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话敦煌

江兆申

大千先生于本年（1983年）4月2日病故于荣民总医院。他捐赠“故宫”的敦煌壁画摹本61件，秦心波先生原意在大千先生85岁生日，也就是农历四月初一以前出版，为先生祝寿。目前祝寿的本意改成遗作整理，与敦煌画特展同时提前到4月16日先生灵蜕安厝之日举行。为这一代杰出的学人，笑容满颊慈祥而豪迈的长髯老者寄其哀悼。

由于大千先生知道我没有去过敦煌，同时对于卷轴画尤其是山水感兴趣，所以平时话题很少谈到敦煌。然而也并不是绝对没有谈过。

他说：“人物画到了盛唐，可以说已达到了至精至美的完美境界。”为了形容壁画之美，他风趣地说：“有不少女体菩萨，虽然明知是壁画，但仍然可以使你怦然心动。”

他说：“壁画到了最下端，已经靠近地面，但人马车骑，一笔不苟，还是那么完整而有力，可见画家是匍匐在地上画的。”

他说：“传世的夏圭山水，我认为可靠的很少，因为画得并不够好。我送给‘故宫’的安西榆林窟西夏普贤菩萨赴法会一铺，原画上半幅的远景山水，是夏圭一派画风，画得都极好。当然，夏圭不会亲自去画，要去的都是他的徒子徒孙，但事实上比传世的夏圭画都要好。你想，祖师爷怎会画不过徒子徒孙们，那不全证明是假的吗！”接着又客气地说：“兆申兄，你是知道我不会画夏圭那一路画的，但对本勾摹，得其大略，以外行人做内行事，居然有此规模，由此便可想见原作人之高妙了。”

他说：“中土和尚，结庵坐禅，叫做‘坐庵’。敦煌一带缺水，游方和尚遇到有泉水的地方才结庵，所以不叫‘坐庵’而叫‘坐泉’。”谈到敦煌缺水的问题，他便补充着说：“有一次在回程中，带着家人、弟子、人从，在沙漠里走得累了，便随地坐下休息。顺手一摸，发现沙里有东西触手，叫人把沙扒开来看，原来是一具僵尸，也就是所谓木乃伊。盔甲俱全，从装束看来还是一位小将领。面部皮肉完好，却深深地被砍了一刀，也许就是这一刀致死。头下枕着一张像账单似的东西，记着他历次的战功，最后记写着在此一战役奋勇阵亡的经过。根据所记日期，原来还是唐高祖（618—626年）的事，已经1000多年了。假如不是气候干燥，在浮沙之中，绝对不可能把一具尸体保持得如此完好。我看完这件文书，仍要弟子们照原样用浮沙盖了起来，了此一桩功德。”接着他感喟地说，“有人说我敦煌盗宝，其实连这种手头的东西我都没有要，而悠悠之口，却是不肯轻易恕人！”

以上这几节，都是在摩耶精舍闲谈所得的片段。至于大千先生在敦煌从事洞窟编号和临摹壁画的艰难经过，要看谢家孝先生的记录：

敦煌的千佛洞，在张大千去前，也有过编号，那是法国人伯希和做的，编得凌乱而无序。因为伯希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摄影。他认为没有摄影价值的就不编。1、2、3、4洞，伯希和都没有编号，而编得的第1号却自第5洞开始，当中又跳了好多洞不编。可是如果他回头又发现第2洞还有摄影价值，也要摄影，他又会顺他自己的顺序给个45的编号。诸如此类，毫无系统。

张大千先生重新编号，是根据祁连山下来水渠的方向，由上而下，由南至北的顺序，再由北向南，如是者四层，很有规则地编了309个洞。如果只是去游览的，顺着大千先生编的号，不会走冤枉路，一天可以浏览完毕309个洞。但这项工作，大千先生率领着门人子弟却辛辛苦苦地整整做了5个月。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进入敦煌的全部工作。

第二次进入敦煌便开始正式临画了。所谓临画，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种种困难，都等待着一桩桩地解决。而临摹时之辛苦与精确的程度，更是局外人所难了解。

大千先生第二次再入敦煌，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除5名喇嘛而外，率子心智，侄心德，门生刘力上、肖建初、孙宗慰，外加一厨二差。准备的食物、画具，装载骡车七八辆。

关于临摹敦煌壁画的困难，先以工具来说，纸绢没有这么大的。要喇嘛们去，主要任务在准备画布。最大幅的壁画，就有12.6丈。制作画布，除了并缝之外，要钉在木框上，涂刷胶粉三次，使其匀净。再用大石磨七次，画布才光滑能下笔。

至于颜料，早期都是自矿物中提取。所谓石青、朱砂、石绿等，因是矿石，可以历久不褪。提炼的主要功夫是研磨，必须磨得很细很细才能用。这部分工作是雇用儿童做的，但必须由大千先生亲自验定方能使用。在敦煌所用的颜料，每种都以数十斤计。一般买颜料，都是以钱为单位，因为这类颜料，实在太贵了。临摹的原则，是完全要一丝不苟地描，绝对不能参加己意，这是大千先生一再告诉门生子侄们的工作信条。若稍有误，就得要大千先生重描，由此令他们叫苦不已。每幅壁画都要记下色彩尺寸，全部求真。问题是千佛洞内，每窟除佛龛佛台之外，空隙的地方太小，不能平置画案，所以只有雇木工造架立起临摹。

多数洞窟光线都不够，苦的是还要一手持蜡烛，一手拿画笔，因地制宜。有时站在梯上，有时蹲着，还有要躺卧在地上描的。虽然是冬天，勾画不久，都要出汗喘气，头晕目眩。门生们虽有力不从心，也不好意思告退，因为大千先生总是领头在做。每个人都蓬头垢面，多数日子是清晨入洞，薄暮出来，有时候还得开夜工。

壁画颜色多已斑斓，还要手执蜡烛静观很久，才能依稀看出线条。大千先生主要的工作在观摩揣想上面下功夫，往往要经过数十次观研之后才能下笔。为了不愿意浪费材料，临摹时先以玻璃纸依原作勾出初稿，然后粘此初稿在画布背面，在极强的阳光照射下，先以木炭勾出影子，再用墨勾。稿定之后再敷色。

凡佛像，人物主要部分都由大千先生亲画，其余楼台亭阁不很重要的部分，则由门人、子弟、喇嘛分绘。每幅都注明谁画哪一部分等合作者姓名。因此，每幅画均手续繁复、极力求真。大幅要两个月才能完成，小幅也要十几天。

大千先生曾告诉我说：“你暂时是没有机会去敦煌的。不过新德里、伦敦，都有不少敦煌卷轴画，值得去研究一番。一般人研究敦煌画，着眼点都集中在佛像上，其实供养人像却非常重要。因为男供养人都是对人写像，女太太们虽然不便面对画家，但当时的衣饰总是不会错的。而时代鳞比，次序井然。要了解人物画的断代问题，这是唯一可靠的资料。”似乎大千先生对我这块朽木还寄予很多期望。但是“自知之谓明，反听之谓聪”，我自度并无此能力。所以转告同道：大千先生这几句简单而明畅的话，对一个有智慧、有毅力的艺术从事者来说，无疑是一盏导海的明灯！

1983年4月6日
（摘录自香港《大成》杂志第114期） 7I7Dzn2Ay7TekZFZY+k6qHSs9u8FEebf7+Oc0axU5QD1WRns3jR5E5reO1r4ld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