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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上海文学》2004年第6期，收入《红艳见闻录》（武汉出版社2006年出版）。
来银角之前的事情，我几乎不记得了，仿佛记得，认真一想，却又什么都想不起来。姐妹们开玩笑说，我们都是番薯变的。
这样我倒是想起了一首民谣：北流鱼，陆川猪，石镇番薯。这是银角之外，我最早想起的三个地名。
也有人把番薯叫地瓜，或叫红薯、甘薯，还有，叫苕。到银角来的人，什么地方的都有，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地瓜的时候，我一点不懂，但他老说：地瓜，地瓜，你身上有一股地瓜味。这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头发半秃，头皮暗红发亮，正是我认为的瓜类。我说，什么地瓜，你才像地瓜呢！这人脾气很好，他边在我身上闻着边说：好好好。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什么样的男人都有。有的男人喜欢我们把他当小孩子，抱他在怀里，把胸口咂得啾啾响，像是真的，其实什么都没有。有的男人，比如地瓜，特别喜欢女人抢白他，骂他“地瓜”，就像叫他“老板”似的。当然大多数男人还是喜欢“老板”“经理”一类称呼。
凡是身上折起来的地方地瓜都爱，两边的胳肢窝，两腿之间，以及脚指头缝。他每次来都要从上到下掰开，像狗一样把鼻子探进去，之后还要伸出舌头来舔，弄得我身上湿漉漉的怪黏糊。但我从来不说，高兴的时候我会假装哼哼，若无聊，我就抓一把葵瓜子，把瓜子皮往他身上吐，我一不高兴就嗑瓜子，一高兴也嗑瓜子。我的瓜子存在床头柜里，一伸手就有了。
地瓜是我的熟客，大约每个月来一回。这人身上有一股清漆的味道，时浓时淡，每次，他一到门口我就闻到了。用不着他开口，妈咪就会喊道：红艳——
地瓜的怪毛病多，花的时间也比别人长。妈咪说本来要多收地瓜的钱，看在他是熟客的份上，就免了，所以地瓜更是每次都来找我。我估计他是搞装修的，不然就是做家具的，小老板一个。他老婆如果跟他同岁，就是个老太婆了，不是干得像腊肉，就是松得像豆渣。
这些事我一概不打听。
还有个熟客喜欢把红薯叫“苕”，是湖北那边过来的。起先我也弄不清“勺”是什么意思，他说：一股苕味。我心想，勺子是什么味？铁锈味吧！
苕很年轻，嫩，细皮嫩肉说的就是像苕这样的后生仔。但他反过来说我嫩。他像女人一样留着长指甲，他用拇指甲掐我的屁股，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九。他马上高兴得像吃了糖，连连说道，太好了，我二十，你十九。他又问我到银角多久了，我说也就十多天。这类问话时常有人问，谁问我都这样答，男人们听了无不欢喜。苕也一样，他听了就不用指甲掐我的皮了，他捧着我连连吹气，就像我是一块刚出锅的水豆腐。
实际上，我来银角很久了。到底有多久，一年，还是两年，我也不怎么清楚。至于我是不是十九岁，这件事情更费脑筋。我仿佛觉得，自己似乎早就过了三十岁，但我照镜子，看脸和脖子，洗澡的时候又看胳肢窝和肚皮，说是十九岁也不会有人起疑心的。也许我被整过容了，打了一种毒针。听说美国的明星就经常打这种针，到六十岁还很嫩，如果她们要卖，照样能卖得出去。
我不操心这些事。
妈咪说，在银角的姐妹是不会老的，永远都是十九岁。我看她说的也不是假话，姐妹们个个肉嫩爽滑，如花似玉。
不过我也不是没有在银角见过老女人，只不过她住在河边的一幢白房子里，从来不到这边来。姐妹们大概没有谁见过她。
那天天阴，气很闷，姐妹们都在睡午觉，我睡不着，独自一个人出来走走。我心里总模糊地觉得有一天，我是要离开银角的，我要回到家乡，去找我的亲人和朋友。至于我的家乡在哪里，亲人朋友又是谁，等到离开银角，总会慢慢想起来的吧。
很多个午后我都是一个人在街上闲逛，这个时间的银角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死静死静。歌舞厅、发廊、洗浴中心，家家都门窗紧闭，一点人的气味都没有，就像一座空城。而且，男人们的汽车也一辆不见。那他们是怎样来的，又是怎样走的呢？地瓜说过他有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苕则是骑摩托车来的。
每次我找到一条路走出镇子，自以为越走越远，但最后总是走回那个奇怪的路口，那里长着茂密的鸡冠花，有半人高，像电影里的芦苇，随风摇摆。鸡冠花的上空，悬着两只大大的气球，上面有字，一只写着“欢”，另一只写着“迎”，看上去，就像两个把门的小鬼。
银角不过是个巴掌大的地方，只有两个大一点的十字路口，一个叫东门口，一个叫西门口，重要的街道也就两条：火烧桥、水浸桥，我实在想不出，它到底有何奥秘。
只有河边我没有去过。
其实也差不多去过的。那次我顺着东门口下来，在拐弯处看到一个古怪的店铺，门面是土黄色的旧木板，不像别处，波浪形的铝合金门，哗啦一声放下来。木板上有许多暗红发黑的木节，我凑上去，闻到隐约的松木气味。
仿佛有人在心里头摸了一把，松木的气味使我想起了木垛，还有松毛、码头、船，我感到这个店铺似曾相识。我依稀记起，这个店铺我小时候常来，那时候，这是一个杂货铺，火柴、蜡烛、草纸、豉油、盐、豆豉、黄糖，都在这里卖。它旁边紧挨着一个酸嘢摊，条案上摆着一排圆筒玻璃缸，装了酸萝卜、酸木瓜、酸姜、酸阳桃。萝卜雪白，顶上有缨，沾上金红色的辣椒酱。那时候，我经常在这买豉油，敞口的瓦钵，有一个带把的扁木片，两分钱一小刮、五分钱一大刮，用干桐油叶包着，拎着叶梗回家。
和杂货铺有关的一切我都想起来了，那是在石镇，杂货铺的老板是个矮人，他的老婆外号白骨精。只是不知道他们都到哪去了。我看了看店铺的招牌，上面有几个字：王老吉脚疗。
真奇怪银角怎么跟石镇如此相像，银角难道是另一个石镇吗？或者，石镇是实的，银角是虚的不成？这事有点意思，但我并不愿深想。妈咪说，银角的女孩子一想事就偏头痛，然后就会变丑，然后就没有熟客上门了。
没有多想我便从木门进去。到底是时代变了还是地方变了，我不知道，总之是那些杂货统统没有了，王老吉凉菜的味道也不像王老吉，有一股塑料味。天井的墙根摆着一溜洗脚盆，倒都是木盆，只不过太新了，没有人气。
每个房门都关着，一个人都没看见。走廊又深又长，墙壁有点潮，而且暗，只有天井透进一点光。我一直往里走，过了三个天井，然后就到了后厅。那里有厕所和冲凉房，但没有闻到大粪的气味。木板的后门吱呀一声自己打开了，把我吓了一跳，却也并不害怕，因为我从后门看到了沙街，那是我从小住的地方。沙街上的老房子拆得多，街面也铺上了水泥，我仍认得它，是因为水运社的牌子还在，白底红字，但上面的红漆已经剥落了。
我就是在那次看见老女人的。这么老，还穿着一件大格子衣服，她头发中分，扎在脑后，像个普通家庭妇女，但她走路的样子有一股煞气，而且夹着一只男人的黑色公文包。她大步走在沙街上，沙街也就不像我熟悉的沙街了。
管红薯叫番薯的人最多，石镇也是这样叫的，但这些客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也无所谓。他们在我身上狠劲撞，我往他们身上吐瓜子皮。奇怪的是，我并不喜欢他们，但身里的水还是一波一波涌出来，自己也觉得滑溜溜的很是畅快。我一点也不别扭，妈咪很满意。她私下跟我说，到年底评“镇花”，也叫“银角小姐”，她一定推荐我当候选人。虽然没有多少奖金，这样的荣誉我也是很欢喜的。
近几个月来，或者半年来，在通往“镇花”的道路上我出落得越来越水灵了，我风情万种，价格越来越高。妈咪一高兴就送我一种牌子叫“邪魅”的护肤品。我只听说过“资生堂”“兰寇”“水分子”，从来没有听说过“邪魅”，我怀疑是伪劣产品，几次想扔了。但妈咪讲，这是一种高科技产品，是银角的高科技车间研制的，因原料极其有限，一直没有扩大生产。这种配方除了高科技，还有泰国的古老秘方，泰国的人妖，还有韩国的变性人河莉秀，都用过这种护肤品。
据说这种“邪魅”还有一种特殊的效果，抹脸能紧肤，涂胸则可丰乳。简直有点像见了鬼。以我的状况（妈咪称为资质），脸完全可以不抹了，丰胸则可一试。我一直瘦，本来可以当骨感模特，却不知怎样到了银角。河莉秀的照片我见过，她的胸挺馋人的，连我都想伸手摸一把。想到自己的胸将变得丰满挺拔，就感到本人离“银角小姐”的桂冠越发近了。
地瓜和苕和番薯轮番在我身上滚过，我感到自己的肉体丰饶，像大地一样结实，我身体里的水源源不断地涌流，浇灌着他们，也浇灌着我自己。我们也结出果子来，那就是，钞票。钞票比孩子好，钞票是实的，孩子是虚的，银角的姐妹们全都这样认为。或者说，养儿防老是虚的，养钞票防老是实的。不过，在我们银角，姐妹们一个都不会老的，因为我们有高科技。这里的高科技车间比外面的先进许多倍。我们不会老，也不会死，钞票只是我们的荣誉。
但甘薯不这样看。
一个把红薯叫作甘薯的人，有一天来到了我的房间。他戴着一顶黑色帆布棒球帽，是阿迪达斯的冒牌货。后来我才知道，像甘薯这样的社会工作志愿者，使用真名牌是他们的耻辱。
社会工作志愿者，这是我听了几遍才记住的词。这个人有点神经，不知道别的志愿者是否也这样。他坚决不坐我的床，就像我的床单上沾着屎。他也不坐沙发，我想他肯定看见那上面的几根卷曲的黑毛了。那是怎么弄的，谁都想得出。有些客人们不喜欢在床上干事，长沙发就是为这些人准备的。甘薯坐在方木凳上，侧着身子对我说：你不要毁了自己。我说：我怎么毁了自己？甘薯说：这样下去不好。我说：怎么不好？到年底我就要当银角小姐了。甘薯问什么是银角小姐，我想了想答道：客人最多，价格最高，相当于先进工作者吧。
甘薯自己摇了摇头，又自言自语道：银角真是个死角啊，太不觉悟了。见我瞪大眼睛看他，便又劝我学缝纫，或者学绣花，说有一种十字绣很好学，并且专门有人收购成品。我不理他，只是追着问：什么是死角？什么是死角啊？到底什么是死角！他犹豫着说：就是大家都不觉悟。我又问：什么叫觉悟？他想了想说：就是像人一样生活，不要像鬼一样生活。
什么是人，什么又是鬼呢？我问他。我不是故意为难他，我对这件事向来有点兴趣，甘薯却回答不出来，他有点烦，说：这个跟你讲不通的。我往他身上蹭，打算坐到他膝盖上。他挪开身子躲我，一边气喘吁吁说，我是不干这种事的。他说只是跟我聊聊，钱会照付。
于是就聊，聊的是戴套的事。甘薯说他是一个国际民间组织派来的，任务是让所有的性工作者都使用安全套，当然，是指让男人戴上套，这样能有效预防艾滋病和乙肝。我故意逗他，问能不能预防禽流感。他一本正经解答道：那是呼吸道传染。
不知这个国际民间组织怎么会派这种二百五来，一根筋、三八，神经、苕。但我心情不错，看他是个老实人，就好心告诉他，银角这个地方跟别处不同，别处得的病这里都不会得，因为银角有高科技。
甘薯瞪大眼睛看我，说：这种鬼话你也信！你仔细观察观察，看看银角的姐妹，哪一个不是过一段时间就不见了，不过是失踪多少就补多少，身高长相也差不多，你看不出来罢了。
观察这个词我很久没听说过了，乍一听有点生，一转身又感到有点耳熟，似乎是以前我经常听到和使用的一个词。这么说，我以前也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个想法像一根又细又软的蜘蛛丝，在我眼前飘动起来，我在脑子里用手抓它，一会儿抓着了，一会又抓没了。最后总算有了一点眉目，我依稀记起自己从前是上过电大的，也就是说，多少算是一名大学生。
甘薯不知什么时候走了，我脑子累得要命，好像干了一天重活。其实因为下雨，只有甘薯一个客人，他又没跟我干事，但不知怎么，我连身子也感到累沉沉的。
下着雨，天有点暗，我躺在床上闭着眼。雨点打在遮阳篷上，密密地响成一片。我想，今天不会再有客人来了。但过了没多久，我感到有人在掰我的脚趾头，睁眼一看，原来是地瓜来了，清漆的气味也跟着罩到了床上。我困得很，半点也不想动。他便也不吭声，只是动手解我的衣服，然后又像以前那样，使劲掰开我的腿把鼻子凑上去。只一会儿，我忽然感到不对，定眼一看，地瓜手里竟拿着一片刀片！极薄，十分锋利，闪着暗光。他像一个耍魔术的人，把刀片亮到右边，又亮到左边，高举过头，又画了一个圆圈。然后他勾着头，那刀片在我的左胸上划拉，几下就把我的左乳切下来了。他一手拿着刀片，一手抓着那只切下来的左乳，像啃地瓜那样送到嘴里啃起来，那“地瓜”竟也发出生脆的嘎嘣声。
我大惊，猛地坐起来，四周没有一个人，我捧着左乳仔细看，仍好好地长在我的左胸上，但那上面沁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拨凉拨凉的。我起来走到大镜子跟前，镜子里的人半敞着怀，披着长发，嘴唇涂成殷红，眼圈是黑的，脸是白的，跟鬼差不多。我怎么是这种样子呢？本来我又是谁呢？或者，我压根就是一个鬼？
这个闪念使我心惊胆战。
雨停之后刮起了大风，河边半人高的鸡冠花风起云涌，暗红的浪头翻滚起伏，远看几乎看不见河面。我觉得，河边大概会是银角的一个出口。我曾问过地瓜，也问过苕，他们说，坐上车就来了，坐上车就走了。但我从来没有找到过停车场，另一个出口是在地下吗？
我顶着风往河边走，越靠近河风越大，有一阵几乎要把我掀翻了。只有邪风才会这样猖狂！而且奇怪，从沙街到河边，看上去并不远，看着快走到了，却还是没走到。我背过身倒着走，累得不行，走了一阵回头目测，觉得反倒离岸边的那片鸡冠花更远了。
怪不得，姐妹们谁都没去过河边。
心里十分丧气，却又不甘心，只好先到水运社骑楼的柱子后面挡挡风。
正在这时，那个夹着公文包的老女人在沙街口出现了，她仍然穿着那件大格子外套，脚下踩着一双半筒的橡胶雨鞋。我心里立即亮了一下，我知道，机会来到了。这双雨鞋就是我的指路明灯，它黑色的胶面在狂风中一闪一闪，来到了水运社的大木门跟前。
门里凉飕飕的，比外面的气温骤然低了几度。奇怪的是既听不见老女人雨鞋的吱扭声，也听不见我自己的脚步声，更听不到风声。声音被吸走了，只剩下身形，身形在门洞的昏暗中轻飘飘的，跟鬼影差不多。
我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不觉一片亮光出现在眼前，原来已到了水运社的后门。我站在后门的台阶上，看到了河。正是暮春，河水很满，有一点点浑浊，但不脏，反倒深厚丰满。河面上漂来一杈柚加利树枝，上面的树叶闪着黄绿的水光，有一张甚至是金色的。河水浩浩荡荡，对岸是一片马尾松，马尾松后面是大片大片萝卜地。一个穿着碎花衣服的小女孩，光着脚丫走在沙滩上。她抬起脚丫，细小的石英沾在皮肤上，闪耀着碎银的光芒。
那就是从前的我。从前的一切，漂浮在大河上，从前对岸有船厂，河上有船队，贴着河面立着大木桥，现在这些都不见了。我坐在台阶上，一时明白，一时糊涂。我想起来，我其实不叫红艳，但到底叫什么，却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
走下台阶，两边视野更觉开阔。固然对岸有我小时熟悉的景象，但此岸，却不是这样。我四下张望，没有看到那几棵高大的柚加利树，树上米色的小花，树底下散落的花柄，这些更加没有。只有大片半人高的鸡冠花，黑压压地立在河岸上。
我找到了一条小路，沿着河边往下游走。我记得下游有一处地方比较窄，夏天里卷起裤腿就能走到对岸。这样我就几乎进入到鸡冠花地里去了。
已经是正午，太阳直射在花冠上。我定眼一看，这哪里是什么鸡冠花，分明是红薯叶子！桃形的薯叶，正面是绿色，背面是紫色，比普通的薯叶大一倍，而且也肥厚硬朗一些，但确是薯叶。所不同的是，红薯藤应该在地里爬着长，这里的薯藤却立着长，藤秆也像芦苇秆那样又粗又硬，有一种凶猛的气势。我甚至想起了虎背熊腰这种形容词。
这样壮硕，这样不像真的，肯定是高科技的什么玩意新品种！
前两天下雨，没什么客人，妈咪因为新选上了行业协会副主席，心情特别好，我给她捧了一把奶油白瓜子，两人就聊起天来。她先刻薄了一番地瓜和苕，又顺便说起了甘薯。她看上去漫不经心，实际上是试探我。
甘薯长得有点像梁朝伟啊。她看着自己的指甲盖说，就好像那上画贴着梁朝伟的照片，其实涂的是一种黑色的指甲油。
我说我不喜欢梁朝伟，我喜欢齐秦。妈咪把瓜子往嘴里一扔，说，不就是那个北方的狼吗！有什么好的，连王祖贤都不要他了。男人双眼皮是很难看的。她把一颗瓜子扔进嘴里，又补了一句。
我不作声。
妈咪突然问：甘薯跟你说什么了？我马上说：没有啊，什么都没说。她还盯着：那他干得咋样？那玩意儿？我想了想说：蔫的，进都进不去。妈咪呸的一下，把瓜子壳吐在了对面的门框上，说：软货！我心想这人半天在那嘀咕什么呢。
看她身子靠到了椅子背上，我就开始猛夸我们陵城娱乐中心的房子，说它如何有气势，白墙灰瓦，古古的，不像水漫社那边，连门口都贴着瓷砖，像公共厕所。妈咪最爱听这些话。她兴奋起来，说这房子装修就是她参加的。她说：我是谁？我也是有文化的人啊！
就是在这次，她一不留神说了许多银角的事，我才第一次知道，河边的两幢白房子是银角的高科技中心，以前叫科研所，现在叫中心，有农科所和生科所，前者称一所，后者称二所。
那个老女人大概就是科研所的人了。
我站在薯地里，四下里一个人都没有，薯叶凶猛，房屋死寂，我木愣着，不知如何是好。错眼一看，只觉得每张薯叶都长着一张怪异的脸，像无数的鬼，在阳光下睁着眼睛，它们隐隐跳荡挣扎着，但谁也挣不脱，地底下粗壮的薯根就是它们的命。
我有点害怕，想起姐妹们说过我们都是红薯变的，我怀疑这不是一句玩笑话，说不定是真的。特别是，前天做的那个地瓜手拿刀片的梦！腿有点发软，我一下就坐到了地上。
天一下子暗了许多，仰头看，只见硕大的薯叶交错摇晃，天光都成了碎片。不远处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刨地。想来虽是高科技，有不少事也是要人工的。我找到了一根棍子，就在脚下挖了起来。
土是沙质土，疏松易挖，不一会儿薯根就露出来了。皮是紫红的颜色，刮开一点，肉是米黄的，这使我放下了心。所谓高科技红薯，看来也没什么稀奇。我准备揪起一个尝尝。
挖开一大片土，才挖到薯根的边缘。这么大的红薯，大概只有银角才有吧。但突然，我发现这只红薯有点奇怪，像女人的一条腿，大腿粗一点，小腿修长瘦削，甚至也有脚板。这样诡异的红薯我从来没见过。我壮着胆，又挖开了另一兜红薯的薯根。这次我看到了一只碗大的凉薯，心形，像一只大桃子。但凉薯的皮是白的，我认定，这还是只红薯。我正要把薯藤揪断。却发现，这只红薯怎么有点像女人的乳房！真是出鬼了，也许我再挖一兜薯根，就会挖出一张女人的脸。
冷汗一下冒了出来，后背心凉飕飕的，脑袋一片混乱。觉得是在做梦，却又明白是真的。我感到有一簇火苗烧着我的心，一下一下的，火烧火燎。我披头散发，疯了似的开始挖下一兜薯根。我不知道这一次将挖出什么东西，但我预感到，这片薯地里，肯定埋着那种脸状红薯，那是一些女人的脸，不见天日，饱受憋闷。
想到那些脸状薯，一只只的有鼻子有眼，却没有躯干和四肢，不禁越发惊恐。我觉得自己看到了它们，那是些没有身体的脸，它们的眼睛睁着，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在说什么，但是没有声音。
我不愿意真的看到它们，却又想试试。于是疯挖一阵，又戛然停住，再疯挖，再停住。就在我停手的瞬间，那个老女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压低声音说：这里不能久留，快跟我走。
她抓着我在红薯地里钻来钻去，像两只老鼠，窜回了水运社。
正惊魂未定，突然墙上的挂钟“当”地响了起来，七点了，姐妹们已经吃过晚饭，正在准备化妆，妈咪肯定发现我不见了。她是要派人把我找回来，还是让我从此消失？如果消失，我会怎样消失呢？
心里的火苗开始向全身蔓延，到处乱撞，冲到脑门，又冲到肚子，全身上下都是热烘烘的。我意识到自己发烧了。
在黑暗中，老女人飘到我跟前，她摸摸我的额头，然后就在对面坐了下来。我拿不准她到底想帮我，还是不帮。
我的体温在升高。
如果她是一个巫婆，就会看见我身体里的火从红色变成金色，再变成蓝色，而我的骨头也被烧得嘎嘎响，身子冒出烟来。金星在眼前乱闪，我想我快要烧煳了，老女人还是坐着不动。
身子越来越软，我有气无力地求老女人，让她给我吃一点退烧药。但她只是让我躺下来，在我嘴里塞了一根体温计，连一口水都没有给我倒。
后来我才知道，只有当我的体温升到四十五度，并且持续三个小时，先前植入我大脑的记忆干扰芯片才能融解失效，我原先的记忆才能逐渐恢复。不过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只有少部分人的体温能升高到四十五度又能坚持三个小时，大多数人都会在中途丧命，或者在退烧之后变成傻瓜。发烧到三十八度就吃退烧药，这是银角通常的做法。
我迷迷糊糊地躺着，感到自己正在穿越一片大火。我光着脚，赤身裸体，没有遮拦，地上是尖锐的石头，身边是大片卷曲的红薯叶子，天上的云也在燃烧，喷着长长的火舌。红薯叶子也在燃烧，有些已经烧过了，只剩下黑乎乎的残骸，像一些鬼怪，发出吱吱的声音。我全身都疼，又烫又疼，我想叫，却叫不出声。我挣扎着往前跑，拼着最后一点力气，我知道，前面就是河了。
圭江河！我忽然记起了这个名字，这正是我们石镇的河呀。我从小就住在河边的沙街，过了这条河肯定就能回到石镇了。一丝凉风从河水里吹来，碰到了我的额头。哔剥燃烧的薯叶退到我身后了，对岸的马尾松和柚加利树郁郁葱葱，我看到了它们。
烧开始退了，老女人给我泡了一大壶菊花茶，让我一杯接一杯喝下去。见我神志清醒，老女人就给我讲了以下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一个女人，另一个故事则关于高科技车间。
有一个女人，夫妻两人是大学同学，他们一起分配到科研机构，又一起辞职下海办公司，他们共同研制出一种新产品，获得了巨额赢利，日子越过越红火。但就在她五十岁那年，丈夫下毒把她毒死了。这个丈夫是科技进步奖获得者，有许多人呼吁此案要慎重。最后法院就以证据不足为由，判丈夫无罪。
第二个故事说的是银角的二所，即生命科学研究所。这个所打的是生研所的招牌，实际上是个车间。每每有拐卖来的，或者是糊涂自己来的女子，只要在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也就是说，只要卵巢功能正常，车间就会在她大脑植入一个记忆干扰芯片，然后注射一种强力黄体酮，强化她的卵巢功能，等体内的性激素达最高值时，车间就给她换肤，从深层肌肉到表皮，统统换掉，用的原材料就是一所培植的特种红薯。这种红薯品种优良，成本极低，碳水化合物的密度极高。这样，银角的女子看上去个个都十九岁，光鲜水灵的。
喝光了一壶菊花茶，老女人又起身去泡第二壶。她虽然额头上皱纹多，步子却是很矫健的。说是老女人，但不见得真的老了。也就是五十岁上下吧。
五十岁，我心里忽然像闪电似的亮了一下，那个被丈夫毒死的女人会不会就是她呢？如果是，那我又是谁呢？顿时，我感到毛骨悚然。
女人端着茶回来，她的脸浮在黑暗中。
我紧张地望着她，不知道她是人是鬼，也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
她笑笑说，你不要怕，怕也没有用，世界就是这样。
菊花茶在我们之间袅袅上升，寂静的暗夜更加深不可测。我的体温越接近正常，脑子就越迷茫。记忆虽然有所恢复，但我并不知道将要去哪里，也没想起自己的名字。女人说，这好办。她打开那个经常带在身边的黑色公文包，里面有一个小巧的掌上电脑。我报出现在的身份住处：陵城街三号，陵城娱乐中心19号服务员，钟红艳。老女人按了几下键盘，我的档案就出来了，崔红，三十五岁，古镇人，N城某厂图书管理员。
崔红，原来我是崔红啊，我已经三十五岁了，我念叨着自己的名字和年龄，往事像雨点，大颗大颗落到我身上，它们从我的皮肤进入，充满我的骨髓和血液。我的额头也变得清凉起来。
我走在密密的红薯地里，脸上又是泪水又是汗，头发乱糟糟的，薯叶不停地打在我身上，我奋力拨开它们。我就是一个疯女人，谁也别想拦住我。我要在黎明之前赶到下游岸边的一块大朱砂石那里。女人告诉我，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那天，在后半夜到天亮前的这段时间，从朱砂石这个地方下水渡河，就可以回到石镇，今晚正是十五，一轮满月悬在天边，月光下的圭江河水闪着蓝灰色的光，对岸的马尾松和柚加利树黑黢黢的。我知道，我将站在那块石头上，向着沉沉大河，纵身一跃。
林白的《红艳见闻录》（《莽原》2005年第3期）是一篇以女性为叙述视角的短篇小说。风尘女子红艳的现实感知和梦魇臆想交糅为一体，一个人内心的困境被大量世俗的景象（银角的气氛以及红艳的身份）和意象（“番薯”“地瓜”等等）包裹，庸常的现实场景和怪诞的梦幻情形让小说故事在似真似幻之间游走，带来一种阅读上的不确定感。林白的“见闻录”笔法的确透着一股从容的气息，让这些很难贴合的情景不露痕迹地得到舒畅的融合与表达。在小说故事的发展过程中，红艳内心深处的那点微弱晃动的希望之光，在质疑、惊恐的气息中仍然能够让人读出。这是一位成熟作家的功力所在。
——阎晶明：《我愿小说气势如虹》，作家出版社，2009，第176—177页
林白是一个深知小说奥妙的人，她的小说《去往银角》《红艳见闻录》（《上海文学》2004年第6期）中所描写的“银角”等地，奇怪的植物，空寂的街头，可怖的娱乐场所，隐喻着当代人类生活的某种真实处境，但叙述者却一再说：“我感到此地气氛诡异，缺乏真实感。”“看上去不像在真实的人间。”其实，林白所展示的景观正是当代社会的场景，如果以习惯的方式直接写来，费尽笔墨，也觉得似曾相识、随处可见。但林白省略了场景中的陪衬部分，以夸张、变异的手法，直接放大能够体现某些特征的鲜明地方，比如四处弥散的欲望的气息，人的深层意识中的兽行，高科技消解人的记忆问题，这样，那些熟悉的场景以陌生的面目呈现，人们的记忆将重新确认曾经熟悉的事物，它们的原初新鲜感激发了读者的思考和想象。
——周立民：《闲花有声——当代文学研读札记》，海豚出版社，2015，第103—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