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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特里亚诺的拱顶砖门对面，在小城之外，有一堵非常体面的粉刷过的泥墙，上面铺着波纹状的红瓦以防止它消融不见。如果不是墙中间有个大洞，倒会让人以为那是某位绅士家的花园。每下一次暴雨，那个洞就会增大一点。透过洞口，首先看见的是那扇想把洞口挡住的铁门，然后是一片方方正正的土地，不完全是泥地，也不完全是草地。最后又看见一堵墙，这次是石头砌的，中间开着一扇木门，两边是木头百叶窗，看着像是一座平房的前脸。
其实房子比表面看上去的要大，它的后身沿着山坡往下还有两层楼，那扇常年锁着的木门实际上是通向阁楼的。对这里知根知底的人们，通常愿意顺着陡峭的羊肠小路绕过泥墙，来到这座大建筑物的后面。然后——在与地窖差不多高的地方——抬起头来，大声喊叫。如果从喊声听起来东西不重——比如一封信，一些蔬菜，或一束鲜花——二楼窗口就会用细绳放下一只篮子，来人就把东西放进去，随即离开。而如果从喊声听起来东西很重，比如一根木头，一块肉，或一位访客，就会受到盘问，然后被批准入内或拒之门外。这所破败的房子，底楼和顶楼都空荡荡的，只有中间部分有人居住，就像一具奄奄一息的病体，所有的生命都退缩到了心脏。第一道楼梯的顶上有一扇门，被批准入内的访客会发现他无端受到了冷遇。这里有几个房间，有的光线昏暗，大部分空气不好，会客室里摆着用马鬃填塞的椅子、绒绣的垫脚凳，还有一个从未点燃过的炉子——这个房间透着德国人的低俗品位，却又没有德国人爱家的心思。还有一间客厅，它不知不觉过渡到了卧室，看不到一点热情好客、精心考究的意思，然后是真正的卧室。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凉廊，如果你愿意，可以白天黑夜生活在这里，喝苦艾酒，抽烟，周围注视着你的，是延绵不绝的橄榄树、葡萄园和黛青色的山坡。
就是在这座房子里，莉莉娅开始了她短暂的、注定成为悲剧的婚姻生活。莉莉娅逼着吉诺为她买下这座房子，因为她是在这里第一次看见吉诺坐在面对拱顶砖门的泥墙上的。她记得夕阳照在他的头发上，记得他低头朝她微笑，莉莉娅是个既多情又性格粗放的人，就决定把这个男人和这个地方都据为己有。意大利的东西对于一个意大利人来说是便宜的，吉诺虽然更愿意在广场买房子，如果能在锡耶纳买房子则更好，如果能在里窝那买房子则更是好上加好，但他还是照莉莉娅的意思办了，认为她选择这样僻静的住所是显示了她不俗的品位。
房子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大了，他那一大家子在这里聚了一次，把房子填得满满当当，他父亲希望建立一种父权制的管理，全家人都在这里找房间住下，吃饭时聚在一起，他情愿放弃在波吉庞斯新开创的事业，守在这里坐镇。吉诺也是一百个愿意，他本来就是个性情温和的年轻人，喜欢大家庭的氛围，他把这当成一个好消息告诉了莉莉娅，而莉莉娅丝毫没有掩饰她的恐惧。
立刻，吉诺也恐惧了，发现这个主意实在太不像话。他在莉莉娅面前责骂自己提出这个荒唐的建议。然后冲回去告诉父亲这条路行不通。父亲抱怨说富贵使他忘了本，使他变得铁石心肠、六亲不认；母亲伤心哭泣，姐妹们责怪他阻挡了她们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他好话说尽，甚至打躬作揖，最后他们把矛头转向了莉莉娅。这时他跟他们急了，说他们不可能理解他娶为妻子的那个英国女人，更不可能与她和睦相处，还说那个家里应该只有一个主人——就是他自己。
他回来后，莉莉娅表扬了他，对他百般宠爱，用“勇士”、“英雄”之类柔情蜜意的字眼儿称呼他。可是，当他的家人离开蒙特里亚诺时，他的情绪很低落。他的家人是端着架子走的，尽管拿了一张支票，那架子也没有放下来一点。他们拿了支票并没有去波吉庞斯，而是去了恩波利——约二十英里之外一个热闹而肮脏的小镇。他们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姐妹们说她们是被吉诺赶到那里去的。
不用说，那张支票是莉莉娅的，她为人特别大方，而且很愿意与人结交，只要他们别来跟她住在一起，婆家人让她提心吊胆。她最希望的是找到某种若即若离的亲戚关系——确实有几个——然后扮演慷慨的贵妇人的角色，让别人摸不着头脑，并常常心怀不满。吉诺不明白，他的家人以前看上去那么和蔼可亲的，怎么突然变得脾气古怪、很难说话。他把这归因于她的贵妇人妻子的魅力，跟她一比，一切都显得庸俗平常了。虽然生活很简单，莉莉娅的钱却花得跟流水似的。她比吉诺预想的还要有钱。吉诺羞愧地想起自己还曾懊悔不能接受菲利普·赫里顿用以交换莉莉娅的那一千个里拉。如果真接受了，那可是一笔缺乏远见的交易。
莉莉娅很高兴地在这座房子里安顿下来，每天没有什么事做，只是给那些笑眯眯的下人发号施令，身边还有一位忠心耿耿的丈夫充当翻译。她喜气洋洋地写信给赫里顿太太描绘她的幸福，哈丽雅特回了信，说（一）以后所有的联系都直接找律师；（二）莉莉娅能否归还哈丽雅特借给她——而不是送给她——装手帕和领子的一只雕花木匣子？
“看看吧，我为了跟你一起生活放弃了什么！”莉莉娅对吉诺说，每次都不忘突出强调她的恩赐态度。吉诺以为她指的是那只雕花木匣子，就说她根本用不着把它还回去。
“傻瓜，不是的！我是指生活。赫里顿家的人认识许多权贵人物，他们领导着沙士顿的社交生活。可是，只要能拥有我的小傻瓜，我还在乎什么呢！”她总是把他当成一个男孩子——他确实是的——和一个傻瓜——他其实不是，她觉得自己比他优越许多许多，因而错过了一个又一个订立规矩的良机。他漂亮而懒散，因而肯定是愚蠢的；他很穷，因而绝不敢对他的女施主说三道四；他热烈地爱着她，因而她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也许这还算不上人间天堂，”她想道，“但总比查尔斯强。”
而那个男孩始终在注视着她，在逐渐成长。
律师写来一封讨厌的信，使她又想起了查尔斯。信里要求她根据前夫的遗嘱，交出一大笔钱给艾玛。用这个方法防她再婚，正符合查尔斯那多疑的天性。吉诺也气得不行，两人共同起草了一封很尖刻的回信，没有效果。然后他说最好让艾玛过来跟他们一起生活。“空气好，吃的东西也好。她在这里会很幸福的，我们也就不用把钱分出去了。”可是莉莉娅甚至没有勇气向赫里顿一家提出这个建议，一想到艾玛或别的英国孩子要在蒙特里亚诺受教育，她就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
律师的信弄得吉诺非常沮丧，莉莉娅觉得没必要这样。家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便整天消磨在凉廊上，闷闷不乐地靠在或骑坐在矮墙上。
“噢，你这个懒散的孩子！”莉莉娅拧着他的肌肉喊道，“去玩玩保伦球吧。”
“我已经结婚了，”他头也不抬地回答，“不参加运动了。”
“那就去看看朋友。”
“我现在没有朋友了。”
“傻瓜，傻瓜，傻瓜！你不能整天待在家里呀！”
“除了你，我谁也不想见。”他朝一棵橄榄树啐了一口。
“哦，吉诺，别说傻话。去看看你的朋友，把他们带来见我。我们俩都喜欢社交。”
他看上去不知所措，听任自己被她说服，走出了家门，结果发现并不像他以为的那样没有朋友，几小时后回来时情绪焕然一新。莉莉娅暗自祝贺自己管理有方。
“我现在也想见人了，”她说，“我是说把你们都唤醒，就像我当年把沙士顿唤醒了一样。我们邀请一大堆人——再让他们把女眷也带来。我是说举办正宗的英国式茶会。”
“我倒是有个姨妈和姨夫，但我以为你不想接待我们家亲戚呢。”
“我从来没说过这种——”
“不过你说得也对，”他认真地说，“他们对你不合适。他们许多都是做生意的，你的朋友应该是一些绅士和贵族。”
“可怜的人，”莉莉娅想，“他发现他的家人很粗俗，心里多么难过呀。”她便对他说，她爱的就是他这个傻乎乎的人，他羞红了脸，开始用力揪着自己的胡子。
“可是，除了你的亲戚，我还必须邀请别的人来。你的朋友都有妻子和姐妹的，是不是？”
“噢，是的，但我不怎么认识她们呀。”
“不认识你朋友的家人？”
“是啊，不认识。如果她们很穷，要干活挣钱糊口，我倒能看见他们——不然就不认识了。除了——”他顿住了。有一位年轻女子例外，吉诺曾为了男婚女嫁的原因跟她介绍认识。后来发现嫁妆分量不足，便断了缘分。
“多么滑稽！但我打算改变这一切。把你的朋友们带来见我吧，我再让他们把亲朋好友带来。”
他无可奈何地望着她。
“对了，这里的头面人物是谁？谁是社交界的领头人？”
他猜想是监狱长，还有他手下的那些典狱官。
“那么，他们结婚了吗？”
“结婚了。”
“那不就得了。你认识他们吗？”
“嗯——算是认识吧。”
“明白了，”她气愤地嚷了起来，“他们瞧不起你，是不是，可怜的孩子？等着吧！”他表示同意。“等着吧！我很快就会改变这点。那么，还有谁呢？”
“偶尔还有侯爵，还有大圣堂的教士。”
“结婚了吗？”
“教士——”他眨巴着眼睛说。
“噢，我忘了你们可怕的守身教规。在英国，他们是一切的中心。但凭什么我就不能认识他们呢？如果我去拜访一圈是不是更方便些？那是不是你们外国人的方式？”
他并不认为这样就会方便些。
“但我必须认识某个人！你今天下午是在跟谁说话？”
底层的人。他连他们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可是，吉诺，如果他们层次很低，你为什么要跟他们说话呢？你就不考虑你自己的身份吗？”
目前吉诺所考虑的就是无所事事和零花钱，他的表达方式就是大呼小叫，“呸——呸！这里真热啊。不透风。我全身都在出汗，快喘不上气了。我必须凉快凉快，不然怎么也睡不着。”他莽莽撞撞地冲出去，来到凉廊里，整个身子躺在矮墙上，开始在星光下寂静的黑夜里抽烟、吐痰。
莉莉娅却从这段对话中得出结论：欧洲大陆的社交界大概不是她原先设想的那样随心所欲。实际上她根本看不到欧洲大陆的社交界在哪里。如果你碰巧是个男人，意大利真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享受美妙奢侈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以收入或人品的平等为基础，而是以行为举止的平等为基础。在咖啡馆或大街小巷的民主氛围中，我们生活的重大问题迎刃而解，普天之下皆兄弟成为了现实。但这是以普天之下皆姐妹为代价才得以实现的。为什么不能跟剧院里或火车上的邻座交朋友呢？你知道、他也知道你们之间永远不会出现女性的挑剔，女性的尖锐，女性的偏见。虽然你们成了莫逆之交，但你永远不需要走进他家，他也不需要走进你家。你们一辈子都可以在露天——南方唯一的屋顶下见面，他吐痰、骂人，你说话略去h音，谁也不会对谁产生反感。
另一方面，女人——当然啦，她们有家，有教堂，教堂里还经常有那些值得赞美的宗教仪式，由女仆陪着同去。除此之外，她们很少出门，因为散步不雅，而她们又很穷，备不起马车。偶尔你带她们去咖啡馆或剧院，立刻，你所有的老熟人都会离你而去，除了那几个你打算攀亲或打算跟你攀亲的人。这真是令人沮丧，不过倒也有令人安慰的地方——如果你是男人，意大利的生活是非常愉快的。
尽管如此，吉诺并没有干涉莉莉娅。莉莉娅比他大这么多岁，又这么有钱，他觉得她高高在上，遵循的是另一套法律。他倒并不十分意外，一向总听别人传说，在阿尔卑斯山一带，男人女人拥有同样的兴趣和娱乐活动，他也经常碰到那种享有特权的狂人，比如某位独自散步的女游客。莉莉娅也独自散步，可是那个星期，一个流浪汉抢去了她的手表——按说在意大利这种事情不可避免，其实这里并不像在伦敦邦德街那么频繁。这下子他把她看得更清了，也就必然失去了对她的敬畏，这也难免，跟她生活在一起谁也不可能保持敬畏，而且她还愚蠢地丢了一只带链子金表。吉诺靠在矮墙上陷入沉思，第一次意识到婚姻生活的责任。他必须把她从危险——身体和社交的双重危险——之中挽救出来，说到底，她毕竟是个女人。“而我，”他思忖道，“虽然年轻，不管怎么说也是个男人，知道好歹。”
他发现她还在客厅里梳头，她天性中有不修边幅的成分，觉得没有必要保持光鲜的模样。
“你千万不能独自出门，”他好言好语地说，“不安全。如果想散步，就让佩法塔陪着你好了。”佩法塔是一位孀居的表姐。自觉人微言轻，在社交方面没有任何野心，跟他们住在一起，做家务总管。
“很好，”莉莉娅笑眯眯地说，“很好”——就像对一只忧心忡忡的小猫。但她再也没有独自出去散步，直到生命的末日，只有一次例外。
日子一天天过去，除了穷亲戚，没有一个客人。莉莉娅开始感到闷了。难道吉诺就不认识市长或银行经理么？就算是意大利之星旅店的老板娘，也比什么人都没有强啊。她每次进城，人们倒都是笑脸相迎，但一般来说，人们觉得很难跟一个不会说他们语言的女人相处。而那场由吉诺巧妙运筹的茶会，在她面前变得越来越遥遥无期。
吉诺很为她的幸福担忧，因为她根本没有在这座房子里安定下来。后来一位令人愉快的客人意外来访，使他感到宽慰。一天下午，他出去拿信——信是可以送上门的，但到邮局去取可以多花些时间——突然有人恶作剧地把一件斗篷罩在他脑袋上，他脱出身来，看见了他很要好的朋友——基亚索海关的斯皮里蒂奥·泰斯，他们已经两年没有见面了。多么开心！好一番亲热的问候！过路的行人看见这一幕令人愉悦的景象，脸上都露出了微笑。斯皮里蒂奥的哥哥现在是博洛尼亚火车站的站长，这样他放假时就能公费环游意大利。听说吉诺结婚了，他就在去锡耶纳的路上专程来看他，他自己的叔叔住在锡耶纳，也是新近刚结婚的。
“他们都结婚了，”他惊叫道，“我也快了。”他还不满二十三。“再跟我多说几句。她是英国人。那很好，非常好。英国老婆确实挺不错的。她有钱吗？”
“有钱极了。”
“黄头发还是黑头发？”
“黄头发。”
“不会吧！”
“这让我很满意，”吉诺简单地说，“你还记得吧，我一直渴望能有个黄头发的。”三四个男人聚拢过来听着。
“谁不渴望呀，”斯皮里蒂奥说，“只有你吉诺配得上这样的好运气，你是个乖儿子，勇敢的男子汉，仗义的朋友，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刻起，我就希望你一路走运。”
“但愿你不是拣好听的说。”吉诺说着，两只手交叉叠在胸前，脸上绽开愉快的笑容。
斯皮里蒂奥又对旁边那些男人——他以前一个都没见过——说道：“是不是这样？他是不是应该得到这位富裕的金发女郎？”
“应该，应该。”那些人一条声地说。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你对它又爱又恨。
没有信，不用说，他们在大圣堂旁边的加里波第咖啡馆坐了下来——对于这样一座小城来说，这间咖啡馆相当不错了。有大理石的桌面，桌腿是下半截褐色、上半截金色，天花板上是一幅苏法利诺战役的壁画。没有比这间屋子更漂亮、更理想的了。他们要了味美思酒，还有浇了糖的小蛋糕，是在柜台上认真挑选的，还先捏了捏蛋糕看是否新鲜。虽说味美思酒里几乎不含酒精，斯皮里蒂奥还是掺了苏打水，以确保不要喝醉了。
他们兴致很高，忽而是不厌其烦的恭维，忽而是温和的嬉笑打闹。很快，他们就把腿跷到两张椅子上，抽起烟来。
“告诉我，”斯皮里蒂奥说——“我忘记问了——她年轻吗？”
“三十三。”
“啊，唉，好事不能都占全啊。”
“你肯定会感到惊讶的。即使她跟我说二十八岁，我也不会不相信。”
“她亲和吗？”（这个词没法儿翻译。）
吉诺轻轻拍了拍糖，沉默了一会儿说：“够亲和的。”
“这是最重要的。”
“她又有钱，又大方，和蔼可亲，对地位比她低的人不摆一点架子。”
又是一阵沉默。“这还不够，”对方说，“这个词儿不是这个意思。”他压低了声音。“上个月，一个德国人偷带雪茄。海关光线很暗，但我还是没让他过去，因为我不喜欢他。收这种人的礼物不会带来幸福。Non era simpatico．
他一分钱也没少付，再加上因行骗受的罚款。”
“除了薪水以外，你捞得多吗？”吉诺一时有点分神，问道。
“我现在不接受那些小打小闹的了。为那个冒险，不值得。那德国人是另一码事。可是听我一句劝吧，吉诺，我比你大，比你经验丰富得多。第一眼就能理解我们的人，从来不惹我们生气、不让我们觉得无聊、可以让我们倾诉所有思想和愿望——不仅用语言，也用沉默——那样的人，才是我说的亲和。”
“确实有这样的人，我知道，”吉诺说，“我听别人这样说过孩子。可是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女人？”
“这倒是的。这点你就比我明智了。Sono poco simpatiche le donne
.我们在她们身上浪费的时间太多了。”他苦闷地叹了口气，似乎发现他男性的高贵身份成了一个负担。
“我倒是见过一个差不多这样的人。她说话很少，是一位年轻的女士——跟大多数人都不一样。她也是英国人，是我妻子的旅伴。可是菲利普兄弟，我的妻弟，把她带回去了。我看着他们动身的。他气得要命。”
然后他便说到他那场秘密的、令人兴奋的婚礼，他们把特地穿越欧洲赶来阻止婚礼的倒霉的菲利普取笑了一通。
“不过我还是挺后悔的，”笑过瘾之后，吉诺说，“不该把他推到床上的。好大的块头！我一乐起来，经常就忘了礼貌。”
“你一辈子都不会见到他了，”斯皮里蒂奥说，他对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的见解。“他肯定已经把那一幕忘掉了。”
“有时候，这种事情最不容易忘记。我一辈子不会再见到他了，没错。如果他触我的霉头，对我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即使他忘记了，我也还是后悔把他推倒在床上。”
他们就这样聊啊聊啊，说的话时而很幼稚，充满了温情的智慧，时而又很粗俗，免不了飞短流长。陶土柱子的影子拉长了，在对面公共大楼里穿行的游客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意大利人是怎么消磨时间的。
看到这些游客，吉诺想起了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既然你对我的事情这么感兴趣，我想跟你请教请教。我妻子想独自出门散步。”
斯皮里蒂奥大吃一惊。
“被我禁止了。”
“那当然。”
“她还是不明白。有时候她叫我陪她——漫无目的地溜达！知道吗，她希望我整天陪在她身边。”
“我明白，我明白。”他蹙起眉头，琢磨着怎么帮助他的朋友。“她需要有点事情做做。她是天主教徒吗？”
“不是。”
“真可惜。一定要劝她信教。她一个人的时候，这对她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我是个天主教徒，但我从来不去教堂。”
“那是当然。不过起初你可以带她一起去。我哥哥在博洛尼亚就是这么对待他妻子的。他加入了自由思想家协会，带妻子去了一两次，现在他妻子养成了习惯，不用他陪着自己就去了。”
“真是个绝妙的建议，太谢谢你了。可她想办茶会——让那些从没见过的男男女女们聚在一起。”
“哦，这帮英国人！一天到晚忘不了茶。把一公斤一公斤的茶塞在汽车后备厢里。他们笨得要死，总是把茶装在最顶上。太可笑了！”
“那我该怎么做呢？”
“什么都不做。或者把我请去！”
“来吧！”吉诺大喊一声，跳了起来。“她肯定会很高兴的。”
那位鲁莽的年轻人脸涨得通红。“我当然是说着玩的。”
“我知道。但她确实要我把朋友带回去。来吧！服务生！”
“如果我去，”对方大声嚷道，“并且跟你们一块儿喝茶，这次一定得让我买单。”
“哪儿的话！现在是在我的地盘上！”
接着是长时间的争论，服务生也参加了，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最后吉诺获胜。账单是十八个半便士，加上给服务生的半个便士，一共是十九便士。接着，一方连连道谢，另一方反复表示不用客气，最后客套到达高峰，两人突然搂着胳膊，摇摇晃晃地走上大街，一边走，一边用柠檬汽水的吸管互相搔着痒痒。
莉莉娅见到他们很高兴，吉诺很长时间没有看见她这么开心了。茶的味道像剁碎的干草，他们还提出要用高脚酒杯来喝，并且不肯喝牛奶，不过，就像莉莉娅不止一遍说的，已经蛮像那么回事了。斯皮里蒂奥的举止风度也可圈可点。互作介绍时，他吻了莉莉娅的手，而且因为职业的缘故，他学了一点英语，谈话便没有冷场。
“你喜欢音乐吗？”莉莉娅问。
“喜欢极了，”他回答，“对技术音乐我没有研究，但心灵的音乐，是喜欢的。”
于是，她在嗡嗡响的钢琴上拙劣地弹奏，他在一旁差强人意地唱歌，吉诺拿出一把吉他，坐在外面的矮墙上也唱了起来。这真是一次十分令人愉快的拜访。
吉诺说要把朋友送回他的住所。出得门来，他口气里不带一点怨恨和讽刺地说：“我觉得你说得很对。我再也不把人往家里带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英国妻子就要别样对待。这是意大利呀。”
“你很明智啊，”对方喊了起来，“真的很明智。东西越宝贵，越要仔细看守才是。”
他们到了住所，又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加里波第咖啡馆，在那里消磨了一个漫长的、非常愉快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