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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作家》1999年第2期。收入小说集《有什么不对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李冯卷》（漓江出版社2002年出版）。
我从闷热、黏湿的蚊帐中醒来，意识到自己像待在一所疯人院里。我这样讲，是因为想起了一部叫《飞越疯人院》的电影。我想逃离的东西包括年龄、我的同学，还有我所住的寝室。不知道为什么，我异常厌恶寝室里的同学。他们中有一个学生干部，陕西人，是保送进校的。他喜欢吹小号，每天一清早，便拎着号跑到寝室旁过道尽头的窗口哔哔啪啪地吹个不停。我们对他全恨得要命，可又敢怒不敢言。他大概认为，年轻人就该如此勤恳好学。你说这样的人不是有病是什么？
陕西人进校一个礼拜，体检时便给查出了心脏病。是先天性的。这下，我们可高兴坏了。真难以想象，他看上去这么壮实，居然真的有病！也很难想象，我们年纪这么小，便已经如此缺乏同情心。我们渴望着陕西人被遣返回籍。听老生说，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先例的。可出乎我们意料，陕西人不但没有遵从先例，反而破了一次例。考虑到他又红又专，又会吹小号，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所以系里允许他一边爱护身体，一边继续求学。
陕西人留了下来，可他压根儿就不珍惜身体。也许是感激系里给他的机会，他开始了更狂热的吹号。每天早上六点多，他的号声跟外头的高音喇叭一同准时响起。他这是鸵鸟手法，还以为他的吹号能在广播声中蒙混过去。可那声音太难听了。哪里是音乐？分明是一个人憋足了劲想大便，可拉、拉，却总也拉不成条。我们几乎能想象出陕西人脸憋得通红佝偻在窗口的情形。我们缩在被子里，痛不欲生，怀疑长此以往，我们将在陕西人心脏病突发前被他吹死。幸好，几天后一个老生赤条条地从走廊那端跳出来，威胁说要砸了陕西人的家伙。老生就是老生，不买低年级学生干部的账。陕西人只好把练习改成了每星期一次。
寝室里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我们的洗脚盆都是在学校小卖部统一买的，样子全差不多。有一天晚上，我误用了上海人的盆。上海人临睡前捧起盆来闻了又闻，嘴里还怪叫道：“哎呀，是谁用的呀，好臭，好臭！”另一回，我一把心爱的弹簧刀不见了。我在寝室里查询。江阴人觍着脸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看到刀很好，所以周末坐火车回家时就偷回去给他弟弟了。我非常愤怒，因为他偷了东西，居然还好意思承认；他厚颜无耻地承认，是因为刀已经被火车带走，不可能被送回来。我气得牙痒痒的，可拿他没办法。我还要想办法，但却被江阴人下铺的湖北疯子用一种冷峻的目光阻止住了。
湖北人是真正的疯子，不过他的事迹容我以后再讲。我睁开眼睛，寝室里面静悄悄的。我竖起耳朵，窗户对面的三食堂也没有声息。我们寝室在二楼的最顶头。我的同学们早已跑掉了。他们跑去上一二节的高数课了。不过与我相比，除了随时准备为系尽忠的陕西人和已经发过了疯的湖北人，他们并不见得就更喜欢高数课。
近一段时间，我们寝室里正酝酿着一次公开的逃亡。在系里，我们专业是公认最辛苦日后也最没有前途的。因此近来学校一改革，开始准许学生自由转系，上海人他们就蠢蠢欲动了。我们考进来时，不是由于对专业事先一无所知便是被系里改了志愿。现在，他们一个个欢天喜地，成天嘴里念叨的都是什么外文系或历史系生物系。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跟我一样彼此憎恶甚至也厌恶自己。可十七岁的我，已经隐隐意识到人生中有一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我陷于某种自艾自怨又略带有自毁的情绪，这样子不愿去上课，已经有几个礼拜了。
我有一个干姐姐，是我们班最丑的女生。她虽然丑，人也矮胖，但是却极热情。在我们学校，男女生之间认干姐弟是很流行的。对正处于青春期的男孩来说，认干姐姐不仅隐含着某种乱伦的原始冲动，而且更意味着需要一位照料的天使。哪怕，这位天使尽管温柔但却是丑的。几个月后，我转去了中文系学习，我发现那儿也流行干姐弟。有时是高年级对低年级，有时候则就在同年级。只不过善于玩弄辞藻的中文系学生给干姐姐这个词加了一个前缀，叫“干干姐姐”。一词多义，既可以理解为干巴巴的姐姐，也可以把形容词转为动词，大意为这是应该干一干的姐姐。在我们班，我的干姐姐一共收了两位干弟弟，另一位是江阴人。
高数课可以旷，但三四节的实验课却是没法逃的。因为做实验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实验室在一栋百年旧楼的地下室，发黑的木桌、肮脏的试管，此外还有昏暗的光线和陈年经久不散的各种化学制剂味儿，使得那一切就像是18世纪的地下作坊或19世纪革命者制造炸药的秘密聚会处。我可以理解我的同学们为什么想要从这个系逃跑，至少实验室就是一个理由。起床以后，我匆匆赶去那里与同学们会合。我的同学们已经到了。他们把书包撂在桌子上，正埋着头洗试管。洗试管的清洗液酸性非常强，稍有不慎沾到手上，就算及时处理的话也会掉一块皮。可试管不可能不洗，否则实验就不准确。我们实验的精度，通常是要求在小数点以后第四位。我也动起手洗试管，但这个时候，站在我旁边的江阴人凑过来说，刚才一二节大课，高数老师点我的名了。
高数课是阶梯教室，全年级六个专业近两百人。老师别人不点，为什么偏偏要点我的名呢？还不是因为你期中考试没及格，发给你卷子重做你又不交。经江阴人这么提醒，我才记起了后一件事：我们的高数老师有些神经质，期中考试后，他让我们把卷子按标准答案重抄了交给他。当时我就认为，这种法子是对付中学生的。期中没考好，我可以等期末考试嘛，此外加上后来我不再想上高数课，我就把卷子的事彻底忘了。高数老师说什么了？于是，我忐忑不安地问江阴人。他当着全年级宣布，你不用再来上课和考试，等着补考和留级得了，江阴人高兴地小声说。除了声音小，他简直是想成为高数老师翻版后的传声筒。
我们这堂实验的主要内容是滴定。实验老师是一个穿白大褂面孔板得像石棉的中年妇女。她把手插在兜里，冷冰冰地在黑屋子中来回转悠。我的同学们如便秘一般，紧张地趴在桌子上。他们两眼死盯着滴定管的刻度，用手小心翼翼地控制阀门，让试剂金贵地一滴滴落到底下盛绿色液体的烧杯中。实验室里的气氛安静得真是连一只苍蝇都不敢飞。但可想而知，由于江阴人幸灾乐祸的恫吓，我的情绪糟糕极了。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看，高数老师那番气极的宣言不算什么，当然很容易弥补，可当时，它却使我陷入了一种心绪如麻与自暴自弃的状态。于是，趁着实验老师转身不备，我一把拧开了滴定管阀门，让里面的溶液喷泻如注。哗哗的水声惊骇了我四周的同学，他们纷纷从试管架和滴定管的缝隙中抬起脸。那情形，如同看到世界末日或性爱禁忌突然被人打破了一般。在一群苍白与凝固于日光灯颤动光晕的鼻子嘴巴中，我忽然意识到了我干姐姐的目光。她就在我对面，隔着木架子，不无忧虑地注视着我。
我们的实验要从上午持续到下午，因此第四节课没完，我便收起书包，准备回寝室去涂改拼凑实验报告了。我们上课的惯例是谁先做完了谁先走人。我出了楼，回到地面，呼吸着外头的空气。这时候，我干姐姐从地下室出口冒起并追上来。
我们背着书包，并排往生活区的方向走。看到我俩，谁能说得清我们究竟是普通同学、含义微妙的干姐弟，还是一对日后可能的亲密恋人或夫妻呢？但这位可爱神圣矮小的天使走在我旁边，始终不说话，我只是不时能感受到从她那里瞟来的忧虑的目光。她给我的感觉，已经不再像干姐姐，而是如肩负责任的母亲或情人了。快到宿舍区门口，她忽然对我下了一个结论：
“看来，你并不适合这个专业。”
半天之中，这已经是有人第二次用同一种语气同我讲话了。我被她吓了一跳。我刚想本能地顺着她问，我适合什么？她又说下一句了：
“你们寝室的人都想转系，你为什么不也转一转呢？”
显然，她去上了高数课，也听信了高数课老师的恫吓。她的第三句话是：
“我看中文系对你合适，你要是想去，我帮你问问铁梅吧。”
铁悔是谁？但我的干姐姐很快对我解释说，铁梅是无机专业的女生，住她们隔壁，最近也在闹转系，而且去向就是中文系。转眼之间，她就像主观的母亲，替我把那年的命数给改变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改变对我后来的影响还是深远的。日后我一直纳闷，假如我在那个班里待下去，会不会最终像江阴人一样落入她的怀抱并在毕业时乖乖地卷起铺盖与她携手奔往四川呢？她是四川人。可以肯定的是，她当时关心我一定超过江阴人。那是种真正甚至可以说是冒着自我牺牲风险的关心。一个月后，我走成了，但江阴人却没走成。江阴人只好留在分析班，与她共同突破了干姐弟间的禁忌。他们俩，可真是姐弟也疯狂。我一走，她天使的魅力便对我影响不再。她便从我生活中消失。人啊人，有时候你曾无比珍视的关系，却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化作垃圾一堆。
六月的南京，暑热降临。每天晚上钻到蚊帐里，脊背下微烫的草席都预示着将会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盛夏。上海人已经得到了获准转往外文系的通知书，这使他不再像公狗一样每晚上床前捧起脚盆嗅探检查，而是打了一盆凉水，一边装模作样地洗，一边心情愉快地环视我们，就好像一个已要提前出院的病人嘲讽着他的同屋。从头一年九月份进校起，这是我们头一次将在一起共度夏天。寝室里其他人嘴上不说什么，可暗地里都在加紧了转系的行动。这种烈性传染病似的气氛叫我有些受不了。因为我虽已忝列逃亡队伍之中，可对于为什么要逃，以及为什么得逃往中文系，却实在是不清楚。也许，我心里想的是只需要避开这些人吧。可包括上海人在内，我们寝室至少在暑假以前还散不了。一天，四楼的一个老乡跑来对我说，他找着了一个夜里睡觉的好地方。
我有好几位老乡，分布在我们所住四号宿舍楼的各层。对新生来说，同乡是一种刚入学时弥足珍贵、可以抚慰内心惊慌但随着年级增长便将烟消云散的关系。可我们那批同乡中有一支小足球队，我又喜欢踢足球。这便是一年级快结束了我仍跟他们搅在一起的原因。我还记得，某一天晚上，当他从四楼下来接我去他说的地方睡觉时，我被他的装束唬住了：他头戴当时流行的鸭舌帽，身穿长袖夹克衫，下身是一条厚厚的棉绒运动长裤，左手挟着枕头草席，右腋下竟然是一床被子。站在我们寝室上海人江阴人陕西人的一群裤衩背心中，他活像是一个从精神病院溜出来的重症患者，仿佛不是带我去睡觉，而是要进行极地探险。快，穿好长衣长裤，带好盖的东西，他脸上挂着对我们寝室不屑一顾的神情，用高傲、命令式的口吻吩咐说。他的气势震慑了我们所有人。我乖乖地爬下架子床，到屋角开皮箱取薄被子。那情形很像小孩遇上了个怪模怪样的男天使，心中充满好奇，但又不敢多问。
我尽量使自己的着装接近老乡，然后跟着他出寝室门。穿过走廊，到了楼梯口，他没有下楼，而是领着我往楼上走。我们爬过三楼四楼。到五楼六楼时，我注意到过道里举哑铃健身与进水房洗脸的学生对我们目不斜视，似乎对每天这个时候、在楼梯中有这样装束奇特的人冒出已习以为常。四号宿舍楼一共就六层，我的老乡继续往上走。再往上，不就出了这栋楼了吗？可他迈完最后一级台阶，推开一扇门，然后对我说，到了。
清凉的夜风呼呼吹来，我眼前陡然出现了满天的星斗。有那么一刹那，我极不适合这突然的变化。我站在出口，让刚才乃至一年来对四号宿舍楼闷热拥挤的印象褪去，因为在楼里住了近一年，我还从没意识到我们顶上有一个天台，更别说想上来过了。风非常凉，我爬四层楼时裹在厚衣服里的汗转眼被吹干了。老乡让我带棉被穿长袖衣，不是没道理的。当视觉适合了黑暗，我目光慢慢从天上往下拉。我才又注意到，在被低矮水泥护栏圈住的天台内，简直是另一个热闹的小世界。黑黝黝中，到处是一堆堆人影。烟头的闪亮、细碎的低语，一两把吉他在角落轻鸣，甚至还有女孩子清脆撩人心弦的嗤笑声。这天台给我的感觉非常大。老乡领着我，穿过中间宽敞的无人地带，走向另一端的一簇烟头。那里是我的老乡们。
我的老乡们在新生里面，可以说是一群坏孩子。刚进校不久，他们就自觉抱成团，学着抽烟、旷课、考试舞弊与跟老生打群架。我成绩到第二学期直线下滑，不能说与和他们在一起玩没有一点儿外部联系。但在我与他们之间，还是明显有着一道鸿沟的。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和任何团体一样也恪守某些莫名其妙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要会玩，但不能玩火自焚；像陕西人那类同学是狗屎，不过在小团体内部，大家还是应该有所追求；另外是不许同女生黏黏糊糊。因此，他们最难以容忍的便是我竟然认有个干姐姐，而且还丑不忍睹。在他们眼中，我是个娘娘腔兼低能儿的怪人。我考试不懂作弊，不作弊却不能及格；逃课了总是被老师捉住，被捉住了又束手无策不知补救，只会到丑姐姐那里寻找什么所谓的精神慰藉。若不是他们的足球队需要名封堵对方前锋的边后卫，我也许早就被他们像球场上开大脚一样踢出了圈。说到足球，那名老乡领我加入他们中间时，他们捏着烟，兴高采烈聊着的就正是这件事儿。
在我看来，我的老乡们是一些十足的妄想狂。你若不信，坐到他们中间听听便知道了。说起来叫人感到荒唐，对于我们那支破足球队的前途，他们居然是一本正经的。他们在一本正经地讨论给球队取一个名。他们想象，当我们有了正式的名称后，再定做正规的球服，每天下午，我们就将威风凛凛地开到足球场，去扫荡那些穿着杂乱运动服临时拼凑的杂牌军。几个月后，我们睨视全校，声名大振，并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校运动会。在校运会上，我们再度横扫千军，将各支系队打得落花流水。于是，作为一场呼之欲出的决斗，校队终于不得不硬着头皮站出来，迎接我们的挑战了。在我老乡们的想象中，那场万众瞩目、名垂校史的比赛自然也是以我们获胜告终。结果校队羞愤之余解散，由我们顶而替之进入全市高校联赛。狂想至此，作为已击溃上届联赛冠军即我校足球队的一支民间球队，到联赛中没理由不任意驰骋、杀入对方禁区进球犹如探囊取物。你想想，这么一群小混混，夜深下面寝室都已熄灯了他们不睡觉，却裹着被子像小神仙或巴西国家队员一样坐在了天台上高谈阔论。我承认，天台凌驾于六层平时令人感到压抑的宿舍之上，的确是一个适于狂想的好地方，可他们津津乐道的那番事业，我实在看不出同陕西人早上拎着小号到窗口闷头死吹有什么不同？他们竟然丝毫意识不到当中的虚幻，还一致通过，从明天起，今晚在场的所有人下午五六节课后都必须到球场参加训练。当这项自认为已使他们有别于底下芸芸众生的追求被明确后，他们抱起被子，心满意足地散到各自的席子上睡去。可我却睡不着。一来，我尚未习惯过于空旷、仰躺便得看到满眼星星的天台；另外，我已经开始给我干姐姐挑唆的转系搅得心绪不宁。
转系的事远没有我想象的简单。我提出转系时，风潮已临近尾声。当时这项政策一出，要求转系的人风起云涌，许多像我们这样冷僻或乏味的专业濒于崩溃，老教师们愤怒地向学校提出了抗议，学校惊慌失措，下令重新收紧刚打开的闸门。于是，像我这样赶末班车的学生只好跟小鱼似的拼命甩动尾巴，试图在闸门合拢之前窜过去，我去到系办公室。我们系管教学的副主任是一个脸上挂假笑的中年人。他告诉我说，只要中文系答应接收我，他便可以把档案材料放过去。我转去中文系，中文系的胡副主任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中文系历来信奉宁缺毋滥，因此，他们必须先研究了我的档案材料，再对我进行一次考核。
“可是，我们系要你们考试通过后，才放我的材料啊？”我说。
“我们必须看了材料，才能考试，”胡主任说，“否则，我们怎么知道考的是谁？我们宁缺毋滥。”
我几乎立即意识到了，这里面隐藏着一个悖论：化学系要求对方先考试再放材料，中文系坚持先要材料后考试，由于这两者对我都必不可缺，因此我一样都得不到。我非常痛恨这种中国式的学院作风。他们为什么不一下子把我拍死，化学系粗暴地制止，中文系断然地拒绝呢？他们仅仅是给了我某种暗示，这暗示又配合得那么完美无缺好像是事先商量过的。可由于他们没有把我拍死，我从他们的暗示里得到的是另一种错误的信息，似乎经过努力，这件事还是有改变的希望的。从小学到中学，我接受的教育一直是要努力啊努力，于是，我就开始努力了。每天上午，起床后我先赶往化学系，假如我们副主任在开会或外出办事，我便转往中文系。“胡主任，求求你，给我考试吧。”我恳求说。“不行啊，把材料拿来。”胡主任摇着头说。进行完这番对话，我便回寝室睡觉。有时候运气好，我一天中能同时逮住他们俩，可假如他们俩一个也不在，我转了一圈，同样是回寝室去睡觉。
这件事情持续了两个礼拜后，说来奇怪，我竟然体会到某种乐趣了。每天早上，我都和同学们醒得一样早，并且很亢奋。只不过起床以后我的同学们去上课，我则急着去完成另一种功课。“档案啊档案！”我在化学系嚷。“考试啊考试！”我又到中文系求。每天，只要这两句话都喊出来，我就不觉得空虚，不觉得日子虚度了，而且由于今天喊完了明天还得接着喊，第二天仍然要有事情做，我会觉得日子真的还有一个盼头。后来等我转入中文系，在那里偶尔地读到了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后，我才意识到我那时的行为像什么，不过当时我的文学修养差得很，压根儿就不会往世界名著身上联想。
我专心致志做一个喊话人。大约到第三个礼拜，我注意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每天，如果我去两个系喊话的时间恰好在一二节下课后，在办公室门外，常会有一个女孩子在晃来晃去。当我完成化学系的功课，匆匆奔往中文系时，她又像一个影子般远远地跟在我后头了。我们俩一前一后，似乎为某种同样的疯狂所蛊惑。我能够察觉到这点。因此有一天走在路上时，我便停下来，问她是不是无机专业的铁梅？
不错，她正是铁梅。当初我干姐姐替我咨询转系的程序，找的便是她。只是出于某种女孩提防同性的狭隘心理，我干姐姐没有把我介绍给她。没想到，我们还是在路上碰到了。铁梅是一个又干又瘦的女孩，人如其名，身上既有铁质的黯淡坚硬，也有梅枝的坚韧枯槁。她横挎着一个大书包。我得承认，当时看见她，我的心理便像一个新兵遇到了已在战场上作战多时的老兵。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她投身转系的时间远比我早，可没承想她非但一事无成境遇反而比我都糟糕。我问她，是不是同样和我碰上了考试和材料的难题。她咬着嘴唇，绝望地点点头。她每天是利用三四节课前的二十分钟拼命跑出来办这件事情的，可是，她都已经跑了快一个月了。
我不会安慰女孩，而且，铁梅的出现像一棒敲醒梦中人。看着她，我忽然意识到，也许我再奔波下去，也是会像她这样一无所获的呀！忽然间，我浑身紧绷的神经就跟散了一样，原来的亢奋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迷惘。是啊，我跟铁梅干的这算什么呢？于是，我忍不住把这个问题向她提出来。本来，我不指望能从她那里得到什么答案，可没料想，她却陡然精神了。
“我喜欢文学。”她眼中放出了光。
说着，她就把背在身后的大书包扯到面前，打开来给我看。里面除去高数教材同她无机专业的教科书，便是些厚厚的大部头。她告诉我说，都是世界名著。她说，从小时候起，她就喜欢小说，喜欢写作，想要当作家。你看，为这次转系，我已经写了好几篇小说了，我想把它们交给胡主任，证明我是真的喜欢中文系也是有这个能力的，可是，他竟然看也不看，也不肯让我考试。毕竟是女孩子，说着说着，铁梅差点儿又要哭起来。仿佛是为了向我证实，她扯开书包夹层，抓出几大沓写满的稿纸。她简直是把我当成了胡主任。你知道我创作这些作品，有多么不容易吗？我晚自习时写，上高数课时写，做实验时趁老师不注意，还站在实验桌前写几行，她委屈地倾诉道。
做实验时，实验室里不许有凳子，大伙的确是站着的。可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我看着铁梅手中的稿纸，只觉得触目惊心。从中学起，我就怕写作文，要像铁梅这样为转系弄出一大堆东西，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于是，我只好敬畏地沉默，由着她歇斯底里地发作。
“那么，你为什么要转系，也喜欢文学？”她总算发作完毕，一边把稿纸塞回书包，一边问我，似乎渴望得到知音。
“不，”我说，“因为，我好像是没退路了。”
自从忙起转系，我就开始名正言顺地不上高数课。在我看来，我和高数课或高数老师间，是一种业已死亡的关系。既然高数老师已扬言不让我期末考试，判了我死刑，那么我也可以判决他的课程。长这么大，我头一次发觉，让某种事物慢慢陷于死亡是有着强烈快感的。学习是学生的天职，这一点我相信没有人反对。其中的道理，正好比病人的职责就是被打针，哪怕你苦不堪言，也必须承受下去。可如同一名园丁不无兴奋地在注视园内的花逐渐枯萎，我却情不自禁地让自己功课死亡的面积一天天扩大了。起初是高数，紧接着是政治、英语，课程表上的空白越来越多。这样几周内，我惊喜地发觉，除去每周一次的实验课，我竟然再没有什么课需要上。我似乎已经不再是一名学生，也就是说在上课这点上，我已经成了和我同学们完全不同的人。当然，在一段时间内，我这样做风险其实是不大的。因为英语政治老师很少点名，考试前也会给出复习提纲，他们的课原本就可上可不上。至于像无机那类全系统一的基础课，我的老乡们向我许诺说，只要我卖力为他们踢球，他们保证考试时我打着瞌睡也能过关。
假如下学期变成了中文系学生，那么这学期在化学系上再多的课也没有用。当时，我在心里的逻辑层面这么想，我估计其他人也这样看。由于每天都要到系办公室找主任磨，因此我在系里老师中变得相当有名。任课教师几乎都知道了在自己班上有这么个小疯子，因此对我不上他们的课，索性也睁一眼闭一眼。有一天，管学生档案的老太太甚至跟我开玩笑，说等我拿到转系通知了，一定得请她吃喜糖。玩笑归玩笑，不过说明在像老太太这样的外人眼中，我转系的事还是蛮乐观的。可惜她只负责档案看管，没有放的权利。然而到了那学期期末，情况忽然变了。转系的闸门似乎已经收拢，在我们系，再没有听说有谁被批准转走，班上原先也闹转系，但没有走成的江阴人等人，在寝室里已经停止谈论这件事情，而是捡回教科书早出晚归地做习题，以防在期末考试中被补考留级。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却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不可理喻的举动，我取消了我课程表上最后一门课，连实验也不去了。
“你疯了？”那天我干姐姐做完实验，跑回来在食堂门口截住我。
“如果是其他课，考试前我还可以把笔记借给你，”她说，“可实验课，我是没法帮你做的啊。”
我还记得，当我不听劝告，像一只犟头犟脑的小公牛默不作声想要从她身旁绕过去时，我干姐姐看着我的神情。那是一种惊恐然而无奈的目光。是她亲手把我送进了这桩事情，但忽然之间，在她眼中我变成了个陌生人，她发现她失掉了对我的控制。凭着女性的直觉，她也许意识到了就算使出更多的关心或者爱、包括混淆了干姐弟关系的男女之爱，也再不可能使我回头。她似乎感到了恐惧，就好像一个女孩尚未向恋人吐露恋情之前，便发觉这恋人精神上患有不治之症。因此，再不可能有恋情的吐露了。后来我怀疑，我作为一个潜在恋人的资格，从那一刻起便在我干姐姐心里受到动摇直至很快被取消。一个女孩要是对你没有爱，哪怕是暧昧没有言明的爱，你在她那儿，可就算是彻底地完蛋了。
失掉干姐姐的爱，我在学校里很快变得孤独了。我本来就已十分孤独。原先在转系风潮中，我虽然起劲，但还没有那么显眼。现在风潮一过，我简直成了条孤零零逆流而上想要挣脱众人的绝望的鱼。我发现，我的同学们已经开始用一种特别的眼光来看我。那种眼光，好像是看见一个司机拼命踩大油门，朝山崖那边的拐角冲去，而从他们的角度，已经事先看到了路将中断，车将坠入虚空。其实对这一点，我又何尝不知呢？只是我自己也不晓得，我为什么偏偏还要跟众人的判断或明智做对。这样当每天上午，我重新奔走在通往中文系或化学系的教学区小道时，我真不明白我这么起劲，想奔向的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夸张，因为不管中文系或化学系，似乎都不值得我如此直冲。另外，我可能还不算完全孤零零的，因为铁梅也仍在奔走。她仍旧背着她的大书包，利用着十点钟校喇叭放广播操的二十分钟。只不过，我总是有意识地回避开她的时间段。我害怕看见她风尘仆仆的样子。她那一书包世界名著和满脸委屈会使我想起我转系毫无正当理由，并进而导致我信念崩溃。
实际上，不用我逃避众人，大家都已在躲避我了。也许谁都意识到，这个期末在某种程度上，将会成为我学生生涯的末日，我很快发觉，自己成了个不受欢迎或如幽灵般不存在的人。在我身上，散发着类似于死尸的腐气，就连我那群老乡都不愿再接纳我。说起来，他们是以一个略为离经叛道的小团体自居的，可这时候我才体会到只要是所谓团体，便会伴随着某种荒谬的冷漠无情。仅仅由于在我转系的事情上嗅出了一丝自毁的气味，觉得这逾越了他们团体的信条，他们便将我视为既危险也没出息的人物，索性借口我没有参加球队训练，把我从他们中开除了事。而在寝室里，当上海人捧着脚盆在遐想下学期转去外文系的美妙或江阴人等焦虑地讨论某道期末考试可能面对的习题时，他们显然都把我剔在一旁。我既不是上海人那样的成功者，也不算江阴人一拨的坚守者。他们对我视而不见。于是，最后属于我个人还不至于让我心烦的空间，便只剩下每晚楼顶上的那片天台了。
一个个夜晚来临，我坐在寝室里，往往是不等到十点半熄灯、上自修的同学们陆续回来，便提前卷起了铺盖主动离开。夏天已经到了，虽然说楼顶露水很重，但已用不着被子，只需带一条薄薄的毯子。我的老乡们通常占据着靠近食堂的那一端，所以上去以后，我便自觉到另一端的角落铺开席子，然后悄悄地躺下。幸亏这天台很大，晚上又黑，护栏内走来走去的全是人影，谁都看不清谁，他们也不知道我上来了。仿佛是遵循某种惯例，上天台睡觉的学生只要不是一块来的，总彼此保持着一定距离。这样当你躺下之后，眼中看到的就只有星星，就好像是睡在天上一样了。由于期末考试临近，上天台睡觉的人开始一天比一天少。也许是别人害怕感冒，而感冒了便会影响考试。于是几天后，我的老乡们也搬了下去。他们走后，我便往中间挪了个更宽敞的地方。那几天，我的心情是难得的平静。旁边的人越来越少，他们越少我就感觉越好。偶尔一个晚上从角落会传来男女的低笑声和喘息声，不过那声音对年少的我尚没有什么刺激。我当时唯一需要操心的事情只是转系，可躺在那里我连转系的事情也不想。我的同学们对于我同样不存在，因为他们的折腾都只在底下，我总是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之后，再蒙着头迷糊一会儿，等着升起的太阳把毯子上的露水晒干。这样当我揭开毯子时，天台上往往空空荡荡，走得只剩下我一人。夏日的光线开始发挥威力，刺得我眼睛花花的。我一边收席子，一边想着下去以后又该往两个系跑了。这时对于转系，我已生出了厌倦，可我又不愿意停止。因为相对转系，我更不情愿回到高数课实验课或我的那些同学中间。我真的是很厌倦。说真的，我宁愿一直生活在天台上。
有一回，我们系里开运动会。陕西人不听劝告，执意要带头参加4×100米接力赛。他总是这样，随时都做出副要为什么献身的样子。比赛开始了，我跑最后一棒。我站在跑道上，看着田径场那边扬起尘土，七八个如豆点大的人形如旋风一样朝这边卷来，途中不断交接转换。当他们朝我逼近时，我开始起跑。我一边跑，一边回头寻找陕西人。他脸色蜡黄，两只眼睛鼓着，那张脸越变越大简直都变了形。他把接力棒猛地砸到我手中，同时还用失神的眼睛朝我投来了尽量温柔与鼓励的一瞥。从他胸腔里发出的喘息在一刹那，就好像是两只手跳出了他的喉咙口，拎住了我的耳朵并在我耳旁擂鼓。我本能地发足奔逃，可由于手里拿着的接力棒仿佛不是棒，而像是陕西人那颗先天疯狂的心脏，他把它交给了我，这使我感到责任重大。结果才这么一想，我就被身边的其他专业超过了。因此在湖北人发疯之前，我们一直都把陕西人视为是班里面最大的疯子。
湖北人身高一米五，外形像皱巴巴的核桃或一个小老头。他高考入学的成绩，是我们班最高的。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有些怪，因为他不爱说话，也很少做功课，大多数时间都是独自坐在床上，用骨碌碌的眼光四下看，嘴里有时会嘀咕几句含糊难懂的湖北话。不过看就看呗，比起陕西人上海人和江阴人来，他平时在寝室里已经算是没有进攻性或伤害性的。除了不懂的习题要请他帮忙，我们平时都不太把他放在心上。没想到一学期没读完，他就疯了，是真疯。那几天晚上，如一只半夜烧水的水锅，每当熄灯我们都差不多睡着后，湖北人那里就发出动静了。他嘀嘀咕咕地自言自语，用的是湖北话，好像说梦话。喂，湖北人，你生病了？我们从蚊帐里探出头问他。结果一问，他就平静了，没有声音了。然而到第二天，这一切又重新开始，而且，他呼噜的声音一晚比一晚响。我们对他究竟跟自己说什么感到好奇，可又听不懂。终于，到第四天夜里，湖北人一边自个儿说着话，一边把屋角的脸盆架弄得砰嘭作响。湖北人，你在做什么啊？我下床过去，捉住了他的手问。我要出去，可是门怎么也打不开！湖北人挣脱我，继续把一只只脸盆从架子上抽出来再插回去，他痛苦地说。只有到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湖北人可能真是疯了。
当时对于真疯，我们基本上一点经验都没有。陕西人以学生干部的姿态找我们开了会，叮嘱我们说为了怕出事，夜里头最好不要睡。然而连续几个晚上没有睡好，我们大都坚持不了。因此，尽管下一晚湖北人在蚊帐里念叨得更加凶，大伙还是禁不住地发出了鼾声。不知道几点，我睡得正香，忽然有人在摸我的大腿。我吓了一跳，翻身爬起。揭开帐子后，我发现陕西人已穿戴整齐，正神气活现地立在我的架子床下面。说他神气，是因为黑暗中他一手拿住电筒，另一手持着他那把小号。湖北人跑掉了！他严肃地对我宣布说。啊，跑掉了，谁？其他人也被惊醒了，看陕西人的架势，似乎恨不得马上吹响他苦练多时又压抑已久的铜号，把全楼人从睡梦中唤起，然后投入到一场声势浩大的对湖北人的追剿中。当然经过商议，我们否决了陕西人内心荒谬的动议。我们甚至没有让陕西人把想法说出来，便决定每人拿一个电筒，分头去找。
我头一个找到湖北人。他抱着头，正坐在树丛中的一张石凳上。湖北人，你怎么了？我问他。痛苦啊！他忘了用普通话，而是用含混的湖北话告诉我。不过，我听懂了。你为什么痛苦？于是，我继续问他。问着问着，我不知不觉便在他身旁坐下了。回想起来，湖北人的痛苦完全是没有实质性的，他就是一个疯子。一个一年级的大学新生，能够有什么实质性的痛苦呢？可回头想想，一个人对于人生的痛苦感受，也许未必非得有实质性。当时我傻乎乎的，陪着湖北人，一心想等他说出什么具体的事情来。我都忘了我的同学们还在到处乱找。等他们摸到我和湖北人这儿时，天都快亮了。由于湖北人疯得厉害，又不会吹小号，所以很快被系里勒令病休，给遣回原籍。我们以为湖北人这下完蛋了。不料一年级寒假过后，他又回到了我们中间。他模样有些呆滞，不过似乎很轻松就通过了补考。考试对于他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件难事情。他既没有留级，也没有再疯，过去的事像不曾发生过，可一座死火山永远算火山，一个前疯子同样是疯子，我们对于他的看法就是这样。他似乎也知道我们的看法。因此平时坐在那里，他的话就更少了。他眼珠子发直，不再骨碌乱转。寝室里发生的一切，比如我和江阴人上海人吵架，好像都与他无关。他只是偶尔地抬起头来看一眼，如同一头被打扰的沉思的衰弱的老动物。那个学期末，我转系的事情已进入到关键阶段，因为如果再批不下来，期考就要开始，我就将被补考、留级乃至劝退。我感到非常焦虑，可白天顶楼的太阳异常毒，我又没办法躲上去。一天，我坐在寝室里，看着自己的转系申请书一筹莫展。湖北人待在我对面，他像是身体不适，也没有去上课。然后，他突然对我开口讲话了。
“听说，你要转系了。”
我愣了一下，看看他，有些不相信他是同我说话。
“是中文系吗？”他又说。
“对。”
“不错，好地方啊。”他摇摇头，慢慢地肯定说。
我不清楚，湖北人说的好地方是什么意思。不过，湖北人抬着眼睛继续看着我，似乎想跟我谈下去。我不明白他怎么有了如此好的兴致，但在寝室中，不像对其他人，我对于他的反感一直是比较轻的。尤其是当陷入了转系的绝境后，我反而对这个疯子有了一点过去不曾有的好感。我觉得他也许会理解我。因为，不管怎么说，我毕竟还是为一件具体的事情在折腾嘛。于是，我就把我的困境跟他说了。湖北人听得很认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两个系之间的情形说清。不过对于疯子，也许越复杂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就越是简单。我说完了。湖北人从我手里要过转系申请书，默不作声看了一遍，然后问中文系主任叫什么。我把胡副主任的名字告诉他。湖北人点点头，拔出钢笔，在申请书上唰唰签了一行：经考核同意。他又签上胡主任的姓名，把申请书还给我。
“好了。”他说。
“什么好了？”我说。
“中文系已经同意了，”他告诉我，“明天，你就拿着它到我们系取档案吧。”
我得承认，一开始，我是把湖北人的话当疯话的，心里还抱怨，害得我把申请书重新抄一遍。可那天晚上，我睡在天台上，一边看天上的星星，一边就觉得这疯子的话不是没道理。既然两个系都不同意，我为什么就不能先同意呢？事到如今，不是鱼死，便是网破。假如你得了重病要死，那真不如冒着风险上手术台去挨一刀。我尽量用知道的浅显比喻鼓励自己。然后到第二天，我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下楼，直奔往我们系了。我的运气还算好，一进办公室就逮住想外出的主任，主任，中文系已经同意了，我拦住他，把申请书往他跟前一塞。同意了吗？主任有些好奇地看着我，接过申请书。读完以后，又不相信地盯着我，似乎像大夫发现一个突破了医学禁忌的病例。但申请书上的签字是有的，他又有事急着出去办。两者叠加，终于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于是他把申请书交给旁边办公桌的老太太，让老太太放档案，不过临出门前，他还是记起了要老太太给中文系挂个电话核实一下。主任匆匆地走掉了。老太太对我笑眯眯的，像恭喜我心想事成，等待我掏出许诺过的喜糖，接着，她拿起了桌子上的电话。在那一刻，仿佛在手术台上把自己肚里的恶性肿瘤暴露了出来，我的整个人都要软了。但在我那一段时间里遇到的所有可称之为天使的人中，老太太才真正是一位百分之百的天使。喂，中文系，找你们胡主任啊，什么，他不在？那么请问，这位胡主任是管教学的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老太太笑眯眯地放下了电话。我的天，简直不敢相信老太太手气会这么坏，而且还是个百分之百不负责任的糊涂蛋！老太太让我填了一张表，把档案拿出来。然后她自己也懒得动了，便嘱咐我自个儿把档案送过去。我抱起档案，一出楼门便像疯子一样地拼命跑。我跑啊跑。我冲进教学楼，又冲进教学楼厕所。我把自己反锁在臭气熏人的格子间，喘着粗气，用颤抖的手从档案中捡出那张申请书，不停地撕，直至撕成了细细的碎片。我把它们放进茅坑，闭上眼睛同样颤抖地朝它们洒了一泡尿。我拉动水绳，看着它们被冲得不剩一点痕迹，这才像一个发作完的疯子，出了厕所，慢慢地走向中文系。一进中文系，我赫然见到端坐在办公室里的胡主任。主任你好，我的材料已经带来了，我对他说。我把档案放到桌上。胡主任同样不相信地看着我，但是，材料是千真万确的，他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好吧，有了材料，你明天就来考试吧，他看完档案，对我说道。对了，还有，他像想起什么，又补充说，你们系那个叫铁什么的女同学，既然考了，也让她一块来参加吧。
中文系的考试陈腐至极：一些文学常识填空、一道作文。作文的题目是《论艰苦朴素》。我很快就把懂得的填空写上去，然后作文的第一句劈头写：“列宁教导我们……”我当然不晓得，关于艰苦朴素列宁曾经说过些什么，但我想，借列宁的口先讲讲大道理总没有错。我们在中文系的资料室里考。花了约一小时，我便举手请监考的资料员收卷子。起身的时候，我瞥见桌对面的铁梅咬着笔，正盯着刚写几行的作文苦苦思索呢。显然，这种题目拿来考考我这样的文学低能儿还差不多，要让铁梅把她读过的满书包的世界名著都结合进来，就太勉为其难了。也许，铁梅在另辟蹊径，创作着一个关于艰苦朴素的小故事？我没有多想，回去吃饭。两天后，我得到了中文系接收我的通知书。
我拿到通知书没几天，化学系的期末考试就开始了。考试一门挨一门，所以我的同学们上午考完回来，匆匆扒几口饭，便又赶紧利用下午和晚上去教室突击复习。包括下学期将转走的上海人几个，也装模作样地混在里面。大概他们觉得在化学系学习一场，应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不想去考试，因为我觉得没必要。不过多年以来，我们受到的训练一贯是考试，一旦它没有了，我还真找不出什么别的事情来。于是，我白天在寝室发呆，天一黑，便抱起铺盖跑上了天台。那几夜，天台上尽是四年级的毕业生，他们也不用考试。他们无法无天，在楼顶点起了一堆篝火。整个晚上男生女生在一起笑啊闹啊，还噼啪地摔喝完的啤酒瓶。微红的火光映照着远远缩在另一头角落的我。我非常羡慕他们的快活。对他们来说，生活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了。但对于我，大学生涯才又要开始。因为按转系规定，到中文系后，我必须跟一年级重新学起。也就是说，我此刻待着的是一段虚无的时间，可我却没办法把它尽快打发掉。
一天清早，我从睡梦中醒来，天是阴的，风还挺大。头天夜里狂欢的学生一个也不见了，只剩下了篝火的灰烬同遍地的玻璃碴。废报纸给吹得飘在半空。我爬起了身，愣愣地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一个人影从天台的入口走上来，是一个女生。当她走近时，我认出来是铁梅。
原来，铁梅是来找我告别的。今天考完最后一门课，她已经订好了下午的火车票。她说，她到我们寝室找过我几次了，可是总没有人；她又在公共课的考场上留心过，发现我也不在。今天一大早，她特地来我们寝室堵，才得知我睡在楼顶。她说，她主要是想跟我说一声谢谢，因为如果没有我，她也得不到那次中文系考核的机会，可得到了机会，她却没能把握好，结果，一个多月的努力全白搭了。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你没通过中文系考试？我吃惊地问道。这的确出乎我意料，我无法相信，中文系情愿收下我这样的人，却会把铁梅拒之门外。我去中文系问过了，他们说我作文没写好，铁梅眼圈红红地说。我这才意识到，铁梅的告别，不是没缘由的。可是她非得找到我，难道只是为告别，或者仅仅是说已经于事无补的谢谢吗？我想到了铁梅曾跟我一样不停地在两个系之间奔走，还有她那我压根儿无法比拟的狂热文学梦。莫非，她是想把梦嘱托给我，让我替她把它做下去？这时候，清晨的风猛烈地刮来，我留心到她只穿了件单薄的T恤衫。她一大早疯疯癫癫地赶来，里头连胸罩都忘了戴。我盯着她被风裹紧的汗衫内两粒凸起的小小乳头，心中猛然涌起一股欲念，想要一把抱住她。可抱住她以后，还要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意识到在天台上，就只有我们俩。两个人孤零零地不说话，那感觉让人有些发毛。可实际上，我们俩根本不可能抱在一起。又过了一会儿，铁梅对我说，她得下楼赶去考试了。她走到那边入口，没有回头便从天台下去。她这一走，等于从我生活中彻底地走掉了。
另一天早上，我还在天台上酣睡，忽然，有只手在轻轻地拍我的脑袋。我睁开眼，发现是一个中年人。等坐起身了，我才想起这就是我们班主任。班主任上我们的专业主课，可那门课要等二年级才开，所以我们平时很少见着他，他只是在开学时与临放假前，才会到我们寝室转一转。班主任五十来岁，模样松松垮垮。他其实是一个大块头，可由于他忙着做学问，忙成了书呆子，给人的印象，才毫无威严可言。唉，我到了你们寝室，听说你睡在这里，你怎么想睡在这种地方呢？班主任一边打量肮脏的天台，一边叹息说。我顺着他的目光望望，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相反，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怎么到这个时候，我都已经要转系了，班主任才在我的身旁出现。看来，班主任也觉察到了这一点。这个学期，包括我和上海人在内，我们班一共转走了四个人，还不算那些写申请书的。有这么多人不喜欢他的专业，一定使他心里不好过。唉，你就要走了，也等不到下学期听我的课了，所以我上来看看你，班主任又继续说。可是，天台太空旷了，不是我班主任这种人待的地方，因此接下来，他便不知道说什么了。他不安地咳嗽，在身上乱摸，最后从上衣兜摸下了一支钢笔。他似乎是想把钢笔送给我。但钢笔实在很旧，他有些拿不出手。犹豫了片刻，他还是把它插回兜，拍拍我说，希望我如愿以偿转去中文系后，能够好好学习。然后，他蹒跚地，便也消失在天台的入口。
我一直等我寝室的同学们都走光了，才搬下天台，自己买火车票离校。暑假过后，我随他们一道返回，到系里正式办理了转出的手续。可中文系新生要等九月中旬才报到，我的新寝室还没有，所以这期间差不多半个月，我还是得住在化学系。寝室里同学拿到了二年级的新课本。由于我已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我仍旧愿意睡天台。那年南京的天凉得早，睡天台的季节其实已经过去了。每天凌晨，尽管裹着被子，我却被冷风和露水冻得瑟瑟发抖。早上醒了后，得等升起的太阳晒上好一会儿，才能渐渐地缓过劲来。你说，我这样的行为不像疯子像什么？可是，与楼顶下的世界相比，我是多么情愿待在上头啊！在底下，时间常常是会让你感觉虚度的，而你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会对你造成伤害，便是让你和对方的愿望彼此落空；你得去跑这个啊忙那件啊，可究竟哪件事，在你的人生中能够真正称之为有意义呢？你得不断地跟你不喜欢的人打交道，就算你以为喜欢上了谁，那感觉也完全可能靠不住。相比之下，天台上面的日子要宁静得多。你既不会有太多想法，也不会被迫与人相处。那时每晚入睡以前，我都要像一个小小的君王那样在我的领地中散一会儿步。我常常是走到了天台的护栏边，俯视着底下或对面宿舍楼中的灯火。我喜欢这种观望的感觉。当然我也清楚，我不可能永远拒绝下去。因为我情绪虽然尚好，可天气一晚凉似一晚，身体已经有些挨不住了。有天夜里，冷冷的雨点打到我脸上。我惊醒了，想起身卷铺盖，但雨下了几滴，却又停住了。我忧心忡忡，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早上我想接着睡，可楼底下又传来了震耳的锣鼓声，而且响个不停。我生气地爬起身，跑到护栏处去看个究竟。底下的校道两旁，已布置得彩旗飘飘、花枝招展。那情形，跟我一年前经历过的一样。人们在迎接包括我这个楼顶老生在内的新生。于是，我探出身子，努力想从那花花世界里找出中文系。远远地，我果然发现了中文系的小旗子。我还看到了一些拎着大包小包的小人儿，应该是中文系的新生。突然间，某种战栗般的感觉如电流袭击了我。因为我奇怪地预感到了，在那些将成为我同学的新生中，也许隐藏着更多如铁梅一样的狂热分子或跟湖北人一样的疯子，他们将再度置身于我的四周，并将我的生活轨迹改变。那改变我的东西，有人称之为文学。难道，我将真不得不喜欢上文学，并如湖北人那样，开始为莫名的虚无的苦恼而发狂吗？但我也意识到了，不管我以后如何荒唐，我都不太会轻易相信现实，而把一部分对于生活美好的理解留在了天台上。
如果说韩东的《三人行》和吴晨骏的《逃学去新疆》还局限于现实经验的话——去夫子庙买枪的经验和不知什么原因逃学的经验，是我们很多人都可能体验的一种现实经验。现实经验是重要的，但并不是目的。那么，李冯的《在天上》通过“不断转学”这种校园式的“鼹躅”，其“意味”则多少让我们想起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问题并不在于《在天上》中的主人公们逃离的是家庭，而《麦田里的守望者》逃离的是学校，也不在于这种“反叛”一个发生在中国，一个发生在美国，而在于他们在反叛现行教学体制和现实秩序这一点上，是基本一致的，进而造就了他们面对现实的姿态也是基本一致的——一个守望在“天台上”，一个守望在“麦田里”，并以此作为摆脱现实的价值依托。这就导致了两部作品意味的接近或同化，从而《在天上》在对世界的理解上，没有穿越西方的艺术意味。
——吴炫：《穿越中国现当代文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第240页
小说取名为《在天上》，一则指的是“我”前后睡了好几个星期的楼顶天台，另一方面，这个天台成为“我”逃避这个充满了疯子的同学世界中“最后属于我个人还不至于让我心烦的空间”。
李冯不仅写出了一种充满了不同于常态的另类的现实，更写出了一种接近宿命的冥冥中的“神秘”。应该说，李冯对这冥冥中的“神秘”更为好奇、更加充满热情。“天台上”也就是“天上”的存在，成为一种拉动作品中人物“向上”的神秘力量。
——黄伟林：《挑开人性与社会裂缝的剑客李冯》，《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