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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良已
我出生时父亲已经60岁了，人活七十古来稀，一般人活到这把年纪，已经接近了生命的尾声。然而父亲艺术上最成熟的时期却是从我出生以后开始的。《齐白石作品选》邮票16枚和一个小型张上的图案，都是他在这时期创作的。父亲90岁以前的画，一般写年号、堂号。90岁以后便写上了年岁和名字。几个常用的堂号有三百石印富翁、寄萍堂上老人、借山翁、八砚楼头旧主人等。老人生前非常喜爱篆刻，其成就并不亚于绘画。他刻了许多印章，故诙谐地称自己是三百石印富翁，其实远不止此数。
做孩子时，父亲画，我就在旁边看，帮他拉纸、递笔。他的画稿一般很长，每当他把笔往上一挥，我就向上拉纸；笔往下一挥，我就松纸；笔一点，我就赶紧停下。每稿画完时，我就把画挂在远处墙上，他坐在椅子上仔细观看，不妥之处，还要修改，断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大笔一挥而就。他曾这样写道：“点灯照壁再三看，岁岁无奇汗满颜。几欲变更终缩手，舍真作怪此生难。”这里的人生之叹也并非没有道理。父亲虽然画的是写意画，可他却常讲“写意而复写生，写生而复写意”，“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为了做到形神兼备，形神俱似，他反复观察生活。记得他画《百花与和平鸽》时，经常到徐悲鸿先生家去观察鸽子的动态。他的一幅仙鹤画稿上写着：“此足短宜稍长，又添长了一块。”尽管为了画好这只仙鹤父亲已经跑了好几次中山公园和动物园了。他经常对我们讲：“一物成形三改其稿，此中甘苦子孙辈须知。”
父亲出生在湖南湘潭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7岁时他就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也和其他贫苦孩子一样，正当的兴趣得不到及时发展。因家中贫寒他只上了半年学，12岁以前力不足操田，便帮祖父放牛和打柴。童年的生活使他对乡下的一草一木非常熟悉。他绘画题材多半是取自这些大自然中的简单景物。正如他所说：“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如第五枚《小鸡》，画的是收获后的稻田里，几只小鸡在稻草堆边觅食。他曾这样描述：“稻谷既收田如野，稻草尚为谁留下，田鸡田鸡去复来，巢窠熟处尤难舍。”这种对大自然的无限深情浸透在父亲几乎所有的作品中。一片枯黄的芋叶下，两只蟋蟀在歌唱，寥寥几笔便把人带到了秋天。几串盛开的藤花又送来一片媚人的春光。父亲的绘画和他的诗一样“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使人感到新颖、亲切，余味无穷。
我年轻时非常喜好打猎。一次我很幸运地打到一只红嘴蓝鹊。这种鸟个子比一般喜鹊大点，尾稍长些。当我捧着鸟兴冲冲跑进院子时，父亲招呼我：“迟迟，什么雀子？拿来看看。”我把红嘴蓝鹊递过去。他站在北屋台阶上，扒开鸟的翅膀和尾巴细心观察每一根羽毛的构造和颜色。这种喜鹊的尾羽有12根的，有13根的；13根的叫盖尾，而且颜色特别，石青画不出来，绿也画不出来，父亲是用自己配的颜色反复多次才把它画好的。还有一次他问我：“迟迟，有鹰没有？拿家里来看看。”我晓得父亲想画鹰了，便从朋友那里借来一只鹰拿给他看。能够借来的鹰自然是家养的熟鹰。这种熟鹰喂饱了便缩着脑袋冲盹儿，不像外边飞着的野鹰总是神采奕奕，时刻准备捕捉猎物，所以父亲这幅画上的鹰形虽似，神不足。他就是这样，从来不画自己没有见过的东西。虽说是写意画，其实并不意味着不尊重客观。他的艺术经验和我国传统画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所揭示的主观与客观在创作中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是一致的。真正的艺术创作和主观随意性是不可调和的两回事。父亲一生创造性的劳动再一次证明：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
父亲57岁在北京定居后，一直住在跨车胡同。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有三间画屋，那时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因此，父亲请朋友帮着把门窗装上了铁栅栏。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铁栅三间屋，笔如农器忙。砚田牛未歇，落日照东厢。”老人几乎生活了一个世纪，旺盛的创作热情和孜孜不倦的勤奋精神，贯穿了他漫长的一生。我曾在他的一幅画稿上看到“昨日大风未曾作画，今朝作此补足之，不叫一日闲过也”。父亲一生取得的艺术成就和他这种勤奋精神是分不开的。对于我们后代来说，有什么遗产能够比得上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更宝贵呢？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非常关心父亲的艺术创作和生活。周总理曾多次看望过父亲，父亲也亲切地称总理为“恩来先生”。记得1956年父亲96岁时，总理来家看望父亲时说：上了年纪的人，不要为生活而作画，喜欢画时作为消遣画画。一些外来要求，自己不能画就不要勉强了。至于生活有所不足，我们会很好地照顾的。不久总理通过美协每月补助父亲500元生活费。有一天总理对父亲讲：“你年岁大了，出去不方便，若有事出门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请国务院派车来接你。”父亲在荣获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国际和平奖金”时，总理还亲自赶来祝贺。
今天，社会主义祖国画坛中，百花重新吐艳，父亲冥冥之中若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