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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1966—），原名田代琳，广西天峨县人，与鬼子、李冯合称为“广西三剑客”。毕业于河池师专中文系，现为广西民族大学驻校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有《东西作品集》(4卷本）（深圳报业集团2005年10月出版）、《东西作品系列》(6卷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东西作品系列》(8卷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天上的恋人》获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法文、韩文，在国外传播。
原载《山花》1997年第9期，收入何锐主编《与陌生人相爱》（中国文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小说集《东西短篇小说自选》（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出版）。
我书房的窗口像一台相机的取景框，它正好框住了马路对面的一幢高楼。我在写作或读书劳累的时刻，常常抬起头来看它。我认真地数了一下，这幢楼共有18层，楼身由无数块绿色的玻璃包装，它们就像最时髦的服装，穿在高楼的身上。天气好的日子，我会从玻璃上看到太阳的反光。头脑发昏的时候，我会把书桌前的窗户当作书本，把那幢穿着巴黎服装的高楼当作书本里虚构的景物。
我一直不知道这幢楼是干什么用的，它的外面没挂任何招牌。每天早晨，有许许多多的名牌车，像甲虫一样挤在大楼前的空地上，等候它们的主人。它们的主人大都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他们在进入大楼时，会遇到门卫最严格的检查和盘问。
慢慢地我从进进出出的人流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像某位作家在作品里塑造的人物，渐渐地鲜明起来，仿佛可以触摸。他又像是警察眼里的情况。他是谁呢？他是我大学时的老师，语言学教授李果。我掰着指头算了一下，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可是现在他的步伐一点也没退休。他挺直身板，包括他的脖子，朝大楼走去。他的头发像纸那么白。他的左手掌里握着讲义。
我站在他每天早晨必须经过的路口等他。我看见他特别白的头发，从无数颗人头中独立出来。他好像也看到了我，嘴角裂出两道很深的皱纹，握着讲义的手指松了一下又紧了一下。讲义仍然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但手指们毕竟故意地轻松了一回。他问我怎么站在这里？这些年你都跑到哪里去了？当官了吗？发财了吗？我告诉他每天我都能看到他，我已经观察他有好些时候了。他的双腿立刻像发动机一下摇动起来，说你怎么观察我？你从什么地方观察我？你观察我什么？我用手指了一下我的窗口，他笑了，笑得很放心。
一个星期之后，李果老师为我办了一张大楼的临时出入证。他退休后一直在这幢大楼的一楼上课。他说他现在正在开发语言学的新课题，希望我能抽时间听一听他的课。
出于对大楼的好奇，在接到出入证的第二天早晨，我进入大楼一楼，并且坐进了李果老师的课堂。教室里大约坐了30多人，他们大都年轻漂亮。他们都想进入大楼找一份工作。但是找工作没捷径，凡是进入这幢大楼的人员，必须经过一楼的培训合格之后，才能上到二楼，以此类推，一层又一层，当你每一层都合格之后，才能到达18楼。这些规定和细则全部写在大门左边的墙壁上。
讲台上有一台电视机，李果老师先让我们看影碟。那是一部充满激情的故事片。故事的情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片中到处都是接吻的镜头，在接吻的镜头后面，是诗歌一样的音乐。李果指着那些接吻的镜头说，在西方，接吻等于握手。什么时候你们能够把接吻当作握手了，我才开始讲课。故事片仍然继续着故事，李果不时指着画面上的两张血盆大嘴，问这是什么？学员们回答接吻。李果很失望地摇着头，什么也不说，心中有团火。
等下一个接吻的镜头出现时，李果再一次提问这是什么？有三分之一的学员回答握手，三分之二的学员回答接吻，教室像一个硕大的蜂箱，学员们就像辛勤的蜜蜂，他们的声音纠缠在一起。
李果在等待时机，当学员们被故事吸引住的时候，他突然按了暂停。他问学员们这是什么？回答握手的人愈来愈多，他们由三分之一发展到三分之二，发展到近乎三分之三，教室里这时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
有一位女学员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说这明明是接吻，怎么是握手呢？李果用手指敲了敲荧屏，说这是接吻？女学员说接吻。李果说真是接吻？你看仔细了。女学员说真的是接吻。所有的学员都望着这位孤零零地站立着的女学员发笑。李果又用他的指关节敲了敲荧屏，说你敢肯定这是接吻吗？女学员说敢肯定。李果不停地摇头，而且越摇越快，好像车轮正在飞奔。飞奔了一阵，他停下来，说竖子不可教也。他在说竖子不可教也的时候，按了一下讲台上的按钮。两位保安人员像两根电杆一样走进来，每人按住女学员的一只胳膊，准备把她拖出教室。女学员挣扎着，身子一挺一挺地，嘴里喊着不——不——不——这时我才发现这位女学员的嗓音特别动听，乳房特别庞大，身材特别苗条，脸蛋特别好看，头发特别乌黑，牙齿特别雪白，眼睛特别亮和大，也就是说这位学员有歌唱家的嗓门，舞蹈演员的身材，电影演员的相貌，也就是说广大的男人们，只要看她一眼就想跟她结婚。
保安人员把女学员拖了出去，女学员把其他学员的目光拖了出去，教室平静了。李果像整理讲义一样整理了一下他的嗓子，说为了使顾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归，为了能够保护自己，又能多拿钱，你们必须学会正话反说。你们将来的工作十分重要，你们任重而道远。
李果开始举例子。什么叫正话反说呢？比如你不爱，你必须说爱；你不喜欢必须说喜欢；你不同意必须说同意；你同意就说不、不、不……李果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些关键的词，让学员们反复朗诵，相互测验。学员们一会拍巴掌，一会拍大腿，屁股不时离开坐凳。一些没有学会正话反说的学员，不时发出惋惜声，他们要求测试他们的学员重新测试。这样一遍又一遍，学员们把黑板上的那些词背得像烤红薯那么熟。
不爱——说爱不喜欢——说喜欢
不同意——说同意同意——说不不不
不高兴——说好开心高兴——说高什么兴
痛苦——说愉快丑陋——说英俊
失败——说成功钱少——说钱多
粗俗——说高雅流氓——说英雄
坏人——说你好好人——说你坏
死亡——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文盲——说知识分子
黑暗——说灯火通明
没有才华——说才华横溢
衰老——说幼稚年轻——说成熟
拍马屁——说志向远大
下课的铃声响了，学员们全都走出了教室，教室里只剩下我和李果老师。李果老师走下讲台坐到我的身边，说怎么样？对我讲课有兴趣吗？对这幢大楼感兴趣吗？我要求李果老师带我到二楼去看一看。他说到我提出要求的这一刻止，他也没有上过二楼，他也不知道这幢楼是干什么的。他只熟悉一楼的情况。
我还惦记着那个被保安从教室里推出去的姑娘。我问李果她叫什么名字？李果说麦艳民。我更想知道她来自何处？年龄多大？什么血型？她的家庭状况以及所受的教育程度如何？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李果摇着头说我只知道她的名字。
李果带着我穿过一道狭窄的门，进入这幢大楼的附楼。附楼全是小间的包厢，包厢里有电视机、音响、真皮沙发、地毯。包厢的门板上方装着一小块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清楚包厢里的全部情况。我们沿着走廊一间一间地往下看，看到12号包厢的时候，我们发现麦艳民一个人坐在包厢里的沙发上，手里拿着话筒正看着电视机唱歌。李果想带着我往下参观，但我的双腿却怎么也走不动了，好像有几百斤重的砖头，拖住我的脚步，让我停留在12号包厢的门前。
麦艳民眼睛隔着玻璃看了我一眼，并向我送过来一个微笑。我伸手扭了一下门锁，门锁一动不动，已经锁死了。麦艳民一边唱歌一边向我招手，甚至做了几个飞吻。我的额头、鼻尖已经百分之百地贴到玻璃上。我的心思已经变成七八只蚂蚁从门缝爬进了包厢。
李果拍了拍我的肩膀，他要我跟着他往下走。我说我走不动了。他站在我身后等我。他说这是惩罚，麦艳民她还不知道，她高兴得太早了。我说这是什么惩罚？这分明是一种享受。李果说这绝对是惩罚。我说是享受。李果说惩罚。李果像是受不了我的争辩，他的胡须抖动起来，他在走廊上来回走了几步，终于一转身，朝主楼走去。我跟在他的身后，就像秘书跟着领导那样走出大楼。我把脚步放慢一半步，把头低下45°角。但是无论我如何地谦虚谨慎，他始终不回头，不跟我说话。最后他钻进一辆出租车，跑了。
后来我有机会认识了麦艳民，她告诉我那绝对是一种惩罚而不是什么享受。
麦艳民说包厢里有音响、电视机和真皮沙发，还有空调。保安人员告诉我，什么时候愿意把接吻说成握手了，什么时候按铃。保安刚走出包厢，音乐随即响起来。那都是我特别喜欢的音乐，我坐在沙发唱开了。唱了一曲又一曲，我感到口渴，便按一下呼叫铃。保安堆着笑脸走进来，问我改变主意了？我说我要喝水。保安转身退出包厢，他隔着门板上的玻璃，对着我摇手。我不停地按呼叫铃，不停地按，呼叫铃一直呼叫着，却没有人进来。这时我才知道有人给我设了圈套。我闭紧嘴巴停止歌唱。
包厢里的音乐突然变了节奏，变成了摇滚乐，尽管我不停地提醒自己不要受骗上当，但我的身体还是像蛇一样摆动起来，我听到自己摆动的身体，像拍打水一样拍打空气，汗水一点一点地从毛孔冒出来。我感到累。我倒在沙发上想睡上一觉。
睡意像两只虫子爬上我的眼皮，但音乐却像棒子一样敲打我的额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改变音乐的节奏和强弱，我觉得棍子漫天飞舞，一会儿重一会儿轻，它们有时像狂轰滥炸的飞机，有时像深夜里女人的哭泣或嚎叫，它们存心不让我入睡。我想干吗要把接吻说成握手？干吗要这样说？接吻就是接吻，它怎么可以是握手呢？说一声握手很容易，就像打一个喷嚏那么容易。但是我怎么能乱打喷嚏呢？
从来没有认真想过问题的我，突然有了一种思考的快意。我认为这就是思考。我一思考，他们的目的就达不到。我对着门板上那一小块透明的玻璃咆哮，外面往来的人根本听不到我的声音。门板上的玻璃快被我的吼声震破了，包厢里的音乐像洪水盖住我的声音。我想我要继续思考。我思考的问题是：谁剥夺了我的睡觉？
下半夜，门板上的那块玻璃被音乐声震破，它像解冻的冰块，发出嘎嘎声。我看见四五条裂纹由上而下，把玻璃划开。我蜷缩在沙发上想睡，但音乐声一直在冲击我的耳朵，它们没有睡觉的意思，他们像成堆的垃圾倾倒在我的身上。我开始呕吐了。
擦干嘴巴，我想我还是妥协算了。我刚想妥协，包厢的门便推开了，保安堵在门口问我，你终于想通啦？保安的眼角挂满眼屎，他一边问话一边打哈欠。我对他的问话很反感。我想我还没有说话，你怎么知道我想通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想通了？保安发出一声冷笑，转身朝走廊招手。音乐消失了，两位女服务员提着拖把和铁皮撮走过来。她们打扫我吐在地毯上的东西。我挥动手臂，像赶苍蝇一样赶那些音乐，直到服务员失手把铁皮撮砸在茶几上，我才停止挥手。我终于听到了铁皮撮砸在茶几上的声音。我终于回到了真实的世界。我说我不会改变我的主意。
两位服务员收拾完东西往包厢外走去，她们对着我做了两个鬼脸，好像在暗示我什么。保安双手抱在胸前，他的手掌轻轻拍打他的手臂。他说既然你不同意，那只好再委屈你一下。保安离开包厢，门再次被锁。我对着保安骂了许多脏话，他好像没有听见。他不笑不哭没有任何表情。
令人作呕的音乐声再次响起，它们现在已不是音乐，而是垃圾是噪音，我感到头皮快裂开了。我决定答应他们的要求。我想不就是说一声握手吗？握手是什么？握手和接吻一样，是皮肤接触皮肤。把接吻说成握手和不能睡觉相比，和眼前的痛苦相比，几乎不算一回事。我伸手去按呼叫开关，按了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理会我，呼叫开关好像失灵了，或者是保安们已经睡熟了。
我用指甲撕破了真皮沙发，从里面掏出两团海绵。我用海绵塞住耳朵。我感觉这样好受一些，于是蜷缩在沙发上。我双手抱住肩膀，双腿弯曲，保持婴儿在母亲子宫的那种姿态。我的膝盖几乎碰到了我的额头。我尽量缩小自己，以减轻噪音对我的大面积伤害。那一刻，我甚至想变成一只蚂蚁，藏到沙发的缝隙。
噪音持续到第二天下午，我突然感到世界安静了，什么声音也没有。我想我是不是死了？我试探性地伸长我的双腿。当我的腿伸到沙发扶手时，我睁开眼睛，看见一名身高一米八几的保安站在包厢门口。我说握手，那绝对是握手。保安说你可以走了。我说不行，你得让我睡上一觉，我已经困得走不动了。也不管保安同不同意，我用舌头舔了舔嘴皮，翻了一个身，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声哈欠，便躺在沙发上睡着了。这一觉我直睡到第二早晨，我醒来时看见包厢的门是敞开的，保安人员都不见了。我从包厢走出来，一直走出大楼，没有谁跟我打招呼，也没有谁盘问我。就这样我再也没走进那幢大楼，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怀孕了，你看我现在的身材苗不苗条？我说苗条，你现在的身材苗条得像一只提桶。
李果老师说麦艳民没有把她的全部经历告诉你，也许后面发生的事她确实不知道。她倒在沙发上睡去之后，那一名保安，也就是身高一米八几的保安关上了包厢的门，坐在一旁看麦艳民睡觉。他发现麦艳民的耳朵里塞满海绵。他说麦艳民，要睡你到家里去睡。麦艳民哪里听得到他说话，她的每一个细胞仿佛都睡去了。保安掏出她耳朵里的海绵，又说要睡你回家去睡。麦艳民仿佛死了，任凭保安扳动、拍打、咆哮。保安伸手抓麦艳民的胳肢窝，她没有反应。保安拍打她的乳房，她没反应。保安把海绵重新塞进她的耳朵。
保安想现在我即使把她强奸了，她也不会知道。保安关好包厢的门，脱光麦艳民的衣裤。麦艳民苗条的身材，在黑色的沙发衬托下，愈加显得美丽，美得像桂林的山，美得像奥运会发的奖杯，而她身下的沙发就是奖杯的底座。保安扳开她的大腿。她的一条腿架在沙发上，另一条腿滑到了地毯上。她的腿被扳成直角。保安就在沙发上，把麦艳民给干掉了。在干的过程中，麦艳民一直处于睡眠状态，除了发出几声呓语，她始终未发出多余的声音。从包厢外走过的人，透过门上的玻璃，看见保安起伏的脊背。他们知道保安在干什么，保安知道他在干什么，只有麦艳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睡得很香。
李果老师坐上出租车跑了之后，我一直没机会见到他。我的出入证在过了那一天后作废，我再也没办法进入那幢大楼。但我始终念念不忘被关在12号包厢的麦艳民同志。我想她坐在沙发上唱歌，怎么会是惩罚呢？而且李果老师还为此跟我生气。
这样闷闷不乐了一个星期，我决定到大楼去打听麦艳民的情况。在大楼的门口，我被保安的手臂挡住了去路。我问他们麦艳民还关在包厢里吗？麦艳民现在怎么样？保安扳着脸孔，一句话也不说，他们好像很吝啬语言。他们朝门的右边指了一下。我看见右边有一个小窗口，窗口的上方写着问询处。
我敲了一下问询处的小窗门，窗门打开了，里面坐着一位小姐，她的装扮有一点像银行职员。她说每说一句话，收费10元。我说干吗收费？她说干吗不收费？难道要我免费为你服务吗？现在哪里还有不收费的服务？我说10元一句话，这太贵了一点。她说贵?10元还算贵?10元钱能干什么?10元钱只买得一小包口香糖。你带钱了吗？我说带了。她说带了多少？我说没带多少？她说我每说一句话，就在纸上画一笔，现在我已经说了13句，包括现在正在说的一共16句，也就是说你得付我160元钱。我说怎么有16句？连“贵”也算一句？她说算一句。我说一句话要说到句号才算一句。她说我不管你逗号或句号，我每停顿一下就算一句，并且是从你跟我说话时算起。现在我又说了5句。
我说我不需要你说那么多废话，我只问你一句，麦艳民现在还在不在大楼里？她举起一张纸片，上面写着210元，意思是到目前为止，我必须付210元问讯费，付完210元后，她才往下说。我转身欲走，不想再问她什么麦艳民的情况。她大喝一声，把手伸出窗口，抓住我的衣领说，你怎敢言而无信？你不把钱留下，休想出，门。
一位保安走到窗口边，他把我的头往窗口里推，甚至举起电棒威胁我。我从口袋里掏出210元钱递进去。小姐说现在应该是收260元，因为我又说了5句话。我说你怎么又说5句了？她说呵斥声一句；你怎敢言而无信？两句；你不把钱留下，三句；休想出，四句；门。五句。她每重复一句就掰下一个指头，她一共掰下了五根香肠一样的指头。她动了一下嘴巴，还想往下说。我嘘了一声，说沉默吧，你别再说了。我们大家都沉默吧。你一说话，我就害怕。
我付完钱，举起双手离开了大楼。我的嘴里不停地说着沉默啊沉默……
东西的小说大多与“痛苦”“困难”有关。对于生存的沉重、乖谬，他擅长运用变形、荒诞的方式来讲述，这包括情节、人物性格设计，以及叙述的语言。这为他的作品增加了反讽的力量。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360页
东西与鬼子、李冯等是受到较多关注的广西作家。他们在90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较好地处理了审美接受与物质欲望之间的张力，与朱文、韩东、刁斗等人一样，体现了90年代汉语写作新的审美追求。广西独特的边陲与民族文化氛围在9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文化中存在的美学及精神价值，在这些作家的写作中得以体现。东西的长篇小说《后悔录》和《耳光响亮》是受到较多关注的作品。《耳光响亮》讲述了从“文革”到当下的中国现实生活。小说以牛红梅姐弟与金大印、杨春光、刘小奇等人物在不同时代中的关系变迁和人生遭遇，编织了一幅中国自“文革”以来的社会生活场景和精神文化图景，讲述了在不同力量的挤压下，个体存在不断丧失尊严并且逐渐走向灵魂扭曲的过程。自始至终，人们所服从的生存逻辑不是道德伦理的规范和个人的操守，而是在历史语境中不断变幻的荒谬的权力游戏规则和欲望动机。
东西写得最好的作品，并不是这些长篇小说，他的诸多中短篇小说，如《没有语言的生活》《原始坑洞》等作品在艺术上更加成熟，在小说的隐喻义和美学元素的发掘显得境界更高。东西认为：“写内心秘密，写人物和对生活的预测是他写小说的三个兴奋点”（东西：《寻找小说的兴奋点》，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5期），这使他的小说有较多的神秘主义成分。
——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第364页—365页
说得通俗一点，能把看起来是假的东西写成真的，这才更像是现代艺术。传统小说是模仿现实，是一种对现实的仿真叙事，按着现实的逻辑、方向来写，这种叙事难度是有限的。而要把假的写成真的，这是新的叙事难度，如何克服这种难度、进而完成对新的真实的确认，是现代小说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通过叙事的强大说服力，把假的证明为真的，这就是现代叙事艺术之一种。东西具有这种自觉的现代意识，而且在自己的写作中一以贯之，这在当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
东西的小说除了有“骨架”，他还建立起来了自己的叙事腔调。叙事腔调其实就是思想方法。东西的这个方法，概括起来说，最核心的就是反讽。反讽是和幽默相联的。有幽默感的作家很多，但能用好反讽这一叙事腔调的作家却很少。东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对反讽的应用是全面的，这既是他小说叙事的总基调，也贯穿于他小说的细节和语言之中。
——谢有顺：《东西是真正的先锋作家》，《南方文坛》2018年第3期
长期以来，东西小说于我而言有一种难度。一方面，我觉得东西小说具有某种离奇性，不合现实逻辑；另一方面，东西小说的现实性似乎又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相悖的感觉使我对自己的审美能力产生怀疑。经过反复研读东西的小说，我发现，我的这种感觉悖论是存在于东西小说中的，是真实的。只是过去我没有找到表述这种感觉悖论的语言。直到在阅读了东西《秘密地带》这部小说之后，我才意识到，东西小说的情节推进和人物感觉遵循的确实不是现实逻辑，而是梦幻逻辑。换言之，东西小说中的人物，眼中所见并非现实之景，而是幻觉之象，简言之：幻象。结合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种小说原理，我认为，东西小说中的人物不是现实主义思维状态中的社会人，甚至也不是现代主义思维状态中的灵魂人，而是后现代主义思维状态中的身体人。
——黄伟林：《人：小说的聚焦——论新时期三种小说形态中的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185—186页
东西作品让人欲哭无泪，他用的是一种喜剧的荒诞手法。他写的《反义词大楼》，凡是进入这个楼的人，都要倒立着走，说话要反着说，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追问各自的灵魂，追问人性，都知道人有虚伪的一面，我们常常把应该表述的东西，不说出来，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也就是习惯了不说真话。所以，我说他有一种在同情他笔下人物中的疼痛感，深深地体恤他们的难处，体察他们的苦难。他这种体恤是用幽默，无穷无尽的幽默和荒诞，以及他对人物反讽和含泪的叙事，所以体现出东西的自信而敏锐、独特而成熟的艺术才能。
——张燕玲：《文学桂军与当下中国文学》，载《广西当代作家丛书·张燕玲卷》，漓江出版社，2002，第28页
短篇小说《反义词大楼》，便是用了寓言的手法，隐喻了黑白颠倒和是非不分的现实逻辑。在一座充满了权力的强制、关禁、暴力，甚至色情意味的“十八层大楼”——不免让人联想到“十八层地狱”——之中，一位叫作李果的教师，在用洗脑的方式，训练数十位年轻人如何将“不爱”说成“爱”，将不喜欢和不同意说成喜欢和同意，将痛苦、丑陋、失败分别说成愉快、英俊和成功……当一位叫作麦艳民的女学员不愿意将“接吻”说成“握手”的时候，便被强行拖了出去，并遭到了保安的强奸。小说中被强奸的女学员在某一刻与“我”在大楼中的被强迫的境遇与反抗的动作还是重叠的……也就是说，它也隐约意味着作为旁观者的叙事人，同样遭到了强暴。
——张清华：《在命运的万壑千沟之间——论东西——以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为切入点》，《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