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张心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我家住在北平颐和园听鹂馆旁边西一所。父亲张大千正在上海，他为了接姨母和我们兄弟三人回四川，并准备将家中收藏的一批珍贵古字画运走，便专程从上海赶回北平。这时候，北平局势极为紧张。父亲回家后不几天，北平沦陷。日本侵略军到处烧杀抢劫。当时颐和园很不安全，父亲便携带全家搬回城里的住处——府右街罗贤胡同16号。从此父亲闭门不出，终日考虑如何离开北平，也不再卖画，更不举办画展了。开始，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一点小小的积蓄来维持，没过几个月生活就难以维持了。于是姨母便经常翻箱倒柜拿几件绸缎、毛料衣服或皮袄，让管家李某送到当铺去抵押一点钱。记得这段时间生活十分困难，但父亲并不因吃了上顿没下顿而发愁，使他伤脑筋的，仍然是如何想办法离开北平，返回四川。
父亲性情直爽，且又健谈。有一次在吃饭时，对在座的客人说：“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土，还口口声声说他们对中国如何如何友好。日本侵略军占了北平，到处烧杀，无恶不作，比‘棒老二’（四川人称土匪为‘棒老二’）还要坏。”他还列举了在颐和园附近乡镇上的一家肉菜铺被日本侵略军抢劫一空，老板娘被日军强奸后，上吊而死一件事。殊不知这些话被传到日本人那里。有一天突然开来了两辆小轿车，从车上跳下来五六个穿西服的日本人，声称：“久慕张先生大名，特来拜访。”这伙人进屋后，便对父亲说，他们是奉上司的命令，有事专程来请张先生去面谈。父亲还没有来得及问明情况，便被这帮家伙连拉带搡地拥上了汽车，疾驰而去。姨母和我们兄弟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遭遇吓得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多亏了李管家。他上了年纪，为人忠厚，一面安慰我们，一面托人四处打听父亲的下落。一个星期过去了，仍没有消息。一天，一个姓郑的四川人（此人精通日语，听说后来当了小汉奸）来到我家，说张先生会回来的，让我们放心。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仍不见父亲回来，大家心急如焚，姨母更是日夜发愁。父亲的朋友不断来安慰和了解情况。有的朋友知道我们靠当押、变卖旧衣服过日子，便送些钱来周济我们。
一个多月以后，12月的一天，父亲真的回来了，是被几个日本便衣特务用汽车送回来的。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原来父亲被关押在西长安街府右街口的一幢小洋楼里。据说这里是日本侵略者的一个特务机关。当时关押父亲的“罪名”是“诬蔑了皇军的名誉”，说要调查。但在事实面前，日军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父亲回家后，家里客人仍然不断。常来的客人有已故的著名工笔花鸟画家于非厂老伯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马连良、金少山以及陆素娟等，还有琉璃厂古玩店的掌柜、店员和在北平的学生。这些熟悉的朋友来看望父亲时，都是直奔他的画室。其中有的朋友，常把听到的消息告诉父亲。我常见他们用手比个“八”字（意思是说八路军），说这个在某地打死了多少多少日本兵。当时父亲对八路军虽然不了解，但听说消灭了多少日本兵总是极为高兴，还叮咛我们兄弟三人，不准给胡同里的孩子们乱说。另外，家里也常来一些不速之客（可能是汉奸），这些家伙每次走后，父亲的脸色总是很难看。听父亲说，这帮家伙是来传达他们日本主子的旨意，让他出来为日本人干事，哪怕是当个名义上的什么委员、校长之类都行，但都被父亲拒绝了。于是他们便以威胁的口吻对父亲说，日本人叫你出来干事是看得起你，是对你的尊重，你得掂量掂量！父亲说：“我张大千是中国人，决不会给日本人干事，有什么可掂量的？”最后有一个叫汤尔和的大汉奸（父亲说此人是四川人，当时在北平担任日伪的文化教育总头目），亲自登门拜访，居然恬不知耻地以老乡身份，用“关心”的口吻劝父亲认真考虑，让父亲不要辜负日本人的“好意”，话里还带有“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意思。父亲对这帮为日本人卖命的民族败类恨之入骨，但为了避免像上次那样吃眼前亏，只得佯装镇静，托故说上海收藏有大批的古字画，现在下落不明，需要去上海，以此拒绝为日本人干事。
这段时间，尽管父亲精神上的压力很大，但每天照常接待好友，照常谈戏论画，好像若无其事，实际上他的内心里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如何摆脱日军的控制，离开北平。
自北平沦陷后，看得出父亲的日子很不好过，一时又无计脱身，加上家里藏有不少古字画无法带走，更使父亲发愁。为使古字画不落在日本侵略者手里，父亲写信与在上海居住的四伯父张文修商量。最后四伯父决定来北平，让父亲争取时间早日出走。
1938年三四月间，有一位曾在铁路上工作的徐栋臣先生，自告奋勇愿把我们兄弟三人先送往上海，这样就为以后父亲离开北平减少许多麻烦。于是当晚我们哥仨（哥哥心亮，弟弟心一）即随徐先生取道天津到了上海，住宿在西门路西成里17号四伯父家里。同行的还有刚从日本上学回国的同乡晏济元先生。一个月以后，父亲和姨母终于脱离虎口，先后来到上海，父亲住在卡德路好友李祖韩、李秋君兄妹家里。
父亲到上海后，有的朋友见他仍然是长长的胡须，衣着如故，都奇怪地问：日本人对你很熟悉，你怎么不化装改扮一番？还是照样，怎么能脱身呢？父亲说：“是啊，我临走前也反复思考过，日本人检查很严，假如化了装，一旦被发现就麻烦了。”父亲接着说，在北平临行前，有位好心的德国朋友表示要护送他到天津上轮船。父亲想，我是堂堂中国人，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行走，何需外国人护送，去沾外国人的“光”呢！那位外国朋友的好意被父亲婉言谢绝了。有的朋友还跟他开玩笑说，听说你被日本人杀害了，我们正准备给你开追悼会呢。父亲听了，笑着说：上海谣传我在北平被日本人杀害，好多关心我的朋友写信打听消息是否确切。有的还在信里告诉我，说我的学生×××听到我被害的消息后，就画了一批画，冒充我的作品，在上海举办“张大千遗作展览”。当时我听了很生气。后来，考虑这个学生的做法固然不对，但是，这件事也给我帮了大忙，我还得感谢他呢。因为，我在离开北平以前，有意放出风说，这是人命关天和艺术声誉的大事，一定要亲自到上海当面澄清。这样我不化装，万一被日本人发现，我就说，为这件事专程去上海也在情理之中，他们也把我奈何不得。当然，最好还是不要被日本人发现，结果“上帝保佑”，总算是平安无事，谁给谁都没有找麻烦。
父亲到上海后，停留了一个多月，便同姨母和我们兄弟三人乘轮船到了香港，晏济元先生和我们同行。在香港我们一行住在铜锣湾利园山秀海棠简琴斋先生家里。简先生是父亲好友，广东人，擅长书法，十分好客。我们住他家后，整天陪同父亲谈书论画、参观游览。秀海棠是一座别墅式的房屋，坐落在半山腰上，这里树木花草茂盛，风景幽美，环境雅静，正是父亲作画的好地方。我们住在这里不久，正好某影业公司名演员王次龙、黎灼灼等十多人来这里拍电影，他们见了父亲，犹如见了亲人，纷纷向父亲打听大陆抗战的情况，个个忧心忡忡，还要求父亲和他们合影留念。
在香港停留了一个多月，父亲安排我和心亮哥哥随晏济元先生乘轮船取道广西梧州等地先回重庆。他为了设法把在上海收藏的一批古字画带回四川，还需在香港继续停留。殊不知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交通运输一天比一天紧张，父亲在香港等待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陆续托朋友把他的古字画运回四川。后来，父亲又应当时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先生邀请，去桂林和徐悲鸿老伯、李济深先生同游阳朔等风景区，然后取道柳州、贵阳，于同年十月回到重庆。当时除四伯父远在北平外，父亲终于又和善孖二伯父、丽诚三伯父在山城团聚，畅叙离别之苦以及陷于日本侵略者魔掌的坎坷经历。朋友们都说父亲“吉人天相”，逢凶化吉。
父亲在重庆期间，经常与二伯父一起作画，献画义卖，支援抗日战争，并和二伯父联合举办抗日爱国流动画展。又共同准备了100余幅作品，以赈济委员会的名义，由善孖二伯父携往欧美举办画展，为抗日战争募集捐款。在此以后，听说又与晏济元先生举办抗日募捐画展，赈济难民。这年冬初，我们全家到了成都，借居在骆公祠街18号古书籍收藏家严谷声老伯家里。严老伯的侄儿严敬斋先生，当时任监察院甘宁青监察使，驻地兰州，曾到过敦煌莫高窟，这次在成都见了父亲，详细介绍了那里的石窟艺术，促成了父亲以后的敦煌之行。
四川的青城山，向有“青城天下幽”的盛名，父亲当年在北平时，曾听我的师兄肖建初详细介绍过。这次返蜀后，决定率家前往，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
青城山坐落在成都以西约55公里的灌县境内，其主峰在灌县西南大约16公里处。山上有长生宫、建福宫、天师洞、上清宫、圆明宫和玉清宫等道教庙观。这里山清水秀、树木成林；奇花异草，遍山皆是；飞禽彩蝶种类繁多；环境幽静，景色宜人，是写生绘画的好地方。1938年年底，父亲带领全家居住在上清宫。这里的住持马道长极为热情。为了使父亲作画有个较好的环境，专为我们一家人安排在有十余间房屋的一所独院住宿。有时候父亲应天师洞住持彭道长的邀请，带了我们去那里小住几天。在这期间，父亲先后为上清宫的麻姑池绘制了麻姑仙子像，为鸳鸯井题了字，不久便刻在石碑上，分别竖立在麻姑池和鸳鸯井的旁边。并给天师洞的彭道长，上清宫的马道长、冯道长作了画。父亲喜爱梅花，闲时亲手在上清宫院内和登主峰的石板路旁边，栽种了不少红梅和绿梅。
父亲感到他能从日军魔掌中挣脱出来，重新获得自由，真是“上天保佑”。从此，他在青城山带领学生、子侄潜心习画。幽幽青城的自然景色，为父亲提供了描绘不尽的素材，更加激发了他的艺术创作热情。记得父亲在青城山居住的两年间，画了以青城、峨眉等为题材的各种作品达1000余幅。《青城山全景》通屏是他比较集中而系统地表现青城景色的巨作。
1986年于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