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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我有过一座农庄，位于恩贡山麓，赤道从它以北一百英里的高原地区穿过。农庄海拔六千多英尺。白天里，你会觉得自己高高在上，距离太阳很近，而清晨和傍晚则清澈宁静，到夜间却寒气袭人。
地理位置与海拔高度的结合，打造出了举世无双的风景。这里毫不肥沃，也绝不富饶；这是被六千英尺的海拔所净化的非洲，恰似一座大陆的浓炼精华。放眼看去，皆是干枯焦黄，犹如陶器之色。树冠都轻盈而细致，形状与欧洲的不同，不是长成弓形或圆顶形，而是一层层地向水平方向伸展，使得那些孤独的大树与棕榈树有了几分相似，或者像装备就绪、扬帆待发的船一般具有一种英勇而浪漫的气势，还使得大树的轮廓别具一格，仿佛整棵树都在轻轻摇动。辽阔的草原上，零星散布着一些歪歪扭扭、枝条光秃的老荆棘树，青草散发出百里香和香杨梅般的芳馨，有些地方的气味十分浓郁，甚至有些刺鼻。你所看到的花儿，不管是开在草原上还是在原始森林的藤蔓和攀援植物上，往往都小巧玲珑，一如白垩山丘的野花，只有当漫长的雨季开始时，无数香气馥郁的大百合花才会在草原上怒放。原野一望无际，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有一种浩瀚、自由和无比高贵的色彩。
这片土地以及你在其中的生活有一大特点，就是空气。回首旅居非洲高原的岁月，你感受最深的是仿佛曾经生活在半空之中。天空几乎总是一片浅蓝或淡紫，高高地飘荡着许多巨大、轻盈而变幻不定的云彩，但是它有一种蓝色的活力，将不远处的群山和树林染上一层清新的深蓝。中午时分，地上的空气活力四溢，就像火焰在燃烧，也像潺潺流水在闪烁、跳跃和发光，照得所有的物体层层叠叠，形成美妙绝伦的幻境。在这高海拔的空气中，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内心有一种极为踏实和轻松之感。身处高原，早晨醒来时，你心里会想：我在这里，在我该在的地方。
恩贡山脉南北走向，绵延的山脊上矗立着四座巍峨的高峰，在天空的映衬下犹如静止不动的碧浪。山脉的海拔有八千英尺，东边比周围的原野高出二千英尺，西边却山势陡降，更为险峻，几乎是一头栽进东非大裂谷之中。
高原的风总是从东北偏北方向吹来。这种风在非洲海岸和阿拉伯半岛被称为季风，或东风，相传是所罗门王心爱的坐骑。在这里，它就像是地球将自己投入太空时空气的阻力。风儿向恩贡山扑面而来，那一处处山坡便成了滑翔机起飞的理想所在，滑翔机会乘风而上，飞越山巅。随风飘浮的云彩荡到山腰，流连不去，或者罩在山顶，化为雨水。但那些位置更高、从山崖上掠过的云朵，则飘到山的西侧，消散在大裂谷灼热的沙漠上空。我曾经一次次地站在家门口，目送那庞大的队伍一路前进，看到那些云团自豪地飘过山岭，在碧蓝晴空中消失无踪，心中不禁充满惊叹。
从农庄看去，群山在一天之中性情多变，有时似乎近在咫尺，有时又像远在天边。到了傍晚，夜色开始降临时，你放眼看去，仿佛有一道细细的银线在天空中勾勒出墨色山峦的轮廓，而随着夜幕更深，那四座主峰似乎放下身段平坦下来，仿佛大山在将自己伸展、平铺开去。
登上恩贡山远眺，独特的风景会映入眼帘：南边是野生动物栖息的广阔平原，一直延伸至乞力马扎罗山；东边和北边是公园一般的丘陵地区以及远处的森林，还有与一百英里外的肯尼亚山相连的基库尤人
居留区，地形起伏而错落有致，既有方方正正的小块玉米地，也有香蕉园和草场，偶尔还可见从某个土著村落升起的蓝色炊烟，或鼹鼠打洞留下的几个土丘。但往西看去，陡峭的山脚下则是干旱的非洲低地，犹如月球表面的景象。褐色的荒漠上零零星星地点缀着几小簇荆棘丛，蜿蜒的河床边是弯弯曲曲的墨绿色小径——那是一排排枝繁叶茂、带有尖刺的大合欢树。那里是仙人掌的生长地，也是长颈鹿和犀牛的家园。
你一旦置身山中，就会发现它十分辽阔、美丽而神秘，形态多种多样，既有狭长的谷地和低矮的树丛，也有苍翠的山坡和陡峭的悬崖。再往高处，在一座主峰下，甚至有一片竹林。山上还有溪流和泉眼，我曾经在水边野营。
我在那儿的时候，恩贡山上有野牛、大羚羊和犀牛，十分年长的土著人记得以前还曾经有大象出没。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恩贡山未能全部纳入野生动物保护区，而只是以南峰上的灯塔为界，将一小部分划入其中。随着殖民地不断发展，当首府内罗毕变成一座大城市时，恩贡山本可以成为它的一个绝佳的野生动物园。但我在非洲的最后几年里，每逢星期天，内罗毕的许多年轻商贩就骑着摩托车进山，乱捕滥猎。我猜那些大动物已经离开了山区，穿过荆棘丛和岩石地，进一步向南迁徙。
在山脊本身和四座主峰上徒步行进并不难；野草很浅，就像草坪一般，灰色的石头时不时地在草地上裸露出来。沿着山脊和上下山峰之间，有一条野生动物踩出的羊肠小道，就像平缓的“之”字形小路。我在山上野营时的一个早晨曾经去过那里，沿路信步，发现了一群羚羊刚刚留下的脚印和粪便。这些性情温和的大动物肯定是在黎明时分就爬上山脊，鱼贯而行，你简直无法想象，它们登上高处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俯瞰两边山脚下的大地。
我们在农庄种植咖啡。这里的地势对咖啡来说略微高了一点，所以维持起来很辛苦，我们从未靠它赚到钱。但咖啡园这种东西啊，你对它一旦动了心，就欲罢不能，这里总是有事情要做：你通常有一种稍稍忙不过来的感觉。
在这荒凉杂乱的原野上，一片被开垦出来、整齐种植的土地会令人赏心悦目。后来，当我在非洲飞行，从空中熟悉了农庄的模样后，看到我那位于灰绿色大地上的苍翠欲滴的咖啡园，我就满心赞叹，开始明白人们内心对几何图形是多么渴望。内罗毕周围的乡野，尤其是城区以北，都是类似的布局，这里的人们成天思考和谈论的，都是咖啡的种植、修剪和采摘，就连夜晚躺在床上，也还在琢磨如何改进自己的咖啡加工厂。
咖啡种植是一件耗时很久的工作，并非你想象的那样一蹴而就。你年纪轻轻，满怀希望，顶着哗啦啦的大雨，将一箱箱嫩绿的小咖啡树苗从苗圃里搬出来，与在场的所有帮工一起，把它们栽进湿地上那排列有序的土坑里——它们将在这里扎根生长。然后，你还得从树林里砍来树枝，为咖啡苗严密地遮阳，因为幼苗不能暴晒。四五年后，成树才能结果，其间，你可能会遭遇旱灾或者病虫害，那些顽强的野草也会在地里疯长——比如有一种叫“海盗旗”的野生豆荚，那长长的、毛乎乎的果壳就很容易粘在你的衣服和袜子上。有些树苗栽种不当，主根弯曲，那么到刚刚开花时就会死去。一英亩地可以栽种六百多棵树，而我种了六百英亩地的咖啡树；我的耕牛拖着耙犁在一排排树之间来回劳作，不厌其烦地穿行数千英里，期待着即将到来的犒赏。
咖啡园有时风景如画。在雨季之初，万树花开，在薄雾和蒙蒙细雨中，犹如一大团白云笼罩在那六百英亩土地上，简直美不胜收。咖啡花隐约有一丝淡淡的苦味，像黑刺李花的气味。当果实成熟，园里红艳艳一片时，所有的女人以及被她们称为“图图”的孩子们都被喊了出来，与男人们一起摘咖啡豆，然后再由大大小小的牛车运往河边的加工厂。我们的机器设备一直不太好用，但工厂是我们自己筹划和建造的，所以我们倍感珍惜。它曾经在大火中毁于一旦，只好重新修建。巨大的烘干机不停地旋转，咖啡豆在它的铁肚子里哗啦作响，犹如海水在冲刷岸边的鹅卵石。有时，咖啡豆烘干和准备出炉的时间是半夜时分，那是一种令人震撼的场面：布满蜘蛛网和咖啡壳的宽敞而黑暗的厂房里，点起了许多盏防风灯，在灯光的照耀下，烘干机旁呈现出一张张迫切、发亮的黑色脸庞。你会觉得，工厂仿佛悬挂在浩渺的非洲夜空，就像一颗璀璨的宝石佩戴在阿比西尼亚人的耳垂上。接着，要对咖啡豆去壳，并进行手工定级和分拣，再装进麻袋，用马鞍针缝好袋口。
最后，凌晨时分，天色还没有亮，我躺在床上，听见满载着一袋袋咖啡豆——十二袋一吨——的牛车已经出发，嘎吱嘎吱地沿着厂区所在的一段长长的山路，朝内罗毕火车站赶去，每辆车由十六头牛拉着，旁边的车夫一边奔跑，一边大声吆喝。想到途中只有这一段上坡路，我不禁感到庆幸，因为农庄的地势比内罗毕市高出一千英尺。到了傍晚，我走出门去，迎接车队归来。牛累了，耷拉着脑袋拖着空车，任由一个疲惫的小图图牵着，而倦极了的车夫们则拖着鞭子，在身后的路上扬起一片尘土。至此，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一两天后，咖啡豆就会乘船出海，我们只能祈求在伦敦的大拍卖市场上能有好运。
我有六千英亩土地，因此除了种植咖啡之外，还有大量的空地。农庄的一部分是原始森林，还有大约一千英亩由佃农使用，他们称之为“自耕地”。佃农都是土著人，往往一家人在白人的农庄耕种几英亩地，然后每年为白人干活若干天作为回报。对于这种关系，我觉得我的佃农们并不这样想，因为他们许多人——以及他们的父辈——都在这个农庄出生，很可能把我当成了他们自己土地上的某种高级佃农。佃农们的地比农庄其他的地方更有生气，并一年到头随季节而变。当你走在踩得十分坚硬的狭窄小路上时，两旁是沙沙作响的高高青纱帐，那些玉米秆长得高过你头顶，不久后也会被收割。地里的豆子熟了，妇女们负责收割和脱粒，并将豆茎和荚壳集中起来焚烧，于是在某些特定的时节，农庄里会东一缕西一缕地升起淡淡的青烟。基库尤人也种甘薯，蔓生的藤叶铺在地上，犹如一张编织严密的草席。他们还种各种带有黄色和绿色斑纹的大南瓜。
每当你穿行在基库尤人的自耕地之间，最先进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小老太太腰弓背驼、正在耙土的背影，恰似一只把头埋进沙中的鸵鸟。每个基库尤家庭都有几幢圆形尖顶的小茅屋和仓房，茅屋之间的空地如水泥地一般坚硬，这里成天热热闹闹，既是碾玉米和挤羊奶的地方，也是孩子们和鸡群追逐嬉戏的场所。在蓝色的黄昏，我常常到佃农家附近的甘薯地里猎山鸡，而欧鸽则在树上高声鸣唱——那些树高大粗壮，枝繁叶茂，是从当年覆盖着整个农庄的森林中遗留下来的，零零星星地屹立在自耕地上。
除此之外，我的农庄上还有两千多英亩草地。大风吹来，深草如海浪一般起伏；基库尤小牧童在这里帮他们的父亲牧牛。寒冷时节，他们随身带着装有红彤彤的木炭的柳条篮，有时引发草地大火，这对农庄的牧草是一种灾难。在干旱的年头，斑马和大羚羊常常会光顾农庄的草地。
我们的城市内罗毕在十二英里之外，位于群山环抱下的一片平地上。城里有总督府和各大核心部门，政府从那里统治着整个国家。
一座城市对你的生活不可能没有影响，甚至不管你对它是褒是贬，结果都差不多一样，根据精神的引力定律，它会吸引你的关注。到了夜晚，从农庄的部分地方，我可以看到城市上空的昏黄亮光，这会让我浮想联翩，回想起欧洲的一些大城市。
我初到非洲时，肯尼亚还没有汽车，如果要去内罗毕，我们就骑马或乘坐六匹骡子拉的骡车，然后把牲口安顿在高原运输公司的畜舍里。我在非洲的那些年里，内罗毕还是一个杂乱的城市，既有新落成的雄伟气派的石头建筑，也有许多老旧的片区——里面全是用波纹铁皮搭盖的店铺、办公室和小平房。街道是尘土飞扬的土路，两旁是长长的桉树。高等法院、土著人事务部以及兽医部都条件极差，我非常佩服那些公务人员，待在那火热、昏暗的小房间里，他们居然能干成工作。
不过，内罗毕终究是城市。在那里，你可以买东西，听新闻，去酒店吃饭，到俱乐部跳舞。那是个充满生机的地方，像流水一般川流不息，像幼儿一般成长壮大；它年复一年地变化，甚至当你游猎归来，也会感受到它的不一样。新的总督府已经建成，那是一幢宏伟、清凉的建筑，有华丽的舞厅和迷人的花园；一座座大酒店相继竖起；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型农产品展和五彩缤纷的花展轮番举行；本殖民地一些附庸风雅的人士还时不时地上演几场小情节剧，为城市更添一些情趣。内罗毕对你说：“尽情地享用我和时间吧！Wir kommen nie weider so jung，
再也不会这么无拘无束、永不满足！”总体而言，我与内罗毕心有灵犀，有一次，我驾车穿过市区，心里想：在内罗毕的街道以外没有别的世界。
土著人和有色人种移民的聚居区比欧洲人的要大得多。
斯瓦希里人聚居区位于通往穆海咖俱乐部的道路旁，名声一向不好，却是一个热闹、脏乱和花哨的地方，各种事情总是层出不穷。那里的房屋大多是将煤油桶的铁皮捶平后搭建而成，锈蚀程度不一，看上去就像珊瑚礁或远古的化石，现代文明的精神正离开这个区域，渐行渐远。
索马里人聚居区则远离内罗毕，我猜这与索马里女人不抛头露面的习俗有关。我在非洲期间，有几个年轻漂亮、全城闻名的索马里女人跑到市场街住了下来，她们聪明而迷人，让内罗毕的警察十分头痛。但本分的索马里女性不会在城里露面。索马里人聚居区四面受风，毫无遮拦，尘土飞扬，肯定能使他们想起祖辈所居住的沙漠。游牧民族对自己住宅周围的环境毫不关心，这让很长时间——甚至好几代人——都住在同一地方的欧洲人感到无法理解。索马里人的房屋很随意地搭建在光秃秃的地面上，仿佛是用一堆四英寸长的钉子固定而成，只能维持个把星期。当你进入其中一间，却会意外地发现里面十分整洁而清新，散发出阿拉伯熏香的气息，不仅有精致的地毯和壁挂，还摆设有黄铜和银制器皿以及象牙柄的锋利短剑。索马里妇女举止端庄文静，待人热情，性情愉快，笑声像银铃一般。我在非洲的那些年，我的索马里仆人法拉赫·艾登一直跟随在我身边，他常常带我去索马里村子做客，我总是感到宾至如归。索马里人的盛大婚礼是一种隆重的传统庆典。作为贵宾，我被带进新房，只见墙壁和婚床上都挂有发出柔和光亮的古老织物和绣品，而黑眼睛的年轻新娘则一动不动，犹如饰有华丽丝绸和金银琥珀的元帅权杖。
索马里人是牲口贩子，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为了运输货物，他们在村里养了很多灰色的小毛驴，我在那里还见过骆驼——那是沙漠的高傲而坚韧的产物，能忍受所有人间苦难，就像仙人掌，也像索马里人。
索马里人常常发生严重的部落冲突，从而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感受和理解与别人不同。法拉赫属于哈布尔-尤尼斯部落，因此从个人感情上说，发生冲突时我会站在他们一边。有一次，索马里人聚居区发生了一场大战，杜尔巴-汉蒂斯与哈布尔-查奥罗这两个部落用枪支和火把互相攻击，有十到十二个人丧生，直到政府出面干预。法拉赫当时有个同部落的年轻朋友，名叫赛义德，是个风度翩翩的小伙子，以前经常到农庄来看望他，所以当仆人们告诉我，赛义德去哈布尔-查奥罗部落的一户人家做客，恰巧杜尔巴-汉蒂斯部落的一个怒气冲冲的家伙从那儿经过，顺手朝那户人家的墙上开了两枪，结果子弹穿墙而过，打断了赛义德的一条腿，我听了不禁感到难过。当我向法拉赫就他朋友的不幸表示慰问时，他气愤地叫了起来：“什么？赛义德？这次算赛义德命大！他干吗非要去哈布尔-查奥罗部落的人家喝茶呢？”
内罗毕的印度人掌控着市场街的大商业区，那些印度富商——杰旺吉、苏勒曼·维尔吉、艾里迪纳·维斯拉姆等——在城外都有小别墅。他们都喜欢石雕的台阶、栏杆和花瓶，是用肯尼亚的软石雕凿而成，工艺十分粗糙，就像孩子们用粉红色积木搭起来的一样。他们精明过人，见多识广，待人彬彬有礼，经常在自己的花园举行茶会，用与别墅风格一致的印度糕点招待宾客。不过，在非洲的印度人都是非常贪婪的商人，跟他们打交道时，你永远无法知道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平常的样子还是作为公司老板的一面。我曾去过苏勒曼·维尔吉的家里，所以有一天，当我看到他的商铺大院上方降了半旗时，便问法拉赫：“苏勒曼·维尔吉死了吗？”“半死，”法拉赫回答。“因为他半死他们就降半旗吗？”我问。“苏勒曼死了，”法拉赫说，“维尔吉还活着。”
在接管农庄之前，我很喜欢打猎，有过多次游猎经历，但成为农庄主后，就把猎枪搁置一边了。
马赛族是以养牲口为生的游牧民族，他们是我的邻居，就住在河的对岸。他们中时不时地有人来到我家，抱怨有一头狮子在吃掉他们的母牛，请求我去为他们除害，而我也尽量在所不辞。到星期六，我有时也徒步前往奥朗吉草原，身后跟着一大群兴高采烈的基库尤孩子，去猎一两头斑马给农庄的工人们打牙祭。我还在农庄打鹧鸪和珍珠鸡，它们都是美味佳肴。但我已经多年不再长途游猎。
不过，我们常常在农庄谈起过去的游猎经历。那些营地铭刻在你的脑海中，仿佛你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的一段漫长时光。你会记得草地上的一道蜿蜒车辙，犹如记得一位朋友的面庞。
游猎期间，我曾见过一群野牛，多达一百二十九头，在古铜色的天空下，它们从晨雾中鱼贯而出；那些黝黑庞大、铁牛一般的动物顶着对向弯曲的巨大犄角，仿佛不是在渐行渐近，而是在我眼前被逐一创造，现做现走。我还见过—群大象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穿行，阳光透过厚厚的藤蔓星星点点地洒落下来，而象群则步履从容，仿佛前往世界的尽头——一块非常古老、无比珍贵，绿、黄以及深褐色相间的巨大的波斯地毯的边缘——赴约。我一次次地看到长颈鹿群穿过草原，那奇特、无与伦比、植物一般的优雅形态，使你觉得那缓缓前行的仿佛不是一群动物，而是一组长茎、有斑点的巨大的奇花异朵。在清晨的时光，我尾随过两头悠闲漫步的犀牛，它们在寒冷刺鼻的空气中闻闻嗅嗅，喷着鼻息，看上去就像两块嶙峋的巨石，在长长的山谷里轻松嬉戏，共享生命的快乐。黎明之前，我见过一派王者气势的狮子在一弯残月下觅食归来，仍然满脸血迹，它穿过灰蒙蒙的草原，在银色的草地上留下一道黑色的影子；或者在午休时间，我看到它心满意足地躺在浅草地上，身旁围着家人，在这非洲乐园里，在金合欢树的宽阔树冠下，享受着柔和的、泉水般清凉的绿荫。
农庄的日子有时未免单调，这些往事便成为令人愉快的回忆。大型动物仍然在那里，在自己的领地上，我随时可以再去寻找它们。由于它们近在咫尺，使得农庄多了一份刺激和乐趣。随着时间的流逝，法拉赫越来越关注于农庄的事务，但他与以前陪我打猎的土著仆人一样，期待着再次踏上游猎之旅。
在野外，我学会了不要轻举妄动。你所面对的动物往往胆小而警觉，善于在你最猝不及防时逃之夭夭。家畜绝不可能像野生动物那样做到纹丝不动。文明人已经失去了安静的天性，只有向大自然学习如何保持安静，才能被它所接受。对于猎手——尤其是带着照相机的猎手——来说，首先要学的就是蹑手蹑脚、不轻举妄动的技巧。猎手不可随意行事，而必须考虑所处之地的风向、色彩和气味，必须与周围的节拍融为一体。有时，一个乐章再三重复，他们也必须与之保持一致。
你一旦掌握了非洲的节奏，就会发现它所有的音乐都是如此。我从当地的野生动物那里学到的东西，对我与土著人打交道也有助益。
爱女人和女性气质，是男人的天性，爱男人和男性气概，是女人的天性，而对南部国家和民族抱有好感，则是北欧人的特性。诺曼人肯定是爱上了异国他乡，首先是法国，接着是英国。那些在十八世纪的历史和小说中出现的贵族老爷常常在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游历，他们的性格中毫无南方人的特点，却被与自己迥然不同的东西深深吸引，流连忘返。想当年，当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画家、哲学家和诗人初到佛罗伦萨和罗马时，甚至匍匐在地，对南方顶礼膜拜。
这些缺乏耐心的人，对异国他乡却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奇特耐心。正如一个女人几乎不可能激怒一个真正的男人，也正如一个男人只要还像个男人，在女人眼中就决不会一无是处，决不会一钱不值，那些性情急躁的红发北欧人对热带国家和民族也有着无休止的宽容。他们无法容忍同胞或亲友的胡闹，却谦恭默然地忍受着非洲高原的干旱、偶尔的中暑、牛群发生瘟疫以及土著仆人的无能。由于相信不同的人们可以通过交往而实现大同，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意识。南欧人和混血人种却不是这样，他们对此要么明确责怪，要么嗤之以鼻。因此，硬汉子会瞧不起长吁短叹的痴情男，同样，那些对自己的男人缺乏耐心的理智女也对格林赛尔达
恨铁不成钢。
而我呢，从走进非洲的最初几周开始，就深深地喜欢上了土著人。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对男女老少一视同仁。对我而言，由于发现这个黑色的民族，我整个的世界得以神奇地拓展开来。如果说有人生来就喜爱动物，却在一个没有动物的环境里长大，直到若干年后才与动物有了接触；如果说有人天生就热爱树木和森林，却在二十岁时才第一次进入森林；如果说有人极具音乐天赋，却直到长大成人后才偶然第一次听到音乐……那么，他们的感受可能与我相似。在遇到土著人后，我开始让自己的日常生活步入这支管弦乐的节奏。
我父亲曾经是丹麦-法国联军的军官，作为驻扎在杜佩尔的一名非常年轻的中尉，他在家信中写道：“在杜佩尔这里，我是一支较大纵队的军官。虽然很辛苦，感觉却很棒。对战争的爱与对一个人的感情没有两样，你爱士兵，就像爱年轻的姑娘，简直爱得发狂，而且这两种爱并不互相排斥，姑娘们也明白这一点。不过，爱女人时，你一次只能爱一个，但对士兵的爱却包含整支队伍，而且你希望这支队伍的人数多多益善。”我对土著人的爱就是如此。
要了解土著人并不容易。他们听觉敏锐，善于隐蔽，一旦受到惊吓，就会迅速躲进自己的世界，正如被你突如其来的动作所吓跑的野生动物一样，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没有充分了解一个土著人，你几乎不可能从他口里得到直接的答案。你直截了当地问他有多少头牛，他会含糊其辞地回答：“跟我昨天告诉你的一样多。”这样回答会有伤欧洲人的感情，这样提问很可能也有伤土著人的感情。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或紧逼不放，要他们解释自己的行为，他们就会尽量躲闪，然后编一个古怪、有趣的故事将我们引入歧途。碰到这种情形时，就连小孩子都充分表现出扑克牌老手的素质，他们并不在意你是高估还是低估他手中的牌，只要你不清楚他的底牌就行。如果我们真正闯入土著人的生活，他们的反应就会跟蚂蚁一样——你用棍子捅了蚁丘后，它们就会以不知疲倦的力量，飞快地、默默地收拾残局，犹如抹掉某个不当之举。
我们无法了解——也难以想象——我们手中到底有什么让他们感到惧怕的危险。我个人认为，他们对我们的惧怕更像是我们对平地一声巨响的惧怕，而不像是我们对痛苦和死亡的惧怕。不过，这一点难以确定，因为土著人都是伪装大师。清晨时分，在耕地上，你有时会看到一只鹧鸪在你的马前奔跑，仿佛折断了翅膀，唯恐被猎犬捕获。但它的翅膀其实完好无损，它也并不害怕猎犬——它随时都可以在猎犬面前腾空而起——只不过它要顾及藏在附近某处的一窝雏鸟，所以它是在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它们身上引开。像鹧鸪一样，土著人可能也是假装惧怕我们，可能是出于某种更深层次的恐惧，其中玄妙我们不得而知。或者说到底，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许只是某种奇特的玩笑，这些腼腆的人对我们其实毫不惧怕。与白人相比，土著人对生活中的危险很不敏感。在游猎期间或者农庄上，有时碰到万分紧张的时刻，我遇上土著同伴的目光，会觉得与他们心隔万里，觉得他们不明白我对于危险的忧虑。由此我不禁想到，就生命本身而言，他们也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体会的世界——就像深水中的鱼，永远不会理解我们对于溺水的恐惧。我想，他们之所以这么气定神闲，之所以具有这种深水游泳的技艺，是因为他们仍然保存着一种我们未能从自己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信念，而所有的大陆之中，只有非洲能教会我们这一点：上帝与魔鬼是一体，是威严而永恒的共同存在，它们是永存的一体而不是两体，土著人既不将人混淆不清，也不将神一分为二。
在游猎中，在农庄里，我与土著人渐渐了解，结成了稳定的私人交情。我们是好朋友。我让自己接受了一个现实：尽管我永远无法完全了解或理解他们，他们却对我了解得很透彻，对于我将要做出的决定，在我自己还不太确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心中有数了。我在吉尔吉尔曾经有一个小农庄，以帐篷为临时落脚之处，经常乘火车往来于吉尔吉尔和恩贡之间。在吉尔吉尔时，碰到下雨，我可能会心血来潮决定回家，但一抵达基库尤——那是该线路上我们上下车的一站，离农庄还有十英里——就看到我的一名仆人牵着骡子等在那儿，准备接我回家。如果我询问他们是怎么知道我要回来，他们就会转过脸去，显得很不自在，似乎感到慌张或厌烦，正如一个聋子执意要我们向他解释一首交响乐，我们也会有这种感受。
当土著人对我们有了安全感，不再害怕突如其来的动静时，他们会更愿意与我们交谈，甚至比欧洲人彼此之间更能敞开心扉。他们的话从来都不可信，但是却真诚至极。在土著人的世界中，好名声——也即声望——十分重要。他们似乎在某个时刻对你做出了集体评价，从此之后，所有人都会坚信不疑。
农庄的生活有时十分孤独。在寂静的夜晚，随着闹钟的滴滴答答声，你的生命似乎也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因为没有白人可以交流。但自始至终，我能感觉到土著人在另一个层面上那默默的、被遮蔽的存在，那个世界与我的世界同时并存，相互呼应。
土著人是非洲的血肉化身。高耸于大裂谷上的隆戈诺特死火山，河岸上树冠广阔的金合欢树，还有大象和长颈鹿，都无法像土著人那样代表真正的非洲。以上种种，都是无边风景中的渺小身影，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是同一旋律的不同变奏。这并非异类原子的求同性汇聚，而是同类原子的存异性汇聚，正如橡树叶、橡树果和橡木制品一样。我们自己穿着长靴，总是来去匆匆，往往与风景不大协调。土著人却与这片土地水乳交融，当这些身型瘦长、黑肤黑眼的人走动时——他们总是鱼贯而行，所以即使是土著人的交通要道也只是羊肠小道——或者当他们在土地上劳作、放牧、举行盛大舞会或给你讲故事时，其实就是非洲在走动、起舞和逗你开心。置身高原，你会想起这样的诗句：
我发现
土著人很高贵，
移民则很平庸。
殖民地一直在变化，从我生活在那儿至今，已经大大变了样。现在，我尽量如实记下自己在农庄的经历，记下周围的乡野，以及我与高原、森林中的部分居民之间的轶事，也许会具有某种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