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张心智
1937年，我随父亲张大千住在当时的北平。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北平沦陷。父亲拒绝为侵略者做事，便想尽一切办法，通过朋友们的帮助，终于在1938年初夏随带家属离开北平，绕道上海、香港、广西、贵州，于同年秋天返回四川，居住在成都市和灌县的青城山。父亲一向好客，家里各行各业的朋友不断前来，其中有一位叫严敬斋的，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政府监察院驻甘（肃）宁（夏）青（海）监察使，他多次向父亲介绍甘肃敦煌莫高窟（又名千佛洞）石窟艺术。父亲对此极感兴趣，在查阅了一些有关敦煌石窟艺术的资料后，下决心要去敦煌看一看。
1941年春末，父亲带着姨母杨宛君和我共3人，由成都乘飞机先抵兰州，然后等待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的孙宗慰先生同往敦煌（孙先生系徐悲鸿老伯的学生）。孙先生到兰州后，父亲又带我们一行先去青海塔尔寺参观。在塔尔寺父亲结识了昂吉、格朗、三知、小乌才朗和杜杰林切等几位中青年藏族画师，并详细地观看了他们的作品——佛帧。父亲对他们的绘画艺术、制作画布、加工矿质颜料等技术十分敬佩，决定让我以昂吉等为师，并约定从敦煌回来以后，将我留在塔尔寺向藏族画师们学习。
父亲和我们一行离开兰州，踏上河西走廊。经过武威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担任甘肃省参议会副议长的著名书画家范振绪老先生。范老先生年近70，比父亲长20多岁。父亲对他非常尊敬，称呼“范老伯”，让我称“范太老伯”。范老先生是甘肃人，长期居住在武威，但是还没有去过敦煌。他和父亲结识后，相谈甚投，故决定和父亲一同去敦煌参观。父亲在武威停留期间，范老先生等陪同参观了文殊山、西夏碑等名胜古迹。没过几天，我们原来几个人便和范老先生乘坐“羊毛”卡车登程了。抗日战争时期，西北的交通非常不便，轿车少得可怜。交通部门用卡车代替客车，有人说这种汽车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也有人说是国内载运羊毛的，故名“羊毛车”。西行经过张掖停留住宿一晚，父亲和范老先生不顾旅途疲劳，连饭也顾不上吃，便带领我们去看大卧佛等文物古迹。次日又乘车前往酒泉。
从酒泉到安西没有班车，只得包租一辆“羊毛”卡车，虽然费用多，但比较方便一些。当我们路过嘉峪关的时候，汽车可以一直开到关下，我们一行可以就近观赏这雄伟的古代建筑。
当时的嘉峪关除因自然风蚀受损外，部分被人为地破坏，已残缺不堪。父亲和范老先生在关下徘徊浏览，仔细观赏，赞不绝口。对它遭受的破坏甚感惋惜。记得父亲当时还对我们讲：“前人曾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望鬼门关。’这四句话说出了嘉峪关外是多么荒凉可怕。”他又说，“古人在戈壁荒滩上修建这么雄伟壮观的建筑，可以想象要花费多少心血，要经过多少艰难，他们才是了不起的无名英雄呵！”说完又转过话头对我和姨母开玩笑说：“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你们今天出了嘉峪关还没有哭出来，总算不错。”他又说，在成都动身以前，就有人介绍过西北艰苦的情况，特别提到河西走廊和关外，说上路的人吃的是凉水拌炒面，有时候没有水喝，实在坚持不下去还要啃西瓜皮、喝马尿。我们现在条件好得多，不致喝马尿，但也要准备吃苦。这事在成都动身前就说过，现在再说说。《西游记》里的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西方取经。我们为什么不在成都好好待着，也不听朋友劝告（父亲去敦煌以前，有些朋友善意劝告他，说是去敦煌花费大，又没有收入，生活又艰苦，得不偿失，不必自讨苦吃），却要吃苦到敦煌呢？还不是为了取“经”，不过这是取艺术上的“经”。我们吃的苦比起唐僧可差得远哩！我们从成都动身乘飞机到兰州，坐汽车一直到安西，以后还可以坐大车，一路上有吃、有喝、有住。当然，要说舒服还是比不上成都吃得好，住得好，有电影看，有戏看。但是要使绘画艺术不断得到提高，老待在家里是不行的，必须走出来，到艰苦的环境里磨炼意志，开阔视野，勤奋好学，才能有所收益。父亲的教导，我至今还牢记不忘。
汽车离开嘉峪关，快速奔驰在辽阔的戈壁滩上，向安西进发。父亲一向尊敬长者，自武威上车以后，总是请范老先生乘坐司机台（驾驶室），他和我们都坐在后面车槽里的行李上。汽车虽然行驶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数十里无人烟，但父亲的目光总是留神地看着沿途的一切。一路上偶尔看到长长的骆驼队或三五辆的胶轮大车队，他便指着这些对我们说，这都是我们画画的好素材。又感慨地说：“我们比他们可享福多了。他们到了晚上还不晓得在哪里过夜呢？说不定还要在戈壁滩上睡觉哩。”
嘉峪关外的确十分荒凉。我们乘坐的卡车走了半天，除了在玉门县城关看到一个汽车站、一家小饭馆和十几户人家以外，别的一无所有。我们一行在玉门吃过午饭后，随即西行去安西。这一路上我们只能看到骆驼队、胶轮大车队，还在公路两侧不时地看到死马、死骡和死骆驼的骨骸，父亲为此而感叹不已。
黄昏时候，汽车开进安西城里。范老先生和父亲一行住宿在安西县税务局里，因局长范某是范老先生的侄儿，经范某介绍，得知距安西县100多华里的地方有一处名叫“榆林窟”的石窟群，当地又叫“万佛峡”，有几十个石窟。父亲听了很高兴，恨不得马上赶到那里去，当即请求范某帮忙安排大车骡马。两天后，父亲和范老先生由范某陪同去榆林窟，遗憾的是我因病没有随同父亲一起前去。
安西县城坐落在戈壁滩上，城外没有看到居民住房。这里整天不停地刮着四五级大风，有时候还刮六七级大风，本地人都说安西一年只刮一次风，从正月初一刮到大年三十，可以说是一座“风城”。城里主要有东南西北呈“十”字形街道，十字正中有座鼓楼，街面萧条，大都是居民住的破土坯房。鼓楼门洞里稀稀拉拉地摆着十来个小摊档，大概算是安西县的商业中心。
四五天后，父亲和范老先生一行从榆林窟返回安西城。听父亲对朋友们说，这次到榆林窟虽然是走马观花，但已经是大饱眼福了，表示敦煌之行结束后还要去那里。为了感谢安西各界朋友对他的支持和盛情挽留，又在安西多住了几天，专为这里的朋友作画留念。
安西距敦煌据说有两站路（骑马或坐大车需在中途停宿两次），沿途是戈壁荒滩，为了避开初夏的炎热，行路都在夜间。没过几天，安西县的范某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去敦煌的大车、骡马、干粮、蔬菜、干柴以及用大葫芦盛的饮水。
在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我们分乘几辆大车、十余匹骡马，浩浩荡荡地离开安西城直奔敦煌而去。走出不远已是明月当空，那月光正好为我们照明指路。父亲行路喜欢观赏沿途的一切景物，尽管是沙丘、戈壁，他骑在马上仍然是一边仔细观察，一边向带路的向导了解当地风土人情。行至深夜，一路上除了父亲和向导的讲话声外，便是大车轮转动在沙滩上单调的沙沙声。走了整整一夜，次日黎明到了第一站疙瘩井。我们一行便在这里休息、吃饭，要到黄昏太阳西落才能动身继续前进。
疙瘩井是一个不满10户人家的小村落。村庄周围光秃秃的，看不见有农田，仅有的三四个当地群众，正在赶羊出圈准备放牧。我们一行十余人就地架柴起火烧开了水，每人端着一碗大叶茶，啃着晒干了的馒头。看样子父亲吃得很香，而范老先生只好吃开水泡馍了。父亲当时还风趣地对我说，要不是到敦煌，在成都想吃这个还吃不到呢。我当时年纪小，不懂事，回答说，吃到吃不到，反正我不爱吃这个。没有想到这句话把父亲惹生气了。他说：“老子小时候，屋头（四川话把家里叫‘屋头’）穷得很，跟着阿婆（指我的祖母）在内江街上卖画，回到屋头连红苕（红薯）都吃不饱。今天你们享福了，挑这挑那，老子能吃，你倒不能吃。”说完怒气冲冲地转身走了。过了一会，父亲的气可能消了，他又微笑着对我说：“你看，这里的人好穷啊，他们吃着带麸皮的黑馍馍，喝黄米汤，只有一把盐，但还吃不饱，哪还敢想吃这个（指白面干馍），你咋个能嫌白面馍不好吃呢？”
父亲一向健谈，无论是书画、诗词、戏剧、体育、历史及各地风土人情、方言、烹调等等天南海北，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虽然要在这个四面都是戈壁滩的荒村野地休息七八个小时，但由于父亲谈笑风生，大家并没有感到寂寞，不知不觉地几个小时过去了，又到了开午饭的时候。午饭是拌面片，还有一碟凉拌萝卜，和早餐相比，可说是丰富多了。因为晚上还要行路，饭后，我们一行用马褥子、线毯等铺在群众房檐下午睡。
下午太阳偏西时，我们一队人马继续西行。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滩，犹如干涸的海洋。黄昏时候，在我们的右侧五六十米远处发现一大群黄羊，这群黄羊似乎知道我们不会伤害它们，看来没有逃跑的意思。一个个好奇地昂首望着我们这伙生疏的客人，一直目送我们走了很远很远。父亲从向导的谈话中，知道戈壁滩上随时都可能遇到少则十余只、多则数十只乃至上百只的狼群。向导说，如果人少遇到了狼群，往往会被狼伤害吃掉。我们听了真是吓得毛骨悚然。
月色朦胧，黄沙漫漫。一路上马蹄声、车轮声紧紧伴着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又把我送入梦乡。一觉醒来已是凌晨，我听见车外有人说已到了甜水井。
甜水井和疙瘩井一样，也是只有10余户人家的小村落。这里没有农田，居民靠放牧生活，看来生活相当艰苦。村里唯一的一眼水井，名曰“甜水井”。可是井里的水不仅不甜，而且又苦又咸，只能供牲畜饮用。真不知道“甜水井”的美名因何得来？这里居民饮用的水，据说要用毛驴从数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驮，一次仅能驮两木桶，一户人家就得使用好几天，所以当地居民说，这里的水和油一个价钱。这时我才明白我们在安西县出发的时候，为什么要带几大葫芦的水。
我们停下休息，准备吃早饭。这一顿仍然是单调的一锅白水面片，汤里漂着一点点油炸葱花和几滴滴油珠，另外用盐和醋拌两碗水萝卜。父亲怕范老先生不习惯，取出在酒泉时别人送的点心，双手呈送给范老先生，他自己端着一大碗面片呼噜噜地几下就吃完了。
“甜水井”蚊子很多，而且个大，足有半寸来长，人被咬后马上鼓起一个核桃般大的包。加上戈壁滩上气候闷热无风，人像在蒸笼里一样透不过气来。好不容易熬到黄昏，又重整行装继续登程。原计划次日早晨可到敦煌，由于大家在“甜水井”都没有休息好，走了大半夜，才到达距敦煌县城40华里的四十里铺，已经疲劳得难以支持，决定停下来休息。我们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分头找地方睡觉，有的躺在车上，有的借宿当地居民家里。一觉醒来，已经是烈日当头，可以说是离开安西后两三天来，睡了一次最好的觉。因为天气太热，又只好等到下午才动身。
四十里铺与疙瘩井和甜水井相比，却大不一样。这里有好几十户人家，有稀稀拉拉的树木和农田，因而尚无荒凉之感。父亲带着我和姨母在村里转了一圈，发现有的居民房前屋后还有梨树、杏树。有的居民看我们是外地人，还热情地让到他们家里休息。
父亲性急，恨不得马上赶到敦煌，和范老先生商量后，决定提前在下午5点左右出发。离开四十里铺，一路上经过许多小村庄，我们一行十多人，加上三辆大车和十来匹骡马，可说是浩浩荡荡。说话声、车铃声、马蹄声难免不惊动沿途村庄里的居民。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站在门口好奇地观望，甚至连他们喂养的狗也跑出来在路边窜来窜去摇晃着尾巴，汪汪地叫个不停。
晚上8点多钟，天黑以前，到达距敦煌县城三四华里的地方。只见前方有数十人站立在大路的两旁，其中两人骑着快马跑来，到了跟前大声喊话询问：“是范副议长和张大千先生吗？”父亲和向导骑马走在前面，回答说是。来人立即满面笑容地告诉父亲说，前面是章县长和张会长（县商会会长）等人，已经等候多时了。
父亲听来人说“父母官”和地方各界人士已来迎接，随即下马禀告范老先生，同时也通知我和姨母下车恭候。这时章县长和当地驻军马长青团长（骑兵第五军马步青部）等人走向前来一一握手，客套一番后，大队人马步行到敦煌县城外一座堡子里住下。
堡子的主人是一位大商人，叫刘鼎臣，原籍河北省，到敦煌已经多年。听说他往返新疆经营药材皮毛发了财，在敦煌置了房地产业安家定居，为人耿直，广交朋友。他听说范老先生和父亲要来敦煌，一再向地方当局表示接待。当我们一行到达他家后，刘先生大摆宴席盛情款待。范老先生和我父亲精神很好，席间，父亲向章县长等人提出，次日要去鸣沙山月牙泉参观游览，同时也表示要满足主人们的要求，待参观了月牙泉后，专门抽出三两天时间为他们写字、作画。
次日凌晨，范老先生和父亲一行由章县长、马团长等人陪同分别乘轿车（系骡或马拉的双轮带篷的车）或骑马去月牙泉。月牙泉在敦煌县城南约15华里鸣沙山下，是个沙丘围绕中的一弯天然湖泊。湖面呈月牙形，泉水从湖底涌出，据说水深达数丈。离湖岸不远有一座小寺庙，大家在小庙休息片刻，随即沿月牙泉湖岸绕了一周。听当地朋友说，爬上鸣沙山高处，往山下滑行，将会听到隆隆的声音。我们一行20多人除范老先生等少数几人没有上山外，大家都吃劲地爬上了鸣沙山，然后又一齐往下滑，不到两分钟时间，果然听到四面发出轻轻的隆隆响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当我们滑到山的下半部时，隆隆的声音犹如重型轰炸机从四面而来，十分有趣。
午后，太阳西落，我们一行返回住所时，早已有好几十人等着，看来敦煌全城的名流都已光临。吃饭请帖一一送来，父亲性直，首先向来者表示感谢，他征求了范老先生意见后说：“诸位盛情，范老和我心领了，饭就不必吃了。我与范老打算在县城留下两三天时间，专为诸位写字画画，希望诸位谅解。”经过多次解释，最后总算把赴宴的事推辞了。
父亲是急性人，晚饭后令我准备纸砚笔墨，当晚为求画者们作画到深夜。不到三天时间，求画者的要求算是满足了。父亲紧接着向章县长等人提出要动身去莫高窟，便在次日下午7点钟左右，由章县长等人陪同骑马、坐轿车，一行人浩浩荡荡离开住所向莫高窟进发。
莫高窟千佛洞，离敦煌县城东南约45华里。出城10里左右即踏上了戈壁荒滩，父亲骑在马上，习惯地四面观望。一路上，有人哼着秦腔，有人唱着青海花儿，不知不觉四个多小时过去了，到达了目的地莫高窟。这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当晚住宿在下寺。父亲和范老先生稍事休息，便急切地带了电筒、蜡烛开始参观下寺附近的一个大石窟。这座石窟高大且深，又因为是夜晚，石窟里更加漆黑，但从微弱的光圈中，能看出石窟中间是一座倚山而坐的大佛，高达数丈。在石窟甬道的左侧（北面）有一小窟（耳洞），父亲进入耳洞用电筒四面照看，在正面墙上见有彩绘侍女一身，面部丰满，眉目清秀，服饰线条柔和而有力，一手持杖亭亭立于菩提树下。父亲赞叹不已，反复观察，久久舍不得离去。由于骑了几十里路的马，又已深夜，加上朋友们劝说，父亲只好带着遗憾的心情回到下寺住所。他躺在炕上还对我说：“听说这里有三四百个石窟，我们半天看一个，也要两百来天。原来打算走马观花，往返三个月，现在看来要下马观花了，最少也要半年时间。哑弗（我的乳名），能陪爸爸在这里待下去吗？”我当时自然是留恋成都的生活，但对父亲不敢说半个“不”字，便有气无力地回答说：“能。”父亲又说今晚看的那个甬道旁边的小耳洞，就是当年的藏经洞，可惜里面的写经被英国人斯坦因盗走了不少。当时的政府并不是不知道，而是软弱、无能、腐败，外国人明目张胆地公开抢劫，不仅不敢追问，哼都不敢哼一声。由于疲劳，后来父亲还对我说了些什么，就不知道了。
来到莫高窟的头三天，父亲一直陪伴范老先生参观石窟。因为范老先生将要返回武威，父亲更是形影不离。范老先生回武威后，父亲听说下寺经常来人，为了不影响工作，便搬到石窟南头的上寺住下。这里距离下寺大约两华里，比较安静。从搬到上寺后，父亲首先考虑的是对石窟进行记录。他沿着窟群用铅笔画了一幅石窟分布草图，按图纸给石窟临时编了号。后来父亲便每天带着我提着一盏煤油马灯，开始对石窟逐个详细观察，同时用铅笔作记录。父亲在作记录时，还把复杂的壁画内容以及各朝代的石窟形式、绘画特点都一一告诉了我。由于当时我仅十四五岁，对父亲所讲的领会不多，有时心不在焉，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大损失，也是极大的遗憾！
莫高窟石窟坐西向东，由南至北，窟群排列基本整齐。有的地方有四层，也有的地方有三层或两层，以至一层。窟与窟之间原来有走廊或栈道相接连，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加之年久失修，走廊或栈道已经不复存在。两层以上的石窟，后来一部分在窟内的左右墙壁开凿了一个门洞，和左右的石窟连接，故不少石窟的左右墙面上的壁画都遭到严重破坏。少数个别位置较高的石窟，攀登时必须搭梯子或从山上绕道方能进入。这给父亲记录带来极大的困难。作记录必须把石窟里所有的内容（包括塑像、壁画和题记）全部记录下来，这不仅是繁重的脑力劳动，也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一重大任务仅凭父亲和我两人，看来是很难进行下去（孙宗慰先生当时主要画石窟里的塑像）。由于石窟里面的壁画需要拷贝把画稿描下来，有很多地方需要先搭上扶梯，还要来回搬动。高处要用绳子把两架梯子绑接起来，或同时要用两架梯子并排而立，父亲上去作记录，我爬上另一梯子提着马灯给父亲照明，而下面没有人扶梯子当然十分危险。鉴于这一情况，父亲托城里的朋友介绍了两位油工师傅，一位叫窦占彪，另一位叫李复（新中国成立后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不久城里驻军马团长又派来4名士兵，父亲无法推辞，最后留下了两名。他们来到莫高窟后，帮助我们在石窟里搬抬梯子，父亲和我上到高处也不害怕了。请的油工师傅，都会画画，有时候父亲还请他们帮助拷贝壁画画稿，这就加快了父亲的记录速度，从此工作也比较顺利了。
转瞬间两三个月过去了，父亲的记录工作仅记了四五十个石窟，即便是进行到年底，也就是说半年的时间，最多也只能完成四分之一。没有记完就回成都，岂不半途而废？父亲为此反复考虑，因为这次来敦煌一切费用都由自己担负，长期在敦煌，从经济上说，只有出，没有入，不仅在敦煌要用钱，四川家里一大家人要吃饭，怎么办？这些实际问题给父亲带来很大的压力。最后还是从事业着想，毅然下定决心在莫高窟待上两年。
当时我出于年幼无知，对父亲在事业上的追求很不理解，心里暗暗叫苦，心想这下可糟了，年底回不了成都，以后一年多的艰苦生活怎样熬下去？
父亲首次来敦煌，地方各界人士在生活方面都很关照，但和这些新朋友尚无深交，特别是当官的，父亲尽量避开，更不愿意在生活上去麻烦他们。幸好我们住所上寺的住持者易喇嘛有一匹马和一头磨面的小毛驴，父亲和他议定付给一定的报酬，借用他的马和毛驴每过十天左右派人到县城去买一次生活必需品。县城蔬菜缺少，有时还买不到菜，或是易喇嘛骑马出远门一时不回来，父亲和我们只好吃白水面或是馍馍夹油炸辣子，一个月总有好几天过这样的生活。要是吃一顿大米饭，菠菜炒豆腐之类，可以说是改善生活了。
从父亲决定要在莫高窟工作两年后，他更加繁忙了。为了准备下一步的工作，还需要筹备大量的经费。他白天在石窟工作，晚上回到住处在烛光下作画到深夜，有时候要画到后半夜两三点钟才放下笔休息（新作的画陆续寄回成都委托朋友举办画展）。当父亲和我感到疲劳时，便打开留声机听几段京剧唱片，如孙菊仙的《三娘教子》、金少山的《牧虎关》和《连环套》等。当父亲画得比较满意时，便放下画笔也学着唱一段余叔岩的《打棍出箱》，或者给我们讲一段故事。这对父亲当时来说，可算是艰苦生活中的最大乐趣了。
来到莫高窟已经四五个月了。眼看寒冬即将来临，父亲虽然不停地对石窟进行记录，但距完成这项工作，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更不要说临摹壁画了。父亲周密思考后，决定让姨母先回成都，让我母亲和叔伯哥哥张比德（二伯父张善孖先生之子）次年（1942年）开春后携带绘画工具和材料以及四季衣物来敦煌。父亲另外又分别致函谢稚柳叔叔（著名书画家、鉴定家，当时任监察院秘书）、学生刘力上（现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和肖建初（著名国画家，现任重庆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同来敦煌参加壁画的临摹工作。
父亲每天仍坚持记录。因起初临时编号时把大窟左右两边的耳洞也按另一个窟计算编号，这就把一个大窟的整体分成三个窟，不太合适。加之编号时，下面一层有的小窟被沙子埋没，以后清理出来再补编号，又显得有些乱。如不重新编号，记录工作就难以进行。为此，父亲决定暂时停下来，给石窟重新正式编号。
编号前，父亲泡了一大盆石灰，经过滤以后，放一些盐和胶水，由油工窦、李二师傅和我以及马团长派来的两名士兵，提着石灰桶，抬着梯子，从南向北和父亲一起重新按顺序进行编号。
父亲对石窟的编号很认真，要求极严格。他分配我和窦、李师傅轮流爬上梯子用排笔刷石灰长方块，干后由父亲用毛笔书写号数。并向我们几个人提出：一、刷石灰方块不准影响壁画画面，梯子要轻靠，搬动要小心；二、方块要刷得整齐，大小规格虽不用尺量，但要差不多，刷石灰时不要流淌滴水，弄脏石窟墙面，特别要注意不准脏了壁画；三、必须注意安全，防止事故发生。开始父亲还给我们示范刷了几个石窟，以后刷石灰方块这项工作，全由窦、李二师傅和我按父亲的要求来完成。
编号工作进行没有几天，于右任先生（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著名书法家）和高一涵先生（当时任监察院甘宁青监察使，著名书法家）在甘肃省军政官员的陪同下视察河西走廊，来到敦煌。于右任先生和高一涵先生都和父亲有深交，故父亲没有把他们作为当时的高级官员看待，并未敬而远之。因而于先生来到莫高窟时，父亲一直陪同参观石窟并作详细介绍，回到住所还亲自下厨炒菜留于先生和高先生吃便饭。饭间，父亲对于右任先生半开玩笑而又认真地说：“我张大千是一个小小百姓，只是为了追求艺术事业而四处奔波；你是政府要员，有责任出来为保护我们祖先创造的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说几句话啊。莫高窟是国宝，给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人明目张胆地偷、抢，把我们国家的国宝一偷就是几十骆驼运到英国等国家的博物馆收藏，我作为一个中国百姓，怎不感到羞辱？”并向于右任先生提出莫高窟必须建立专门的管理研究机构的建议，希望于先生返回重庆后广泛宣传、呼吁，促使莫高窟的管理机构早日建立。于右任先生表示回到重庆即向政府有关方面提出成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的设想。他说重庆有关方面如果采纳他的设想，将请父亲重来敦煌工作。父亲听后笑着说：“人家说和尚走八方，我是走十方，哪里待得住？再说我连书都教不好（指30年代曾应徐悲鸿老伯的邀请在南京中央大学任美术系教授），哪能负此重任呢？”饭后父亲又临时决定，让我随于右任先生便车同去青海西宁，到塔尔寺请藏族画师来年到敦煌参加临摹壁画工作。
于右任先生一行在莫高窟的下寺住宿了两夜。这两个晚上父亲都到于先生住所和他聊天，讨论保护敦煌石窟的事。
于先生是著名书法家，出门随带文房四宝，陪同他来敦煌的甘肃省军政人员和敦煌地方人士，看见纸砚笔墨一切现成，岂能放过良机，纷纷求于先生写字，而于先生的随员也不会失去机会，个个请父亲作画。于先生当时虽然身居要职，却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有求必应，提笔就写，两个晚上就写了几十幅单条和对联。父亲也给于先生的随行人员每人作画一幅。
三天后，我叩别了父亲，随于右任先生一行离开了敦煌，经兰州又去青海西宁塔尔寺。十天以后，到达西宁塔尔寺，由父亲的朋友魏兰芳先生（曾任青海省财政厅厅长）安排住宿在一位大喇嘛的住宅里，不久便向塔尔寺的藏族画师学画画。以后父亲也从敦煌来到塔尔寺，曾说从我离开敦煌后，他仍带领窦、李师傅等人继续进行石窟的编号，后来天气一天比一天冷，石灰水刷在石窟外面的墙壁上就结成冰，要等待太阳晒几天才能干透，再写上号码，手冻时只好在火盆上烤一会再写，石窟的编号就在这年的冬天艰苦地完成了，共编了300余窟。
1941年年底，父亲只身一人从敦煌经武威、永登、窑街到了西宁，住宿在当时的蒙藏委员会护送班禅活佛回藏的专使行署。专使赵守钰先生是父亲的好友，事先就安排好食宿，准备热热闹闹地接待一番。赵专使得知父亲青海之行目的是请藏族画师，对父亲半开玩笑地说：“你张大千有钱请几位喇嘛，但青海是‘土皇帝’马步芳执政，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控制很严，你请人出青海不经过马步芳的同意是出不去的，也没有人敢跟你走。你不是不愿意跟当官的打交道吗？这次可要好好打交道了。”父亲在兰州、敦煌时，对马步芳早有所闻，看来这个交道不打不行了。他说：“我是一个画画的，和马步芳素不相识，我怎么能去拜访求他？”赵守钰先生了解父亲的为人，他笑着说：“文人清高，臭架子还不小。这样吧，你是名人，你来了我当然要给你洗尘，也请马步芳来。”一两天后，赵先生就在专使行署办了几桌回民席，马步芳也准时到了。原来赵守钰先生曾担任过军长，和马步芳的父亲是旧交，马步芳对赵先生以长辈相待，非常尊敬。父亲经赵介绍认识马步芳后，便说明了来意，向马提出邀请藏族画师的事。马步芳当即满口答应说：“张老夫子（实际父亲当时只42岁，因留着一脸的大胡子之故）要请几个阿卡（指喇嘛画师）都可以，没有问题。”席后又派人送来黑紫羔皮筒、干蘑菇等土特产品。父亲在西宁城里住了十多天，少不了赴宴应酬，给新老朋友作画。临动身去塔尔寺前，西宁的朋友们送来大批的牛羊肉、砖茶、白糖等物。赵守钰先生还给父亲介绍了一位厨师。父亲到了塔尔寺后，首先去拜访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以后经常去向他们学习制作画布、加工金粉以及磨制各种矿质颜料的方法，还请他们讲解佛教故事画的内容。
父亲来到塔尔寺一个多月了，这时已是农历年底，春节将临。塔尔寺每年举办一次酥油灯会，由藏族喇嘛里面的一百多位能工巧匠紧张地赶制酥油花，准备正月十五晚上在塔尔寺外面摆出，供人们参观叩拜。
酥油花是用各种颜色染过的酥油塑成佛像、菩萨像以及其他佛教里面的人物和各种花卉。塑像大小不等，有单个的，也有以十几个神佛组成一组的佛教故事。总之，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丰富多彩。特别是晚上透过在塑像下面摆着数以百计的铜质酥油小灯发出的亮光，更是五彩缤纷，使人眼花缭乱。
春节前后，塔尔寺和山下不远的鲁萨尔镇呈现着一片节日气氛。各民族兄弟身穿民族服装从各地专程到塔尔寺朝拜。他们有的自带帐篷，在山坡上临时找块平地住下。父亲乘此机会带着本子去速写。有时候还冒昧地走进蒙、藏、土等民族兄弟的帐篷里去做“客”。好客的各民族兄弟总以奶茶和糌粑、油饼或大块手抓羊肉来接待我们。不几天父亲和他们熟悉了，交了朋友。以后父亲到他们的帐篷，总要带一些砖茶、白糖之类的东西送给他们。后来这些民族兄弟听说父亲是有名的“大画匠”，要求给他们作画留念，父亲尽管很忙，也要抽时间为他们作画，满足他们的要求。
父亲在这一段时间里，以兄弟民族生活为素材，作了许多速写。以后在国外画的《享堂峡》、《醉舞图》、《黑虎》等作品，大都是这次青海之行速写中积累的素材。
父亲在塔尔寺两个多月期间，给新老朋友都作了画。同时为了以后在敦煌生活的一切开支做准备，又画了一批富有大西北特色，特别是富有藏族特色的作品，如《远眺三危》（在莫高窟远眺三危山）、《兴隆山小景》（甘肃榆中县兴隆山）、《享堂峡》（兰州去西宁两省交界处）和《藏族妇女》、《醉舞图》、《藏犬黑虎》等，这对父亲来说还是初次尝试。父亲这两个来月，可说收获不小，但他认为收获最大的是新交了不少兄弟民族朋友。这些朋友对他在艺术创作上，从各方面给予了帮助。在这期间，父亲又托当地朋友在塔尔寺、鲁萨尔（塔尔寺山下的一个集镇），购买了数以百斤计的藏蓝（石青）、藏绿（石绿）、朱砂等矿质颜料。这些颜料据说是从西藏运来的，每斤约30至40块银元。这些颜料足够我们在敦煌使用一两年。在这同时，聘请的藏族画师昂吉、格朗、三知、小乌才朗和杜杰林切，已从他们的家乡来到塔尔寺集中，等待和父亲一起出发去敦煌。
父亲临行前，进西宁城向朋友辞行。马步芳已经得知父亲要离青海去敦煌，当即举办宴会给父亲饯行。席间，马步芳表示同意五位藏族画师去敦煌。紧接着就是他的下属人员接二连三地为父亲饯行，把父亲忙得不可开交。父亲理解朋友们的心情，总是在忙中抽时间给他们作画，以表示答谢。
一切准备就绪后，在西宁包了一辆卡车，父亲带着我和五位藏族画师以及厨师何师傅、勤务员孙好恭共九人整装出发。当晚住宿青海、甘肃交界处的享堂，次日午后到达武威。因范振绪老先生居住这里，加之上次去敦煌时，马步青（河西走廊驻军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芳的哥哥）也曾给予关照，为此父亲决定在武威停留两天，专门拜访范老先生，并向马步青表示感谢。我们一行仍被马步青安排住宿在那所半土半洋的招待所里。马步青部下团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不断到范老先生家以看望父亲为名，拿了纸悄悄请父亲随便画几笔，父亲当然是有求必应。
离开武威，汽车过了永昌县后“抛锚”误了时间，当晚只好住张掖。幸好时间已晚，没有应酬，我们一行都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下午很早就抵达酒泉城外，这时马步青的女婿马呈祥（骑兵第五军第五师师长）和酒泉地方各界人士已在城外迎接。我们被安排住宿在城里一家河北人开的大商号里。这是一座较大的四合院，上房五间，三明两暗，我和父亲住上房两侧，中间的三间会客室父亲正好作画。晚饭后，就摆开笔墨纸砚开始动笔。父亲作画很快，包括应酬时间在内，三天就画了几十幅，可说是尽量满足求画者们的要求了。但是，没有想到酒泉地区的一位专员，不仅不满意，甚至后来对父亲进行报复，给我们带来不堪设想的麻烦，使临摹的敦煌壁画遭受了极大损失。
事情的起因是：父亲对求画者们的要求，只要时间许可，不论职位高低，一视同仁，有求必应。父亲给这位专员画了一块奇石，石上面有两只小鸟，石的后面是墨竹，画款落在左上角。这是一幅写意画，包括题款只不过半个小时即完成。这位专员拿走后，没想到第二天又把画拿来，要求父亲在这幅已经完成的画上多添几笔。父亲对此很恼火，压住气说：这幅画我自己还满意，请你先放下，以后我给你再画。但两天过去，直到离开酒泉，父亲没有给他再画，并且把那张画撕掉了，从此埋下了祸根。
从酒泉出发，当天住宿安西县，次日下午离开安西城。
汽车奔驰在辽阔的戈壁滩上，不到村庄不见人烟。这次由于乘坐的是汽车，四个多小时就经过了疙瘩井、甜水井，晚上大约8点左右到达敦煌县城外。还在离县城三四华里的地方，敦煌县的各界人士一二十人拿着电筒，点着灯笼在等待父亲。父亲忙下车招呼。和上次来敦煌不同的是彼此都熟悉了，只是来接的人里，少了章县长，新来的是陈县长（后来得知叫陈儒学，湖北省人）。父亲和他们寒暄了几句，即登上卡车（主人们骑骡马）直到刘鼎臣先生处下榻。
父亲上次在莫高窟半年时间，和敦煌地方人士相处关系融洽，特别是后来渐渐和刘鼎臣、张雨亭（县商会会长）二位先生有了交往。这一次来敦煌，刘鼎臣先生早已经把父亲一行9人在莫高窟所需用的柴米油盐一一准备齐全。同时为解除父亲后顾之忧，以便集中精力工作，他每隔三四天即送一大车生活用品来。他怕父亲客气不接受，还对父亲半开玩笑地说：老夫子用不着客气，反正以后我要和你算账的。
这次我们到莫高窟来，加上在县城请的李复、窦占彪两位师傅和驻军马团长派的两名士兵，共13人，仍住在上寺。父亲为了尊重他们不同的生活习惯，13个人就开了三个灶，刘鼎臣先生骑马到很远的牧区给五位画师买酥油和青稞炒面。
这次来敦煌，临摹壁画所带的各种用品比较齐全、充足。我们一住定后，第二天就开始有计划地分工进行临摹壁画的准备工作，我和李复、窦占彪加上勤务员孙好恭随父亲带着上次所勾的壁画稿到石窟里去核对，同时把要临摹的壁画按墙面尺寸量好后交给画师，以便加工画布。
临摹壁画分两组进行，我和李复、窦占彪、孙好恭仍随父亲为一组，昂吉等三位画师为一组，留下三知等两人继续加工画布和石青等矿物颜料。父亲临摹壁画严肃认真，临摹每一幅壁画都要找同一时代同样内容的壁画互相对照参考（因为被临摹的壁画有的残缺，有的颜色起变化，需要对照参考）。他说，相互参考可以使我们临摹得更准确一些。特别是人物的面部、手脚以及人体其他露出部分，父亲都是反复观察壁画原作，然后才下笔勾线。我和李复等人的分工是每人着一种颜色，和现在的流水作业法相似。
在石窟里临摹壁画，和在室内作画大不一样，特别是临摹大幅壁画的上面部分，一手提着煤油马灯，一手拿着画笔爬在梯子上，上下仔细观察壁画，看清一点，然后在画布上画一点，一天上下爬多少次梯子，就很难统计了。我当时胆子小，每当爬到最高处时（大约距地面3米左右或更高一些），两条腿不由得就发抖，而父亲从来胆子很大，无论是攀登悬崖峭壁，或是独木高梯，都如履平地，毫不影响他的观察和动笔。我想这或许是他遍游名山大川久经锻炼所致吧。
当进入石窟后，就会发现从石窟的顶部直到四面墙壁的底部，都是五彩缤纷的绘画，整个窟里面可以说没有一点空隙的地方。当我们临摹到壁画的底部时，还得铺着羊毛毡或油布趴在地上勾线、着色，不到一个小时，脖子和手臂酸得抬不起来，只得站起来休息片刻再继续临摹。
在临摹壁画的过程中，父亲时常对我们说：临摹不是照猫画虎就了事，而首先要把临摹的对象搞清楚。敦煌壁画大都以人物为主，在临摹时不仅要临摹出人物的形，更重要的是要表达出人物的情，不仅要形似，更要神似。他说：“壁画中的佛像肃穆端庄，菩萨慈祥可亲，飞天秀丽活泼，天王、力士威武雄壮。”他又说：“肃穆端庄不是呆板，秀丽活泼不是轻飘，威武雄壮不是凶恶，这些都是需要认真仔细观察研究的。”父亲说，壁画中人物的服饰，各朝代画的从表面看，似乎大同小异，如果仔细看，再多临摹几幅，就会发现有较大的差别。特别是供养人更不一样，因为每一个朝代所画的供养人，大多是当时的人物，他们的服饰是当时的写实，所以各个朝代都有各朝代的特点。因此，一定要把临摹对象的服饰以及其他特征搞清楚。比如佛像的袈裟，菩萨、飞天的裙带以及头上戴的发冠和发髻等等，不搞清楚就交代不下去。壁画残缺的地方，要是照猫画虎不加思索地画上去，看起来就很不舒服，就会发现所临摹人物的衣服，好像纽扣扣错了，或是裙子系松了，总之就像穿了一身不合身的衣裙，很别扭。谈到用笔时，父亲说：中国画无论是山水、人物、花鸟，工笔或写意都很注意笔法。他说勾线、皴擦、渲染都有个用笔的问题。勾线要用中锋，皴擦就要用侧锋，而渲染则中锋和侧锋都要用。谈到临摹的意义时，父亲说，对于初学画的人，临摹十分重要，临摹多了就能掌握规律，有了心得，这样可借前人所长参入自己所得，写出胸中的意境，创造自己的作品，那才算达到成功的境界，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超过古人。但是不下苦功，是永远也达不到那个境界的。父亲接着说，有人认为画画靠天资，我并不否认，但我认为主要还是靠苦练，也就是说七分苦练，三分天资。至于功夫下的得当不得当，这里面就有个天资问题了。
临摹工作顺利地进行着，不知不觉三个多月过去了。这时已是盛夏，就在这时候我母亲和姨母以及谢稚柳叔叔、师兄肖建初、刘力上、堂兄张比德先后分别从重庆、成都到达莫高窟。这无疑加强了临摹壁画的力量。由于人员增加，又逢瓜果上市季节，刘鼎臣先生几乎三天两头派大车送瓜果、蔬菜和肉类等食品到莫高窟来，使我们在莫高窟生活有了充分的保障。
父亲对子侄一贯要求极严。比德六哥来后，当即把他叫到一边说，敦煌距成都几千里，我们来一次很不容易，这里的生活艰苦，但你们这次来这里，比起去年我初到这里的时候大不一样了。如果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的目的，那么生活上的艰苦也就会自觉地克服了。父亲的这些话，从离开成都后，少说也给我讲过两三次，这一次我算是“旁听”。
父亲在谈到莫高窟石窟艺术时，他说，这里从六朝到唐宋元各朝代的壁画、泥塑都有，风格各异，内容丰富，可以说是绘画、雕塑艺术方面最大的博物馆。我们到这里，不仅是要多临摹，尽可能还要多记录，以便将来进行研究。记得父亲还说，他在青年时代，跟着曾、李两位太老师（曾农髯、李梅庵）学书法、诗文的时候，看过他们收藏的一些古代名人书画珍品，这是很难得的，因为一般人要想在收藏家那里看几件珍品谈何容易。但个人收藏毕竟有限。现在这座最大的艺术宝库摆在我们眼前，我们就要百倍珍惜在这里的时间，哪怕是一分一秒，也不要白白放过。父亲在谈到临摹壁画必须注意的细小事项时说，敦煌壁画遭受了严重破坏，除因年久自然残蚀剥落外，令人痛心的是有些外国人，特别是斯坦因、伯希和偷偷揭取破坏和盗走了大量的壁画、塑像以及写经。而当时政府软弱，竟不敢追究。我们来临摹壁画，务必注意，千万小心，比如在石窟里搬挪梯子桌凳时，不要碰着墙壁，甩笔时不要把颜色或脏水洒在墙上。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似乎不值得一提，但稍不注意就有破坏玷污壁画的可能，我们岂不成了历史的罪人。父亲还惋惜地说，莫高窟是世界艺术宝库，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却长期无人管理，当然就谈不到保护了。这个责任应该由政府来负。因此，去年我给于右任先生当面建议，请他回到重庆后向有关方面呼吁，也许有点希望。
莫高窟的夏天，白天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窟外炎热，窟里却很凉爽，并且不因下雨影响工作，这对我们临摹壁画极为有利。自从谢稚柳叔叔和肖建初、刘力上师兄以及比德六哥他们来了以后，临摹壁画和记录工作的速度比以前更快了。父亲晚上回到上寺住处，还要作画寄回成都，经好友肖翼之、杨孝慈二位先生变卖后，来维持这里的庞大开支。
由于刘鼎臣先生和敦煌县城朋友的关照，父亲在生活方面无忧无虑，整个工作进展很顺利，不知不觉两三个月又过去了。由于人员的增加，临摹的壁画由几平方米的局部，发展到几十平方米的整个一堵墙面，可算是大规模的临摹工作了。
记得有一天，刘鼎臣先生送东西来到莫高窟，一见父亲就说城里发生了大事。他说，昨天“中央军”（指国民党胡宗南的军队）足有一团人，有的乘军用卡车架着机枪开到县城，把马团长（指马步青部驻敦煌的骑兵团长）从家里押到团部，限他三天内带军队撤离敦煌。现在县城里面，到处都是“中央军”，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就在这时候，马长青团长和他团部的几名军官骑马来莫高窟向父亲告别。马团长说，马步青奉命调青海任柴达木屯垦督办，骑兵第五军全部开到青海。他说，不能伺候老夫子到底了，希望多保重。这时大家才搞清楚，原来是军队换防。父亲为了感谢他们派士兵进行保卫工作，当即给马团长等人每人画了一幅写意画作为纪念。待马团长他们回城后，父亲又拿出几百元法币（当时相当于60块银元）送给马团长派来的张得珍和一位姓杨的士兵。他们都流着泪辞别了父亲。
又过了几天，敦煌县长陈儒学、商会会长张雨亭等很多人，陪着新来的驻军步兵团长到莫高窟拜访父亲。这位“中央军”团长身穿一套呢子军服，胸前还戴了几个牌牌，一副白手套，一只手捏着一根皮马鞭，带有几分傲气地走在众人之前，见了父亲行了一个军礼。经陈儒学介绍，才知道这位团长姓夹名国选，浙江省人。父亲和他寒暄了几句后，夹表示要派兵来保护父亲，父亲当时婉言谢绝，但夹坚持要派。后来父亲听人说，夹的步兵，人数比骑兵多一倍，在县城没有地方住，决定派一连人驻莫高窟，名义上是保护父亲，实际上是解决住处，何不做个顺水人情。果然不几天，由一位姓乔的连长带领一百多人住进了下寺。乔连长一到莫高窟就来拜访父亲，并说奉团长命令，将派一班人来保护老夫子，又说要是老夫子谢绝，他向团长就交不了差。这样上寺又住进一个班的军队。从此以后，夹团长常到莫高窟来看望父亲。在他和父亲的交谈中，看来他对绘画方面似乎也懂得一些。因此父亲和他还谈得来，慢慢也就熟悉了。
转瞬间秋去冬来，城里的刘鼎臣先生正忙于给我们准备冬季取暖的事。有一天刘鼎臣的亲戚张某来告诉父亲说，刘鼎臣的家昨晚被从兰州来的两个军官（一名上尉，一名中尉）带着便衣抄了。把刘的家翻个遍，最后拿出一小包大烟，说是在刘鼎臣房里柜子底下搜查出来的，然后说刘犯了贩卖大烟罪，当即被戴上手铐送到县法庭关押起来。张某又说刘鼎臣从来连香烟也不抽，明明是他们搜查时偷偷放在柜底的，然后再拿出来问罪。父亲听后，考虑此事来头不小，里面肯定有文章，便写信请夹团长和陈县长先了解一下情况，再商议如何搭救刘鼎臣。夹、陈了解后，来莫高窟告诉父亲说，那两个军官都是军统特工人员。经过几番周折，后来其中一个姓胡的（上尉）对陈县长说，你不是和张大千先生有交往吗，只要你能代我向他求几幅画，我们也算没有白跑一趟了。至于释放刘鼎臣，既然陈县长和张先生是朋友，不看僧面看佛面，我只好从命啰。
姓胡的“戏”演得不错，等父亲把画给他后，刘鼎臣先生果然被释放出来。父亲为此事被这个人敲诈了七八张画才算了结。
刘鼎臣释放回家后，气得害了一场病。父亲听说，带着比德六哥和我骑马去探望。刘鼎臣一见父亲，首先表示感激。他说：“要不是老夫子出面，陈县长从中周旋，我恐怕被押送到兰州了。不说别的，给我定个贩卖大烟的罪，我不死也落个家破人亡，这一辈子也就完了。”刘鼎臣接着说，他做买卖，一向安分守己，从来不做犯法的事，说着说着竟流下了眼泪。父亲听了表示同情，但又半开玩笑地说：“你做买卖发了点财，但你不要忘记了你是一个老百姓，所以才会有人来‘关照’你啊！这也不足为奇，俗话说，破财消灾嘛！”
冬季即将来临，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敦煌不产煤炭，当地取暖多用木柴。刘鼎臣先生病愈后，为父亲一行雇了骆驼队，请民工到200里以外的沙漠中去寻找、挖掘原始枯木作为我们取暖之用，往返一次至少要七八天时间。记得当时大约有二十几峰骆驼，不停地驮运木柴，整整一个冬天。
石窟里面，虽说是冬暖夏凉，但因绝大多数石窟没有窟门，十冬腊月里，冷风长驱直入，冻得人难以招架。特别是一些较小的石窟，甬道很短，石窟距洞外很近，最冷的时候，往往滴水成冰，临摹壁画十分艰难。由于临摹一幅壁画，要在一堵墙壁的某一位置，连续工作时间较长，尽管身穿老羊皮大衣，仍然冻手冻脚，把颜色着在画布上，不一会儿就冻住了。加之一手拿画笔，一手端颜色碗，有时候还要爬梯子、上架板，极不方便，临摹效率很低。然而父亲对临摹壁画工作有个比较切实可行的安排，即决定把工作转向室内进行，先临摹一部分单幅小型的壁画。他让我们把在夏秋两季用玻璃纸在壁画上描下来的画稿，附在事先绷在木架上的画布背面，迎着亮光勾在画布上，然后按画稿上标明的颜色，普遍着一两层色。这样，大家便可分头在住房里面上稿勾线和着色了。
有一天，下了一场鹅毛大雪，父亲和大家都到外面欣赏雪景。当时在我们住的上寺后面河滩的对岸，发现有不少藏族牧民，男女老少总有20多人，周围是一群群牦牛（也有少许羊只）。他们正在对岸“安营扎寨”——搭帐篷。父亲见了特别感兴趣，便过去和他们攀谈，才知道这批牧民是流动放牧来到这里的。父亲见他们正在忙碌，不便打扰，约定下午再去看他们。
父亲为了和这批牧民交朋友，同时也很想画一些反映藏族兄弟生活方面的作品，下午带了白糖、砖茶去帐篷专门拜访他们。记得共有三四顶帐篷，每顶帐篷的门口，都用铁链拴着一两条黑色大藏狗。这些狗和内地的普通狗不一样，见了生人不是汪汪地叫个不停，而是等你靠近主人的帐篷时，才猛地向你扑来，要不是主人出来紧紧把狗拉住，你就休想靠近帐篷，更不要说进到帐篷里面了。父亲对这种狗非常喜爱。他说，这种狗体壮、凶猛、好看，可以入画。当地人把这种狗叫“笨狗”，其实一点也不笨，相反，对待主人，比起洋狗来，要忠诚得多。父亲在谈话中流露出以后打算带一两条藏狗回四川去。
这批藏族兄弟和我们在青海塔尔寺相识的一样，都非常好客。他们见父亲去了，个个笑脸相迎，让进帐篷后，席地坐在羊毛毡上，随即倒上奶茶，拿出酥油和炒面要给我们搅拌糌粑吃。他们大都能讲汉语，开始误以为我们是来找他们交换什么东西的。父亲对他们来了个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四川来的“画匠”，到千佛洞来画佛爷的。在相互交谈中，了解到他们缺少燃料，后来父亲便让人专门送去几大捆木柴。就在这短短的两三天里，父亲和他们熟悉了，在和他们说笑和挤奶、散步的时候，父亲速写了一本反映他们生活、服饰的画稿。后来作品中的《训犬图》、《藏族姐妹》等，都是采用的这些原稿。
由于人多，工作安排得比较有顺序，室内作画进展很快，到第二年春天，我们清理完成的半成品画达到100多幅。但是父亲并不因取得这些收获而稍有松懈。他说，这部分画毕竟不是成品，还有大量工作要在石窟里面去做。又说，我们这次来敦煌临摹壁画，具备了三个有利的条件：一是人多，力量集中；二是有青海请来的藏族画师协助工作；三是得到西北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敦煌各界朋友的关照。我们算是一个民间小团体，自费来到这里工作，仔细想一想，真不容易啊！因此，不能错过机会，一定要利用这有利的条件和时间，多画，画好。否则就辜负了帮助我们的朋友。
我们几个人和藏族画师昂吉等，分成三四个小组，集中力量，突击把一个冬天在室内所画的中、小幅壁画的半成品，又带到石窟里面去一幅一幅地照着壁画原作核对，补着颜色，从此我们的工作又转向石窟现场。我们着完颜色后，人物的面部、手、脚以及服饰等所有的线条，全部由父亲来勾勒。因此，父亲出入石窟频繁，非常辛苦。
父亲作画，除画人物的五官时，精力集中，屏息不语外，一般情况下，总是喜欢和周围的人（主要是当地派来帮助搬梯子、抬桌凳的人）“摆龙门阵”，天南海北无所不讲。父亲有时候还把留声机（手摇唱机）带到石窟，等到去石窟外休息的时候，边晒太阳，边听唱片。他考虑到派来的士兵大多是天水、秦安一带的人，特意给他们放几张陕西易俗社秦腔著名演员王天民、李正敏唱的《蝴蝶杯》、《柜中缘》等让大家高兴高兴，轻松一下。当县城里的朋友来看他时，也是在石窟里面边看他临摹壁画，边“摆龙门阵”，直到“下班”吃饭才带着客人回到住处。在这一段时间里，沉静了一个冬天的石窟，又变得“热闹”起来。
时间在这古老的石窟群中，一天天地消逝，不知不觉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父亲带领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冬天在室内所画的100多幅临摹壁画中的大部分。这样我们在莫高窟前后共临摹了大小近300幅壁画。这时已经是1943年的4月中旬了。父亲本来还想临摹一些壁画，由于所准备的颜料、布匹、画绢等作画用品已经剩下不多，加之还计划去榆林窟临摹一部分壁画，尤其是那几位在青海聘请的藏族画师时间也快到了（父亲曾向马步芳表示至多不超过一年半的时间），鉴于以上原因，只得停止莫高窟壁画的临摹，进入了紧张的结尾工作，并为去榆林窟做准备。
父亲从十几岁开始就四处奔波，对于出门整理行装，特别是携带书画，颇有些经验。临摹的将近300幅壁画（最大幅的达几十平方米），全部是在丝绢和布匹上面画的，所着的颜色，多是石青、石绿、朱砂等矿质颜料。如何运输包装，使其不受损坏，大家都为此犯愁。父亲却早已想出了很好的包装办法。他把临摹的壁画的长度和宽度，大致分几个不同尺寸的规格，订做了几十个长木箱，还有几十根碗口粗的长木杆当作卷画的轴，然后把炕上铺的羊毛毡全部铺在上寺大院地上，按尺寸先大后小一幅一幅地卷。为了防止画面的颜色磨损，每卷一幅画都要衬一层白纸。尽管每个木箱只装一卷画（每卷四五幅或十余幅），有的木箱重量竟达100多市斤。虽然我们人手众多，由于卷画是个细致活，忙了几天才卷好装箱。由刘鼎臣先生派大胶轮车拉运到他家保存，待榆林窟工作结束后，再用汽车运到兰州。
父亲1941年初夏到莫高窟，截至1943年5月离开这里，前后两年时间。通过对石窟的实地考察和壁画的临摹，的确开了眼界，扩大了视野，使父亲对绘画艺术的探索，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即将离去而又不愿离去这个地方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往日的欢颜笑语听不到了。他要在临行的前夕，抓紧时间对这里的石窟再逐个看上一遍。他说：莫高窟不仅是绘画艺术的博物馆，也是雕塑艺术的博物馆。石窟里的壁画，大多反映佛教方面的内容，还有一些是反映各个朝代历史的，这对考古和历史研究都很有价值。不管从哪方面说，需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而我们这次来，仅仅是在壁画临摹方面作了一点点工作啊！
父亲带着我们在石窟看壁画时，每当他看到唐代洞窟里面所画的维摩诘像和帝王以及菩萨、飞天等人物时，总是给我们指点并称赞不绝。他说：“这些壁画的作者，都没有留下姓名，也无从考证，想来不是什么名家，用现在的话说，叫作‘画匠’。而这些无名‘画匠’的作品，按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比和他们同时代的大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画得逊色。”父亲说，名画家，当然画得好，画得不好就不会出名了，但也未必每一张画都画得十全十美。相反，不是名家也能画出很好的画来，古时候有，现在也有。父亲指着墙面上的壁画说：“这些来自民间的画师，他们仅仅是凭着佛经里面所讲的某一个故事，就在石窟的墙壁上创作如此巨大、复杂而又生动的画面。作者如果不懂佛学和历史，没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绘画技巧，怎么能够创作出如此壮观的画面来呢？”父亲指着壁画接地面的部分说：“画面紧接地上，有的地方离地面仅仅一尺多，作者必须长时间地侧卧或匍匐在地才能完成。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父亲接着说，“作者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是他们所留下的艺术，将永远被我们后人所承认，他们才是真正了不起的画师啊！”父亲认为，敦煌石窟艺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佛教的盛衰是分不开的。他说，敦煌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是通往西域的重镇，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佛教也得到发展，因而这里的石窟艺术也随之而繁荣起来。可是到了五代、宋朝以后，这里佛教受当时政治、经济的影响渐渐衰退，所以不像魏、唐时候那样盛行了。
尽管父亲和我们即将离开莫高窟，但仍从容不迫地仔细观察，不时地给我们讲某一幅壁画的特点和画法，同时，又掏出本子随时补写记录。他说，现在尽可能记详细一点，不仔细核对清楚，以后事隔多年遇到疑问，就很难弄清楚，那将是永远的遗憾。
1943年5月初的一天，刘鼎臣先生通知父亲，去安西榆林窟的一切都已安排就绪，让父亲决定出发日期。为此，父亲让我和比德六哥带着纸墨笔砚随他一同骑马去县城，向敦煌各界朋友辞行告别。为了对朋友给予的支持、关照表示感谢，父亲打算在刘鼎臣先生家住两三天，特意给大家作画留念。我们一到刘先生家，吃饭的请帖便不断送来。父亲为了不扫主人们的兴，一一答应下来，但他提出要求说，为了不耽误作画时间，就把饭开在刘先生家里，大家一起吃几天“大锅饭”，岂不是更加热闹。主人们当然同意，只是给刘鼎臣先生增加不少麻烦。尽管如此，父亲边画边“摆龙门阵”，每天都要画到深夜，大家还要吃一顿夜餐才散去。刘鼎臣先生高兴地说：“我家里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
父亲在县城作了大约四五十幅画留给朋友后，我们又回到莫高窟，准备向榆林窟出发。这时城里的朋友们不断送来罐头、白糖、茶叶以及糕点和大饼，让我们在路上食用。一两天后，刘鼎臣带了两名向导和三四十峰骆驼队来到莫高窟。向导说，从莫高窟去万佛峡（榆林窟），三天半就到了。父亲听了后，决定次日早饭后出发。
翌晨起床，大家把所带的行李、炊具等物整理好后，即由向导和驼把式（拉骆驼者）捆扎在驼背上，吃过早饭开始出发。大家步行经过了莫高窟的下寺，走过了干涸的河滩，这时驼把式才把长长的一串骆驼一一拉跪在地，让我们骑上。由于我们都是初次骑骆驼，尽管驼把式要我们小心注意，有的人还是在骆驼起立的瞬间，差点掉了下来，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们的骆驼队朝着三危山主峰方向走去。随着骆驼稳健而缓慢的脚步，在我们耳边响起了一连串长久不息的、有节奏的驼铃声。这铃声打破了漠漠荒沙旷野的沉寂，这铃声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艺术幻境。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仿佛觉得我们是一支古代的探险队，正在向另一座遥远的艺术宝窟勇敢而坚强地进发。当最前面的骆驼正要进入一道山沟时，忽然听到父亲的声音，要驼队稍停。只见他回过头久久凝望着远处的莫高窟出神，仿佛依依惜别，不忍离去。我们也一个个回首遥望，只见莫高窟的层层石洞，像无数双黝黑的眼睛在恋恋不舍地凝望着我们。莫高窟山下的一片白杨树林在慢慢摇摆，好似在向我们招手，再见。我刚要向父亲说什么，却见父亲满怀深情地向远处挥了挥手，轻轻地说了一声：“别了，莫高窟！”
我们的骆驼队沿着狭窄而弯曲的山沟，在铺满了乱石的“路”上，忽高忽低地摇晃着行进。出了山沟，又踏上几十里不见人烟的戈壁滩，直到黄昏才到了一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村庄。这是我们离开莫高窟后的第一站，骆驼队在一个空场地停下，准备在这里休息过夜。全村男女老幼都跑来围观看热闹。
父亲和谢稚柳叔叔等人，被向导带到一户人家的上房休息，屋里的土炕上铺有羊毛毡，还有炕桌、炕柜之类的家具。据向导说，这是一户绅士家。我们一行人都被安排住宿在这个小院里。
父亲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叫比德六哥和我跟随他各处走走看看。这个村子居民住房比较集中，有的人家小院里面还有几棵果树。有的居民端碗黄米饭蹲在门口吃着，看到我们还客气地让进屋里去坐坐，看来他们的生活似乎要比甜水井、疙瘩井好一些。
因为在途中我们没有吃中午饭，晚饭比较丰盛，有羊肉末面、大饼，还有炒鸡蛋。饭后闲谈中，听说这一带狼很多，夜晚常常进村到羊圈叼羊，有时甚至翻墙进入居民院子，我们都有些提心吊胆。晚上除母亲、宛君姨带着小弟弟心澄住在居民家里外，父亲和谢稚柳叔叔同大家一起露宿在外面空场上。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一行20多人把行李铺在场地中间，30多峰骆驼跪卧在我们的四周，形成了自然的屏障。我和比德六哥一睡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已是旭日东升。听父亲和大家说，昨晚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真的有狼在嗥叫。
离开村子，我们的骆驼队在戈壁滩上朝东继续前进。骑骆驼和骑马不一样，必须一字拉开，顺序前进。所以我们骑在驼背上，既不能并排说话，更不能单独快跑。在这干巴巴的大戈壁滩上，走了近一天的时间，都没有遇到一个行人。要不是护送我们的士兵一路哼着秦腔，可把人闷死了。为了赶路，中途不休息，好不容易熬到第二站塔实堡。
塔实堡位于安西县城东南大约100华里处，距榆林窟还有一站路，是一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大村庄。我们到这里后，听说安西的驻军派了一排人已经去榆林窟了。
我们次日一早动身，向西南行进，天黑进入榆林窟的山口，安西派来的人已来迎接。我们一行下了骆驼，有的打着手电筒，有的提着煤油马灯，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走着。不知道走了多少时间，终于到了目的地。这是一个大石窟，外面有几间空房，我们卸下行李，安排住处，大约夜里十一二点钟以后才吃晚饭。敦煌驻军派的十多名护送人员，第二天就要动身返回敦煌。父亲为了有所表示，以补贴途中食宿为名，送给每人相当于20块银元的法币，还给带队的排长送了一张画以作纪念，直到深夜一两点钟，我们才休息。
榆林窟在安西县城南约200华里处，当地人又叫“万佛峡”。记得当时进入峡口后（按河流自下而上），只见两边是二三十米高的山崖，石窟就开凿在崖壁上。据有关资料介绍，石窟开凿时间和莫高窟大致相同，亦曾受到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的盗窃和破坏。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大约有五六十个洞窟，且多集中在入口左面的崖壁上。在紧靠左边崖壁的下面修建有寺庙，但大都被破坏。我们来时不见和尚和道士。右边山崖下，已无寺庙遗迹。这里存有壁画、塑像的洞窟，仅有二三十个。石窟排列不如莫高窟整齐，有的互相连通，有的则要单独进出，有的距离较远，上下进出颇不方便。在两旁山崖中间，有一条约五至十米宽窄不等的急流。急流两边是乱石河滩，河滩上长满红柳和酸枣。在靠近石窟的山崖下，还有一些榆树。这里自然景色宜人，不愧为当年风景胜地。
我们到达这里后，父亲把画室设在大佛洞窟前面左右两侧的大空房里。房内有两个土炕，为了不受风沙袭击，父亲用木条、芦席钉了门窗，糊了麻纸。这样父亲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作画、睡觉。
安排就绪后，父亲就和谢稚柳叔叔带领我们到石窟去观察，确定了需要临摹的壁画，临摹工作很快就开始了。与此同时，父亲还带了我和比德六哥、李复等人，对石窟进行了记录和编号。由于大部分石窟都遭受严重破坏，记得当时我们只编了二十来个石窟。通过记录和仔细观察，父亲认为这里的壁画的确可与敦煌壁画媲美。父亲对我们说，有的人不了解中国画，批评中国画没有透视，其实中国画怎么没有透视呢？他认为中国画的透视，是画家按其需要，以画面景物的远近距离来表达的。他指着壁画“经变”中的建筑物说，这不就是透视吗？楼台殿阁，大多是近景，所以都画得非常清楚、细致、完美，一看犹如到了跟前。它的透视就要从上下左右各个方面去着取。画家为了使自己作品中的殿宇能够给人以完美的感觉，常常去俯瞰建筑物的屋脊，同时又以飞动的角度仰看建筑物的屋檐和斗拱，就在这俯仰之间迅速将留在脑子里的屋脊、屋檐和斗拱的印象画了出来，这样就能反映出国画中的建筑物之美。当然，这里面还有个表现手法和技巧的问题，但这也不是死板不变的。父亲又说：古人讲“远山无皴”，远山为什么无皴呢？就因为人的视力和照相一样，太远了自然就看不见或看不清山上的脉络，也就用不着皴笔了。“远水无波”，江河远远望去，哪里还看得见波纹呢？“远人无目”，人远了五官看不清楚，当然也就用不着画了。总之，一幅成功的画，要给人以自然美的感觉。
父亲对这里的西夏“水月观音像”赞叹不已，但遗憾的是在榆林窟不能久待。他说，这里不比敦煌，我们二十来人（不包括安西派来的护卫人员），在这里吃用的柴米油盐，都是从敦煌带来的，只能维持一个来月，用完了到安西城里去办一次，往返最快也要五六天。安西是个穷困地方，托朋友办这些（指柴米油盐），就是让人家为难。所以，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加之，父亲在敦煌已应高一涵、鲁大昌（当时任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两先生的邀请，同意返兰州时在他们家住宿，并告诉了抵兰的大致时间。因此，父亲为了赶时间，白天在石窟临摹壁画，晚上带领我和孙好恭等人提着煤油马灯、抬着小木梯进入石窟详细作记录，每天在石窟里面工作达十几个小时。这段时间，父亲比在莫高窟还要辛苦。
经过一个来月的努力，终于按计划完成了这里壁画的临摹。西夏水月观音、唐代的吉祥天女、大势至菩萨以及供养人像等大大小小约60余幅。父亲敦煌之行的临摹壁画工作到此整个结束，莫高窟、榆林窟两地共临摹壁画（包括半成品）300余幅。这时已经是1943年6月中旬了。
由于包装等用品在敦煌早已准备好，所以工作结束后，仅一两天时间就全部收拾完毕。父亲喜欢骑马，动身这天，他和来接我们的一位朋友骑马先到塔实堡。我们都随行李乘坐胶轮大车，天黑才到塔实堡。我们会合后又急忙转乘“羊毛卡车”去安西。在汽车上，父亲对大家说，今天险些回不来了。上午由于那位朋友对这一带不太熟悉，走错了路，在途中过了一条浅水小河，殊不知上岸走了不远，猛然发现前面路上有两只大狼，凶狠狠地盯着我们，挡着去路。幸亏我们急中生智，举起手头的马棒比画了几下，才把狼吓走，要是一个人那就麻烦了。
卡车在简易公路上颠簸摇晃着行驶，因为路基不好，有时候还要下来推车，深夜11点多钟才到安西县城，我们仍被安排在县税务局住宿。这时，敦煌的刘鼎臣先生已经把寄存在他家装有临摹壁画的木箱，全部送到了安西。
我们去兰州包的卡车，是从酒泉专程开来的，所以必须在安西等待两三天。父亲在安西认识的朋友不多，只用了一天时间作画赠送朋友、熟人。
两三天很快过去，父亲托熟人安排谢稚柳叔叔和母亲、宛君姨乘坐从新疆开往兰州经过安西的轿车先走一天。次日天气晴朗，父亲带领我们其余的十几人乘坐租用的卡车去兰州。父亲坐在驾驶室里。汽车一出安西县城即奔驰在戈壁滩上。由于人多，大家在车上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这时大家突然发现，在公路的南侧远处，有一片漫无边际的汪洋大海，海面的地平线和蓝色天空紧紧相连。在我们聚精会神地看这景色的一瞬间，忽然海水慢慢起浮，上下摇动，但不一会又平静下来。这时只见一排排大树渐渐从水面升起，大树的倒影随之清晰地显示在水面上。开始，我们以为是湖泊和森林，都说汽车要能开过去看一看，休息一下就好了。话还没有说完，“湖泊”、“森林”犹如电影变换镜头一样地消逝了。继之出现的是亭台楼阁和假山等，俨然是一幅古代园林画图，它的倒影又映在“湖”面上。这时，我们的汽车也停下了。父亲从驾驶室下来，还以为我们没有看见这一奇景，他指着那远处的“湖泊”水面上的“亭台楼阁”和“假山”对我们说，这就是书上所说的“海市蜃楼”。他说，有些人对这种奇特现象迷惑不解，实际上是由于不同密度的大气层，对于光线的折射作用所形成的一种幻景。我当时年幼，听了似懂非懂，总觉得很神秘。就在父亲讲话的一瞬间，刚才所见到的一切又渐渐地消逝了。这一奇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司机说，戈壁滩上经常能看见这种幻景，有时出现高山、城市，且都有倒影，只是时间很短，时而出现，时而消逝。
我们的汽车在玉门县稍停，午饭后继续朝酒泉方向疾驰。为了争取早日到达兰州，父亲考虑不便打搅沿途朋友，耽误时间，故当晚在酒泉汽车站附近住宿。第二天住张掖，第三天到达武威。在武威，父亲带着我们一行专程拜访了范振绪老先生。次日（安西出发后的第四天），原计划当天可到兰州，不料汽车上乌鞘岭时“抛锚”了。虽然正是六月天，这里却冷如严冬，人都冻得直打哆嗦。经过司机和助手的努力，修了好几个小时，才勉强开到永登县。
第二天，一路顺利，不到中午就到达距兰州三四十公里的河口。这里是三岔路口，沿黄河东去兰州，西去青海。当我们的汽车向东拐弯时，只见一个军人站在路口，摇晃着红旗，示意停车。车停后，这个军人对司机说，他和另一个军人有急事去兰州，要求搭车。司机看了看父亲，父亲表示同意。两个军人没吭一声，却一边一个站在驾驶室外面的踏板上。车到兰州后，因为我们是包的专车，本来可以直接开到高一涵先生或鲁大昌先生家，不料汽车刚过兰州黄河铁桥，这两个搭“便车”的军人便一面出示证件，一面对父亲说奉命要检查。并命令司机把车开到畅家巷汽车站。车到站后，又来了四五个军人。父亲想，既然他们是奉命来的，也不便再说什么。但是这二三十只大木箱里面装的全是临摹壁画，怎能经受毫无准备的翻腾，于是，父亲趁卸行李的时间，让比德六哥和我到车站给高一涵、鲁大昌两先生打电话，告诉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当那几个军人查完行李，正准备开木箱检查壁画时，高一涵、鲁大昌和张高参（第八战区的中将高级参议）先后来到汽车站。少时，甘肃省政府的秘书长王漱芳先生也来了。只见王先生指着木箱，给一个中校军衔的人客气地说：“张大千先生是画家，这些都是他在敦煌临摹的壁画，战区和省政府都可以证明。”意思是就不必检查了。但这个人却冷冰冰地回答说：我们就是要检查壁画，要免于检查找组长去吧，他到重庆去了。接着又补一句，“就是谷主席（指当时的甘肃省主席谷正伦）来，我们也要检查！”这句话，使得前来接父亲的朋友个个下不了台。父亲见此情景，不便再说什么，更不能给朋友为难，便安排我们卸车开箱，气得他和朋友们离开车站先走了。
这些人检查得非常仔细，每只木箱，每一卷临摹的壁画都被打开铺在地上一张一张地看。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打开画箱，把卷好的画在地下拉来拉去，使临摹的壁画难免遭磨损。幸好父亲没有在场，假如他亲眼看见如此折腾、糟蹋他两年来辛勤劳动的成果，不知会气成什么样子。
检查一直搞到天黑才结束。待我们把画一张张卷起装箱，再运到兰州西郊七里河鲁大昌先生家时，已是深更半夜了。
后来听父亲说，有朋友告诉他，这次在兰州受到军统检查站的严格检查，起因是酒泉那位没给他送画的专员向甘肃省有关部门反映说张大千在敦煌破坏、盗窃了壁画而引起的。父亲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又说，一句恶语不仅能败坏一个人的名誉，甚至能把一个人置于死地啊！
在兰州期间，我们分别住宿在高一涵和鲁大昌两位先生家里。父亲随即让我和刘力上师兄送昂吉等几位藏族画师回青海塔尔寺。当我们由青海返兰州后，听父亲说，朋友们都希望他在兰州举办一次个人近作画展。同时父亲又考虑到，敦煌石窟艺术在甘肃省境内，但远距兰州两千里外，交通不便，专程去那里看壁画的，能有几人，何不将这次临摹的壁画和个人近作在兰州同时展出，以扩大对敦煌石窟艺术的宣传，从而取得社会上的关注，便决定在兰州再待一段时间。于是，父亲带领我们开始了展览的准备工作。他白天抓紧时间和大家整理临摹的壁画，晚上忙个人的近作，有时到深夜两三点钟还在挥毫作画。
整整忙了一个多月，于1943年8月中旬，“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和“张大千画展”在兰州三青团礼堂开幕。国民党军政要员朱绍良、谷正伦、高一涵、鲁大昌和张维（甘肃省参议会议长）主持了开幕仪式。
这次展出的临摹壁画有敦煌莫高窟的《维摩变》、《舍身饲虎》、《观音大士》以及《供养人》10余幅，安西榆林窟的《水月观音》、《大势至菩萨》等近10幅。还有父亲近作山水、人物、花鸟等30余幅。
展出当天，参观者达一万人次。父亲近作30余幅被订售一空。这次展出博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许，甘肃报纸陆续报道并介绍了敦煌石窟艺术，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父亲对此深受感动。他感慨地说：这仅仅是开始，敦煌艺术不仅是中国艺术之宝，也是世界艺术之宝，我们光宣传还不够，更应该保护它，研究它。他说：“这次展出，有的朋友说，我这次去敦煌后，起到如何如何的作用。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毕竟力量和能力都很有限，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要说起作用，那也是微不足道的。”他又说：“敦煌石窟要管理，要保护，要研究，必须依靠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建立专门的管理研究机构，否则还是很难办的。”
临摹敦煌壁画展出以来，父亲每天都忙于应酬，为众多的朋友作画留念。同年10月初我们才离开兰州，踏上了蜀道归途。临行前，青海的朋友赠送父亲两条藏犬，一名“黑虎”，一名“丹格儿”，个子高大，全身墨黑，胖乎乎的，十分可爱，一路上给我们增添了不少乐趣。父亲以后曾数次把它们写生入画。
我们一行十几人，从兰州出发经天水、汉中、广元等地南下，沿途游览参观了天水麦积山、广元千佛崖等名胜古迹。抵达成都时，已是金秋季节的10月下旬了。父亲前后两年零七个月的敦煌之行就此结束。
父亲为了探索石窟艺术，作为一个民间艺人和普通画家，自筹川资，远走敦煌，在那里临摹壁画，长达两年多时间。白天在石窟中苦苦面壁，夜晚住宿在破庙里，有时候还得风餐露宿，劳累相逼，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我想，如果父亲没有对艺术事业的远大抱负和追求，如果没有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决心和毅力，是难以善始善终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记得当时我们人员众多，开支庞大，父亲作画到深夜，仍入不敷出，负债累累。最后，父亲不得不忍痛割爱，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古画卖掉，来维持成都和敦煌的一切费用。有些不了解情况的朋友关心地批评他说：哪里不能追求艺术，却偏要跑到西北大沙漠去，真是自讨苦吃。对这些善意的批评，父亲往往是一笑了之，从不介意。
1944年1月和5月“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又先后在成都和重庆展出。记得著名书法家沈尹默老伯观看后，曾题诗一首赠父亲：
三年面壁信堂堂，
万里归来须带霜。
薏苡明珠谁管得，
且安笔砚写敦煌。
是啊，父亲去敦煌那年43岁，正是精力旺盛之年，但经过近三年的风霜艺事之苦，回来时，确实苍老了许多，长长的胡须真的已经花白了。
1986年于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