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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
不少的青年美术工作者参观了齐白石遗作展览会，要我谈谈白石老师的生平和他的艺术。我是白石老师的一个小学生，也应该对这个展览会进行一次认真的学习。我前后在展览会上看了五个整天，对着老师的遗作真是思绪万端，不知从何说起。现在就谈谈我的一些感想的片段。
我想不论是谁，当他走进了会场，站在白石老师的作品之前，都会感到有一股清新蓬勃之气，雄强健壮的力量扑入眉宇，心胸为之一快，精神为之振奋。更可贵的是这些作品的思想感情与我们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感觉没有什么疏远和隔阂，仅这一点就与一些其他老的传统国画有所不同。
我很喜欢白石老师九十几岁画的一棵棕树。棕干笔直冲天，棕叶下垂，笔力之雄健真可说是“如能扛鼎”。这里我不想说这张画的棕皮、棕叶的质感如何的神似，我感到的是一种震撼人心的气魄，正如画上题字“直上青霄无曲处”的那种雄迈昂扬不屈的精神。
有风园柳能生态，
无浪池鱼可数鳞。
此是人生行乐事，
夕阳闲眺到黄昏。
这是老舍先生收藏的《钓丝小鱼图》的题句。画的上部占着很大的篇幅，只画一根被微风吹动的钓丝，下边几条淡淡的被钓饵所吸引的小鱼。看来画面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很难用语言表达那绝妙的意境——晚凉风中，一天的暑热刚刚过去，还留着一线余霞，人在塘边观看游鱼，满纸是诗的意境。我站在画前，不禁忆起了自己的童年，说忆起了童年似乎还有点不大恰当，应该说是嗅到了童年时代的气息。画上那一根线，看来是一根真实的线，但又觉得不应该说它是一根真实的线，哪有一根真实的线能给人那样美妙的感觉呢。这张画使我们深深感到白石老师的感觉敏锐和感情的真挚。
白石老师的作品，哪怕是极简单的几笔，都使我感到内中包含着无限的情趣。过去他曾给我画过一幅小画：玻璃杯里插着两朵兰花，花头上下相向，上边题着“对语”两个字，真使人感到是“含笑相对，窃窃私语”。画展中有一小幅放牛图，前面一片桃林，草坪上几头水牛或卧或立，老牛的背后还跟着一头小牛，寥寥几笔就描画出一片春色的江南。老师画的花卉迎风带露，欣欣向荣。记得一次我陪一位印度的著名诗人去访问老师，老师画了一幅牵牛花送他。诗人站在画前激动地说：“这花的艳丽生动使我感到在枝叶间就要穿出一只蝴蝶……”等了一下，他又说：“这不仅是一枝花，这是东方人对和平美好生活的歌颂。”
白石老师晚年作画，喜欢题“白石老人一挥”几个字，不了解的人就会联想到大画家作画，信笔草草一挥而就。实际上，老师在任何时候作画都是很认真，很慎重，并且是很慢的，从来就没有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信手一挥过。他写字也是一样，比如有人请他随便写几个字，他总是把纸叠了又叠，前后打量斟酌，有时字写了一半，还要抽出笔筒里的竹尺在纸上横量竖量，使在旁按纸的人都有点着急，甚至感到老师做事有点笨拙，可是等这些字画悬挂了起来，马上又会使你惊叹，你会在那厚实拙重之中，感到最大的智慧和神奇。
从这里，使我想到了老师的为人。他平时不喜欢讲话，也不大会应酬，没有一点那种艺术家自视不凡的气派。我想任何人最初和他会见了，都会感到他是一个朴朴实实、平平常常的人，可是同他处得久了，就会认识到在那平平常常里面包含着很不平常。
在我与老师十多年的相处中，深深感到老师所以不平常，不仅因为他有非凡的天才和高超的艺术修养，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劳动人民俭朴、勤劳、正直、真诚、善良的品质和思想感情。
白石老师到了晚年，虽然名满天下，受到人民的敬爱和尊崇，但他一直没有忘记劳动人民出身的根本，我们看他“鲁班门下”“木人”等印文，可知他从来不避讳过去木匠的身份。平时在生活上自奉非常刻苦俭朴，记得有一次我买了一点菜食送他，菜是用一块白菜叶包着的。老师叫人把菜拿到厨房后，自己把那一片菜叶用布擦得干干净净，他说这块菜叶切碎用酱油调了可以下一餐饭。平时他常把一些有棉性的包物纸理平收藏起来，并且很喜欢在这样的纸上作画。我就见过他在老式鞋店包鞋的皮纸上作画，画上还隐隐可见朱印的鞋的号码。他作画后，常常把笔上余色用清水冲下，留作下次再用。从来不肯把星星点点有用的东西，随便抛弃。过去有人把他这种劳动人民珍惜物质的俭朴作风说成“吝啬”，实在是不应该的。
白石老师曾生长在晚清国家危难动荡的时代，但他的作品充满了坚强不屈、昂扬乐观的精神，一点没有灰暗颓废的气息，这一点就与士大夫文人画家有很大的不同。他歌颂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同时讥讽当时社会的丑恶面。观众对他用不倒翁嘲笑当时的官僚、通过画算盘讽刺剥削者的作品感兴趣，不是无因的。他曾画过一幅无叶松，上边题着这样的诗句：
松针已尽虫犹瘦，
松子余年绿似苔。
安得老天怜此树，
雨风雷电一齐来。
把官僚剥削者比作虫子，人民的脂膏（松针）被吃尽了，还不满足（虫犹瘦），他盼望能来一次雨风雷电，把这些害民的东西消灭干净，这是何等强烈的反抗精神！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曾见老师在一幅倭瓜的画上边写着这样动人的题词：“此瓜南人称之曰南瓜，其味甘芳，丰年可作菜食，饥年可作米粮。春来勿忘下种，慎之。”在那苦难的岁月，南瓜可以救济饥荒。谆谆叮嘱“春来勿忘下种”，表现了他的劳动人民的情感又是何等真挚！
“寻常百姓人家”“杏子坞老民”“星塘白屋不出公卿”“中华良民也”，老人在旧时代里不止一次用这样的词句刻成印章，表明自己的身份不同于官僚士绅阶级。为什么白石老师的作品那样亲切感人，为什么他画的一些极为平常的事物如萝卜、白菜、竹耙、锄头之类都能深深打动人心，我看最主要的就因为他是一个寻常的劳动人民，因而才能对这些与他的生活有亲密关联的事物，寄以深厚真实的感情。
古人说“画如其人”，“笔格高下，亦如人品”，我们国画传统是很重视品质修养的。白石老师的成就固然条件很多，但劳动人民纯正善良的品质和思想感情实是最根本最主要的。其他如艺术方向、苦功、毅力等等也无不与这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一个艺术家动手创作时，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不计个人得失，竭尽心力把自己的正确的思想传达给人，并企图把作品做到尽善尽美，给人以丰富的滋养呢？还是带着欺骗的手段，以表面华丽炫人借以攫取个人名利呢？这一点，我看不仅是分辨艺术家人品高低的关键，也是分辨画品高低的关键。白石老师有两块印文是“心耿耿”“寂寞之道”。他对人民的艺术事业是忠心耿耿的，但当他在创造的途中，人们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或为保守思想所反对时，他就不计个人得失，甘守“寂寞之道”。我们知道，他过去在北京多少年来一直为一些得势的保守派所攻击，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有人骂他的作品为“野狐禅”。过去他有一块印文是“知我者恩人”，可知当时真正能认识他的并无几人。展览会上有一幅《芙蓉小鱼图》题着这样的一段话：
余友方叔章尝语余曰：“吾侧耳窃闻居京华之画家多嫉于君，或有称之者，辞意必有贬损。”余犹未信，近晤诸友人面白余画极荒唐，余始信然。然与余无伤，百年后来者自有公论。
于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处境，然而他始终像一座山似的，兀立不动，从来不肯低头屈服。白石老师另有两方印文是“宁肯人负我”“我不负人”。这种品质难道是一些带着流氓或市侩品质的艺术家所能有的吗？美术界封建把头徐燕孙有两块印文是“小字阿瞒”“天下英雄惟使君”，徐燕荪竟以“宁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的曹操自喻，与白石老师恰好成了鲜明的对比。
白石老师平时作画，既不看真实的对象，又不观看粉本和草稿（除了特殊的题材），就是那样“白纸对青天”“凭空”自由自在地在纸上涂写；但笔墨过处花鸟虫鱼、山水树木尽在手底成长，而且层出不穷。真是到了“胸罗万象”“造化在手”的地步。
有次我在江南写生，一天午后躺在一棵大松树下睡着了，醒来仰观天际伸出的松枝，忽然感到似在哪里见过，想想才恍然知道那分枝布叶及松子的神态，原来就像一幅齐老师的画，这使我感佩老师作画不仅是从造化入手，而且观察认识是那样细致深刻。过去也曾有人认为国画家“凭空”作画，就是不重视生活，殊不知我们优秀的传统画家都是把研究生活、认识生活，作为修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但当他正式进行创作时，认识生活的阶段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不能设想白石老师一边执笔一边观看，能画出今天这样生动的虾子。中国画家在长期不断的观察及不断的习作中，逐渐全面深入地认识了对象，等到“成竹在胸”的程度，才能进行真正的创作。作者到了这个境地才有可能不受约束或少受约束，将全部或较多的精力经营意匠加工，充分地表达事物的神气和自己的思想感情，因而达到艺术上感人的化境。由此可知，中国画家在创作时不再看对象是高度熟识了对象的结果，而不是脱离了生活。
白石老师在50岁以后才定居北京，在这以前他几乎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居住在农村。早年在他的生活稍稍宽裕后，就在家园四周种花种树，养虫养鸟，朝朝暮暮饱览饫看，把这些景物都稔熟在胸中。40到50岁之间五次出游，“身行半天下”，更进一步扩展了眼界和胸襟，为他的艺术奠定了一个强固的生活基础。
白石老师在他的艺术修养中，除了向生活学习外，还深入地研究了传统。他的绘画是从民间艺术开始的，如做雕花木匠学画花样，以后做了画工兼画神像衣冠像等等，民间艺术健康朴素的特色，一直保持在他后来的作品里，成为他独特风格的一个重要部分。到了27岁以后，才逐渐与古典传统绘画接触，并同时钻研诗文、篆刻、书法，丰富了他的艺术天地。
白石老师生长的年代，正当中国画衰落而又混乱的时代，死气沉沉，离开古人不敢着一笔的复古派与主张突破成法提倡有独创精神的革新派相对立。白石老师对待传统并不是认为任何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而是有所批判有所抉择的。他所承继的是后者，反对的是前者，他最崇拜的画家是徐青藤、石涛、八大山人和乾隆、嘉庆年间的金冬心、李复堂，以及后来的吴昌硕等等。
青藤、雪个（八大山人）、大涤子（石涛）之画，能纵横涂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
青藤雪个远凡胎，
老缶（吴昌硕）衰年别有才。
我欲九原为走狗，
三家门下转轮来。
我们从这些诗文里看到他对这几位画家是何等的尊崇，他的画在很多方面与这些画家的作品是有血缘关系，我们也可说，如若没有这些前代的画家，就没有今天的齐白石。
在民间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又钻研了古典绘画传统，这本来也不算什么稀奇，可贵的是，民间艺术和古典艺术本有很多地方是互相矛盾，格格不入的，但通过白石老师的天才和努力，在他的作品之中却把二者统一了起来。
我们在展览会上看到白石老师的作品，从早期20多岁到97岁止，一直在不断地变化着，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如在90岁以后还改变了虾子的画法，去掉了虾子头上几根短须，使造型更加单纯有力了。我们假如把前后作品对比来看，就会使人吃惊，他的变化真是到了“脱胎换骨”的程度。由此也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白石老师在他的艺术道路上，并不是盲目地跟随着古人，而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理想，批判地学习古人。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变化，是一直在与困难矛盾作斗争，克服了困难，解决了矛盾，促进了艺术的发展。我这里只想谈谈在他一生的许多变化中比较重要的两次。
前面讲过，白石老师的绘画是从民间艺术开始的，后来他离开了偏僻的家乡，五次出游，尤其是初到北京，比较广泛地接触了古典绘画传统，因而感到自己的作品的缺点有改变的必要：
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
获观黄瘿瓢画册，始知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定大变，人欲骂之，余勿听也；人欲誉之，余勿喜也。
《老萍诗草》
为什么要变，因为看到一些优秀的古典绘画感到自己的作品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简单地说就是太像太俗了。太像太俗，不能说不是民间绘画短处的一面。怎样变呢？更加深入地潜心钻研古典绘画传统，从中吸收更多的东西。当他钻研了青藤、八大山人、石涛等人的作品以后，画风由俗日趋于雅了，尤其是他曾经特别沉溺于八大山人的作品，并在作风上受了他很大的影响。但是新的矛盾又产生，这时他的画虽为少数高人雅士所赏，然而与广大群众的欣赏趣味却有了距离。在他定居北京后，要靠卖画、刻印生活，这样的画很难在市上换得柴米之资。于是他的好友陈师曾又劝他改变。“余50岁后之画，冷逸如雪个。避乡乱窜于京师，识者寡，友人师曾劝其改造，信之，即一弃。……”（见《白石老人小册》跋语）他对这冷逸的作风，当时及后来虽然仍有所留恋，但却毅然地变了。怎样变呢？他把人民群众朴素健康的思想感情与古典艺术高妙的意匠努力糅合起来，一方面尽力满足群众的要求，一方面又提高这些要求。他为这样的目标，埋头辛勤努力实践了很多年，到了60岁前后才逐渐得到了成果，形成了自己的作风，70岁左右这种作风发荣滋长达到了高峰。把民间艺术大大地提高，把古典绘画颓废灰暗的一面去掉，因而他的艺术得到了健康的成长。这样就把传统上民间艺术和古典绘画上格格不入的雅与俗统一起来，把形似与神似统一起来，把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起来。最为重要的是，把数百年来古老的绘画传统与今天人民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距离，大大地拉近了，为中国画创作开辟了革新的道路，这一点我认为是大大了不起的，划时代的。
白石老师生长在那样的时代，为什么在艺术的道路上能有这样的正确的方向呢？我想这与他的劳动人民健康纯朴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热爱生活，同时又有长期深入生活的基础，于是就产生了强烈的要正确反映生活的欲望，要求传统为反映生活感受服务，而不是盲目地学习古人，因而落在古人的窠臼里。写到这里我想起老师给我讲过的一件事了：陈师曾在日本为他带来几本吴昌硕的画册，他看到后非常欢喜，翻阅到深夜不能罢休，可是第二天却画不出画了，他说：“我乡居数十年，又五次出游，胸中要画的东西很多，但这次看到吴的画册，却受到了约束。”因之他把画册送给他儿子子如了。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当然不会误解为他不要研究前人的作品，而是认识到，他一方面尊重和学习传统，一方面又不受传统束缚，这种正确对待传统的态度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白石老师在艺术上的高度成就，是与他一生辛勤的劳动实践分不开的。
记得有一次在老师家里，一位客人问老师说：“我想学画，请您讲讲学画最重要的是什么。”当时躺在藤椅上的老师还未答话，站在旁边的老尹却插嘴说道：“喝！您老要学画，赶快用大板车拉满一屋宣纸，等把纸画完啦，再来说罢。”老尹说的虽像是笑话，实则是他跟老师工作日久，看见老师作画之勤苦，因而有感而发。白石老师有句诗道“采花蜂苦蜜方甜”，好心的艺术家往往只愿把有丰富滋养芳甜的成果分享给人，却不愿人知道自己所受的辛苦。假若有人问白石老师在他艺术的修养上，用过多大的苦功，我想以俗谚“铜梁磨绣针”这一句话作比并不怎样过分。就以老师画案上那块砚台来说，那是一块又粗又厚的石砚，我不知他是从何时用起的，但以老师作画之勤，经过千万次的研磨，砚底有的地方已经很薄，近年别人给他磨墨时，总是嘱咐墨往厚处磨，不要把砚底磨穿了。老师曾经对我说过，他一生十日未作画，一共只有过两次，一次是太师母逝世的时候，一次是他害了重病，此外总是天天作画，功夫从不间断，把画画作为日课，哪天因事作画数量不够，次日还要多画补足，白天时间不够，晚上张灯继续。所以我们在老师的画上也常常可以看到“白石日课”和“白石夜灯”的题字。听说他早年在北京，为了潜心用功，牺牲一些个人娱乐享受，摆脱掉一些不必要的社交关系，为了杜绝当时社会一些无意义的干扰，白天也把大门落锁，甚至在门外贴上“齐白石已死”的字条，因而传为逸闻。他平时主要的时间是作画，其次是刻印，他说他利用出门坐车及睡醒尚未起床的时间作诗，这样他似乎还嫌时间不够，我们看他“痴思长绳系日”的印文，可以体会他是如何珍惜时间。
白石老师晚年为青年题字好写“天道酬勤”这一句话。他逝世的前一年给我写的最后一张字是“精于勤”三个字。勤学苦练，功夫不可间断，是我们艺术传统中历代匠师传下的名言，白石老师就是终生遵守这些名言的典范。在我与老师的接触中，我深深体会到，艺术不仅要苦学，更重要的是苦练，学而不练，所学必然都落了空。
由以上种种看来，白石老师能有今天的成就岂是偶然。新中国成立以后，老师以90多岁的高龄而在思想感情上能与新社会和谐合拍，也绝不是偶然的。记得一次老师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回来，大家谈到新中国的建设及社会风气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的情况时，老师感动地说：“毛主席和共产党是真正给人民做事情的，可惜我的年纪太大了，不能做什么了，我若年轻几岁，我也要加入共产党。……”实际上老师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精神上是已经年轻得多了，创作的情绪也陡然愈加旺盛起来。为了和平运动不断地画和平鸽；为了响应党的文艺政策，画百花齐放；不避繁重地书写《共同纲领》等等……老师这时的作品真是到了如他所写的一副联语“漏泄造化秘，夺取鬼神工”的境地。一些看来平常的事物到他手底似乎都可“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有人说白石老师的艺术所以伟大是他的根底太厚了，我觉这话实在很有深刻的意义，白石老师的根底确实是太厚了。厚在哪里？厚在他的艺术代表了数亿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同时还包含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他的作品不仅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爱祖国、爱生活、爱和平、爱一切美好事物的善良心愿，同时还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气魄、坚强不屈的精神和欣欣向荣的朝气。最为可贵的，白石老师到了他逝世的前一二年，还能经常不断地创作，而这些作品精力饱满一点未见衰颓之气。试看他96岁画的一幅秋海棠，红光满纸，神采焕发，浓艳至极。另外一幅万年青那真是一种永不衰竭的生命力。我站在画前感到老师虽逝世，但他的艺术定是同这幅万年青一样：长生不老，青春永在！
我们若能认真学习白石老师的作品，就会在他劳动人民的品质、思想感情、生活作风、艺术方向、苦功等方面得到深刻的教育。因而使我们的中国画在今天的社会里得到更高、更光辉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