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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花城》1997年第3期。
我最害怕别人问起我那年我在干什么，因为那年我什么也没干。那年我整天只关心食物与性，过着跟黄黄并无两样的生活。跟黄黄有所不同的是，黄黄只是到了春天才发情，而我一年四季都痴迷于女人，而且只痴迷于某一个女人。黄黄是我豢养的一只花母猫。本来我完全有可能成为名人，因为那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年份，史书修纂者常常喜欢用里程碑之类的字眼来形容这种年份，也就是说在历史学家的眼中，那年发生的事情要比其他年份重要得多。那种年份给所有成年男人都提供了成为名人的机会，或者成为政客，或者成为演员，或者成为投机分子，或者成为大毒枭，反正总有机会出人头地。人的一生若是能碰上那样的年份，那才叫走运呢，即便成不了英雄，至少也可以成为英雄的见证人。我并不是说那年在我的眼中就不重要，其实那年在我的眼中也很重要，只是那种重要不是因为什么里程碑，而是因为灵魂的苍茫。我本来完全可以先成为名人，然后再去追逐女人，就像众多男人常做的那样。事实证明他们的方法相当奏效，可以免掉诸多曲折和困苦，寻一条捷径直抵女人的内心，因为在女人的眼中，男人的分量往往由衔头或金钱之类比较实在的东西铸成，相形之下情感就显得抽象了些。
可是那年我太年轻，内心时常被一种奇异的情绪所牵扯。那是一种叫作伤感的东西，像春天的草一般在青春的心中四处蔓延，总也揪扯不干净。我常常在雨中彷徨，任如泪的水珠在脸颊上流淌，却不知道历史此时也跟我一样迷茫，一样狼狈，像一只慌乱的黑蚁在命运的手掌上逃亡。我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许多同代人纷纷被铸成铜像，心中却十分不以为然，总以为那不过都是一些浪得虚名的伪英雄。我把自己的这种浅薄，归结为自己太年轻，太容易陶醉于一些表面的形状和色彩，比如树叶的形状和女人的脸，或者花瓣和嘴唇的颜色，等等。这种现象的表层原因可能跟我的谋生手段有关，而往深层去探寻则可以归结为我还不懂得什么叫美，因此画出来的总是女人的形态，描摹出来的无非是溜肩柳腰，丰臀隆乳，而不是内心。表面上看非常窈窕迷人，凑近细看却缺少精气儿，如同一具具化过妆的妖娆女尸。这也就是说，过于单纯的人生阅历，注定我那时候只能成为一名二流画家。
我说过那年在我的眼中也很重要，因为那年我为之痴迷的女子，是一个叫作桃的少女。我常常在雨中彷徨，常常浸淫于那种如春草般揪扯不净的伤感中，就独独为了她。我不关心政治，只关心爱情，这其中有一定的缘由。政治是男人间的事，热衷于政治的男人忽儿会像同性恋者一般接吻拥抱，亲密无间，忽儿又会反目为仇，大打出手，非常缺少绅士风度。而爱情就大不一样啦，爱情只涉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顶多再加上另一个男人或者另一个女人，人数不会很多，可是其中的奥妙却层出不穷，像洗过的纸牌一样变化莫测，是一种比较适合于我这种人从事的营生，至少我自认为是这样。其实那年我并不衰老，远远还没到哀莫大于心死的年纪，也曾经像蛤蟆一样翘首盼望过远方的彩虹，也许是因为盼望得过于长久，我最终还是发现彩虹不如女人动人：彩虹的艳丽总是让我陷入更为绝望的境地，而女人的眼神却每每能轻易击中我的内心。
我承认这些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来我已经习惯于日出睡觉、日落作画的生息方式，以为这对于我是一种亘古不变的生活，就像烧饼永远两分钱一只，鸡蛋永远两角钱一枚一样天经地义，期待着永远都会有人给我发放粮票、油票、布票，还有肥皂票、豆腐票、肉票、煤票，等等。若是永远都有人给艺术家发放票据，那生活该会多么美好呢，那我就可以充分享受从魏晋名士那里承继来的闲情逸致：看看书，画画画，再啜一口温热的茶。只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一位美丽的姑娘端坐于眼前，我还真会一门心思只管画我喜欢的画，哪管它四海扬波，五洲风雷。这就是当年我那点可怜的理想。
可是从那年开始，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自一个夏日的早晨我从梦中醒来，一切都变了，世界就像天空中的云彩一样，在我的眼前急速地变幻着形状，让人陡然生出许多欢欣，也生出许多恐惧。变幻的标志之一是没有谁再来发放那些象征着生存意义的票据了，剩下的票据只有钞票。钞票倒是越发越多，可是能买到的东西还是原来那么多，甚至还不如原来那么多呢；变幻的标志之二是来自欧洲、日本和香港的游客蜂拥而入。那些游客无论男女都留着稀奇古怪的长发，说着稀奇古怪的语言，还穿着稀奇古怪的衣服，像一群群羽毛鲜艳的怪鸟不期而至，伴随着一阵阵初夏的雨出没于这座城市的各个公园，与其说是前来观赏风景，不如说是前来被人观赏。可是我因为被爱情迷住了心窍，居然没有意识到一个伟大的时代正在逼近，还以为所有这一切变化的意义都比不上桃。
真正的爱情就是有这样的好处，所有跟情人相关的东西都会随沉甸甸的爱一同沉入记忆的湖底，爱仿佛是飘浮在水面上的一根线索，循着这线索就可以捞出当年的宝藏。如今我时常还会想起桃，想起跟桃相关的许多事情，就好像那些事情并不久远，这都是因为我爱过她的缘故。一个人若是确实爱过另一个人，那么另一个人就会成为这个人生命中的一部分，任多么强烈的心灵风暴都掀她不走。我把这种现象称为精神衍生，无论你喜欢与否，那衍生出来的一部分都会与你相随相伴，有时给予你喜悦和温暖，但更多的时候给予你的却唯有神伤与黯然，就如同因为过于珍爱而捏碎了一只玉环一般。爱有时候就是那么可笑，那么脆弱，至少少年时代的爱常常会是这样。
桃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也许是沤在心里太久的缘故，带着一股酒味，每每回想起来心中就泛起醉意。我喜欢把爱情喻为酒，对于那些沉迷于爱情不能自拔的人来说，爱情就是一种后劲十足的烈性酒，提起爱情就像酒鬼闻到美酒一样兴奋，而且随着时光的推移，这种嗜好会变得愈发不可收拾，明明知道再谈论逝去的爱情是一件苦涩而可笑的事情，可是依旧忍不住要时时挂在嘴边，就像有些酒徒喜欢自斟自酌一样，表面上是行陶醉之乐，实际上却是浇心头之愁，分明流露出自虐的倾向。
我叙述桃的故事，多少也带有一点自我解嘲的意味，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看待我少年时代的那段恋情，我不想说桃辜负了我的如海深情，可是她确实如一片风中的落叶，悠悠然然地飘出了我的视野；我也不想说桃的美丽完全源于她曾经对我怀有过如风如云的纯情，可是在那段沥青般浓黑的岁月里，确实唯有她让我联想起晶亮的雨珠。如今落叶和雨珠都已距离我迢迢遥远，虽然岁月轮回，世事转换，苍茫时空总会掠过无数的落叶与雨珠，可是它们却已不再能让我产生那种狂风呼啸般的激情。风暴过后世界归于宁静，我也正是因为这份心灵的宁静，才能平静地去回想遥远的桃，
大概是因为见过了太多的谎言，我对历史的真实性素来持怀疑态度。历史从来不会因为久远而被人淡忘，有时候被淡忘的恰恰是现实，而不是历史。那么历史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一团泥，后人手中的一团泥，爱怎么捏就怎么捏。如果有人提出想重写历史，那也不过是想按自己的意愿捏那团泥而已，与公正和客观丝毫也不沾边。我和桃的事自然谈不上久远，不过才过去十几年吧，十几年在历史的河川中算什么呢，一道波纹而已。五十年都过去了，我们都还记得日本人残害中国人的事，而且记得异常清楚，那么十几年前的事情怎么会忘记呢，何况我所谓的这十几年只是我个人划分的定义，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就像湖面上的一片月光，月光总是那片月光，可是月光中的水却已经不完全是当年的那汪水。
我并不认为桃只是一个梦。桃现在可能在东京的酒吧里卖唱，或者在横滨的唐人街里洗碗，也有可能在深圳的霓虹灯下守望男人，或者在南方的哪个角落里为自己的婴孩缝织毛衣，但是不管她在哪里，她对于我都不仅仅是一个梦，而是一种存在。在我的回忆里，她的头发亮若星光，肌肤滑如粉绸，跟一棵树、一朵花一般真实，又跟一只鸟、一片云一样遥远。我时常会想起她那张娇小的嘴，还有那双乌亮的眼睛，眼睛和嘴构成了她脸上最迷人的风景。我一贯认为眼睛是人身上最重要的部位，这种看法可能源于我的职业习惯。我看人总是由眼睛看起，若是眼睛能够吸引我，我才会去看别的部位，连女人也不例外。一个女人若是没有一双漂亮的眼睛，怎么可以被称为女人呢。桃那时就是以一双流光四溢的漂亮眼睛，迷住了我的年轻的心。
我为桃画过一幅我自认为很传神的肖像。肖像中的她抿着嘴，眼睛里闪烁着游移不定的光。我觉得这幅画准确地表现了她的内心，是我为她画的最好的一幅画，因为我用笔捕捉到了这位南方少女脸上某种稍纵即逝的表情，一种既卑微又自负、既烂漫又贪婪的表情。那种表情在这个时代的年轻女人脸上倒是司空见惯，可是在那个时候却还算稀有。
桃对那幅肖像当然不满意，说是嘴没画好，她的嘴唇才没那么厚呢。她并不明白我看重的并不是她的嘴唇，而是那双乌亮的眼睛。那双眼睛最富于表现力，也最难于描摹，我捕捉到了它们的瞬间风采，这并非出于我的绘画功力，完全是出于偶然，也有可能是长久思念的结果。她说嘴没画好，当然也可能只是一种借口而已，企图掩饰内心的失望。一个人若是过于透彻地了解女人，那么跟不了解也差不多，因为二者都不受女人欢迎。她们比较喜欢那些居于二者之间的男人，这样可以有适度的空间从事感情游戏。当然这是我后来才悟出来的道理。我总是在事后明白许多道理，虽然总是在事后，但总要比事后也不明白要好些吧。
当年我为桃画过的肖像何止一幅，少说也有二三十幅吧，虽然脸上的五官都画得很逼真，但是总觉得整幅画像有些虚浮，缺少某种生命的精气。我也许是过分注意了她的鼻子的形状和嘴唇的颜色，而忽视了她的灵魂，因此画出来的她五官都极像，可是整个人却并不很像。后来我终于画出来这一幅，自认为很传神，可是她却不满意，认为嘴没画好。我承认我把她的唇画得稍厚了些，可是这点局部的不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通过她那张抿紧的嘴画出了她内心的秘密。更何况我画厚她的唇也有自己的用意，因为她平常坐在我面前时，总喜欢装出若有所思的样子，比如托着腮帮或者噘起小嘴，等等，以此表示自己很清纯，很有理想，我这样画其实正迎合了她的虚荣，只是分寸感没有掌握好，把她的芳唇画成了非洲女子的嘴唇。不管她是否满意，这幅肖像已经存入了我的记忆中。不同的人看见桃会留下不同的印象，这点我相信，有人会认为她娇媚，也有人会觉得她轻佻，但是我印象中的桃，永远都是那个抿紧嘴唇的俏女子，很可恶，也很可爱。
我和桃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相识，就像一粒雨和一颗鹅卵石相遇一样偶然。
那年我在兜售我的画，而她在叫卖她的瓷器。这里的景色异常独特，虽说没有华北平原的一马平川，也不见西域古道的大漠孤烟，可是四处都耸立着碧绿的山峰，妖娆的小河上还飘着梦幻的扁舟，难怪外人会说这方土地上连草都风流。我和桃相遇在这片如诗如画的风景里，自然也就会生发出如诗如画的感情。
这种相遇像画一般美丽，又如瓷器一般脆弱，因此从一开始就让我提心吊胆，乃至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还只习惯于小心翼翼地进行叙述，生恐稍有不慎玷污她在我心中的丽影。桃其实并不叫桃，只是我每次回想她时，眼前就会出现一只初春的蜜桃，所以我叫她桃。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称呼她，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称呼，可能会叫她秀、美、娟，也可能唤作丽、媛、莲，等等，可是我就只叫她桃，在心里默默地叫。桃当然很俊俏，拥有漂亮女孩的脸蛋和身段，但是俊俏绝不是我怀想她的唯一原因。
这种怀想跟一位叫郎的日本友人有关。郎其实也不叫郎，只是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而日本男人又总喜欢叫作什么什么郎，比如山本太郎、渡边一郎、田中次郎等等，就是山里的男儿、河边的男儿和田头的小男儿的意思，名字起得简单而实用，因此我也就把那位日本友人称作郎。郎像所有的日本男人一样个头不高，但是戴着金丝架眼镜，一副温文尔雅的派头，没有留日本男人通常都有的那种仁丹胡，也就是说没有中国人记忆中那种粗鄙和残暴的象征，下巴总是刮得干干净净，显得异常精明。
桃和郎是我记忆深处的一个女子和一个男人。我的记忆中有许多女子和许多男人，桃和郎只是他们当中的两个而已。那么我为什么有时候会想起桃呢，起先我也不明白。桃固然很漂亮，而且是那种年轻而妖娆的漂亮，但是我已经说过，漂亮并不是我怀想她的唯一原因。年轻而漂亮的女子满街都是，如漫山遍野的粉色桃花，每逢春雨淅沥的时节，就会长出娇艳的一茬，而且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善，会长得愈来愈娇艳，愈来愈灿烂。
我的记忆中也不乏漂亮的女子，可是我对她们的记忆与对桃的记忆迥然有别，她们宛若辉映霞光的彩云在地平线上飘飞，总是让人联想起一些春情荡漾的时光，联想起云中的雨滴或是雨中的丁香，而桃却如同一片随风飘零的花瓣，只要尾随这片花瓣，就会重新进入那些苍凉的岁月，那些创痛的时日，那些如沥青一般幽暗而浓稠的离情别愁中。而今我回想桃，更多的并不是因为桃，而是因为每逢桃花盛开的季节，我就会见到许多许多如桃一般亮丽的少女，见到她们一批又一批重演着桃的命运。
我喜欢用现今的眼光去看待以往的事，这样既可以避开现今的禁忌，又可以解开以往的谜。如今我们都已经明白，所谓现在与过去不过是政治家玩弄的一种花招，现在其实并不像报刊所说的那么欢乐，过去也并不如报刊所说的那么痛苦，欢乐与痛苦都是可以超越时空的情感体验，也就是说任何时代的人都有可能体验到欢乐与痛苦，而政治家为了政治的需要，习惯于把痛苦推给过去，把欢乐留于现在，以此证明自己的光荣与正确。任何时代的政治家都谙熟这种把戏，是否谙熟这种把戏似乎已经成了衡量政治技能高下的标准。其实政治家们都活得很轻松，只有我们这些小人物整日像乌龟一样背负着千年文明的重负，还以为自己是国家的脊梁。话说回来吧，我长年生活于这种精神环境中，似乎也多少受到了这种思维形式的影响，以为现今的我要比过去的我欢乐得多，因此喜欢用悲天悯人的口吻谈论过去，这实在是一种极为可恶的习惯，其实我丝毫也不愿否认我的过去，不仅不愿否认，反而觉得过去的一切都令人回味绵长，这也就是我喜欢回忆桃的另一个原因。
我说过其实所谓现今也不过是我个人的概念而已，并不具有什么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不像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总是充满了欢乐，只不过多了一些象征欢乐的彩旗和气球而已，因此我所谓的现今未必就比以往欢乐多少或者高明多少，只是因为时过境迁，当事人对往事不再怀有偏见，不再会因为怀念而泪满双腮，泣涕涟涟，因此我可以选择一种从容的叙述口吻讲述桃的故事，而桃又会因为这种从容的叙述而显得分外迷人，似乎过去的一切都要比现今更欢乐或者更悲哀，这或许就是历史的魅力吧。桃的故事是这样，其他女子的故事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现在可以很冷静地谈论桃，好像谈论的是一个与我的少年时代毫不相干的陌生女子，好像她从来也不曾占有过我的内心。可是我很清楚自己花了多少年时光才揩干脸上的泪水，才拥有这份无与伦比的冷静。
桃那时候对于我是一个谜。桃其实很年轻，大概只有十六岁吧，娇小的身躯荡漾着青春的朝气，粉嫩的脸庞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她喜欢笑。我喜欢她就是因为她喜欢笑。现今的女子多以冷漠为美，习惯于模仿时装模特儿的冰冷表情，好像多笑几笑就让男人占了天大的便宜。当然这也是女人用以捕获男人的一种方式。而桃那时候却是用笑捕获了我。桃与现今的女子不同，她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无论是欢喜还是忧伤，她都可以用笑来表达。她笑得很清爽，很真实，如同澄澈的溪水滋润着听闻者的心田。我最迷恋的就是那种笑，尤其是在春寒料峭的时节，看见那种笑容就如同看见了桃红的云彩。当然我说的是那时候的桃，那时候我只能看见她的脸，看不见她的心。
我一直不明白桃对那个日本郎到底有什么想法。
郎对她当然很好，说起话来用词既准确又文雅，还不时插入一些俏皮的比喻，显示出大和民族深厚的艺术素养。日本人确实很有艺术品位，或许是因为职业的原因，我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就说茶道、花道、书道、武士道等等吧，所谓道大概就是艺术的意思，这也就是说日本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很讲究艺术，喝茶有喝茶的艺术，种花有种花的艺术，经商有经商的艺术，杀人有杀人的艺术，等等，当然那后一种艺术我当时并不明白。这种对于艺术的强烈爱好，充分表现出了大和民族的自恋情结，也正是因为这种情结，日本人才敢于堂而皇之地频繁“进出”邻邦的土地，而且深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当时就很清楚我不如郎。
郎可以身穿笔挺的西服，双手插在裤兜里，站在暖洋洋的阳光下跟桃讲笑话，笑得桃满面桃红，而我必须守着自己的破烂画架，眼巴巴地望着郎和许许多多像郎一样自在的日本人在大街上来回穿梭，巴望他们当中有谁会坐下来让我仔细画画他的嘴脸。其实我并不喜欢为日本人画像，他们的脑瓜倒是很出色，可是跟高加索人种相比，相貌就逊色多了，都是一样的小眼睛，一样的薄嘴唇，女人则一律描得细眉细眼，脚底套一双屐，头上盘一只髻，画起来总感觉不是很过瘾，缺少触发美感的某种东西。尽管他们也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一副高加索人的模样，男的把领结系上，女的把头发染黄，可是这只能把他们的眼睛衬托得更小。老实说一幅肖像最闪光的部位就是眼睛，最考画家功夫的也是眼睛，整天画小眼睛怎么能显示画家的才华呢。可是不喜欢归不喜欢，虽然我不喜欢画小眼睛，但是我喜欢那些小眼睛给我带来的钱，而且我知道那都是一些当今世界上最有钱的小眼睛。
关于日本人既有钱又有艺术修养这一点，我并不想花费很多笔墨去描述，就单举一个例子吧。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日本男人掏出一大沓钞票买了好几幅中国画——是一大沓人民币，不是日元，我知道日元面值小——一边付钱还一边对译员说雅斯伊，雅斯伊，就是说很便宜的意思。我当时感到既吃惊又奇怪，纳闷日本人为什么愿意出一大笔钱买那些中国画呢。我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日本人酷爱文化，尤其是酷爱中华文化，内心曾经涌出过一阵短暂的感动。我知道日本人确实很欣赏中华文化，欣赏到恨不能据为己有的地步，打从鉴真和尚东渡扶桑，到东山魁夷西出阳关，日本人何时不在吮吸着黄土高原的乳汁呢。后来我又听见译员对旁人说，要是在日本，像这样的古画一张就要卖上好几百万元，他买回去可以大赚一笔呢。于是我笑了，因为那位日本朋友小心翼翼放进皮箱里的那些所谓古画，全是我每天晚上趴在昏黄的灯光下炮制出来的。当然那时候我只是想跟日本朋友开开玩笑而已，并没有其他恶意。不过这件小事还是可以证明日本人确实很有钱，也很有艺术修养。
一个人若是钱和修养都有，那他就会很有绅士派头。
郎就很有绅士派头，尽管我并不喜欢他，习惯于用情敌的目光看待他，可是我还是得承认，郎是一位很有绅士派头的日本人，这不仅仅表现在他的穿戴上——他总是穿得很齐整，衣领上系着一只深色的蝴蝶结，外套的胸兜时时都斜插着一支圆珠笔，同时也表现在他对待桃的方式上。他对桃很友好，完全不像别的一些日本游客，那些男性游客装出对陶器感兴趣的样子凑近桃的摊位，实际上是对桃感兴趣。他们会咿咿呀呀地挑逗桃，脸上挂着色情的微笑，而桃显然也明白他们的用心，总是以微笑逢迎，诱使他们掏钱买些陶制小玩意。可是郎跟那些日本人不一样，他很耐心，也很自信，跟桃讲述日本的种种风情，一边讲一边观察桃的表情。这一招确实很管用，足以打动任何中国少女的芳心。
我也很注意桃的表情。老实说我并不把那些日本游客放在眼里，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出手阔绰的农民，桃对他们笑也是冲着他们出手阔绰。可是对郎我一直保持着警觉。我觉得像郎这样的日本人才是我真正的敌手。
桃那年只有十六岁，扎着一束大辫子，辫梢还系着一条粉色的丝带，跟她的脸蛋一样亮丽。她的脸蛋总是挂着自然而烂漫的微笑，眼睛里闪烁着年轻而明亮的光泽。在那段贫困的岁月，足以抵御贫困的力量唯有青春，青春并不因为贫困而失却其美丽。桃像喜儿一样，仅有的饰物就是辫梢的那条丝带，没有口红与眼影，更没有项链和耳环，可是我总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比现代女子更华美的东西。这也许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太年轻，还没有见识过什么叫作美丽，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她确实比现代女子更美丽，我对现代女子的记忆总是一些闪亮的装饰品，比如耳环、项链、戒指和纽扣，女人不过是这些物件的陪衬，而我对桃的记忆却是一双闪亮的眼睛。我这样说也许是过于诗意化了，可是一个女子是否美丽，并不取决于她自己，而是取决于看待她的人，这一点我至今深信不疑。
在对待女人这一点上，我与日本男人毕竟有所不同。日本人看见任何一个中国女人都可以咿咿呀呀地叫喊：花姑娘，花姑娘！而我似乎就含蓄得多，相思了许久都不敢当面夸对方漂亮，如同面对一盘鲜滑的蘑菇，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试着用筷子去夹，总是夹不住又掉下去，掉下去又去夹，显得极有耐心和涵养，而日本人就不同了，他们总是直接用手去抓，往往手到擒来，比筷子便捷得多。我从来也没有当面夸赞过桃，总觉得那样做含有虚伪的成分。这种涵养导致我许多年以后心中都还感到创痛。
桃跟我不一样，她对日本人并无好感。她说她家里数她外婆最恨日本人，小时候就常常听外婆讲述日本兵如何用中国人的血染红刺刀上的太阳旗。她外婆年轻时为了躲避日本兵，从东海边逃到洞庭湖边，又从洞庭湖边逃到这座南方城市的小河边，一生都在躲避日本人，现在都还时常梦见咿呀叫喊的日本兵。可是郎显然不是一个平常的日本人，他身上那种儒雅的风度常常会让人误以为他不是日本人，至少不是中国人记忆中的那种日本人，而是颇有教养的夏威夷人或是柬埔寨人，因此每每遇见郎，桃总是显得格外迷惘，晶亮的眼睛会闪过飘浮不定的光泽，两手会不由自主地捏住衣角。我不明白桃对郎究竟有些什么想法，虽然我年龄比她大，可是还没有大到懂得女人的地步，根本就不明白女人心中那些如水银一般四处流动的情感，因而总是觉得桃很复杂。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桃并不复杂，只是因为我自己太单纯而已。桃的内心矛盾得归结于那位日本友人的一些奇怪举动。
郎会说中国话，带着一种古怪的异族腔调，就好像狼学羊叫一样，听起来怪怪的，不能说好听，也不能说不好听，这主要是他分不清四声的缘故。他会把春天说成蠢天，把衣服说成姨父，但是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与桃的交往。他总是在黄昏时分从希尔顿酒店耀眼的灯火中走出来，有时叼着香烟，有时撑着雨伞，踱到桃的手工艺摊前与她闲聊。他从不买桃的东西，准确地说，他从不买桃的手工艺品，像陶壶、瓷碗、烟缸等等，他从来就不感兴趣。他踱到桃的摊位前，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为了跟桃说话。
他最喜欢跟桃讲述日本国的事情，也不在乎我在旁边。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确实一钱不值，胸无点墨，身无分文，十足一个街头流浪汉，连一只上釉的陶鼠都不如——郎说他属鼠，曾经用胸兜里一支半旧的圆珠笔跟桃换过一只上釉的陶鼠。在富有而浪漫的郎看来，我不过是个贫穷而呆笨的中国小子，当然不是他的敌手。其实在富有而浪漫的郎看来，所有的中国男人都不是他的敌手，尤其是在对付中国女人这件事情上。郎对此显然很清醒，清醒到无须言语的地步，只是不时朝我送来烟圈儿和轻蔑的眼神，那是一种足以把我的心刺得千疮百孔的眼神。
郎跟桃讲述日本国的种种好处，说他特别想念东京的夜晚，想念那些漂亮的霓虹灯和霓虹灯下漂亮的女孩子，哪像这里每到夜晚天空中除了星星，就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只月亮。我从小就习惯于天空中只有星星和月亮，从来也想象不出除了星星和月亮，天空中还会有什么别的东西，可是依照郎的说法，日本国的天空中还真有一些别的东西，这一点也足可表现郎的浪漫气质。他还说像桃这样漂亮的姑娘，在东京会生活得很舒适，每天都可以进出豪华酒店和高级餐馆，哪用成天在酒店门口摆小摊呢，说这话时脸上露出温和的微笑。
我把郎的这些话理解为一种暗示，暗示桃郎想当她的新郎。那时候我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以为天底下的男人都是自己的情敌，都想用花轿抬走桃，殊不知这只是一种幻觉。那时候我还很年轻，还不知道在男人和女人之间，除了爱情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如今我已经不相信男人和女人之间除了别的东西，还会有什么爱情了，可是那时候我却以为只有爱情。我自己也不记得我的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由前者变成了后者，一个人的观念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其中必然会有深痛的情感原因，可是我如今对往事已经不再会轻易动情，因此叙述起来可能会很平静，平静到如同在叙述一个远古的故事。
郎的话中确实含有某种暗示，那种暗示极为富于诱惑性。我当时并没有听明白，可是桃却听明白了。桃以其少女的敏感听懂了郎的话，但却装出不懂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桃对郎的心思一直是很明白的，只是我不明白而已。漂亮的女子似乎具有一种天然的悟性，她们可能看不懂书，却能轻易看懂男人的心，有时候分明看得很明白，却还要装出天真烂漫的模样，引诱男人生出怜爱或者犯下错误。郎先说这里的风景很美，美得有点像日本的庭园，继而开始向桃描述日本的景色，从京都的樱花说到奈良的古刹，从富士山的雪说到琵琶湖的云，说得很有诗意。桃听得如痴如醉，眼睛里有一些迷茫，但更多的是神往。至于那霸的美军基地，根室海峡对岸的苏军哨兵，水俣的佝偻腿和洛克希德公司贿赂案，等等，他当然不愿也不敢告诉桃。
桃所神往的显然不仅仅是一种浪漫情调。
这座小城不可谓不浪漫，相思江，情人河，月亮山，爱情岛，每块石头都留有才子佳人的爱情传说，每面崖壁都凿着文人骚客的千古绝唱。这座小城里的人也不可谓不风流，伊人路，美人巷，佳人井，丽人湖，哪怕在空前禁欲的本世纪中叶，桃花前柳树下也时时可以找见情爱的遗物。可是光有爱是不够的，我常常听见小城的姑娘们这样说。她们显然对文人们深情吟诵无限钟情的几朵花几棵树并不满足，还渴望着一些别的东西。那么桃想从郎身上得到什么呢，这是一个无须我回答的问题。她想得到的东西肯定不会是爱，也不会是艺术，因为我自信这二者我都可以给她。她想得到的是一种我无力满足而郎却乐意加以逢迎的东西，因此一个郎就足以让情人河干涸，让月亮山失色，让中国男人的爱化作风中的长啸，旷野的嗥叫，这是20世纪的日本男人最引以为骄傲的事。
郎来了。他总是在黄昏时分从希尔顿酒店耀眼的灯光中走出来。
我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下午，乌云被北风驱赶着急速地掠过苍天，偶尔飘下来几粒雨珠，劈劈啪啪地打在小摊的塑料顶篷上。南方的春天有时候比冬天更冷，一阵风吹过来，连河面都要起鸡皮疙瘩。郎披了一件浅色的呢大衣，说了一声和语孔巴瓦，大概是问候的意思吧，就钻到了桃的顶篷下边。这一次他对桃说他想吃桃。就是这种啊，他做了一个圆圆的手势。
他并不称桃为桃，而是叫她一个怪怪的日本名字，好像是什么子。那时候正是初春时节，山野上已经开出了几朵粉色的桃花，他看见桃的瓷瓶里插着几束那种花，就说日本有一种叫作萨库拉的花，很像中国的桃，说着就哼起了一首曲子，曲子的开头就叫萨库拉。那天他可能喝了些酒，说话的声音都比平常粗了许多，歌也唱得格外铿锵有力，一边唱还一边跺脚，显示出一种力量美。我总是觉得大和民族是一个崇尚力量的民族，所以日本男人往往可以在许多肢体运动上显示才能，比如摔跤、拳击、柔道、相扑等等，又比如擒拿、格斗、刺杀、砍头等等，而脑力活动相对就显得薄弱些，哪怕是文人中的勇敢者如三岛由纪夫，至多也只敢剖开自己的肚子，而不敢剖开自己的良心。
我并不是说日本人就只有身体，没有头脑，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意思，这样说显然有失偏颇，我只是想说明这样一种不争的事实：日本人从来也没有产生过思想家和哲学家，至少我本人从来也没有读到过一本打动我内心的日本书，我读过松尾芭蕉，读过谷崎润一郎，还读过夏目漱石和川端康成，但是我从来也不认为他们是思想家。他们至多只有一些女性的感觉，也就是被他们称之为艺术或道的那种东西，但没有思想。一旦深入到与思想相关的领域，他们就会缩进诸如禅之类的神秘主义蜗牛壳里，做出一副无限玄妙的姿态，好像个个都成了闭目养神的一休和尚。
当然认为日本人没有思想，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罢了，其他中国人未必也会这样认为，桃就不这样认为，更何况没有思想未必就没有魅力，恰好相反，这个世界上没有思想而魅力十足的人可谓比比皆是。她看见郎居然唱起了歌，感动得脸都涨红了，因为郎平时很少唱歌，总是摆出一副深沉模样，叫人望而却步。桃说你唱得真好听，像演员一样。郎说日本人都会唱歌，每个人都可以手拿麦克风唱自己想唱的歌，还有录音伴奏，很开心呢。桃笑了，显然以为郎是在开玩笑。日本人偶尔也会有一些小幽默。
郎说萨库拉花瓣的形状跟桃很相像，颜色也很像，粉红色的，跟女孩子的脸一样美。看见桃那副专注的神情，他又接着说萨库拉和桃其实属于同一种科目，只是萨库拉不结果，而桃结出许多果，故而中国人也就生出许多小孩子，说着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桃问他既然同属一种科目，那萨库拉为什么就不结果呢。他说因为萨库拉高贵，并且援引一句日本古诗加以印证，大意是说做人就要像萨库拉那样，为灿烂而生，为灿烂而死。桃显出不解的样子，显然不明白为什么高贵就只开花不结果，为什么不结果的花才称得上灿烂。她看着郎，而郎只是笑，或者装出笑的样子，并不作更多的解释。郎说话总是很简短，而愈是简短，就愈是表现出一种优越感，桃就愈是感到神秘。
我承认我对郎怀有偏见，对他的一言一行都深怀戒备，有时候甚至戒备到病态的地步，那又有什么办法呢，那都是因为我深爱着桃。
也许有人会说，你又没有目睹过清末民初日本人偷袭大东沟、血洗旅顺港、炮轰济南城的情景，本世纪中叶日本人攻占南京、空袭重庆时你也不在场，为什么就独独对日本人那么不信任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在这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上，日本这两个字在中国人的心中，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不再仅仅是指日出方向的那一串岛屿。它已经逐渐演化成了一种象征，这种象征总是跟烧夷弹、指挥刀和长筒军靴息息相关，反复出现于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噩梦中。尽管中国人当中也不乏诸如邓世昌、霍元甲、杨靖宇之类的铁血男儿，尽管从北平的学生到南京的兵士，从云南的农夫到新加坡的华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过抗争，可是面对日本人花样翻新的“进出”方式，我们的心中总是充满了苦涩，犹如一个曾经遭受过凌辱的弱女人，不愿再去回想那羞愧难当的岁月和那逍遥法外的凌辱者。反正那么多年都过去了，连血红的太阳旗都在一些中国人的记忆中褪了颜色，可是我对郎的偏见却依然没有消除，只要一想起与桃相关的那段岁月，我就觉得所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而那“一衣带水”的友谊，带上来的其实是血。
我对日本人的憎恶是如此强烈，以至“恨”屋及乌，对与日本相关的所有东西都深为蔑视，比如仁丹胡，吊眼梢，宽大的袖筒，细碎的脚步，等等，还有爱说日本话的中国人。我也知道这种憎恶本身毫无道理，可是憎恶跟喜爱一样，本来就是与道理没有关系的事，更何况我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只有爱和恨两种感情，不是爱谁，就是恨谁，两种感情都同样强烈，绝不容许在爱和恨之间犹豫。——顺便说一句，其实我爱上桃也毫无道理，甚至更无道理，我承认桃很美丽，但那并不足以让男人产生刻骨铭心的爱情。她那凹凸有致的少女身躯，更多的是化成一根根优美的线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以至于我有时候会望着她痴痴地想，若是我能够长时间地尽情描摹她的裸体，描摹她那光洁的颈项、滑溜的肩膀、丰腴的乳房，还有那妖娆迷人的大腿、臀部和腰肢，我何尝又不会成为毕加索第二呢，当然这与郎无关。
我只是想说明，我会毫无理由地爱上一个少女，一个吧女，甚至一个妓女，也会毫无理由地厌恶一位教师，一位牧师，甚至一位导师。我不会因为被教导应该喜欢什么就去喜欢什么，或者不应该喜欢什么，就不喜欢什么。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喜欢那些据说不应该喜欢的人和事，或者不喜欢那些据说应该喜欢的东西，喜欢还是不喜欢完全取决于我的内心，而不是外人的教导。也许这其中并非真的毫无道理，若是深究下去，兴许会发现一些深刻的时代原因，但是那时候的我并不具备这种理性的头脑，因而也就不可能说出为什么喜欢或者为什么不喜欢。我只是本能地不喜欢跟日本有关的一切人和一切事，就好像因为我不喜欢醋的味道，就对所有酸性食物感到深恶痛绝一样。
我对郎既然心存偏见，那自然也就难免会影响到对他的描述，因此郎在我的笔下偶尔会显得有些伪善，不像真实的他那么富有魅力。我说过郎其实是一位很有教养的日本人，像许许多多的日本人一样有教养，甚至比他们更有教养，否则也不会让桃感到迷惘。我也说过日本人很有艺术品位，尤其擅长鉴赏艺术品，要不然怎么能养活那么多一贫如洗的中国画家呢。郎那么富有，那么精明，当然会更加富于鉴赏力，懂得花什么价钱买什么货。他说他在中国已经待了近四年，从来也没有挨人宰过。这一点我信。
我无从知晓郎属于哪类日本人。日本人确实富于涵养，尤其是待在自己那串岛上的时候，男人在女人面前衣冠楚楚，举止文雅，女人在男人面前毕恭毕敬，低眉浅笑，从九州到四国，从本州到北海道，满岛都是不停鞠躬的女人和哈伊声连连的男人，连说话都带着无休无止的敬称，可是到了国外就迥然两样了，尤其是男人，长得粗粗壮壮的却总喜欢成群结队在街上游荡，总难免让人联想起倭寇和浪人。当然也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为日本民族具有艺术家的浪漫天性，他们就像家教严厉的孩子，在父母面前叩首顿足，哈伊声不断，出了家门就随便撒尿，从汉城撒到马尼拉，又从马尼拉撒到曼谷，而且专找女人撒。
郎似乎不是这种日本男人。我现在也无法断定，那时候郎是一个商人呢还是一个学者，他自然不像乃木希典或东条英机，但也不像夏目漱石或永井荷风。郎是一个很现代的日本人，去过雅典也去过罗马，除了中国话，还会说德语、意大利语和克罗地亚语，对音乐和绘画也相当有研究，显然有别于北海道的农夫和冲绳岛的渔民。有一次他对桃说：你这位朋友的画都是仿古画，这张竹临摹的是郑板桥，这张荷花临摹的是徐渭，说着脸上露出轻蔑的微笑。
他说的“你这位朋友”就是我。
桃当然不知道郑板桥和徐渭是何许人，也转过脸来望着我。
我说是的，我是临摹郑板桥和徐渭，可是照样能蒙日本农民。
我看见郎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他取下眼镜架用手绢擦了擦，装出心不在焉的样子，其实我知道他心里难过得很，倒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他那些精壮的同胞。我才不在乎他难过不难过呢。我就是希望造成这种效果，希望他明白其实我内心很鄙视日本人，虽然他们花大价钱买我制作的赝品。他们花的钱越多，我脸上的笑容就越热烈，同时心中的鄙视也越强烈。这也是我唯一能刺痛日本人的地方。郎确实被我刺痛了，虽然他仍然保持着从容的微笑，可是我知道他的心在流血。桃当然看不见郎的心，可是看见友邦客人脸上那种“惊诧”的表情，就足以让她感到惶惑。她赶紧笑盈盈地拉了拉郎的袖口，央求他继续讲述银座的舞姬和伊豆的歌女。郎的脸色这才缓和了一些。
我当然明白桃为什么对郎感到敬畏。敬畏郎的又岂止是桃这样的如花少女，还包括许多衣冠楚楚的中国男人，从穿中山装的到穿西装的，从戴眼镜的到不戴眼镜的，到处都可以见到那种敬畏的眼神，除了敬畏还有卑微，因为郎并不仅仅是一个系着金丝领带的友邦客人，郎的名字可以叫郎，也可以叫索尼、丰田、日立，或是松下、富士、东芝，又有几个中国人听见这样的名字能不肃然起敬呢，更何况可怜的中国女人。我很清楚在桃心中的天平上，我和郎各自拥有怎样的分量。郎必定如地球一般重，而我只拥有一根杠杆，就是手中的这支秃笔。我不知道我用这支笔能否撬走他，若是最终撬走了他，我必定会泪如泉涌，涕泗滂沱。
郎叙述完萨库拉和桃的区别后，掏出一支烟抽了起来，一边抽一边摩挲一只彩釉陶壶，显得格外漫不经心。那是一只青花仿宋茶壶，壶身上有一只噘起的嘴，旁边还配着几只玲珑的小碗。郎抚摩了一会儿光滑的壶身，就用手比画着对桃说他想吃桃，就是圆圆的那种，不知到哪里能买得到。还说只要能买到桃，哪怕三五百块钱一只他都乐意。是三五百块人民币，他特意强调说。我说过我为什么称桃为桃，是因为她总让我联想起一只早春的鲜桃，我联想起来的桃，就是郎提出来要吃的这只。
那时候正是春雨淅沥的时节，桃树连花都还没开几朵，哪里找得到成熟的果实呢。我当时只是觉得有些奇怪，莫非日本人连桃子哪个季节成熟都不知道，居然在初春就想吃桃。我觉得日本人很可笑，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很可笑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我。我和黄黄从小生活在中国南方的一座小城市里，像这座小城市里的所有小孩和所有小猫一样，我和黄黄并不知道那块号称太阳国本土的地方是什么模样，那里的人和猫是否也跟我们一样热爱夏天的雨和冬天的阳光。我倒是听说过日本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让我联想起来的并不是太阳，而是军刀上的太阳旗。太阳和太阳旗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内容却相差很远呢。太阳是天空中的一轮红日，它总给人带来温暖和光明，而太阳旗是什么呢，不过是阳光下的一块布而已。尽管那块布上画着太阳，可那依然只是一块布，而不是太阳。我从来也没有因为看见一面太阳旗而生出温暖和光明的感觉。也许日本人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没有。那时候我确实很可笑，居然不明白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办得到，别说是买一只桃，就是全世界所有多汁的鲜桃，日本人都可以用钱买到手，因为日本人虽然什么都缺少，但是独独不缺少钱。
我跟郎的交往其实非常短暂。如果说我与桃的相识像一粒雨与一块石头相遇一样温存，那么我与郎的相识，就像两块石头相撞一般充满了伤害对方的欲望。我想无论是我还是他，都在这种碰撞中感受到了痛苦，而我所感受到的痛苦，显然要深重得多，因为至少我至今还记得我曾经碰上过这样一位日本人，并由此生出了无穷的联想。郎让我明白了金钱的威力，让我这个只知道崇尚凡·高和塞尚的中国男人明白，日本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得到世界上的一切，从凡·高的向日葵到我的黑眼睛黄皮肤的桃，以前是用刀挑，如今是用钱换。
我看见郎递给桃厚厚一沓钞票，说是请她晚上把桃送到酒店去。
那时候还没有一百块钱一张的人民币，三百块人民币叠起来还真是蔚为壮观。我看见桃的眼睛急速地闪过一丝亮泽，然后就低垂了下去，仿佛因为被人猜透了内心而感到有些难为情。她先是略为迟疑，然后就接过了那厚厚的一叠，接钱的时候手都在发抖。三百块人民币对桃意味着什么呢，我当然很清楚，意味着十件崭新的秋装，或是三十件美丽的夏裙，意味着一百只肥鸡，或是一千五百枚鲜蛋，而郎掏出这笔钱却仅仅是为了买一只桃，或是买一次桃。我最后一次见到桃是在半年后一个炎热的黄昏。她披着一头波澜起伏的黄发，那曾经红润如桃的脸蛋已被厚厚的脂粉所掩盖，只能看见嘴唇上很不真实的红色，还有睫毛上同样很不真实的黑色，活像一名未卸妆的艺妓。她身穿一袭浅黑色的露肩薄裙，左肩挎着一个小坤包，右手挽着一个日本男人，从另一家豪华酒店的玻璃旋转门飘然而出，轻盈得如一阵秋天的风。那个日本男人也系着一条金丝领带，但不是郎。
沈东子类似的小说还有《郎》《青》《空心人》等，在艺术风格上都类似于“意识流”，故事只是一些碎片，故事为表现人物的心理历程服务，再通过心理世界来反映物质世界和社会人生。
——李建平等：《广西文学五十年》，漓江出版社，2005，第370页
晚生代已经置身于全球化的语境乃至生存环境中，所以，晚生代无法虚拟自然乡村这类世外桃源作为精神避难所，他们直面文化压力正如直面现实人生，他们所表达的全球体验就不能不被抹上那种可以称之为痛苦的色彩。如沈东子的《郎》就表达了类似的情感。
——黄伟林：《中国当代小说家群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第249页
与《美国》不同的是，《郎》中的“我”并不是日本文化的崇尚者，甚至因为半个世纪之前的那场战争，他对日本人怀有敌意。小说甚至写到桃的外婆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她外婆年轻时为了躲避日本兵，从东海边逃到洞庭湖边，又从洞庭湖边逃到这座南方城市的小河边，一生都在躲避日本人，现在都还时常梦见咿呀叫喊的日本兵”。然而，桃却在郎的金钱引诱下就范，以至于“我”颇不甘心地认为：“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办得到，别说是买一只桃，就是全世界所有多汁的鲜桃，日本人都可以用钱买到手，因为日本人虽然什么都缺少，但是独独不缺少钱。”
——黄伟林：《以漓江为中心的文学叙事——“广西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二》，《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