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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冯(1968—），本名李劲松，广西南宁人，新生代作家代表人物，与东西、鬼子被称为“广西三剑客”。1984年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第二年转到中文系就读，加入“他们”文学社团；本科毕业后在南京大学攻读文学硕士研究生，1992年获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曾在广西大学任教，讲授明清文学课程。著有长篇小说《孔子》《碎爸爸》，出版小说集《庐隐之死》等，电影《英雄》《十面埋伏》的编剧。
原载《山花》1999年第1期，收入《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李冯卷》（漓江出版社2002年出版）、《拯救逍遥老太婆》（中国妇女出版社2004年出版）、《人民文学》杂志社编《短篇小说》（华文出版社2002年出版）。
我比老吴先到北京。我去到语言学院时，贺奕给学生上课还没有回来。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我把旅行包放在他单人寝室门口，看那些青年教师同家眷从盥洗间出出进进。对他们狐疑的目光和楼道里陈腐的知识分子气息，我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仅仅在几天之前，我还是他们的同族，可现在，我却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打量起周围。
贺奕回来了。他模样清癯，举止间有一股不招人注意的吸引力。藏匿于高校的异类，身上通常会有这类特征。我们已经有几年没见了。后来，他回顾说我当时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疯子。他说得没错。自从辞去教职，扔掉了厚厚的备课笔记同粉笔头之后，我的体积就处在迅速的膨胀中。我享受着一个胖子的快乐和无忧无虑，丝毫也没有考虑将面临的生活惶惑。但贺奕却不能不忧虑，因为再过两天，还会有一个比我更胖、疯得也更厉害的家伙接踵而来。那就是老吴。
我给贺奕讲了一个老吴的故事：十天以前，老吴跑到了我广西的家。老吴辞职，已经有近两年了。这是他比我胖的缘由。辞职以后，只要一有闲钱，他便会像快活的胖鸟一样在全国乱跑。他在我家里住了两天，鼓励我辞职了一块上北京。我得承认，我被他的计划深深打动了。我担心老吴会变卦，便催促他赶紧动身，回南京他的家去收拾行李。不巧的是，这时候广西境内突发大洪水，北上的铁路暂时被冲断了。老吴安慰我说，他可以坐火车绕道走广东。于是，他真的买了一张硬座票。为了省钱，他甚至拒绝我帮他买卧铺。他日夜兼程坐往了广东。对于老吴，这是一连串重要旅行的开始，虽然是绕了道。他心中充满喜悦。可老吴这人不擅言谈，在广州又举目无亲，因此在广州站等待中转的那个中午，他跟疯子似的咬紧牙关，在车站附近不停地转啊转啊。他渴望找着一个人，好表达自己的快活。然后，他竟然奇迹般地摸进了一家白天营业的地下脱衣舞厅。他坐在那个群魔乱舞声响震耳地方的黑暗角落，对着脱衣舞娘闭上眼睛，安静地沉浸在了内心极度纷扰的幸福中。
我和老吴这次到北京来，准备像美国作家一样租房子写作。看得出来，贺奕对我们的计划很不以为然。他暑期不回家，待在学校里，本来是想给留学生短训班授课挣钱，给自己买一部手机。贺奕寝室里没有电话，因此对外联络很不方便。可手机的计划，显然是受到了我和老吴的冲击。他去校银行取出存款，给我买了整条的高级香烟，带我去门口最好的馆子。他每顿饭都领着我下馆子。吃饭的时候老吴从南京打来的传呼就在他腰间嘟嘟叫个不停。餐馆里没法回长途。于是，贺奕便温柔地注视着我对一桌用手机款换来的丰盛菜肴大吃大嚼。他似乎是想以这种方式来使我迷途知返。但一个疯子的心坚如磐石，就算是贺奕的目光再温和或是他把自己变卖了也无法让我动摇分毫。我即将开始崭新的生活。饭后，走在北京语言学院那个由各色种族留学生组成的小世界里，我疑心自己已经来到了美国或巴黎。是二三十年代那个激动人心的巴黎。于是，愉快的错觉中，我停在校内电话亭给老吴回了个电话。老吴告诉我说，他买好了当天的火车票。
八月的北京，闷热难当。第二天，我去西客站接老吴。考虑到租房子需要大笔的支出，我的经济有些紧张，所以我选择了乘公共汽车。当时中关村到魏公村一带道路还没有拓宽，还是狭窄的林荫道，容易塞车。一路上，我从车子里望着人民大学、友谊商场和北京图书馆依次从窗外挪过。这些建筑，我在来的时候已经见过一次。奇怪的是，虽然我只比老吴稍快一步，可是对于北京，我已经没有了客居的感觉。天下之大，走到哪里就我而言都是一样的，所以每到一处新地方，我总是觉得它似曾相识。我设想着老吴等会儿对北京会有什么观感。我到了西客站，出乎意外，那儿竟没有我要接的车。我去问讯台查询，才知道南京发来的车开往旧北京站了。老吴在电话里什么也没跟我说清。我估算时间，老吴也许已经在那头出站了。我担心老吴找不到我，又会像神经病一样四处转悠。我顾不上省钱了，连忙在路边截了辆出租车赶往北京站。转眼之间，我和老吴的北京之旅便又有了一个充满匆忙、偏差与浪费金钱的开始。
我在车站广场的人群中寻找老吴，最后在一个角落的一堆民工中找到了他。老吴出发前新剃了个头，所以发青的脑门在人堆里很显眼。他怀里抱着一只纸箱，看到了我，他端着纸箱站起来，似乎是想把它交给我。我试图接过来，它分量非常沉，但老吴实际上却抱紧它不放。“老吴，你到了多久了？”我问。“三个小时。”他说。“三个小时？你就一直坐在这儿。”我吓了一跳。“火车开得比想象的快。”老吴憨憨地笑笑，显得有些精神恍惚。“你电话里没有跟我说清时间，我又接错了站。”我安慰他。我的出现，似乎使老吴从某种梦境中清醒过来。他抱着大纸箱，开始步履蹒跚地朝广场走去，可实际上，他连怎么坐车去语言学院都不懂。“箱子里是什么？”我问他。“电脑。”老吴说。“那么，你其他的行李呢？”我说。老吴奇怪地看着我，仿佛我提的是一个他不明白的问题。难道，我们来北京不是写作的吗？他这不是已经把电脑抱来了？“可是老吴，你的铺盖呢？我不是一再跟你说，多带着被子毛毯，我们是要来过日子的！”我几乎无法想象，老吴会跟我采取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但老吴憨厚地一笑，就仿佛我是个难缠的不可理喻的精神病人。他不再理我，而是摇摇晃晃地继续朝面前的北京城走。我在后头注视着他肥胖执着然而在人群中却显得那么无助的背影，几天来头一次，对未来产生了隐隐的忧虑。
我们回到语言学院，贺奕照例请我们吃饭。吃饭的时候老吴几乎一言不发，这让我颇有些感到失望。因为贺奕过去没见过老吴，而我在这两天中，正力图把老吴描述成一个伟大狂热与富有献身精神者。在南京，他是个被朋友们称为天才的人。我不知道，在贺奕眼中我和老吴究竟谁更不正常？我跟老吴，一个是喋喋不休的，另一个却像是沉默的石头。我甚至开始同情被折磨的贺奕了。但不可否认，贺奕对我们的事尽心尽力，或者说老吴这人具有某种福性。当天下午，贺奕去电话亭跟朋友通完话回来，说已经为我们联系好了一处房子。
贺奕的朋友也叫老吴，只不过彼老吴并不是此老吴。那位老吴是拍纪录片的，在国外被称为中国纪录片之父。这个称谓会让我联想起，身边的老吴仅仅是一个两岁女婴的父亲，而至于我，则更加什么也不是了。第二天，贺奕领我们到一处路口与纪录片老吴会合，大家一同去看房子。纪录片老吴四十出头，人很快活。他告我们，他属于八十年代第一批辞职闯北京者，没想到多年以后，又认识了两个跟他年轻时一样的家伙。谈到这里，他显得更加快活了。我们叫了一辆面的，从城北开往城南。南边的景致灰蒙蒙的，似乎有些脏乱。我们停在一栋六层居民砖楼底下。房东，一位东方歌舞团扎小辫的小伙子已经在等我们了。小伙子跟纪录片老吴打过招呼，带我们上到四楼。是一套空荡荡的两居室，有煤气和电话，另外，就只有客厅角落一盆不知枯萎了多久的花。水泥地面未经打磨，积了厚厚的灰。对这样一套房子，我和老吴既说不出好，可也说不出有什么不好。因为，它毕竟是一套真实的房子，是我们落足的必需品。于是，我们很快就把房子租下了。先付了半年的房租，六千块钱。扎小辫房东跟我们叮嘱了几句注意事项，有事先走了。纪录片老吴也跟我们告辞。他们似乎都很忙。我和老吴没什么忙的。我们在房子里转了几圈，它像是一个陌生、突然属于我们的女人，让我们觉得不知拿它怎么办。贺奕在一旁看我们。然后，贺奕就领我们下楼去吃饭。他仍旧进街面上最好的馆子。我和老吴埋着头，吃掉了服务员端上来的一个个菜。等吃得差不多了，贺奕便从身边拿过一个大包，说里面有茶杯茶叶几套碗筷两条床单还有一个小电饭煲。他已经尽其所能，把他单身寝室里能搜罗的东西都带给我们。但是，他说，从语言学院到这头来太远，所以今后，他恐怕是不能天天来看我们了。
很难形容两个男人的共同生活，尤其是我和老吴这样的人。当天夜里，我们打开我的行李，各分了一个房间用贺奕的床单打地铺。躺下时，我听到老吴在那边给家里打电话。他似乎在逗他两岁的女儿说话，发出的是一种奇怪的温柔的吼声。接着，他又在重重拍击什么。我一向不愿意在睡觉前同男人搅和，因此就随他去。我勉强入睡，但却醒得很迟。我睁开眼睛，意识到在平时，这是我起床写作的时间了，可说实在的，那空无一物的房间又让我恐惧。刚睡醒觉，总是一个人最软弱无力的时候。我竭力想逃避这种心理。于是我重新闭上眼。我在想老吴。他此刻的存在，对于我来说是安慰。可是，屋子里生活着另一个男人，跟有女人是不同的概念。他没有生理上的意义，我的软弱对他而言也无价值。两个男人在一起，唯一的选择便是联合起来，向外界采取进攻或征服的姿态。顺着昨晚的思路，我正胡乱思索着与老吴的同居关系。老吴那边又传来了拍击声。
我去到老吴房间。老吴已经从地上起来了。和他一块起身的还有他的电脑。主机和显示器都已通上了电。老吴光着个膀子，正蹲在那里像哄孩子一样拍它们。他这里拍拍，那里拍拍。可他平时在家里恐怕不是个合格的父亲，因为他眼中虽然充满爱意，可是下手却极重。不要说孩子，我担心连电脑也受不了。我蹲到老吴旁边。老吴对我说从昨晚上开箱，电脑就是这样子，不拍它们，显示器上就不出字。于是我也动手拍。那是一台旧电脑。机壳上早就布满了许多黑乎乎的手印。我们拍了很长时间，就像是一对早上起来对付不听话孩子的父母，或者说像施虐狂。我终于感到了不耐烦。因为看老吴的架势，似乎可以一整天拍下去。这是我们正式生活的第一天，我们不应把时间都耗费在机器上。我想到了关于两个男人要向外挑战的那些话，于是把它们告诉了老吴。老吴茫然地看着我。家具，我提醒他。我说，我们总不能一直在地上写作同睡觉吧。
我们穿上衣服，去附近的家具城买东西。付过房租，我的手头已经很紧了。我相信老吴也差不多。因此我向他建议购买从简。可只有进到家具城，我才意识到我们的生存是多么的可悲啊！所有商品的价格几乎都超出我们想象。我和老吴问了几处价钱，然后就勾着头快步在里头冲了一圈。我俩回到门口，才发觉什么也没有买。我们显然不应该这样就回去。再去找别的家具城也不是很现实。现实是，我们对北京不熟悉，可还得想办法在这里生活。于是，我和老吴鼓起勇气重新进去。我们绕开那些昂贵的席梦思床垫，终于找着了一处卖廉价床具的摊位。老吴买了一张绷着薄海绵垫的床板，我买了张折叠行军床。老吴告诉我，他还是情愿打地铺；我则对他说，行军床好，有弹性，也使人略为悬空。讨论完我们各自的趣味，我感到精神放松了许多。我离开老吴，拎着床开始在商场里转悠。我写作用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我想为它配一张小方桌。我喜欢小方桌。我看中了一张，刻着漂亮的木纹，可就是太贵。我拿不定主意，走开去寻找老吴，却发现老吴在干一件疯狂的事情：他看中了一张豪华的电脑桌。他站在那儿，脸涨得通红，既不听摊主在一旁的吹嘘，对我也视而不见。我刚想阻止他，可是已经迟了。他已经嘟嘟囔囔着把钱掏出来，交给摊主。用这样一张桌子去配他的旧电脑，显然是太过分了，可是，我理解老吴。对于我们，写作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可以睡糟糕的床，可凭什么就不该让电脑享有一张豪华的桌子？于是，在老吴的感召下，我跑回去买下漂亮的小方桌。我们又各自买了与桌子配套的椅子，然后，请了一位工人，把这次经济上可以称之为自杀的采购拉回住处。
我和老吴再度出门，陪他买枕头和毛巾毯。幸好是夏天，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当我们拖着疲惫的步子往回走时，天都快黑了，我才记起来没有吃午饭。整整一天，除掉出了两次门，我们便是在打扫卫生和布置房间中度过的，可布置过的房间仍那么简陋，使我一想到便没有马上回去的欲望。再说我们炊具也不够。于是我提议说在街上吃碗面条。老吴看见一家上海菜馆，拉着我要进去。我反对说上海菜一定很贵。对白天的购物行为，我已经有些后悔了。可老吴指着招牌说，餐馆面向工薪阶层。我大声抗议说我们目前不过算无业游民，哪里是什么工薪阶层？老吴不管我。他说他肚子饿了。他不肯朝前走了。他向我许诺说进去后只吃面条，可落座后，我们不仅点了菜，还要了啤酒。都怪贺奕把我们的胃口给宠坏了。每天像这样消费，我们很快就将沦为乞丐。因为即使不吃不喝，我们一天的房租折合也有七十块，相当于天天吃餐馆。我和老吴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外表的肥胖已无法掩饰住我们的焦虑了。于是，喝着啤酒，我和老吴商量起今后的安排来。没有关系，老吴安慰我说，如果实在不行，他就去找一份工作，由他来承担经济压力，让我好好写作。老吴突然表现出来的理性使我十分感动。但是，老吴本人也是一个作家呐，总不能他去工作，我在家里，那我不成了吃闲饭的女子？不，我说的不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还远，我对他说。我想说的是，我们刚刚住下，万事待兴，每天的日常生活怎么安排。这很简单，老吴一本正经地说，他建议我们俩建立一本公账，凡是两个人的公用物品都从公账开支，包括每天的菜钱。老吴还提议说，为了让另一个人有更充裕的时间写作，我们最好轮流值日，每人烧一星期的饭。听上去，没有比这更简明的办法了。毕竟是做了父亲的男人啊！作为对老吴的回报，我答应从明天起，由我值头一周勤。但我很快发现，我揽下的是一份苦差事。在一个哪怕是临时性的家里，有那么多的东西要买：菜锅、拖把、油盐酱醋、台灯、洗碗布、衣架还有洗脸盆。如果我不去买，老吴是不肯动手的。他可以不用盆洗脸。每天上午，我坐在我有漂亮木纹的小桌子前，思绪如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一样空空如也，可忽然间，总会有一件需要买可头天却被遗漏的东西跳到我的脑海里，搅得我心神不宁。然后，迫使我跳起来匆匆下楼去跑一趟。我想要使唤使唤老吴。有一回我让他替我买把菜刀。他老大不情愿地出去，过了一会儿给我拿了把水果刀回来。这让我怎么切肉？我叫道。可老吴若无其事地说，他在家里就是用这种刀切的。然后，他就钻回屋里去不出来了。像一个食客或旅游者，老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一周的假期。他房间里拍电脑的声音越来越稀，我不清楚是他把电脑拍好了，还是他压根儿就没有写。我怀疑是后者。因为，才十一点不到，他便坐不住，过来敲我的门，问我中午打算给他烧什么菜了。他这样问，丝毫也没有调侃的意思。他是真的关心。这使我感到我们俩简直是神经病！我们住这么贵的房子，又是两个作家，可在两人之间最重要的事情竟然是一个作家准备给另一个烧什么菜！我们没有冰箱，因此每天的菜都得去菜场买。我非常怕买菜。因为这是要记账的。中午一进门，我头一件事情便是扔开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扑到房间里抓起账本，趁四块五的猪肉两块三的生姜四块二的莲藕这一连串无意义的数字在被遗忘之前赶紧记下来。有时我走得慢了，进门之后忘掉了一两样。于是，我常常得对着门边的一棵大白菜或两只茄子痛苦地思索：它们的分量？究竟是多少钱一斤？必须承认，我这个人有偏执的倾向。我越是不喜欢一件事情，越要怄气把它做好。因此，虽说我烧菜的手艺很糟糕，但我还是像一个力求完美的主妇，决不给老吴烧一次同样的菜。三天不到，老吴便给我宠出了毛病。吃饭时间一到，我挪开电脑，把我的小桌子贡献到客厅里，老吴听到响动，腆着肚子跟一个臭男人似的凑过来。老吴，今天写了多少字啊？我故意问他。一个字也没有，他沮丧地说。可看到香喷喷的饭菜，他立刻就高兴了。他捧起饭碗，胃口相当之好。不要说他，无所事事了半天，就连我食欲也格外旺盛。中午饱餐一顿，下午到三四点钟，我便又饥肠辘辘了。这肯定是某种潜在的心理恐慌所致。但是，我们恐慌什么呢？看来，我们将越吃越胖，然后在经济崩溃中抑郁而死。这种情形，说出去都不会有人相信。一周对我来说，如同是一次漫漫刑期的开始。是我自己选择了它。我渴望老吴能够帮助我。可老吴在那一周里所做的事情，便是挪用公款去买了一部电话机。
起初老吴的精神还可以。吃饭的时候他尽可能表现出轻松与幽默。他轻松的方式就是一边吃，一边批评我的菜。他吃得很香，可嘴巴里却嘀嘀咕咕。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认为我烧菜的方式不对。他跟我谈论每一种菜应该怎么烧。看来，他享用的实际上并不是我辛辛苦苦弄出的菜，而是他想象中更好吃的。有一天，我中午给他做了肉丝芹菜。晚上，我用另一半肉丝炒了蒜苗。不料，老吴拿着筷子，小心翼翼地只挑蒜苗，好像一只啄食的神经质的大公鸡。老吴，怎么了，你生病啦？我问他。老吴摇头说没有。那么你为什么不吃我炒的肉呢？我说。老吴一开始不肯说，在我的逼问下才透露说，他认为我炒的肉是生的。老吴，你怎么有这种想法？我吃惊地说，难道你觉得我会拿生肉来虐待你？不，不是生肉，只是说它们没炒熟。老吴继续说，他中午肚子饿，曾经跑到厨房外窥视我炒菜。他看到我背对他，把锅里的肉铲了一半出来，当时他就怀疑肉没有熟。后来趁我午睡，他又进厨房揭开碗检查了一下，果然不行。老吴啊老吴，你只相信自己的偷窥，为什么就不相信我？难道晚上做饭时，我不会把肉回锅一下吗？我生气地叫道。我无法原谅，他不好好写作，却把精力花费在了这样的小事上。他即使怀疑的话，本来也可以先问问我。但是，我怎么好当面过分指责老吴呢？一天二十四小时，他差不多有二十二个小时独自待在他的屋子里。他需要找一点儿事情。老吴，等下个星期，你就有得忙了，我善意地提醒他。要不，今天你先替我洗碗？老吴很固执。他认为这个星期是我的。他拒绝了我，退回了房间中。但他终于还是憋不住。第二天我买完菜，进到客厅正抓起账本记录。老吴开门进来了，原来他也出去了一趟。他手里拿着一台电话机，要求我把它记到公账上。
这是什么？我奇怪地说。电话，老吴说。我知道它是电话机，可是你买它来做什么？你在挥霍公款吗？知不知道我们的经济快崩溃了？我举起账本说。不，它是我送给你的，我出一半钱，老吴说。你送我电话干吗？屋里不是有电话吗？我说。电话在我屋里，可你也需要一部，老吴说。我为什么还需要另一部电话呢？这下，我被老吴给搞糊涂了。可老吴吭哧吭哧地解释说，他昨晚上想了一夜，觉得两个人这么待着并不是办法，因此我们都要行动起来，各人发展各人的社交圈。他打他的电话，我打我的电话；他去找他的新朋，我去找我的旧友。可是，我们俩哪有什么各自的朋友？我们在北京不就一个共同的朋友贺奕吗？我迷惑地说，可贺奕住得离我们太远。不，不是这个意思，老吴焦躁地说。他认为我们应该为长远考虑。从长远看，两个作家的私生活搅在一起，对写作肯定是不利的。我们有私生活吗？我对老吴说。但是，我忽然醒悟了过来。于是我替他补充说，他是不是想把我们的关系变成跟美国一样，仅仅是房客与另一名房客。我们彼此很冷漠，也不互相关心，更不允许窥视。这样，我们的生活就独立了，相对于对方而独立。也就是说，他可以在那边关起门来，写作，或找一个女人，而我在这边屋里藏不藏女人，他也不知晓。
老吴赞同我的理解。于是，这天晚上，我们俩的电话就并线了。考虑到老吴出了一半钱，我还是把新电话让给了他。房东小伙子给我们留的是一部老式拨盘话机，如果老吴在那屋里用电话，它便会叮叮地发出几下铃声。这就是并线。说实在的，到北京后，我们给一些作家同编辑打过电话。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号码，表示以后要联系，可就没有下文了。不能责怪他们。人家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存在，那就行了。九点以后，我坐在屋子里，听到我的老式话机叮叮响了。不是有电话进来，而是老吴在往外拨电话。每个电话都很短，因为我的话机很短又响起来，他又在拨另一个号。电话断断续续一直闹有了一个多小时。老吴大概把他手上所有的号码都拨了一遍。喂，喂！我听到了他在那边吼叫的声音。他在干什么？还是真指望能从这套房子里独立出去？他发出的声音像遇难求援的海员。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妄想狂。临近深夜，我的电话最后叮铃跳动了一下。然后，老吴那边就再没有声息了。
我在北京有一位昔日女友。守着电话不用，使我觉得可惜。我不想像老吴那样无目的地乱打。我希望听听女人的声音。于是到白天，我便试着给她拨了一次。听到我的声音，她很高兴。前几年她一直在跟一个画画的同居，最近吹掉了，她和另一个女孩子住在一起。她告诉了我这些，又说她下午过这一带来办事，可以顺便来看看我。四点多钟，她来了，还领着与她同住的女孩。那女孩个子很小，剃了个光头，有狼一样的目光，而至于我的旧女友，则是位大个子。虽然她们是找我的，但我还是把老吴一块叫进房间来。光头女孩在我们中间很引人注目。她跟我和老吴一样没工作，在酒吧里唱唱歌。谋生不易，这也许便是她目光特别的原因。她们还要去办事情，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周末要到了。我记起这件事情，是由于老吴的提醒。晚上，老吴敲门到我房间来，他手里拿着一本沃尔夫小说。他这次来北京，随身只带了这一本书。是那个美国作家。他晚上待在他房间里，通常就是读这本沃尔夫小说。我不明白沃尔夫有什么意思，值得他天天晚上看。进来以后，老吴不说话。我问他有什么事？来我这里，总不至于还是读沃尔夫吧。不，周末快到了，老吴说。经他这么一提，我才记起我们住下来快一周了。哦，是吗？这么说，过完周末，该轮到你烧菜洗碗了？我还快活地说，只要他把家务接过去了，让我吃生肉都没关系。可老吴的心思显然不在这上头。喂，周末你不想找她来约会吗？过好一会儿，他说。谁，我一愣。我反应过来老吴指的是我的大个子女友。为什么要找她约会？我说。周末了，你应该有你的私生活，老吴又对我说。我可以去约会，我告诉他。可是，我要去约会了，你怎么办？老吴说，他也可以想办法约会。找谁？找那个光头女孩吗？我说。我发现，这下我问到了点子上。因为老吴不好意思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他认为光头女孩是我女友的朋友，他希望我在约会时，也能帮他代约一下。不，我摇头说，第一，周末我并不一定非得约会；第二，光头女孩也不是我的朋友。老吴不是说了，我们要有各自的私生活吗？因此他要约会的话，我可以把电话给他，他得自己来打这个电话。我把女友家的号码给了老吴。老吴犹豫一下，要求在我这里打电话。你屋里有电话，你应该回去打啊？我说。但老吴已经抓起了我的电话。他接通我的女友，哼哧了几句后，对她说我想请她和光头女孩明天来玩。既然李冯请，他为什么不亲自打电话呢？大概我女友在那头这样说。他不好意思，但是他说你们两个一定要都过来！老吴对着电话叫道。然后，他迅速挂上了电话。
电话重新响了。我拿起来，是我的女友。好些年以前，我曾经同她有过一段感情瓜葛，后来不了了之。对不起，刚才请你们的实际上是老吴，我告诉她。到底谁请，她追问说。别管是谁了，你们明天过来就是了，我说。打完电话，我发现这一切实在是有些荒唐。两个同居的女孩，跑来同两个男的搅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组合效果呢？我头脑中飞快地闪过了一种可能：老吴同我前任女友互换了位置，他跑去与光头女孩同居了！这种组合或许会使老吴感兴趣，但对我却没有吸引力。那对老吴可能是毁灭，也不是我同他到北京的目的。然而，我们来北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察觉这个问题已越来越说不清楚。我们似乎想追逐某种狂欢，但这狂欢其实却是不存在的。我和老吴口口声声说为写作而献身，但明天的情形却是可能被投进奇怪的女人怀抱里。周末到了。白天，老吴下楼去剃了个头。这是他很短的时间里第二次剃头。由于他几乎没什么头发可剃，所以理发师只好在后脑给他剩了点儿发茬。这样看上去，他前面是一个光头，可在后边他头发反而像比原来更多。我的天，今天是一个和尚与尼姑的聚会吗？我对他抱怨说。但老吴对自己的头很满意，他没有抱怨。贺奕留给我们的高级香烟还剩最后两包，我分给老吴一包。然后我就回到房间里抽烟等。下午和头一天差不多的时间，我前任女友同光头女孩来了。我们又一起坐在我的房间里。可是，房间太空荡了。空荡得我不知该干什么。难道，让老吴索性像色情狂一样地直接把光头女孩领到隔壁去？我看看老吴，他坐在那里吸烟，一句话都不说。我前任女友也不说话，大概在揣测着我请她来的意图。光头女孩的目光在我们中间扫来扫去。最后，还是我女友站起来说，不如到底下去逛逛吧。
我们走到了街上，沿着住宅区的四周转悠。这其实是一个很大也相当热闹的小区，卖菜的摆服装的倒旧货的都挤在马路边。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我前任女友同光头女孩在我旁边，老吴渐渐地落到了后头。两个女孩发现前头有羊肉串，于是便高兴地过去要掏钱买。我替她俩掏了钱。这时候，暮色降临了。四周穿梭的人流与烤羊肉的烟雾同两个女孩的笑声混合在一起。我心中涌起了一阵强烈的伤感。在北京城里，这不过是每天都在重复的极为普遍的一个场景；它是无法留住的一瞬。可是，我竟然觉得它异常美好，它使我心里有一种温暖。它说明我过得太糟糕了！这正是我觉得伤感的原因。我凝视着我的前任女友，一下子有了股把她带回去的冲动。我们的目光接触到一起，她一阵慌乱。她也许意识到了我目光的危险。“哎呀，我忘了一件事，我阳台晒了被子，今天天气预报可能有雨。”她拉上光头女孩，向我告辞。本来，要是我有所表示，她可能会留下。但是，我只是问了一句：“你们还没吃晚饭呢。”“这不，我们已经吃过羊肉串了。”她说。
我回到住处，老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按理说，这是他期盼着的一个周末。他突然从那两个女孩旁边消失，是不是他也意识到了这次聚会中的虚无呢？其实，我们不可能跟两个女孩搞在一起。我做了饭，自己吃了。我把菜给老吴留了一份。天黑透了以后老吴才从外头回来。他又剃了一次头。这回，他剃了个彻底的光头。他默不作声，吃掉了我留的饭，然后进屋。过了约莫一两个小时，他敲门进来，告诉我他要离开北京了。
老吴手里拿着一盒劣质香烟。估计是他新买的。我们的高级香烟下午已经抽完了。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也已回到了真实的消费水平上。我瞥了一眼那拆了封的烟盒，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我们已经接近了生活的本质。我问老吴要了一根烟，然后不动声色地问他，他说的要走，是怎么回事？就是走了，不住在北京了，老吴说。你疯了，我向他指出，你已经付过房租了，再说，下个礼拜就该你做饭了，你想逃避做饭吗？我开了一个玩笑，试图替老吴缓冲一下气氛。说实话，我当时真是以为这家伙疯了。你受刺激了？是因为这个周末过砸了？我说。我想告诉他，如果他想找女孩子，以后时间还长，机会还有的是。但老吴摇摇头。那么，是我虐待你，饭没做好，对你的关心也不够了？我又说。老吴还是摇头。那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走？我说。
想要完整地复述出那天晚上我同老吴的谈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一开始，我充当的就是个不合格的劝说者。其实我清楚，假如老吴当真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向我质疑的话，我根本没办法回答他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比如说负担着这么重的房租，我们以后怎么生存？可能的解答是找一份工作，可是工作有那么好找吗？再说，工作势必影响写作，假如我们来北京仅仅为了工作，哪儿没有工作？我们为什么还兴冲冲千里迢迢地跑来呢？虽说我相信，老吴每天一个人待在屋里，肯定会想过这些问题，但他以这种方式崩溃以及崩溃得如此迅速，还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幸好，他没有向我质疑，只是说刚才剃头的时候，他突然想到要走了。他认为自己想来的时候来，想走的时候走，这样子并没有什么错。
好吧，那你当时为什么要到北京来？我问他。话一出口，我自己都觉得荒唐。这个问题，我本来应该问问自己。我记得当时给自己的解释，是想做一个快乐的疯子。在我刚写作的时候，我曾经很羡慕书上读到的那些外国作家，他们不需要公职，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写作。我觉得这种生活很刺激。因此可以说，我辞职是想实现某种幼稚的理想。当然也可以说我算是个不顾后果的疯子。但是老吴呢，我一向觉得，他身上的疯子基因比我更具有天才性。因为我感到不安，老吴突然说。什么不安？我记起了我的问题。就是因为这种不安，我两年前才从单位辞职的，老吴又没头没脑地说。
既然这样，就谈谈你的不安，讲讲你最早为什么辞职吧，我对老吴说。我这么问，不是没有缘由的。从辞职的角度说，我只是个这方面的新手，仅有不到半个月的辞龄。因此我很乐意听听，老吴在这两年的感受。于是，老吴就给我讲了。他讲到了他原来在一家电力部门工作，那是个收入丰厚人人钦羡的好单位，可是，几乎每年，他都想闹一次辞职。他对人们说辞职的原因是想有时间写作。没有人理解他。单位领导一次次挽留他，他的老母亲也从乡下赶过来。“丢了工作，你可怎么活啊？”他没办法用写作的理由说服人们，甚至都不能说服自己。可是，他怎么能跟别人解释清他内心的那种不安呢！那是一种剧烈、像疾病一样不时的莫名的发作，想使他居无定所，四处漂泊。他不可能战胜它，因此当它发作时便只好由着它。他曾经在单位领过一套漂亮的两居室，又花了许多钱把房子装修得尽量称心如意。可是，当他终于把工作辞掉时，他也不得不把心爱的房子退掉了。他住到了岳父岳母家，后来还时常梦见过去的家。“所以，为辞职我已经丢掉了太多的东西，不在乎这次预交的房租。”老吴跟我总结说。
老吴讲完了，我无言以答。于是我站起身对他说，我建议他先去睡一觉。假如明天早上起床后，他还是想走，证明他的想法不是冲动，我就不拦他。老吴过去了。我独自躺在行军床上。一想到老吴可能真这么离去，我感到也有着某种不安在袭击我了。我睡得很不稳，却醒得很早。我等了一阵子，估摸老吴已经起身了，才过去推开他的门。老吴还在地铺上，但睁着眼睛。地上密密麻麻的全是烟头，似乎是老吴一夜跟自己搏斗的痕迹。我看看除此外几乎是空荡荡的房间。“想好了吗？”我问他。“想好了。”他点头。“还是要走？”我说。老吴再点头。然后，他就起来去火车站买当天票了。
老吴买票回来，我帮他把电脑装进纸箱。老吴试着抱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要晚走一天，明天就该你做饭了。”我说。伤感的气氛弥漫在我们之中。“你要自己一个人住下去了。”老吴说。老吴这个人哪，他要做什么真是挡也挡不住。我也会走吗？我在心里问自己。接着我就下楼去买菜。我买了吃一天的菜，因为到晚上我还得继续吃呢。做饭的时候我在想，老吴跟我在一起时挑挑拣拣，结果他烧菜的功夫到底如何却成了一个谜。吃完饭，我就送老吴去火车站了。我们仍旧去老北京站。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车子开过了广渠门，又开过了东便门。这一周多对我来说，就像是做梦的一周；对老吴大概更是。北京站到了。我陪老吴进候车室。我对他说，我就不买站台票随他进站了。老吴点点头。候车室没法吸烟，我们并排坐着。后来，开始进站了。老吴抱起电脑，随旅客一同往里走。过了检票口，他回过头来，似乎是想跟我招手告别，可是他两只手都搂着电脑，腾不出来。我向他挥挥手，看着他蹒跚地在人群中消失掉。然后我掉头就走。我冲出候车室，一气走到了广场上。这时候，我的速度才慢了下来。这时我才有心思想想自己的事。这一个多礼拜，我在北京站和西客站出出进进的。车站啊车站。或许，我的灵魂跟老吴的一样，也是不太安定的。
李冯可能是最典型的90年代的小说家。几年前，我曾说过朱文可能是90年代最好的小说家，读了李冯的小说，我可能要在某种程度上修改我的意见，我预感到90年代会有数名小说家终究要显得不同凡响，这就在于他们写作小说的态度和立场，他们的风格与行文的气质——总之，在看似与传统小说毫无二致的外表下，真正掩盖了天壤之别。
就一般风格而言，李冯与鬼子的坚硬冷峻大相径庭，也与东西的锐利舒畅相去甚远。李冯的小说优雅从容、清新委婉，但其中又总是包含着耐人寻味的情思，看上去古典味十足，其实却又相当执着地捕捉现代人的两难处境和复杂心理。李冯一直在写作两类小说。一种是仿古小说，改写那些古典传奇，或是根据旧时名人轶事重写某段历史。这类小说无疑写出了李冯特别的风格，不管是重现历史还是颠覆历史，都可以说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但我更感兴趣的在于李冯写当代故事的小说。这类小说看似平淡，却意味隽永。
在欲望化话语超量表达的时期，李冯也热衷于写作欲望，但欲望并不扮演主要角色，也不充当高潮的效果。李冯的写作则是细致表现了现代人如何丧失爱情的全部过程。李冯这类小说有时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点。虽然未必可以与作者本人等同，但却使李冯的叙事具有仿真的效果。但即使是以第三人称为视点的小说，也可以感觉到李冯叙述的那种直接经验特征。李冯的主角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当代小说很少以这类人为主角。
李冯的小说有着一个持续的主题，这就是当代人对情爱的迷惘心态。这也许不是什么新鲜主题，但在李冯的叙事中，却可以最真切体会到当代“新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
——陈晓明：《直接现实主义：广西三剑客的崛起》，《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
相对于李冯从前的小说，《一周半》缺乏表面的文体效果，它的结构看上去是未经规划的，但这篇小说恰恰是一个关于“规划”失败的故事。当选择自由时，人没有想到自由本身是有重量的。生活的逻辑没有改变，人自身的软弱也没有改变，于是“一周半”结束了，自由欣快的飞翔变成了令人沮丧、难以承受的负担。
——李敬泽：《目光的政治》，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第240页
《一周半》描写两个外省青年人进京，试图以自由撰稿人的方式在北京谋求发展。但他们很快就被生活的现实性所压垮，他们面对经济的困窘和个人的生理欲望无能为力。李冯写出了一部分“藏匿于高校的异类”不安分的生活幻想，一种在商业主义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生活幼稚病。
——陈晓明：《又见广西三剑客》，《南方文坛》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