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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实际事务上，彭布罗克先生往往是一个慷慨的人。他给里基提供了一份好薪水，还坚持也给阿格尼丝开工资。由于他让他们两个住房不收钱，里基还可以从学校得到一份薪水，钱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如果说不是一劳永逸，无论如何眼前无忧了。
“我可以给你搞定了，”他说。“把一切交给我办，今天之后你就能从那位校长那里听到消息。他会给你腾出空缺。一旦占了位置，我们就同舟共济、荣辱共享了。我在这点上主意已定。”
里基不喜欢“搞定了”这种念头，但是他决心不制造麻烦。只要我们不节外生枝，故作优雅和思想崇高是很容易的。但是，一个活跃的有用的人，不能同样做到与众不同。里基的计划涉及价值上的改变以及职业的改变。
“干脆采取一种知识分子的态度，”彭布罗克先生接着说。“目前我不会建议你在体育或者组织方面培养什么兴趣。校长填写时，他也许会问你是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大胆说不是就好。有时候，大胆说‘不是’是最好的回答。你把重点放在经典作品和一般文化上。”
经典作品！在荣誉学位考试里位居第二。一般文化！英国文学上泛泛而谈，法国文学上蜻蜓点水，足以。
“我们开始就这一套。然后，我们给你某个小位置——比如说图书馆管理员之类。就这样对付着，直到你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
里基哈哈笑起来；校长填写过了，回答很满意，顺理成章，新生活开始了。
索斯顿对他来说早已经熟悉了。但是，他那时熟悉它，只是业余的身份，而且在一种官方的目光注视下，索斯顿本身是重新组成一体的。学校原本是一座平淡的哥特式建筑物，现在却以学问堡垒的面目出现，其外围建筑都是供膳宿舍。那些散布的马路边到处是走读生的家长的房子。一些商店在界限之内，一些商店在界限之外。有多少次，他从邓伍德大厦匆匆走过！有一次，他还把邓伍德大厦和雪松景堂弄混了。现在，他就要生活在这里了——也许会住很多年。在大厦入口处的左边，是一座橘黄色大客厅，里面到处是舒适的角落和肥大的椅子：家长们就是在这里被接待的。入口处的右边，是一个书房，他和赫伯特一起使用：孩子们会在这里接受竹杖的惩罚——他希望这种事情别经常发生。在大厅里，摆放了一个表彰热水管的镶框证书，一尊赫耳墨斯的雕像以及一个举着托盘的雕刻柚木猴子。一些家具来自谢尔索普，一些家具则是从安尼森先生那里购置的，一些家具是新添的。不过，他完全认得出一些硬性决定的安排。这大厅里没有什么东西是附属的，或者仅仅作为一件东西而摆上的。他把这大厅和他在剑桥的房间相比较，那里的东西摆放混杂，要么是他非常喜欢的，要么是他根本不喜欢的。现在，这些东西也搬到邓伍德大厦来了，每件东西好像都各就其位了——《帕尔齐法尔爵士》在客厅里，福尔摩斯的照片在过道里，他的椅子、他的墨水瓶以及他母亲的相片在书房里。然后，他把这大厅又和安塞尔的房子进行比较，相比之下，它们的绝对的坏趣味给人一种整齐划一的感觉。他对房子的内部极其敏感，认为它是表达思想、意识和潜意识、居住人的一种机体。他对各个位置同样敏感。他还把剑桥和索斯顿作比较，又把这两者和第三种类型作比较，因为这第三者没有更合适的名字，他便取名为“威尔特郡”。
人们一定不要认为他在浪费时间。这些对比和比较，一点也没有占用他很长时间，而且一天的正经事情不干完，他从来都不会沉溺于这样的活动。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他再也没有沉溺于这样的活动了。
一月底，学生返校了，这时他才安定下来一个星期。他的健康改善了，但是改善不大，眼看就要面对这座熙熙攘攘的大厦，不免感到紧张。整整一天，一辆辆马车赶来，上面都是戴了晃晃荡荡大圆顶帽子的男孩子；阿格尼丝一直在专心清点那些圆顶帽子的数量，把它们一顶一顶摆放在柜橱里，因为到了学期末，它们就用不上了。每个男孩儿，都有一个或者应该有一个袋子，因此不到第二天也不需要把他的箱子打开。有个孩子只带来一个牛皮纸袋子，还用毛烘烘的绳子捆着，里基听见那坚定而悦耳的声音说：“不过下学期你要带个袋子啊，”听命的孩子回答说：“是的，埃里奥特太太。”在过道里，他撞上了那个领头男孩儿，那男孩儿惊吓得像一个大学本科学生。他们你看我，我看你，疑心重重的样子，随后各走各的路。两分钟后，他又和另一个男孩儿撞了个满怀，接着又撞了一个，于是他开始纳闷儿他们是不是故意在捣乱，如果是故意的，那他就应该注意一下了。随着这天的时光过去，嘈杂声越来越大——脚步踩踏、东西掉落、欢快的小小尖叫——小房间给分配下去，行李袋打开了，洗澡的安排张贴出来了，而赫伯特一直在说：“一切都是临时的——一切都是临时的。我们八点十五分在这大厦里碰面。”
于是，八点十分的时候，里基把他的帽子和大学礼服穿戴上——目前为止它们还是学生身份的象征，这下就要作为职位的象征了——正是这顶帽子和外衣，前不久威德林顿还把它们悬挂在了学院的喷泉上面。赫伯特穿戴得大同小异，正在他们共用的私人餐厅等他，而阿格尼丝也坐在这里，正大口大口地吞嚼炒鸡蛋。“你应该披上你的垂布
啊，”阿格尼丝叫嚷说。赫伯特想了想，说阿格尼丝说得对。他取来他的白绸布，而里基则取来那块标志研究生学位的兔毛布。他们穿戴起来后，走过那扇台面呢门。他们晚到了一点，男孩儿们都被安排在预备室里，大呼小叫得闹成一团。一个孩子忘记了自己的声音能传出多远，嚷叫说：“当心，威尔克来了。”另一个小孬种尖叫道：“威尔克还带一个跟屁虫！”
“你千万别在意，”赫伯特友善地说。“我们当老师的特别注意，万万不可把绰号当回事儿——当然，除非他们公开场合乱叫绰号，一旦他们公开场合乱叫，规定一千条界线都不过分。”里基表示同意，然后他们走进了预备室，级长们刚刚把秩序稳定下来。
赫伯特在一把高腿椅子上坐下来，而里基呢，宛如一个女王的丈夫，在赫伯特身边的一把腿稍微短一点的椅子上坐下来。每把椅子上都安装了一个写字屉，赫伯特把他的写字屉的盖子翻起来，然后环视一下预备室，眉头一皱，仿佛写字屉里面的东西让他深感吃惊。里基见了印象深刻，不由得从侧面窥探，却只看见写字屉里只有一张小小的吸墨纸。随后他注意到，男孩儿们也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交谈停止了。他们开始直耳静听。
屋子里差不多坐满了。级长们不再在后排懒洋洋地走动，不把人放在眼里，而是像地方大员一样围在那个中心宝座周围。这是彭布罗克先生的革新举措。那个领头男孩儿卡拉瑟斯坐在中间，胳膊绕在劳埃德身上。正是这个劳埃德的陪衬，让女舍监红光满面：他的脸上几乎没有什么颜色。这两个孩子都很大了。在他们身边，坐了图森，一个戴眼镜的圣洁的孩子，他升到这样的高位是因为他广博的知识。像另外两个孩子一样，他是学校的级长。宿舍级长低一个档次，坐在更远的地方，在他们身后便是没有任何身份的多数了。所有的脸蛋迄今为止看上去都大同小异——只有一个孩子的脸除外，因他一副要哭的样子。
“学校，”彭布罗克先生说，慢慢地盖上了写字屉的盖子——“学校就是缩小的世界。”然后，他顿住了，如同一个在做这样的讲话的人惯有的做派。但是，他停顿下来却不是有意仿照一个开幕式的讲话。里基不管怎样都不会对此采取批评态度：赫伯特的经历远比他的经历丰富，他必须接受他讲话的调子。没有人能够批评这样的谆谆教导，要爱国，要运动，要博学，要守教规，这些话像四部赋格曲一样，从彭布罗克先生嘴里涓涓流出来。他是一个实践的讲话者——也就是说，他把听众的注意力抓住了。他告诉他们，这个学期是他上任的第二个学期，是邓伍德大厦的学期；为了大厦的荣誉，每一个孩子都有责任刻苦学习。话题范围进一步扩大，他讲到了英格兰，甚至讲到了大英帝国，还讲到了大英帝国的欧洲大陆敌人。帝国建设者的肖像悬挂在墙上，他指向他们。他引用了帝国的诗人的诗句。他阐明爱国主义自从莎士比亚时代以来如何发扬光大，因为莎士比亚尽管才情四溢，也只能把自己的国家写成——
这个造化女神为她自己造下的堡垒
为了防御毒害和战争的黑手；
这个英雄豪杰的诞生地，这个小小的世界；
这颗镶嵌在银色海水中的宝石。
好像只有一架短短的梯子，架在预备室和盎格鲁-撒克逊全球霸权之间。然后，他又顿下来，在静默中传来一个小男孩儿的“呜咽，呜咽，呜咽”，因他在为吉尔福德的一所别墅以及他母亲的半英亩花园而悔恨。
这一程序以校歌更广阔的爱国主义结束，校歌是风琴手近期创作的。歌词和曲子仍然是鉴赏力的问题，是彭布罗克先生（也只能是他，因为是他写的乐曲）定下了正确的抑扬顿挫的调子。
消灭每一个落后者！不能给人话柄，
说索斯顿围墙里培养了这样的人。
“来，来，”他们在理查德·施特劳斯的风格中结束了一曲和声合唱时，他喜不自胜地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个学期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支校歌。你们唱得很优美——不愧为走读生！”一阵开心的大笑之后，整座大厦的孩子们排队从他们面前走过，一一握手祝贺。
“不过你的印象如何呢？”他们刚刚回到他们自己的住处，赫伯特便问道。阿格尼丝给他们端来了一盘食物：吃的东西仍然马马虎虎，随后阿格尼丝不得不马上跑去照看那些孩子。
“我喜欢他们的样子。”
“我的意思是说，这大厦作为一座房子，你得到了什么印象呢？”
“我没有觉得我想到这点了，”里基说，颇有点紧张。“要抓住一个东西的精神，并不容易。我只看见了屋子里到处是男孩儿。”
“我亲爱的里基，别这么没有自信。你是完全正确的。你只看了一屋子男孩儿。实际上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看嘛。这座大厦，如同那座学校，缺乏传统。瞧一瞧人家温彻斯特。瞧一瞧伊顿和哈罗
之间的传统竞争。传统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如果一所学校准备争取任何地位的话。为什么索斯顿不应该具备传统呢？”
“是的。传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很羡慕那些学校，与过去有一种自然的联系。当然，索斯顿也有过去，只是不是你一心想要的过去。一开始，贫困的手艺人的儿子们来索斯顿上学。因此，索斯顿的传统是否还停留在商业学校的层面上呢？”他神经紧张地结论说。
“你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很多很多。听我说。为什么索斯顿没有传统呢？”他那傻气很足的圆脸做出了一种阴谋家的表情。把头探在羊排上，他小声地说：“我能告诉你为什么。因为那些走读生。传统怎么能在这样的土壤里茁壮成长呢？想象一下走读生的生活——在家里吃饭，在家里准备功课，在家里睡觉，动不动就往家里跑，却把每样想象错了的东西带回家里。你的班级有一些走读生，记住我的话，他们会比寄宿生给你带来十倍的麻烦——晚到啦，拖拉啦，有一点点借口就留宿啦。还有那些家长的来信！‘为什么我的孩子本学期没有挪动？’‘为什么我的孩子本学期挪动了？’‘我是一个不信奉国教的人，因此不希望我的孩子参加学校的宗教活动。’‘你能让我的孩子早点下学浇浇花园吗？’请记住，我曾经做过走读生的舍监，试图向他们灌输一些集体精神。实际上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他们作为单位来，还保留了单位本色。还要坏。他们影响那些寄宿生。他们那种瘟疫似的、吹毛求疵的、不满足的态度，蔓延于整个学校。如果我按自己的方式——”
他突然莫名其妙地停住了。
“他们唱歌时你笑起来，就是因为这些吗？”
“根本不是。根本不是。让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作对，不是我的习惯。”
过了一会儿，他们出去巡逻。孩子们这时都上床了。“晚安！”赫伯特站在小隔间的过道里吆喝说，每个小隔间的绿色门帘后面传来了回答的声音：“晚安，先生！”“晚安。”他向每间宿舍打量了一下。然后，他把过道里的灯关上，让整座大厦变得一片黑暗。里基跟在他身后，获得一种古怪的印象。早上的时候，那些孩子还分布在英格兰的各个地方，过着他们自己的日子。现在，三个月内，他们必须改变每一样东西——认识新的面孔，接受新的观念。他们，如同他本人，必须加入一架慈善机器，学习集体精神的价值。好运伴随他们——好运和幸福的解放。因为他的心并不愿意让他们待在这些小隔间和宿舍里，而希望他们每个人都待在自己亲亲热热的家里，生活在自己了解的面孔和东西中间。
第二天早上，在小教堂做过祈祷，他和他的班级见面了。一见面，他感觉完全不一样了。集体精神没有人会期望在班级里开展。不过是十二个男孩儿，集中在一起学习拉丁文而已。他的责任和困难并不在这方面。这项工作的计划已经详细制订出来，他愉快地开始讲授这些熟悉的字眼儿——
潘神，羊群的保护神，你热爱自己的乡村
来吧，啊，泰杰安，妥善照料吧。
“你们认为这话美丽吗？”他问道，随后接收到了老实的回答。“不，先生；我不认为我赞同这样的话。”在课间，他在院子里碰上了兴致勃勃的赫伯特。然而，赫伯特认为他的热情太业余了点儿，并且提醒他要小心才是。
“你一定要小心不让他们摆脱了你的掌控。我赞同一个活生生的老师，但是纪律必须首先建立起来。”
“我觉得我是个学者，不是一个老师。如果我在哪点上弄错了，或者不知道，那我就实话实说，马上告诉他们。”
赫伯特摇了摇头。
“如果我真的是一个学者，情况就不同了。可是，我摆不出一个学者的样子，是吧？我比那些孩子们知道得多，但是我知道得实在有限。在他们面前，自己什么样就什么样，这肯定是老实的做法。他们接受还是拒绝，随他们去。我们任何人到头来有所收获，这是唯一的态度。”
彭布罗克先生沉默无语。然后，他说：“正像你说的，有高级的态度，有低级的态度。然而，通常的情况是，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就找不出一种中庸之道吗？”
“在说什么呢？”一个轻柔的声音说。他们转过身来，看见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子男人，和蔼地迎接里基这位新来者，并且拉住了里基的胳膊。“中庸之道是怎么回事儿？”
“杰克逊先生——埃里奥特先生：埃里奥特先生——杰克逊先生，”赫伯特引见说，但是表情却似乎不怎么高兴。“里基，你能留给我一点儿空吗？”
然而，这位人道主义者对这个年轻人讲起了中庸之道和中间之道，随后补充说：“你知道，古希腊人不是宽宏的教堂牧师。他们真的不是，尽管有许多矛盾的证据。孩子们会把索福克勒斯看作一种开明的主教，一些东西告诉我他们是不对的。”
“杰克逊先生是一个古典文艺的热衷人士。”赫伯特说。“他把历史搞得活生生的。我想和你们谈谈单调乏味的现在。”
“我正在警告他注意单调乏味的过去呢。这是另一个问题，埃里奥特先生。听你讲课的印象，许多古希腊人和多数古罗马人，都非常愚蠢，如果孩子们不相信你，你就和他们一起读一读柴斯丰或者瓦莱里乌斯·弗莱库斯
的作品。这是什么声音？”
“是从你的教室里传出来的，我想。”另一位老师赫伯特急促地说。
“还真是的。啊，是的。我估计他们在把你的小图森放进那个废纸篓里。”
“课间我总是把我的教室锁上——”
“是吗？”
“——而且把钥匙装在我的口袋里。”
“啊。不过，埃里奥特先生，我是威德林顿的表弟。他给我写信谈到了你。我很高兴。下星期日，你能先来共进一次晚餐吗？”
“恐怕，”赫伯特插话说，“我们这些穷舍监在学期之内，必须以身作则，不可吃吃喝喝。”
“不过难道他不能来一次吗？就一次。”
“可以，我亲爱的杰克逊！我的小舅子不是一个三岁小孩儿。他自己决定吧。”
里基自然拒绝了。刚刚等到他们说话别人听不见的时候，赫伯特就说：“这有点儿倒霉啊。威德林顿是谁？”
“我在剑桥认识他的。”
“我来解释一下我们的处境，”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杰克逊是这里极端保守势力的顽固分子，而我——为什么要藏着掖着呢？——决心和进步党派站在一起。你能看见在老师会议上我们如何因为他吃尽苦头。他没有任何组织才能，可是他总是把自己的见解强加给别人。瞧他说一不二的样子，非要你读什么作者的诗歌，可同时那个六年级教室像一个熊园，一个学校级长被塞进了废纸篓里。我的好里基，这没有什么好笑的。学校里有这样一个人物，怎么搞得好呢？要不是因为他杰出的才能，早该‘快快走人’了。我刚才说有点儿倒霉，就是这个意思。你们不会有任何共同的东西，你和他。”
里基没有回答。他非常喜欢威德林顿，他是个古怪的敏感的人。他不由得也被杰克逊先生所吸引，他那种欢迎态度让人愉快，和别的同事那种官腔官调的漠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也说不清楚，他对古人有些不敬态度，能显示多大的反动势力。
“一点没错，我投票赞成保守党，”彭布罗克先生继续说，显然在和一些反对因素较劲。“可为什么呢？因为保守党代表进步，远非自由党能比。你可千万别让时髦话误导了。”
“你就不想问我点什么事儿吗？”
“啊，是的。你在你的班级里发现一个名叫瓦尔登的孩子吗？”
“瓦尔登吗？是的；有一个。”
“狠狠训斥他一顿。他把学校的章程破坏了。他是作为走读生来上学的。学校章程规定，一个孩子必须和家长或者监护人住在一起。他没有和任何一方住在一起。这事儿必须制止。你必须告诉校长。”
“这孩子住在哪里？”
“某个叫奥尔太太的家里，这位太太和学校没有任何联系。这事儿必须制止。这孩子要么寄宿，要么走人。”
“可是为什么我应该处理这件事儿呢？”里基问。他想起了那个男孩儿，两只扇风耳朵，一点也不惹人注意。“这是他的舍监的事儿啊。”
“舍监——一点没有错。我们说来说去把话又说回来了。现在谁是走读生的舍监呢？又是杰克逊吧——仿佛所有的事情都和杰克逊有关系！上个学期，我把那个房子交回去，处于最好的状况。还说瓦尔登吧。我发现了一个阴谋。杰克逊先生和奥尔太太是朋友。你明白了吧？一切都绕着圈儿转呢。”
“我明白了。绕圈儿转——或者也许是这样的。”
“这事儿明明白白摆在校长跟前，他也从来不会支持。”
“可是为什么我应该提出来呢？”里基说，一边把他大学礼服的飘带绕在手指上。
“因为你是那个男孩的班级老师。”
“这也算一个原因吗？”
“当然。”
“我只是不知道是否——”他不愿意说出来，他不知道是不是他上课的第一个早上就非得干这种事情。
“通过这样那样的手段你一定能找到办法——当然你已经知道了，不过你必须从那个孩子那里下手。我知道——我有了！他的健康证书在哪里？”
“他忘记带来了。”
“这就是他们的一贯行为。哦，等他带来时，健康证书上面署了奥尔太太的名字，你一定看一看，说：‘奥尔——奥尔——奥尔太太吗？’或者类似的话达到这样的效果，然后整个事情就自然而然地抖搂出来了。”
钟声响了，他们走进学校对付结束上午的最后一个小时。瓦尔登把健康证书带来了——一张豪华的文件，说明他在假期中没有生过玫瑰疹或者类似的疾病——里基把这份文件摆在面前坐了很长时间。他一点也不喜欢干这种事情。这是在搞阴谋诡计，他来索斯顿不是来搞阴谋，而是来教书的。毫无疑问，赫伯特是对的，杰克逊先生和奥尔太太是错的。不过，他们为什么不在他们自己之间把事情解决了呢？然后，他想：“我是一个懦夫，我之所以提出这些反对意见，就是因为我是懦夫，”接下来他把这个男孩叫到他跟前，事情自然而然地差不多弄清楚了。到目前为止，瓦尔登过去和他母亲住在一起；不过他母亲圣诞节离开了索斯顿，现在他和奥尔太太住在一起。“杰克逊先生说了，先生，这样做完全可以。”
“是的，是的，”里基说；“正是这样的。”他记起了赫伯特的名言：“老师们必须筑成一道统一的前线。如果他们做不到——大洪水就会到来。”他把那个男孩打发回座位，上完课便带上那份私下了结的健康证书，找到了校长。事关破坏学校的规矩，校长到了这种时候很容易激动。“家长或者监护人，”他反复说——“家长或者监护人，”嘴上说这些话，他去找杰克逊先生了。
要说里基充当了马前卒，这话说得言重了。赫伯特是体面之人，做事有分寸，从来没有把里基推到一种非法或者真正危险的境地；然而，毫无疑问，在这一场合和许多别的场合，他不得已干些在别的情况下干不出来的事情。世上总是有些耍手段的角落不得不借助一下，一些话总是不得已说出来或者不得已不说出来。随着学期一天天过去，他丧失了他的独立——几乎不知不觉中就丧失了。他要学许多东西来了解孩子们，不仅通过直接观察——这方面他相信自己是弱项——而且还要不耻下问地模仿那些更有经验的老师。原本，他打算和学生们交朋友，彭布罗克先生对这样的意向也大加称赞；然而，在这种过程中你除非把自己放弃，否则很难和孩子或者大人交朋友，而彭布罗克先生又不赞成放弃自己。他呢，便把“个人影响”替换了“个人交往”，在布置善意的陷阱时给他的低年级学生一些提醒，孩子置身陷阱真的放弃自己并且暴露害羞的微妙的思想时，做老师的该赞成便赞成，该纠正便纠正。原本，里基打算帮助孩子们克服那些转变成男人时所经历的焦虑：在剑桥时，他曾经把这点列入生活的责任。但是，有一个主题，我们一谈到它，就不可避免地必须在人与人之间进行，而不是在权威人士或者权威的影子下进行，鉴于此，上年纪的老师也提不出什么高招，只能说一些俗套话应付。俗套话，如同善意的陷阱，不是里基擅长的，于是他把这些科目全放弃了，把自己框起来，在容易的问题上下苦功。用自己这种形式，他成了个严格执行制度的人。严格执行章程更简单。他紧抓学校的规章制度，坚持激励学生顺从规章制度。他采取了集体负责的信条。当一个孩子迟到的时候，他便惩罚整个年级。“我是万不得已呀，”他如是说，仿佛他就是一种自然力量。身为老师，他相当枯燥乏味。他约束自己的一腔热情，发现热情只能分散他的注意力，还发现他在热血沸腾地讲授维吉尔的诗歌韵律时，后排的孩子却乱了套。不过总的说来，他喜欢他的年级工作：他知道他为什么到这里来，赫伯特并没有完全把他笼罩在阴影里。
赫伯特身上有什么错误吗？里基早知道有些事情已经错了，却已经睁着眼睛参与其中，成为伙伴关系。那个人善良，不自私；更重要的是，他是真心实意、仁慈为怀的，给别人快乐对他来说是一种真正的快乐。当然，事后他也许会为此津津乐道；但是，他真正看重的是“做”，而不是“说”，而这样的庇护人却不是太多。还有，他刻苦努力，诚心诚意：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他信奉英国国教，不仅仅是形式。他能够表达爱意：他平常都以礼待人，宽容大度。那么，错误究竟是什么呢？咳，尽管具备这些品质，但是里基仍觉得他有些东西是错误的——不，他整个说来是错误的，而且如果“博爱精神”应该当作一种评判，那么他无疑应该被算作替罪羊吗？这个回答乍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雅的回答——赫伯特愚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愚蠢——他有一个有条不紊的头脑，而且容易获得知识——而是重要意义上的愚蠢：他整个一生都以蔑视才智为能事。他本人也有几分才智，但是不是因此而蔑视才智：我们大家依靠的检验标准，是我们所看重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里基的才智不出众。他获得了自己超值的结果，是凭借想象力和本能，而不是逻辑。一场辩论把他搞糊涂了，他还能困难重重地写在纸上辩论下去。然而，他对此没有理由感到满意，于是试图尽可能利用自己的脑子，正如一个体弱的运动员不遗余力地锻炼自己的身体。也像一个体弱的运动员，他喜欢欣赏别人的种种成绩而不是种种努力——他们的努力与其说获得知识，不如说驱散了包围我们以及我们所有获得物的一点点黑暗。剑桥教会了他这点，他知道，如果不为其他原因，他在剑桥的时间就是白白度过了。他看出来，尽管他张口闭口谈论精神生活，但是只有一个检验东西的标准——成功：今生今世中的肉体成功，或者来世生活中的灵魂成功。由于这个原因，博爱，也许还有别的裁判标准，无疑会否决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