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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末年，两粤作乱不已，广西尤甚。
道光三十年新年刚过，正月十四日
1850年2月25日
，旻宁崩。四子奕
立为皇太子，旋即位，诏明年改元咸丰，是为咸丰皇帝。五月初六上谕说：
广西向多会匪，近因楚匪窜入境内，各府匪徒乘间四起，地方官不能兼顾，以致蔓延为患。
五月十九日再发上谕：
广西自去年贼首张家祥滋事，官兵不能捕获而强为招安，余党四散勾结。庆远则张家福、钟亚春，柳州则陈东兴、陈亚贵、陈亚分、陈山猪羊，武宣则梁亚九、刘官生，象州则区振祖，浔州则谢江殿，平乐则紫金山一伙，皆分股肆扰，而陈亚贵一股为尤甚。
此处，“会匪”所指并非拜上帝会。明清两代，民间秘密会社发展迅猛，尤以两湖、川、闽、两粤等南方诸省为盛，往往以会、堂自名，如白莲会、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等。 其组织之大概，“聚百人或数百人，定期拜会结盟，推一人为首，称曰大哥，次一人曰老晚，其余群相称兄弟。凡入会者，必自言明无父母妻子，惟结盟之兄弟是亲，惟大哥之令是听。”
此乃中国近世作乱的主要形式，官府称其“会匪”。拜上帝会实际上是缘此形式附以洋教内容而来。后来清末革命党，起初亦脱胎于此，之所以称“兴中会”“光复会”等，即是对民间秘密会社的借鉴。道光二十九年至三十年上半年，广西会匪为祸彰著者，非拜上帝会，而是五月十九日上谕中开列的各家，其中“平乐则紫金山一伙”一句，粗心者或误认为即指洪、杨，实则此紫金山非桂平紫荆山，平乐县在桂平以北约二百公里。从这道上谕来看，截至当时，拜上帝会的名头尚未为北京所知。
清宫旧档中，有三十年八月二十九日经左都御史花沙纳上奏的广西乡绅就地方乱象的呈诉状。其中，宣化举人李宜用等诉说，乱象从二十九年四月间萌生，一年内蔓延至数十县，“所到之处焚劫村庄，掠夺财物，淫污妇女，杀毙良民”，甚至发展到围攻府城柳州、南宁。
庆远府举人莫子升等人诉状，着重描述了当时省内大盗陈亚贵
亦有写作“陈亚溃”“陈亚癸”者
一股的情形，言其“伪称大王，拥匪数千，头包红巾，旗建‘顺天行道’字样，坐轿骑马，大炮、鸟枪、弓箭、藤牌军器齐备”。又反映“贵县桥墟菲头张亚珍”“来宾县匪首文亚英”，规模实力亦至相埒。
宣化生员何可元，则具禀其家两月间四次遭劫之亲身经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三，“突来千有余叛匪，公然竖逆旗十二面，各持军器大炮抄掠生家”；“越十二日，该匪重回生家，烧祖房二间、新屋二间、稻谷五万余斤”；“除夕三更复至生家，劫去耕牛十只，家物一空。生胞弟何可亨身受重伤，登时毙命”；三十年“正月初八，该匪复来劫堂弟何可久家，烧屋四间，牵牛六只”。根据他统计，在此期间，宣化县境内“被劫者二百余村，被杀者二百余命，妇女被劫者百余人”，且风闻“浔、梧、柳、庆、思、平、郁、乐各府俱有逆匪盘踞各要道”。
情况进一步恶化。一份发现于日本的史料，提及当时广西的形势，这样概括道：“道光三十年，广东、广西众叛贼盘据于两首交界之地，初时仅劫掠民财，继则与官军为敌，后竟攻城夺县，出没聚散无常。
八月间，广西抚臣郑祖琛驰奏，“盗匪拥入修仁县城，并窜近荔浦县城”。
月底，两广总督徐广缙奏闻，继修仁县城失守后，荔浦县城亦为叛众攻陷。
迭陷二城，清廷震恐，命令徐广缙“带兵筹饷”，亲赴广西镇压。
作乱之由，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归纳了六条：
道光晚年，广西遍地患匪，此实为太平军乘时起义之主要背景之一端，亟当详察。其时，全省盗贼蜂起，堂号纷立，拜会结党，四出劫掠。推原盗风炽盛之故，概有六端：（一）伏莽山间，时出劫掠之土匪，诸郡原已不少。（二）广东鸦片战争役事定后，壮丁与义民失业者多，又不愿归农，多流为水陆大盗，及被官兵击败，乃乘桂省政治腐化官兵怯弱之机，率党拦入，滋扰水陆，更与游勇及桂匪勾结，而势力滋长。（三）文武官吏，畏忌纵容，剿办不力，匪风愈炽；政治的放任主义实为厉阶，而郑祖琛之佞佛戒杀姑息养奸为害尤烈。（四）湘南天地会乘时入桂发展，招人结盟拜会，企图起事，亦有由湘率党入桂劫掠者，渐成流寇。（五）道光廿九、三十年，广西饥荒，米价腾贵，更有富人高抬米价乘危渔利者，饥民益愤，渐有聚众强索钱米之举，而官吏又助富人加以压迫，甚且有格杀勿论之令，因是迫于生计挺（应为“铤”字之误）而走险者愈多；亦有以“劫富济贫”为号召者……（六）其后，亦有团练劣绅流而为匪者，人民更为苦痛矣。
又有研究者指出，道光二十九年的清查州县钱粮积欠政策，是激发动乱的重要原因。“穆彰阿、耆英等限定各省必须在八个月内清查完毕， 即从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开始， 至十月结束， 不许展缓期限。嗣后， 由各省督抚监督，藩司具体负责， 由府州县官具体实施，逐县逐库盘查， 全国大范围清查活动开始。”“清查州县钱粮亏空， 进一步助长了州县官吏追钱逐利之风……为了完成差使保住自己的顶戴， 也为了尽可能多地从中捞取油水， 州县官勒索民财招数可谓繁多”。“道光二十九年， 清政府国库收入为3719万两， 支出为3644万两。当年的财政节余为75万两。但是， 第二年， 太平天国就正式成立了。如果说道光帝、穆彰阿、耆英等拿75万两银子换来一个太平天国， 诚不为过。”
世上之事，一个结果往往是多因所致，或远或近、或深或浅、或表或里。而道光末广西致乱之因，就其浅近和显而易见者论，巡抚郑祖琛实在脱不了干系。简又文称此人“佞佛戒杀姑息养奸”“实为厉阶”，语颇简略，兹据他书稍予补充。
《中兴别记》卷一：
祖琛，字梦白，浙江湖州人。喜谈时艺，暗于吏治军政。时有小人，语以盗会诸匪当谋解散，勿轻以兵事劳宸虑。祖琛惑之，且溺佛，以杀人为不慈，于是文武益承指涂饰。
“时艺”即时文、八股文，郑祖琛大抵是此中高手。嘉庆十年
1805
中进士，生年不详，依徐广缙1850年复奏所称“抚臣年老多病，文武皆不畏服”
姑断其翌年病逝时年逾七旬，则其进士及第，年约二十出头，称得上年少得意，故彼于“时艺”的津津乐道，诚可谓发乎由衷。这是一位典型的由八股取士造就的废物，一生做官，由知县、知府、道台、布政使而巡抚，平步青云，却碌碌无所建树。所仰仗者，惟熟娴为官之道而已。所谓“时有小人”，应指其属下幕僚，这类人也是专门研究为官之道的，须在本官需要时，提供万全之策。面对广西日形猖獗的盗匪态势，他们给予郑祖琛的建议是，以柔性“解散”为要，毋动武强力铲除。此并非出乎仁爱怀民，而是“勿轻以兵事劳宸虑”。“宸虑”者，皇上之忧也。换言之，对此类事，尽量息事宁人，不要闹大，以致传到北京，影响将来升迁。郑祖琛“惑之”，以为高妙。实际上，他并非是今天始奉此道，早在道光十二年，其在广西布政使任上，即曾伙同“南宁府同知庆吉禀获私盐，擅给价免究，并不明白指斥”，捣糨糊，大事化小，为此被奏劾，降四级留任。
可以想见，近五十年宦途中，像这样因此栽了小跟头只是意外，更多的时候他都受益得利。然而，此番广西之乱非比曩昔，行之有效一辈子的官场秘诀，终于也要失灵了。除开为官之道，郑祖琛还有另一爱好，即所谓“佞佛”“溺佛”。佛戒杀，而郑祖琛竟以此羼入政治。他被革职后，新任广西巡抚周天爵向北京报告说：“已革职抚臣郑祖琛每逢决囚，必为之经醮祈福，或将行决之犯擅行释回，其势非酿成大祸而不已。”
那时候，广西、广东先后有两位类似的活宝，且名讳中都有一个“琛”字。广东那位，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粤督叶名琛。“二琛”如有差别，仅在于各有所佞、各有所溺。郑祖琛是“佛”，叶名琛是“道”。后者对于道教的迷信骇人听闻，以致将军政大事委之扶乩，为此丧权辱国，本人也被捉到孟加拉、客死他乡——他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详叙。眼下郑祖琛佞佛溺佛，因他有此情态，广西官僚系统上下皆知，人人揣其心思顺而为之，“文武益承指涂饰”，凡事姑息，避免激化，治安就此一点点走向失控。别的不说，单单洪杨壮大过程中，地方及省府就多次错过破获、扑灭良机。如道光二十七年十月，临桂县知县王淑元抓到“匪谍李嘉瑞”，据说与杨秀清有牵连，讯出情报，“请兵出缚匪党多人，巡抚郑祖琛不欲究叛，惧穷治激变，饬以盗具狱”
，亦即只准按普通治安案件处置，不准深挖背后的反叛图谋，事遂寝。二十八年年初，冯云山被桂平县生员王作新告发，逮系县监狱，“桂平知县以其书内载敬天地，戒淫欲诸款，类于劝善，无叛逆情，遣解云山回广东花县原籍。
冯云山和整个拜上帝会，都躲过一劫。二十九年八月，平南县生员胡某揭发韦昌辉不轨，该县上报于州，浔州知府命桂平县知县把韦昌辉抓起来，但不久，“既有结保者，遂释”。
自郑祖琛掌广西以来，该省即在捣糨糊方式中使星星之火渐至燎原，到道光三十年秋，“匪徒蹂躏之区，已近十分之七”，九月间，广西诸府不约而同有绅民“航海叩阍匍匐阙下”
，不远万里自费进京告御状，即前引李宜用、莫子升、何可元等人经左都御史花沙纳所转诉呈。朝廷这才对郑祖琛问题和广西“通省糜烂”引起重视。经言官弹劾，郑祖琛先遭革职，翌年谕令“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好在他“旋在籍病故”，比叶名琛幸运，不必遭更多的罪。
郑祖琛的忽怠被追究，为时晚矣。此时广西局面，已如满缸葫芦，摁下这个却浮起那个。与郑祖琛被纠劾同时，清廷做出一个重要安排：“召起前任云贵总督侯官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西剿匪。”
林则徐退休后，在福建老家养病。他的威望，满朝少有能比。诏之复起，一是显示北京对广西事态的真正重视，二是鉴于郑祖琛已不堪信用，三是东西两粤均不太平，总督徐广缙不能兼顾。因此，特简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以中央代表身份专掌广西平叛。此项任命于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下达，过了一个月，郑祖琛革职，复降旨林则徐以钦差大臣暂署广西巡抚之职。
起为钦差大臣的圣旨，林则徐九月二十九日见到。此前道光皇帝已几次宣召他来京晋见，都因病体难支，不曾如命，“数月以来，服药不下百余剂，近时疼胀之疾幸觉稍轻。据医者云，应将提气扶元之药再服月余，才可放心就道。”但对这次钦差大臣的任命，他决心为国分忧，抱病登程，回奏说：“定于十月初二日由福州本籍力疾起身。
二十天后，行至广东普宁，逝于途中。郑祖琛革职后，朝廷追加他暂署广西巡抚，旨意到时，他已去世五日。
林公死于赴广西途中，是清廷的一大损失，或许也左右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当时，其以钦差大臣赴广西的消息已经传开，在广西各地引起很大反响。“贼徒曾言，若林公到此，必迅速解围，投降于林公麾下。”
虽然咸丰皇帝派他前来，并非对付洪、杨，当时金田的动向朝廷并不知道，但他若能顺利抵达广西行使其责，却正好赶上金田起义的初期；如此，则洪、杨前途如何，至少是难以逆料。
历史确实在冥冥中充满巧合，而当时各种巧合，都有利于洪、杨。清廷在广西乱象滋彰之后，不可谓没有明断、有力的安排。事实上，除了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清廷还做出决定，调湖南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并起用前任云南提督张必禄赴广西会同剿捕。
张必禄，四川巴州人。嘉庆元年即以乡勇随军平乱，叙功，给六品顶戴。几十年来，身历百战，积功由守备、都司、参将、副将升至总兵、提督，曾于鸦片战争期间在广东、江苏两地与英军作战，川人目为“四川抗英第一人”。道光二十六年，“年力衰迈，命原品休致”，不久朝廷因其“屡著劳绩”，特“赏食全俸，以养余年”。他乃嘉道间名将，军功卓著，而品节端正，为职业军人之典型。道光三十年早些时候，张氏来京觐见，道光皇帝“见其精力尚健”，当时就留了个心眼儿，“暂准回籍，以备召用”。眼下广西乱炽，新登基的奕
同样想起这员老将，觉得可倚为干城，命以提督衔即赴广西。
看得出来，起用张必禄与起用林则徐，用意相同——俱系借重口碑素佳、久经考验而经验丰富的干才，而两人一武一文，委林统军，委张作战，是相辅相成的两手棋。张必禄得旨，果然以他历来作风，立即启行，仅仅带着约三十位老部下，及胞侄张由甫一位亲属，一路兼程而来。据郑祖琛等奏折，“甫抵粤境，因沿途感冒，尚能力疾督兵，由柳赴浔，不意病情增剧，遽尔溘逝”，并说他“弥留之际，尚呼进剿，其忠勇之气，迥越寻常”。
继林则徐十月二十日薨逝普宁，张必禄也在十一月初七日殁于浔州。清廷就广西事态采取的三项人事步骤，两项化为泡影，仅向荣一人到位，履其剿寇使命。我们从向荣后来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发挥的作用推想，假若林、张不死，此三人联手治之，局势诚难言孰利孰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