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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曼特是一个基库尤小男孩，是我的一个佃农的儿子。我对佃农家的孩子们往往很熟悉，因为他们不仅在我的农庄干活，还常常在我屋子周围的草地上放羊，相信这里总可能有好玩的事情发生。但在我见到卡曼特之前，他肯定已经在农庄生活了好几年，我猜他就像一头病兽一般，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
有一天，我骑马穿过农庄的草原，才第一次见到他，他正在那儿为家里放羊。这是你所能看到的最可怜的人儿：脑袋很大，身体极其瘦小，胳膊肘和膝盖就像木棍上的节疤一样凸起，两条腿上满是严重的脓疮，从大腿一直烂到脚跟。在这草原上，他显得出奇地瘦小，你不禁想到，如此深重的痛苦居然凝聚在一个小不点身上，真是不可思议。当我停下来跟他说话时，他没有反应，似乎根本就没有看到我。在那张毫无表情、饱经磨难而无限忍耐的瘦削面孔上，他的眼神十分空洞，像死人一般暗淡无光。他看上去似乎活不了几周，你甚至以为会看到秃鹫在他头顶那灰蒙蒙的灼热空气中盘旋——那些秃鹫在草原上总是与死神如影随形。我让他第二天上午去我家，我可以试着为他治疗一下。
在大多数日子的上午九点到十点，我都给农庄的人看病，而像所有的江湖医生一样，我的病人也有一大群，每到这个时候，等在家门口的病人往往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
基库尤人对各种不测都安之若素，对各种意外都视若平常。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白人不同，大多数白人都会竭力躲避未知世界以及命运的袭击。而黑人呢，由于一直被命运掌握在手中，因此与她友好相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命运就是他的家，是茅屋中习以为常的黑暗，是他扎根其中的深坑。面对生活中的任何变化，他都不动声色。我想，他从雇主、医生或上帝身上所期待的各种品格之中，位居榜首的是想象力。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倾向，在非洲及阿拉伯人的心目中，哈里发哈伦·阿尔·拉希德
才一直被视为理想的统治者：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干什么，他的心思你永远琢磨不透。当非洲人谈及上帝的性格时，就像在讲述《天方夜谭》或《约伯记》的最后章节，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就是这种品格，是这种无穷的想象力。
我自己作为医生的名气——或者说声誉——也得益于手下土著人的这一特性。我第一次乘船来非洲时，同行的有一位著名的德国科学家，那是他第二十三次奔赴非洲，进行昏睡症
的医疗试验，他在船上还带有一百多只老鼠和豚鼠。他告诉我，与土著病人打交道时，让他感到棘手的决不是他们缺乏勇气——面对病痛或大手术，他们往往毫无惧色——而是他们特别讨厌一板一眼，讨厌任何重复的治疗或系统的操作，而那位德国名医对此感到费解。但我自己在渐渐了解土著人之后，却最欣赏他们身上的这一特点。他们具有真正的大无畏精神：对危险由衷热爱——这是造物对其命运的真诚回答，是大地对天堂之声的回应。我有时想，土著人心底里害怕的是我们的学究气，一旦落在老学究的手里，他们会痛苦而死。
我的病人都在屋外铺有石块的平台上候诊。他们蹲在那儿，既有剧烈咳嗽、不停流泪的瘦骨嶙峋的老人，也有身材苗条、皮肤光滑却因为打架而鼻青脸肿的年轻人，还有搂着发烧的孩子的母亲——孩子像晒蔫的小花一般挂在她们的脖颈上。我常常要处置一些严重的烫伤，因为基库尤人晚上在茅屋里是围着火堆睡觉，那架起来燃烧的木柴或木炭可能会塌下来，滚到他们身上。有时候，当储备的药品用完时，我发现蜂蜜是一种不错的治疗烫伤的膏药。平台上的气氛很热闹，很刺激，犹如欧洲的夜总会。我一出来，那热切的低语声就会戛然而止，但沉默中蕴含着各种可能，因为到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时刻。不过，他们总是等待着，让我自己挑选第一位就诊的病人。
我对医术知之甚少，仅限于急救课上学到的一点常识。但我作为医生的名声却因为侥幸治好的几个病例而远扬，没有因为我犯下的灾难性错误而降低。
如果我真能保证每一位患者都康复，说不准他们的人数会减少吧？那我就会获得很高的职业声望——这显然是一位来自弗拉亚的妙手神医——但他们还会坚信上帝与我同在吗？因为他们对于上帝的了解源自那些大旱之年，源自那些夜间在草原上出没的狮子，源自当孩子们独自留守时那些在房前屋后转悠的豹子，源自那些落在地上的蝗虫——没有人知道它们来自何处，而它们所过之处，片叶不留。他们对于上帝的了解，还源自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开心时刻，比如蝗虫从玉米地飞过却没有停留，又比如春天里雨季提前来到，雨量充沛，使得田野和草原上万花绽放，带来丰收的硕果。因此说到底，一旦关乎生活中真正的头等大事，我这位来自弗拉亚的妙手神医也不过是个局外人而已。
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我们初次见面的第二天上午，卡曼特居然出现在我家门口。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与另外三四位病人稍稍保持一点距离，脸上是一副半死不活的神情，似乎对生命毕竟还有几分留恋，现在决定要试试这活下去的最后一次机会。
事实证明他是一位极为配合的病人。叫他什么时候来他就什么时候来，从未出过错，即使要他隔三四天再来，他也能记清时间，这在土著人中十分难得。治疗伤口时，他默默地承受着痛苦，那种坚忍我真是前所未见。在这些方面，我本可以将他树为其他人的榜样，但我并未如此，因为与此同时，他还让我内心感到十分不安。
有生以来，我几乎不曾见过这样的野孩子，不曾见过如此与世隔绝的人，他以一种极为逆来顺受的姿态，将自己与周围的生活完全隔离开来。我能让他回答问题，但他从不主动开口，也从不抬眼看我。他毫无怜恤之心，当其他的小患者因为清洗和包扎伤口而哭哭啼啼时，他总是发出一声短促的嘲笑，以示不屑，以示这点小痛算得了什么，但他也从不正眼看他们。他无意与身边的世界进行任何接触，已有的接触都太过残酷，让他心灰意冷。面对痛苦，他表现出了一位老勇士般的坚强。无论发生多么可怕的事情，他都泰然自若。基于他的人生经历和处世哲学，他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这一切都显出一种英雄气概，令人想起普罗米修斯的信仰宣言：“痛苦是我的一部分，正如仇恨是你的一部分。把我撕碎吧，我不在乎。”以及：“啊，尽管折磨我吧，你无所不能。”但体现在他这样一个小人儿身上，还是让你感到难受，感到沮丧。我不禁想到，面对一个小人儿的这样一种态度，上帝会怎么看呢？
我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抬眼看我并主动跟我讲话时的情景。那应该是在我们相识一段时间之后，我已经放弃了第一种治疗手段，在尝试一种新的疗法——是我在书中查到的用膏药热敷的办法。由于我急于将膏药热透，结果使它太烫，当我把膏药敷在他的腿上并缠上纱布时，卡曼特开口了——他叫了一声“Msabu
”，并久久地看了我一眼。土著人用这个印度语中的词来称呼白人女性，但发音略有不同，从而将它变成一个非洲词语，带上了不同的色彩。此时此刻，在卡曼特口中，这一声既是求助，也是提醒，就像出自一位忠诚的朋友之口，以阻止你干出有失身份之举——我事后满怀希望地这样想。我有当医生的志向，很后悔使膏药太烫，但我同时也感到庆幸，因为这第一眼是野小子与我之间达成理解的开端。这个受尽磨难的孩子，对各种痛苦司空见惯，却不希望痛苦是因我而致。
不过，就我对他的治疗而言，前景却不乐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停地为他的腿清洗和包扎，但对病情却无能为力。偶尔会有所好转，但紧接着，新的部位又长出脓疮。最后，我决定带他去苏格兰传教团的医院。
就这一次而言，我的决定简直性命攸关，并包含多种可能，使卡曼特有了触动——他不想去那儿。基于他的人生经历和处世哲学，对任何事情他都不会多加抗争，但当我开车送他去传教团，把他留在医院那栋长形的屋子，留在那对他而言完全陌生而神秘的环境中时，他全身颤抖起来。
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团是我的近邻，位于农庄西北方向十二英里处，海拔比农庄高五百英尺；而法国罗马天主教传教团则位于农庄以东十英里处，地势更为平坦，海拔比农庄低五百英尺。我对两个传教团并不认同，但私下里与双方的交情都不错，并为他们彼此间的敌对状态感到遗憾。
那些法国神父是我的密友，礼拜天上午，我常常与法拉赫一起骑马去那儿与他们一起做弥撒，一方面是可以重新讲法语，另一方面是去传教团的骑行之旅非常惬意，沿途有很长一段路穿过林业局那颇有年头的金合欢种植园，早晨的金合欢树散发出新鲜、浓烈的松树般的芳香，令人心旷神怡。
天主教堂不管矗立在哪里，都自有一股威严的气势，令人感到震撼。这里的教堂由神父们自行设计和修建，在土著信众的协助下完工，他们为此而十分自豪，也是情有可原。这是一座精美、高大的灰色教堂，坐落在一个宽大的庭院里，上面有钟楼，下面有平台和阶梯，庭院外围是他们自己的咖啡种植园——那是殖民地历史最悠久的种植园，被打理得井然有序。在院子的另外两侧，是带有拱顶的餐厅和修道院的建筑，靠近河边则是学校和加工厂。要到达教堂前的马路，你必须经过一座拱桥。拱桥由清一色的灰色石头砌成，从上面经过时，只见它匀匀整整，与周围的环境相映生辉，几乎跟坐落在瑞士南部或意大利北部某地的桥梁没有两样。
弥撒做完后，友好的神父们会等在教堂门口，邀请我穿过院子，去宽敞阴凉的餐厅小酌。在那里听神父们聊天，看到他们对殖民地——包括最偏远角落——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也会假意通过亲切、友好的交谈，从你口里套出你可能了解的各种信息，就像一小群快活的、毛茸茸的褐色蜜蜂——因为他们全都留着浓密的长胡子——停留在花朵上采蜜。不过，他们虽然对殖民地的生活高度关注，从法国人自己的意义上说，他们却始终是被放逐者，耐心而愉快地遵循某种更高层次的神秘天命。你会觉得，如果不是受制于那未知的权威，他们不会守在这里，也不会有灰石砌成的教堂及其高高的钟楼，不会有拱顶、学校以及他们那井然有序的种植园和传教团驻地的一切。因为只要有一纸调令，他们就会一股脑儿地撂下殖民地的事务，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巴黎。
当我去教堂和餐厅期间，法拉赫一直牵着两匹小马，而在我们返回农庄的路上，他会注意到我心情大好——他自己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滴酒不沾，但以为弥撒和饮酒是与我的宗教信仰相关的仪式。
法国神父们有时骑摩托车来到农庄，与我共进午餐。他们给我讲述拉封丹的寓言故事，并就我的咖啡园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
对苏格兰传教团我却不太了解。那里的风景十分迷人，可以将周围的基库尤原野尽收眼底，可它还是给我一种盲目的印象，似乎对一切都视而不见。该教会不遗余力地要让土著人穿上欧洲人的服装，我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对土著人都毫无益处。不过，他们有一所很好的医院，我在那儿的时候，医院的负责人是一位仁心妙术的阿瑟医生。他们挽救了农庄里许多人的性命。
卡曼特在苏格兰传教团医院住了三个月，其间我见过他一次。在去基库尤火车站的途中，我从那儿经过，因为有一小段路刚好紧挨着医院的院子。我看到卡曼特独自站在院子里，与其他三五成群的患者保持着一点距离。当时他已明显好转，甚至可以跑动。一看到我，他就跑到栅栏边，一路跟着我往前跑。他在栅栏的另一边慢慢地跑着——就像围场里的一匹小马驹，你骑马从它身边经过时那样——眼睛一直看着我的马，口里却一言不发。到医院院子的拐角处，他不得不停步，而我则继续前行；我回过头去，只见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仰着脑袋，目送着我的背影，恰似小马驹目送你离去的神态。我朝他挥了几次手，起初他毫无反应，但是接着，他的手臂突然像长矛一般直竖起来，不过这个动作他只做了一次。
卡曼特在复活节那个礼拜日上午回到我家，并交给我一封医院方面的信，里面说他恢复良好，他们认为他已经彻底痊愈。他肯定多少明白信中的内容，因为在我读信时，他密切注视着我的面孔，不过他并不想讨论这件事，他心里有更重大的事情要分享。卡曼特总是非常冷静或矜持地保持着尊严，但现在却还带着抑制不住的喜悦神情。
土著人都很擅长制造戏剧性效果。为了给我惊喜，卡曼特小心翼翼地用旧绷带把自己的双腿缠了起来，一直缠到膝盖。他显然十分看重这个时刻，倒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好运，而是毫无私念地想让我开心。他曾经多次看到我因为对他的治疗再三失败而深感难过，他也许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也知道医院的疗效实在令人惊叹。他缓缓地、一层一层地揭开绷带，从膝盖一直到脚跟，露出一双健康、光滑的小腿，只留下几处淡淡的灰色疤痕。
卡曼特充分地、完全不动声色地享受了我的惊喜交加后，又进一步宣布他已经成了一名基督徒，让我再一次喜出望外。“我跟你一样，”他说。接着他又补充道，他觉得我可以给他一个卢比，因为这一天刚好是基督升天日。
他转身离开，去看望自己的家人。他母亲是一个寡妇，住在农庄上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根据她后来告诉我的情况，我相信就在这一天，他改变了习惯，对他母亲一股脑儿地讲述了在医院里遇到的奇人奇事。但在去过他母亲家里之后，他又回到了我家，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如今属于这里。自此以后，他都是我的仆人，有差不多十二年的时间，直到我离开肯尼亚。
我第一次见到卡曼特时，他看起来才六岁，可他有一位兄弟，模样是八岁左右，而兄弟俩都说卡曼特是哥哥，因此我猜想，他肯定是由于长期患病而生长缓慢，他当时可能已经九岁。现在他长高了，但始终让人觉得像个小矮人，或者某方面有点残疾，尽管你也无法说清具体是哪个地方给你这种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瘦脸渐渐长圆，走路行动也更加自如。我自己也认为他长相并不难看，但也许我一直在用创造者的眼光去看他。他的双腿总是细如木棍。他的样子始终很滑稽，既诙谐又怪异，如果稍加修饰，他简直可以高踞巴黎圣母院的屋顶并俯瞰尘世。他身上有些鲜明、富有活力的东西，如果是在一幅画中，他肯定会成为浓墨重彩之处。正因如此，他为我家里带来了一丝奇特的气氛。他的头脑总是有些不对劲，或者至少在一个白人看来，他始终是一个典型的怪胎。
卡曼特很有思想。也许是因为常年饱受磨难，才养成了他喜欢思考并根据自己所见而得出结论的习惯。他自始至终都特立独行，即使做的是与别人一样的事情，他也会采取不同的方式。
我为农庄的人办了一所夜校，聘请一位土著教师来执教。我聘请的教师都来自教会，我在非洲期间，从罗马天主教会、英格兰教会和苏格兰教会都聘请过教师，因为对当地土著人的教育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据我所知，当时被翻译成斯瓦希里语的书籍只有《圣经》和赞美诗。在非洲期间，我曾经有一个计划，想将《伊索寓言》翻译出来供土著人阅读，但一直没能腾出时间付诸实施。尽管如此，对我来说，夜校仍然是农庄的一块乐土，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中心。它位于用波纹铁皮搭建的长形旧仓库里，我在那儿度过了无数愉快的夜晚。
卡曼特当时常常陪我去夜校，但不肯与其他孩子一道坐在课椅上，而是站在一旁，似乎刻意对学习内容充耳不闻，并为这些孩子的愚昧、为他们愿意上当受骗和上课听讲而窃喜。但独自在厨房里时，我曾见到他通过回忆而一笔一划、模样笨拙地抄写他在夜校黑板上看到的字母和数字。我想，即使他愿意，他也无法与其他人打成一片。在童年的生活中，他的心理受到一定的扭曲，或者被封闭了起来；时至今日，可以说在他眼中，不正常才是正常。怀着真正的小矮人常有的孤傲心理，他十分清楚自己这种孤僻的性格——小矮人一旦发现自己与整个世界不一样，就认为整个世界已经扭曲变形。
卡曼特在钱财问题上很精明。他花得很少，与其他基库尤人做过不少只赚不赔的山羊交易。他早早结婚，而在基库尤人的世界里，婚姻是一桩昂贵的开销。另一方面，我还听过他高谈阔论，头头是道、见解独到地说钱财是多么无用。总体而言，他与生活保持着一种奇特的关系：他驾驭着生活，却不把生活放在眼里。
他从不佩服任何人。他也许会承认和赞赏动物的智慧，但在我与他相识的那些年里，我只听到他表扬过一个人的聪明，那是一位年轻的索马里女子，几年后也来到农庄生活。他常常发出一两声短促的嘲笑，而且不分场合，不过主要是针对其他人的自信或豪言壮语。土著人都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典型特点，看到事情出了错就兴奋不已，在欧洲人看来，这是一种很伤感情、令人反感的事情。卡曼特则将这一特点发展到极致，甚至变成一种独特的自嘲，使他以自己的挫折和灾难为乐，几乎就像以他人的挫折和灾难为乐一样。
在一些土著老太太身上，我也发现了这种心态，她们多次被火烫伤，将血液与命运融为一体，每次受到命运的嘲弄，都能安心接受，仿佛命运是她的姐妹。在农庄，每逢星期天早上，我自己仍然赖在床上时，会让仆人给老太太们分发鼻烟——土著人称之为烟草。为此，每到这个时候，我家门口就会出现一群怪模怪样的客人，使得这里像一个养鸡场，聚集着一群蓬头垢面或者一毛不剩、皮包骨头的老母鸡。她们低声地嘀咕着——因为土著人很少大声说话——声音从敞开的窗户传进我的卧室。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基库尤人轻柔、快活的说话声突然升高，并夹杂着阵阵笑声。外面肯定发生了什么非常可笑的事情，于是我把法拉赫叫进来，询问是怎么回事。
法拉赫不太愿意告诉我，因为起因在于他忘了买鼻烟，所以，老太太们赶了这么远的路——用她们自己的话说，是大老远地赶来——却是白跑一趟。这件事后来成了那些基库尤老太太的笑料。有时，我在玉米地的小路上遇到一位老太太，她会在我面前停下脚步，伸出一根弯曲干瘦的手指指着我，那黝黑、苍老的脸上堆起笑容，满脸皱纹仿佛被一根隐秘的线拉紧并折叠起来，一边告诉我，当时她和她的烟友们不辞遥远地走到我家，却发现我根本就忘了买鼻烟，连一丝烟末都没有——哈哈哈，夫人！
白人常常说基库尤人不知感恩，卡曼特却决不是这种人，他甚至亲口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在我们认识之后的许多年里，他曾多次想方设法地主动帮助我，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他肯定早就没命了。他还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感激，那就是对我态度特别好，特别肯帮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特别宽容。也许是因为他一直记得我与他信仰相同。我想，在一个满是傻瓜的世界里，他可能觉得我是一个更大的傻瓜。自从他来到我身边当仆人、与我命运相连的那天起，我就感觉到他那警惕、洞悉一切的目光注视着我，我整个的生活方式受到他明确而不带偏见的评判。我想，从一开始，当我费尽心思地想治好他时，他肯定认为那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古怪之举。但他自始至终对我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和同情，并竭尽全力地引导我摆脱愚昧无知。有时候，我发现他对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思考，还打算好好准备一番该如何讲解，以便我理解起来更加容易。
卡曼特最初到我家帮工是照管猎犬，后来又成为我的医疗助手，由此我才发现他的双手特别灵巧，尽管乍看之下你不会这么认为。于是我又派他去厨房帮忙，为老厨子艾萨打下手。在艾萨被人杀害后，他走马上任，成了我的厨子，一直待在我身边。
土著人对动物往往没什么感情，但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卡曼特与众不同，他管狗有方，与那些狗心灵相通，经常跑来跟我说它们希望怎样，想念什么，或者对事情大致是什么看法。在非洲，跳蚤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但他养的狗从来没有跳蚤。许多个深夜，我和他被狗的哀叫声惊醒，便借着防风灯的光亮，在狗的身上一只一只地捉西亚福
——那些凶狠的大蚂蚁总是成群结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在传教团医院住院时，卡曼特肯定也曾留心观察过——哪怕是像他一贯那样，不带丝毫敬意或成见——因为他是一位细致周到、很有创意的医生助手。离开这一岗位后，他有时还从厨房出来参与治病，给我一些非常合理的建议。
但作为厨子，他又是另一回事，简直无与伦比。在他身上，造化实现了一个跨越，在赋予才能和天资方面忽略先后顺序，使事情变得神秘而不可思议，正如在碰到天才时都是如此。在厨房里，在烹饪世界，卡曼特具有天才的所有特点，乃至天才的无奈——个人对自己的能力感到不由自主。如果卡曼特生在欧洲，得遇高明之师，可能就已声名远扬，并以怪才名垂青史。而在非洲这里，他也小有名气，对自己的手艺一丝不苟，颇有大师风范。
我自己对烹饪也非常热衷，第一次返回欧洲时，还曾向一家著名餐馆的法国厨师拜师学艺，因为我想，如果能在非洲制作美食，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由于我痴迷此道，当时的厨师贝鲁谢先生主动带我进后厨学习。如今，有了卡曼特这个厨房精灵在身边，我不禁又兴致大发。我觉得我们的合作大有可为。在我看来，就烹饪艺术而言，最为神奇的莫过于原始人身上的这种天分。这使我重新审视我们的文明：说到底，它可能是某种神意，某种天命。我感到豁然开朗，仿佛有一位颅相学家向我指明了神学道理在人脑中的位置而使我重新皈依上帝：如果能够证明神学道理的存在，那么也就证明了神学本身的存在，最终也就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凡是涉及烹饪的事情，卡曼特都出奇地心灵手巧。在他那双黝黑、指节弯曲的手下，厨房里的各种诀窍和绝技都易如反掌；对各种鸡蛋饼、酥皮饼、调卤汁、蛋黄酱等，那双手都无师自通。他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可以让事情变得轻而易举，就像传说中幼时的基督用土做成鸟儿，并让它们飞翔一样。他对所有复杂的器具都不屑一顾，似乎懒得过于依赖它们。我给了他一个打蛋器，他放在一边任其生锈，却用一把我修剪草坪时用的刀来打蛋白，而他打出的蛋白像一团蓬松的白云。作为厨子，他具有敏锐过人的眼光，能在一院子的家禽中一眼挑出最肥壮的那只；只要用手认真地感受一下鸡蛋，就能估摸出下蛋的时间。他想出许多改善伙食的办法，还通过某些方式，从国内遥远地方的一位给医生做助手的朋友那里帮我弄到了一种特别优质的莴苣种，那正是我自己苦寻多年而不得的东西。
他特别善于记食谱。他不识字，也不懂英语，所以烹饪书对他毫无用处，但他肯定是用自己的分类方式——其中的奥妙我永远不得而知——将所学到的一切都储存在他那颗并不好看的脑袋里。每看到一道菜，他就用当天发生的某件事为其取名；各种调味汁中，有的被称为“劈树的闪电”，有的被称为“死去的灰马”，但他从不会将两者混淆。我想让他记住却未能成功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用餐时上菜的顺序。如果有客人前来用餐，我就只好用笔为我的厨子画出来，犹如制作一份绘图菜谱：第一道是汤，第二道是鱼，然后是鹧鸪或者洋蓟。我不太相信他的这一缺点是因为记性不好，我觉得在他内心里，肯定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而对这种完全无足轻重的事情，他可不愿意浪费时间。
与一个精灵共事是令人开心的事情。从名义上说，厨房属于我，但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我感到不仅是厨房，还有我们在其中合作的整个世界，都渐渐转入卡曼特手中。因为在这里，他十分清楚我对他的希望，有时甚至不等我开口，就将那些希望付诸实现；但就我而言，我自己也不明白他是如何或究竟为什么会干得这么出色。对于一门他并不理解其真谛并嗤之以鼻的艺术，他居然能如此得心应手，我感到不可思议。
对于我们的菜应该是什么味道，卡曼特可能毫无概念。尽管他成了基督徒，并与文明社会有了关联，但在骨子里，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基库尤人，扎根于自己部族的传统以及对于这种传统的信念，认为这是人类应该遵循的唯一的生活方式。他有时也会品尝自己做的菜，但马上会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就像巫婆品尝自己坩埚里的药汤一样。他仍然习惯于祖祖辈辈爱吃的玉米棒。在这方面，他的聪明劲儿有时也会不够用，他会给我送来一份基库尤美食，比如一只烤甘薯或一块肥羊肉——就像一条变得文明的狗，在与人类一起生活很久之后，会衔来一块骨头放在地上，作为送给你的礼物。我猜想，对于我们在食物上这么讲究，他内心里一直觉得很愚蠢。有时，我想从他口里套出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但尽管他在许多问题上都直言不讳，在其他问题上却守口如瓶，因此，我们虽然在厨房里并肩合作，对烹饪的重要性这个话题却避而不谈。
我将卡曼特送到穆海咖俱乐部
去学艺，每当我在内罗毕的哪位朋友家里吃过一道新推出的好菜时，也会让卡曼特去向他们的厨师学习，待他学成归来后，我家里就因为餐桌上的美味而在殖民地声名远扬，这使我非常开心。我一直希望有人能欣赏我的艺术，所以很高兴有朋友来家里做客，但卡曼特并不在乎任何人的赞美。不过，对于我那些经常来庄园做客的朋友，他能记住每个人的口味。“我要为伯克利·科尔先生做白葡萄酒烧鱼，”他说，那一脸严肃的神情，仿佛是在说某个疯子，“他还专门给您送了烧鱼用的白葡萄酒。”为了听取权威人士的评价，我邀请我的老朋友——内罗毕的查尔斯·布尔佩特先生——前来做客。布尔佩特先生是老一辈的大旅行家，比菲利斯·福格
那代人要小一辈。他周游过世界各地，遍尝了各地的美食，只管享受当下，从不操心未来。五十年前，凡是有关体育和登山方面的书籍，都会提及他作为运动员以及在瑞士和墨西哥登山的成就，而在一本专门讲述著名赌局的名为《来得容易去得快》的书中，也可以读到，为了打赌，他曾身穿晚礼服、头戴高礼帽横渡泰晤士河。不过，更具浪漫意味的是，他曾经像勒安得耳和拜伦勋爵那样畅游赫勒斯滂海峡。
我很高兴他能光临农庄，与我共进晚餐。能用亲手制作的食物款待一个你特别欣赏的人，是一件难得的乐事。作为回报，他表达了自己对食物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事情的见解，并对我说，这是他享用过的最好的人间美味。
让我深感荣幸的是，威尔士亲王也曾来农庄做客，并赞赏了我的坎伯兰酱汁。当我向卡曼特转述亲王对他手艺的表扬时，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听得专心致志，因为土著人认为国王特别了不起，并喜欢谈论他们。好几个月后，卡曼特很想再听一遍，便突然问我，就像法语读本中的句子那样：“苏丹
王子喜欢猪肉酱汁吗？他全都吃完了吗？”
在厨房之外，卡曼特也对我关心备至，他根据自己对生活中有关祸福的判断，总是想给我帮助。
一天晚上半夜之后，他突然悄悄走进我的卧室，手里提着一盏防风灯，仿佛巡夜一般。那应该是在他刚到我家帮佣不久，个子还很小。他站在我的床边，竖着两只大大的招风耳，像一只不慎闯入房间的黑蝙蝠，那手里提着灯的样子也像一小团非洲磷火。他满脸严肃地说，“夫人，我想你最好起来。”我在床上坐起身，心里感到不解。我想，如果发生了什么大事，来找我的应该是法拉赫，可当我要他离开时，他却一动不动。“夫人，”他再一次说道，“我想你最好起来。我想上帝来了。”听到这话，我连忙起床，并问他是怎么回事。他郑重其事地带我走进朝西临山的餐厅。于是，透过落地窗，我看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外面的山上，大片山火正在蔓延，从山顶到平原的野草都在熊熊燃烧，从这里往外看去，几乎像一条竖线，看上去的确像一个庞然大物在一步步向我们走来。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卡曼特也在我身旁观看着。我猜他肯定吓坏了，便开始向他解释，想安慰一下他。但他对我的话似乎没怎么在意，他显然觉得，只要叫了我就算完成了他的使命。“哦是的，”他说，“也许是这样。不过我觉得你最好起来，万一是上帝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