氏此见不差，然若径取如上解释，则无形中取消了这场“病”的一项实质性功用。事实上，杨这次“患病”，如同他平时的“天父附体”，不过是又一次巫觋表演，以达到魅惑和恐吓会众弃家团营的目的。这在拜上帝会高层内部，显然不是秘密，毋宁说是他们商量好的把戏，来为发动、准备起义作社会动员。对此，太平天国官书的叙述，间接承认了这种内幕。《天情道理书》所谓“天父又大发仁慈，不忍凡间人民尽遭病死，故特差东王下凡，代世人赎之”即是，包括日后所封杨秀清的尊号中“劝慰师” 一语，也是对他这次“大病”功勋的褒扬。故而杨突然“患病”，绝不是他自己为了争夺个人利益，要挟洪冯，擅自搞的小动作，而是组织上安排他这么做。

但简又文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是对的，亦即杨在此次表演中，塞进了私货。什么私货？那便是在权力攫取上的要求。考察拜上帝会的权力班序，可以清楚地看到，经过赎病这一幕，领导人座次发生了重大变化——杨秀清与冯云山排序已经颠倒。

以前排位，冯云山始终紧随洪秀全，居第二，但赎病后，杨秀清却挤到了冯的前头。《天兄圣旨》是太平天国较原始、较真实的史料，其他史料后来多少有所篡改，《天兄圣旨》因是所谓耶稣真言，比较“神圣”，不宜擅动，而得以大体保持原汁原味。我们将其中“发病”前后的段落，篦梳一遍，可以发现很微妙的情形。

杨的“发病”，起自四月，到十月初一日那天，诸病顿消，神奇复元。对应这一时间，我们来看《天兄圣旨》对会内核心人物班序的叙述。之前，洪秀全第一、冯云山第二，杨秀清、萧朝贵居三、四，这顺序是很明确的。庚戌年 道光三十年 正月十一日：

天兄谕唤众小到来……天兄曰：“众小弟，识得三星禾王 即洪秀全 、云开山顶 即冯云山 、双星脚起 即杨秀清 、月婿 即萧朝贵 等么？”

正月十七日：

天兄曰：“众小弟，识得秀全、云山、秀清、朝贵等，便见天父及我天兄也。”

在核心层或所谓“神天小家庭”内部，关系同样明确：洪秀全称“二哥”、冯云山称“三哥”、杨秀清称“四哥”：

庚戌年六月十九日……天兄曰：“众小弟，朕问尔先，三星禾王、云开山顶是谁？”众奏曰：“三星禾王是二哥，云开山顶是三哥也。”

庚戌年七月二十九日……西王又吩咐东王曰：“四哥，尔回去先，小弟现停几日，制服这处妖魔先，然后归也。”

如此称呼，系因“上帝诸子”里，耶稣居长，是大哥，洪、冯、杨遂依次为二哥、三哥、四哥。

“神天小家庭”的异样，现于何日呢？就是七月二十九日那天。是日，“天兄”与“天王”之间有这样一番对话：

天王奏曰：“天下万郭都靠秀清、朝贵二人，岂有不做得事。”天兄曰：“他二人又不识得多字墨，云山、韦正方扶得尔也，况天下万郭又有几多帮手，又有珠堂扶得尔也。”天王奏曰：“这边帮手不是十分帮手，秀清、朝贵乃真十分帮手，至珠堂有好多人未醒，何能帮得手也。”天兄叹曰：“秀全，朕天父天兄若不是差秀清、朝贵二人下来扶尔，尔实难矣。”天王奏曰：“小弟知得天父天兄看顾扶持小弟之恩矣。”……天兄曰：“秀全，朝贵有大过么？”天王奏曰：“无也。秀清朝贵天父天兄降在他二人身，他二人分外晓得道理，朕从前曾对兄弟说曰，他人是学成鍊 炼 成，秀清、朝贵是天生自然也。”

对话有“逼宫”意味。内中明显可见：一、杨、萧有怨气，对于文化人冯云山、韦昌辉等更受信任不满；二、以杨、萧为代表的紫荆山本土派，欲与洪秀全嫡系 即所谓“珠堂”，“珠堂”指洪秀全表兄赐谷王家，是拜上帝会最早入会的成员 争锋；三、杨、萧明确地借“天父”“天兄”代言人身份钳制洪秀全，而洪秀全则对此表示服软；四、萧朝贵与杨秀清乃是利益同盟，两人联手争取更大话语权。

杨秀清四月“发病”，七月二十九日正处“病中”，他和萧朝贵于此时发难，很可能正是利用“病”为武器，迫洪秀全就范。盖因杨“生病”虽是照计而行，但何时“病”好，却由不得别人；他可以在情况令人满意时宣布“痊愈”，也可以因不满意而一直“病”下去；而“病”好与不好，直接关系着起义能否如期举行。洪、冯在制订这计划时，显然没有料到杨、萧会就此留上一手。从洪秀全“小弟知得天父天兄看顾扶持小弟之恩矣”的答话来看，他尽显委曲乞怜之色，明显有受制于人的尴尬，而“他人是学成鍊 炼 成，秀清、朝贵是天生自然也”这样的话，更近乎吹捧和讨好杨、萧了。

尽管如此，杨秀清之“病”却仍然拖到十月初一日方告解消。当时，藏身于平南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的洪、冯，被本县官军包围，情势危殆，再不起义，洪、冯恐不免为阶下囚矣。虽然史料上不着一字，根据前情推想，杨、萧必是借此绝境，最终换得洪对其地位抬升的承认，一尝所愿，而随即宣布“病愈”。《天情道理书》的叙述是：“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囯军务”，玩味其字句，寓意深焉，“忽然复开金口”与“掌理天囯军务”相映成趣，“病情”的忽去与夺权的成功，盖在同时。此在《天兄圣旨》里亦有明证，待及起义发动后，“十一月初旬”，“天兄”开言如是说：

尔众小既知有错，自今以后，总要遵尔主天王暨东王命令，即是遵天父命令。

相较先前“众小弟，识得秀全、云山、秀清、朝贵等，便见天父及我天兄也”，几乎相同的两句话，此时杨秀清地位迥异，已在洪秀全之下、众人之上。逮翌年三月十八日，“天兄”于训话中称：“秀清、朝贵、云山、韦正、达开、日纲……” 这是“暗潮”之后，拜上帝会新的座次名单首次披露，冯云山从二号人物跌至第四位，不但杨秀清，连萧朝贵都排到了他前头。到壬子年 1852 正月二十七日，永安封王，杨、萧、冯、韦、石遂依以上座次，分封东、西、南、北、翼王

以此度之，金田起义的实际日期，很可能比预定计划有所推延——比如原定八月，但却拖到十月举行——原因就是杨、萧出于个人目的，利用赎病之事讨价还价。此事所留下的后遗症，应该还包括“天京之变”。当时，参与争权夺势的五位主要当事人，萧朝贵、冯云山已死，只剩下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另加相对置身外围的石达开，而洪、韦利用杨秀清的孤立，携手殄灭之；事成，洪牺牲韦昌辉，诿罪于彼，石达开则心灰意冷，携部远走。 7LP0Gw7fTCyun+nV2Wvm4KBUHCpPbZ0eR3b7X0C9yKlnIr0seFAThV2XlE3nSN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