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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敏(1916—2006)，京族，广西北海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合浦县委宣传部部长、廉州区委书记等职务。自1940年起，在海南参加敌后游击战争和建设工作。1952年到北京，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副所长、中央群众艺术馆馆长，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南岛风云》。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8年后回广西生活，创作短篇小说《椰风蕉雨》等。1979年回北京工作，曾任中共中央文艺局局长。1984年离休。《南岛风云》1957年获文化部建国以来(1949—1955)优秀影片奖，报告文学《五指山上飘红云》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原载《广西文艺》1962年第12期，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少数民族文学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10月出版）、《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京族卷》（作家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春天来到海南岛的东海岸，辽阔的沙原坡上绿色的盛装，万紫千红的花朵点缀在锦绣河山上，布谷鸟在纵情歌唱，椰子树在迎风起舞，早稻已在扬花结穗，扬帆出海的渔民在追赶第一个飞鱼汛。每当这美丽丰盛的季节，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鲜明形象，很自然地涌现到我的脑海里。
一九四二年的冬天，这是个黑暗寒冷的冬天，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军一起，侵夺了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实行惨毒的三光政策，抗日军民受到重大牺牲损失。为了坚持长期斗争，主力部队挺进敌后开辟新的根据地，同时抽调一批干部到地方组织，坚持老根据地的斗争，这样，我被留下来，分配到故乡文昌县工作。到特委办好组织手续，我赶到交通站去。交通站在一座被焚毁的小村庄里。天色已经昏暗，还下着蒙蒙小雨，在一片荒废的庭院上，十多个到文昌去的人，正在整装待发。
等待许久还没有起程，队伍前头有人在低声争执。从这里到文昌县委，少说也有七十华里，心里有点焦急，便跑到前面瞧瞧。
路边断墙下，蹲着三个人，样子像部队的伤员，一位女同志一声不响站在他们跟前，她背着一个大草袋，手里揣着海滨妇女常戴的竹帽。
“走吧，不要妨碍大伙走路了。”
“不行！我再说一遍，不脱鞋子，我就不执行任务。”
我也是穿鞋子的，这样的天气，让人家赤足走路，的确有点那个。
“交通员同志，请问脱鞋走路是谁的命令。”三人中的一个瓮声瓮气问。
“交通站的命令，也是我的命令。”口气是那样镇静和坚决。
“唷，我还以为党的命令呢！”黑暗中有谁说了这么一句，接着是附和的笑声。
“你们笑什么？”女同志被激恼了。“要走路就得服从交通员的命令！”
人们静下来，伤员还在嘟哝着：“在部队干了这么久，还没有听说穿鞋子是危险的。”
“同志，你们放明白点，地方工作和部队不同啊！你们拿枪抡刀，没路杀出路来，我们永远待在一个地方，走那么一条小路，出了问题可怎么办？”
“我的伤口刚好，这样冷的天气……”伤员还想讲讲价钱。
“我也不愿你们脱鞋，可是你们该为党，为以后来往的同志想一想。”
听了这些话，我觉得脸上热烘烘的，悄悄地，把我那双“水陆两用坦克鞋”脱下。
“脱鞋吧！咱们都是赤脚汉出身的，干吗那样娇嫩起来？！”队伍中有人大声说，穿鞋子的人们再不吭声了。
队伍重新站好，交通员认真检查一遍，然后宣布纪律和遭遇敌人找联络的办法。
我自告奋勇，当了第二名尖兵。
出了村子，穿过一片菠萝园，队伍沿着田间小路行进。天黑，路窄，再加上赤脚走路，要费很大劲才赶上她，石子树枝竹刺还突然袭来，挨上的同志，只轻声“哎”一下，仍用全副精神赶路。
约莫走了一小时，前面传来汽车的马达声和嘈杂的人声。
“敌据点！”后面有人轻声说。
部队生活惯了，突然和一群徒手的人们一起，心里也有点别别跳。
交通员还是那样镇定安详地走着，她领着我们，一会是水田，一会是荒坡，一会又是村边小路，渐渐地，汽车声、人声都落在后面了。我对这位带路人越来越佩服，这样的道路，白天也不好辨认啊！
部队停在一片小树林里，交通员忘掉刚才那场争吵，很热情地招呼大伙：“等一会要过公路，有烟瘾的可以抽烟，注意掩蔽火光。”烟鬼们真像得到大赦。
再赶了半小时的路，在一片灌木林里站住，交通员紧握着土造的木柄手榴弹，威武地对大伙说：
“前面是公路，不准说话咳嗽，我先去搜索。”
“同志，让我去吧。”作为一个部队的战士，让一个没有战斗经验的女同志为自己开路，我感到羞惭。
“站住！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工作。”她的语气又坚决又严厉，我还想分辩几句，她已经掉头不顾地走了。
时间一秒一分地过去，我紧握手枪，蹲在灌木林边，焦急地等待她的消息。
“啪！啪！啪！”三下掌声，这是约好的信号，我领着大伙冲出去。
走不多远，就是一条平坦宽阔的公路，交通员像临阵的战士站在公路上，挥手命令我带着大伙越过公路往前走。
过了公路，我们放慢脚步等候她，谁料她三步两脚赶过来，叱喝着大伙快跑。这一段千米赛跑真够劲，数九寒天也得流一身大汗。
等到她放慢脚步时，已是文昌的东北部，雪白的沙丘，清澈的小河，高大成林的椰子树，摇摇曳曳的芭蕉林，唤起我多少童年的回忆！村庄一座座掠过，仿佛都很熟识，我情不自禁地问道：
“这是××村吧？”
像没有听到我的话，她只管走路。
过了一片椰林又一片椰林，一座大村庄在右前方出现，我忍不住又问：
“这不是×××村吗？”
这次她掉头瞪了我一眼，在模糊的月色下，我看到她那严厉的脸孔，不敢再问了。
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一根竹刺刺进右脚板，我忍不住“哎”了一声。
“怎么啦？”她竟站住了。
“没事，走吧。”我忍住痛催着她走。
她很快就发现我的右脚有毛病，停下来，非常关切地让我坐下，伸手替我拔刺，可是刺尖已经陷在肉里，脚板火辣辣地痛。
“能走吗？”她轻声地问。
我点点头，咬紧牙，用脚尖点着走，她放慢了脚步，走一会又回头瞧着我，我不愿耽误大伙，迈开大步赶路。
到交通站，公鸡刚刚啼明，这里离敌据点较远，在鬼子的扫荡圈外，环境比较安定，我们被安置在两间漂亮整洁的华侨房子里歇息。
刚入睡，就给人喊醒了。那个交通员提着苦油灯笑眯眯地站在床前。
“同志，给你挑刺来了。”
我感动极了。在这短短的一夜里，她给我的印象是那么深刻，一方面是那样严肃认真，像军事指挥员那样一丝不苟，另一方面是那样温柔亲切，像亲姐妹那样关怀别人。
刺挑出来了，我轻松地站起来向她致谢。
“你是主力部队下来的吗？”她坐在床沿上毫不客气地问。
我照实回答了她。
“该懂得保守军事秘密吧？”这句话比刚才的竹刺刺得还痛。
“交通线是不许问东问西的，这点你要记住。”
我诚恳地认了错，道了歉，她开朗地笑了。
“每天晚上都这么走么？”我转个话题。
她很矜持地回答：“当然啰！”
“遭遇过敌人吗？”
“你以为是游山玩水吗？”
“跟敌人碰上了怎么办？”同房的三位伤员很有兴致地问。
“要是你们该怎么办？”她俏皮地反问。
“同志姐，你叫什么名字？”伤员中最年轻的一个愉快地问道。
她站起来，提起苦油灯说：“小鬼，该歇息了，问这个干吗？”
到了县委，我分配到武装工作部工作，经常和武工队到各地活动，每次夜行军，总怀念这位坚强的女交通员。
过了几个月，文昌东北部环境恶化了，鬼子的“讨伐队”开始重压这个地区，地方组织受到了一些破坏，县委决定派我到东海岸一个区主持工作。
我们游击区的干部在分配工作时，总喜欢跟领导讲点小价钱：要一两个干部或一两支好枪。县委书记老符找我谈话时，精神上已做好准备的。
我想到这个被称为“堪察加”的地方，和县委的联系是个大问题，区委的交通员在上个月已经牺牲了。
“要是可能的话，给我们解决个忠实可靠的交通员。”
老符搔搔头，好半晌没有回答我。
“人是有一个，只是不好调动。”老符沉吟一会，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尽量想办法吧。”
到了区委，我发现工作上的困难比预料的严重得多，特别是和县委的联系很不经常，报告请示工作做得很差，这里的同志，对国内外和海南岛斗争形势了解很模糊，工作很被动。
经过十多天的摸索，觉得有些重大问题要向县委请示解决，没有交通员，只好自己跑一趟。正想把工作安排一下好动身，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门口喊着：
“林同志在这里吗？”
一个穿蓝色士林布便衣的女同志站在门槛边，她背着简单的行李，不停歇地用竹帽扇风。一眼可以认出，这是领我回文昌的女交通员。
“唷，交通员同志，什么风吹来的？”
“是你呀？派到这里工作了？”她跨进门槛惊喜地说。
让她坐下喝水，我试探问她：
“交通大王，到我们这里有什么事？”
“什么你们这里？这是我的家乡。”口角还是那么锋利。
“是请假探亲吧？”
“不，我有任务。”她有点焦急地问，“区委林书记在这里吗？”
当她弄清我是她要找的人以后，有点腼腆地笑了。
她很敏捷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给我，这是县委的信，那笔苍劲有力的草体字，是老符写的。
子春同志：
兹派黄英同志到你区担任交通员，她是中共正式党员，到希接洽。
她的情况你大致了解的。她是当地人，情况很熟悉，除交通工作以外，还可以帮助搞些群众工作。
希望你们好好地教育她培养她。
布礼！
陈文东
我握着这封信，双手抖得很厉害。是她！原来是她！亏我还是搞侦察工作的人，一点看不出来，在她的身上有那么巨大的力量！我非常感激党，在困难的时候，把比金子还宝贵的人才支援了我们。
“黄英同志，今天起，咱们就在一起战斗了。”我非常满意地招呼她。
“要打仗吗？”
我们俩都笑了，看来她还很年轻，只有二十五岁年纪，一头又浓又黑的头发，红润的脸孔，发亮的眼睛，身材结实健壮，衣服很合身，行李结扎得很整齐，给人的印象是强健、美丽、勇敢、聪敏。
这是个闲不住的人，把行李刚刚解下，就去找扫帚、抹布，把乱七八糟的厅房打扫揩抹得干干净净。在这方面，我们是异乎寻常的懒汉。
“林书记，今晚有信件送县委吗？”她有点拘谨，走近来问。
“唷，这里只有个老林，其他都是军事秘密。”大概记起交通站那件事，她咯咯大笑起来。
“你别老林老林的，论年纪，你还是我的小弟弟呢！”
“好吧，大姐，今晚你可以休息，明晚再去吧。”事情虽然很重要，但不能不照顾她的身子。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当交通员的哪晚不在路上。”她严肃又固执地要求工作。
从这天起，区委和县委的交通联系恢复正常了，这得感谢我们的黄英同志。
回想那困难艰苦的日子，在敌人的堡垒公路封锁下，没有电报电话，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上下级之间的联系，只有靠人，靠人的两条腿！我们的黄英同志，不管狂风暴雨乌麻漆黑，不管敌人扫荡伏路截击，每天晚上，背着沉重的交通袋，奔波在辽阔的沙原上，今晚从区到县，明晚从县回区，像准确的时钟，从来没有延误过。她带给我们多少激动人心的消息，从苏德战场到太平洋战场，从革命圣地延安到敌后根据地的建设，从主力部队挺进外线到老区的艰苦坚持。她带回党的指示文件给我们解决多少苦恼问题，从重大的政策方针到具体斗争经验，避免了许多错误和损失。我们也通过她，把海滨人民的痛苦和希望，把斗争的成就和胜利，把每个党员的心意带到党的领导机关，带到外边去。我们虽然处在荒僻的海边，从未感到孤立，整个海南岛、中国和世界的斗争和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精力旺盛浑身是劲的黄英，却不满足她所完成的工作。
我们这里是地瘠民贫的地区，老百姓全靠捕鱼换粮食，只能种点薯芋添补添补。在鬼子的封锁控制下，有鱼换不到粮食，老百姓长期忍饥挨饿。抗日公粮没法收，抗日人民的吃饭问题就变得很尖锐，经常是靠薯汤充饥。有一次，在敌人频繁的扫荡中，却意外地吃到喷香的红米饭，还有一些猪肉咸菜，调查来源却是黄英从县委那边挑回来的，显然，她把情况报告县委了。
为了这件事，我找她谈过一次话。
“你知道，党交给你的任务是什么？”
“可是我不能让同志们饿着工作。”
“这样做多危险，碰上鬼子不是因小失大么？”
“不挑担子就不危险吗？这样子更好对付，机密信件带在身上，碰上了就丢担子，那些饿鬼见吃的就抢，哪里还顾得挑担的人。”
“再说，县委也很困难呢！”
“我不会使县委为难的。”
“大姐，你也该爱护身子。”
“这个你更不用担心了。”
从那次谈话以后，黄英的行动更成为公开合法的，每次从县委回来，总挑着两筐米粮，有时还有肉菜之类，无形中，她兼上了事务员的工作。在那艰辛的日子里，黄英为大伙解决多大的问题，每天，完成任务回到约定地点，香喷爽口的红米饭已经等着我们，从各乡回来的同志，也痛痛快快地吃一顿，然后精神奋发地去工作。不过，我总是担心，怕县委负担不起，怕黄英太累。
有一次，到县里开会，会议结束后，我特地找老符谈谈，提到黄英从县里挑米回去的事，希望县委不要太照顾我们了。老符听了很惊讶，说这样的事只有过两三回，以后黄英再没有拿过一粒粮了。
这些粮食从哪里弄来的？我真有点纳闷，虽然我相信，黄英决不会做损害党的利益的事情。
回到区里，我迫不及待地找黄英。
“好呀，交通员同志，你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坏呀！”
她一下子领悟到我的话，咯咯咯笑个不停。
“好了，好了，到底那些东西从哪弄来的？”
“不是说，不要增加县委的负担吗？”
“是呀！”
“我自己想办法。这里有鱼没处卖，县那边想吃没处买，我就做这件事，大伙有好处。”
“你做生意呀？”
“随你怎么说，老百姓拿鱼交公粮，我挑鱼换米粮，是这么一回事。”
我忽然想到，要是把群众组织起来，让他们把鱼挑到内地卖，然后换回米粮，不是解决很大问题吗？我把这意见对她说，她低头不好意思说：
“这件事我试过了，许多人已经用换来的米粮过日子了。”
“大姐，你真是……”我的喉里有东西哽住了，我们的黄英同志不只是个勇敢机智的交通员，而且是个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的利益而忘我工作的好干部。
“老林，我希望党不要太照顾我了。老是怕我工作累啦，任务重啦。”黄英非常激动地说。“假如你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你会给我更多的工作。”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眼泪，也第一次听到她的身世。
“我出生在雷州半岛，八岁时被卖到文昌的一个地主家里，当了十年的奴婢，那受罪屈辱的日子不去说它了。
“十八岁那年，主人得了三百块钱，把我卖给人家做媳妇。婆家是这个乡的，男人是个忠厚朴实的渔民，只有个年老婆婆，做点海，种点地，生活还对付着，我们夫妻也很恩爱。
“幸福的日子过不到一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到处捉壮丁打内战，加上结婚时欠下的债务，男人迫着逃到新加坡投亲去了；不久，我养了个小孩，生下来没有吃的，不满月就死了，接着婆婆又病瘫在床上，我挣扎起来，卖牛卖地还了债，到海边贩运鱼盐换点脚力钱，养活婆媳两把嘴。
“那阵子呀，比现在不知苦多少倍！风来风去，雨来雨去，起三更没半夜，哪天不跑百把里路，一天不跑就得挨饿。男人去后没个音讯，整天守着个病瘫的婆婆，我们那间房子像具活棺材，没有人声，更没有笑声，我的青春葬送在这里，我不知道为谁活着，不知道该不该活着。”
……
“这世界要是没有共产党，再不会有我这样个人。
“有一次，咱们乡里来了一个人，就是老符同志，他在这一带开辟新地区。那时鬼子还没有来，反动派还打内战，咱村比较偏僻，老符他们经常住在村里，有时也住在我家，我是个年轻媳妇，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不敢接近他们。
“有一天，我病倒了，起初还勉强挣扎起来，过两天就不能动弹，水没有一口，粮没有一粒，眼看婆媳俩都要死了，我们的屋子又偏僻，谁会来瞧一下呢？恰巧，老符那天到我家看望婆婆，瞧着这种情景，急得直淌眼泪，他马上找一位女同志来照护我们，跑几十里地请医生给我看病，不用说，吃用全靠他想办法。
“我的病好了，我的心没法平静了，人世间还会有这样好的人？为什么这样好？老符这个人，在过去，我已经注意到，他待人好极了，见到我那病瘫的婆婆，总是问热问冷，有点吃的总捎点给老人家，我婆婆激动得硬要认他的爱人做干女儿，这次我再不害羞了，我问老符：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老符说得很妙，他说他是专为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搭桥开路的人。我说，我能为你们干点什么事？老符说，你该为自己、为像你这样的人做点事。
“从此，我大胆接近他们，替老符担任秘密交通员，逐渐地，我知道老符他们是共产党，同志们告诉我许多革命道理，知道村子外还有个很大很大的世界，这个世界有两种人在进行一场大决战，我知道我该为谁和怎样活着，我的心真正活起来，共产党真正把我救活了。”
黄英说完她的历史以后，用恳求的口吻说：
“我那个家没有了，苦命的婆婆给鬼子杀了，房子也烧光了，可是我有了个大家庭，到处是亲人，我的心像一团烧不灭的火，工作越多越带劲。”
“很好！黄英同志。”我很激动地说，“现在，党有两件工作要你做的。”
她揩干眼泪，惊喜地问：“真的吗？”
“第一件，你一定要学文化，学会看书写信。”
黄英睁大了眼：“这个我不行，换点使气力的。”
和黄英相处的过程，我发现她不大喜欢学习。
“你以为学文化不花力气吗？”
她低头想了一会才问：“这是党给我的任务吗？”
“是呀，这是县委的指示，党需要你负担更重要的工作。”
从这次谈话以后，黄英像换了一个人，出差归来，整天躲在房里读呀写呀，她不知从哪弄来一本学生小字典，按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认写下去，不到半年，她居然能看报纸和写出一封通顺的短信了。
党对黄英的工作有了新的安排，她负责区委的妇女工作，另外培养了一名新的交通员代替她。黄英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学习。因为工作的需要，她对党的政策方针的学习更加积极，白天，我们在地洞里睡觉，她总会找人给她讲课，晚上，我们在屋里办公，她在苦油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念着书报，那种如饥如渴的样子，实在叫上过学的同志感到惭愧。
有一次，她和我谈学习的感受，她非常兴奋说：
“老林，过去我是闭着眼睛闹革命，现在总算睁开了眼。”
“这个我不行呀，换点使气力的。”我学着她过去说的话。
“真的，不是党给我下命令的话，我……”她的话里充满幸福的感情。
是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从她的身上看到党的力量，也看到党的每句话在她身上起的作用。
在沙原的斗争中，黄英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一天晚上，接到紧急情报，说鬼子要扫荡县委所在地区。敌人学乖了，要扫荡地区的据点，不动声色，却从远处集中兵力，利用现代化交通工具，来个突然打击。
情报说，敌人出动时间是明天晚上，我们接到情报，已是下半夜，只差两小时就天亮了，白天通过公路炮楼是很危险的，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区委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为了县委的安全，必须在明天下午以前把情报送到，我决定冒险跑一趟。
正在这时候，黄英听到消息赶回来了，汗水还未擦干，要求把任务交给她。我坚持要去，自己认为战斗经验比她多，遭遇敌人不会亏本，争论结果还是老交通员胜利了。我把我心爱的驳壳枪递给她，她一手推开，满怀信心说：“我有更厉害的武器。”
天快亮了，屋主人把我叫到厨房；灶口边，坐着一个头扎白布身披麻衣的女人，我怔住了。女人忍不住笑出声，我才认得这是黄英，她是化装奔丧的妇女，趁白天赶路的。
我们商量好，不带武器和信件，把情报记熟，空着身子走。
在路上，黄英的表演技术不坏，眼红红，头低低，通过据点，碰上敌伪军，还娘呀娘的干号几下。迷信鬼神和命运的敌人，哪里敢碰这样的“彩头”？
黄英就这样完成了任务，让敌人扑空，保证了县委的安全，可是黄英却没有回来。
过了五天，我们急忙派人打探，据县委所在乡总支书记说，扫荡中，他和黄英一起，敌人撤走那天晚上，黄英带着一批信件书报回区去了。通过内线情报：黄英在路上和敌人遭遇被捕了，被捕时没有搜到什么，但伪军中有人认得她，说她是“共产党”，被送到山垠市去了。
山垠是区里最大的敌据点，经常有两个中队鬼子兵和一个中队的伪军看守，我们的工作很薄弱，只知道黄英被看作要犯，由日寇指挥官木井少佐亲自审讯，并且由鬼子兵监守。
为了营救黄英，我们想过许多办法，托地方绅士出面担保，活捉伪军中队长作交换……鬼子都不理会，唯一办法是化装奇袭，可是鬼子警戒很严，我们不能拿革命本钱去拼掉。
三个月时间过去了，1945年的春天已经来临，日本侵略者的败局已定，纷纷收缩兵力防守大据点，敌伪军很少出动，我们的工作非常迅速地开展，力量一天天增强。我们多怀念黄英，这时候多么需要她啊！
有一天，天还没有亮，我被熟悉的叩门声喊醒，打开门，黄英神奇地站在我的面前。我们共产党人根本不相信神鬼，但我却疑心是在做梦。
“老林呵！”她扑过来，双手紧紧抓住我，大粒的泪珠落在我的肩膀上。
“大姐，你……”我也哭了。
屋主人点上灯，我才看到黄英的消瘦的面孔，头上只剩下几根稀疏的头发，身子瘦得只剩下一把骨，走动起来一拐一拐的。我的鼻子不住发酸：“大姐，你是怎样逃出来的？”
“不，我是当指挥员出来的。”她的眼睛还是那么发亮那么倔强。
这时候，山垠乡的总支书记老陈推门进来：“老林，那批人怎么安置？”
“什么人？你怎么来的？”我有点惊讶。
“大姐还没有说吗？”老陈瞪了黄英一眼。“她带了一支起义部队来找我，是我把他们送来的。”
“他们在哪里？”我几乎跳起来。
“在后田村。”
我们一起去看起义队伍，黄英同志走得很慢，右腿提不起来，我扶着她，艰难地爬过几座沙丘。
起义人员住在两进宽敞的华侨房子，知道我们来了，早在庭院里列好队，精神抖擞地等候检阅。
天色大亮，一个穿西装马裤的高大健壮的青年，用军人姿势跑到我的面前敬礼，用纯熟的海南话说：
“请长官检阅我们的队伍！”
黄英轻声告诉我，这个青年叫李汉青，台湾人，是木井的通译，这次起义的领导者。
我笑着和他握手说：“李汉青同志，我代表区委和区民主政府欢迎你们！”
接着，我又走过去和每个起义人员握手。十六个人，都是台湾人，穿着日本正规军的服装，地上摆着一挺九六式重机枪，一挺歪把轻机枪，一个掷弹筒，两支手提冲锋枪，八支三八式步枪，十九箱子弹炮弹，几乎是一个大队的火力，亏他们从虎口里拿得出来。我非常激动地说：“同胞们，兄弟们，祖国欢迎你们，感谢你们！”
李汉青也很激动地握着我的手：“不，我们先要感谢共产党，感谢黄大姐！”
安置好起义人员的住所和招待工作以后，我找李汉青、老陈和黄英同志谈了一整天，才把这件事弄清楚。
原来，黄英被捕解送到山垠以后，敌酋木井像得到什么宝贝，凭着反革命的嗅觉，他断定这个女人不简单，她的身上有着许多使他感兴趣的秘密，他幻想从她身上找到一把消灭这个区甚至全文昌的共产党的锁匙。因此，特别把黄英关在一座小碉楼里，由守备队看守，不许伪军汉奸接近，木井亲自审讯，这条老狼真是费尽心机，一天磨到晚，所有的刑法都用尽了，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就是专找最疼的又不致命的地方打，打伤了还给打针服药，显然，老狼要留着活口，想挖出一些东西来。硬的办法不行，又来软的，这个无耻的畜生，竟然认黄英做干女儿，精心布置了一次“家庭宴会”，当他的秃头第一次尝到啤酒瓶的味道，他才知道这个中国女人不是棉花，是一块硬度很高的合金铜。木井气疯了，他亲下毒手，把黄英的右脚筋割断了。“我看你这个共产婆，还能干些什么？”
黄英从落到敌人手里的第一天起，就抱定了牺牲的决心，她认定，死了就完成一个革命者的任务，使敌人得不到东西就是胜利，因此，她用各种办法激怒敌人，但事出预料以外，面前的敌人不是挥着长刀的讨伐队，而是阴险狠毒的老狼，他首先把人安置在一个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环境，一步步折磨你的神经，动摇你的革命意志，阴谋花样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黄英看清了这种处境以后，便决心接受这场挑战，要学会一套新的斗争方法。
经常和黄英打交道的，除了木井以外，还有一个通译官，这个人很年轻，海南话说得很准确，态度也很和气，木井每次审讯，他都在场，只担任翻译和记录，从来不表示态度。他几乎是天天来看黄英，有时是带医生来，有时是自己单独来，总想找个说话机会。
有一次，黄英受了重刑，十个手指甲全被剥下来，鲜血淋漓，他非常同情地问道：
“你觉得很痛苦吗？”
黄英瞪他一眼。“我是人，为什么没有痛苦？”
“你为什么能够忍受这些？”
“这个，你们是没法理解的。”黄英鄙夷地笑着，“我知道，这些痛苦会得到一些什么！告诉你们，就算把我磨成粉，你们什么都得不到。”
“你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奖赏吗？”
“什么奖赏？革命胜利就是我得到的奖赏！”
…………
第二次谈话时，这个通译官好奇地问：
“你受过什么特别训练吗？”
“什么特别训练？”黄英不解地望着他。
“我不相信，如果不经过共产党特别训练，你能够挺得住我们的指挥官，我瞧过多少人在他的面前跪下来。”
“这个你们更不能理解。”黄英很难忍住笑，“我们共产党人是依靠高度的自觉，并不需要你们那一套，把人变成野兽的训练。”
“啊！”
“如果硬要说什么训练，到这里就是很好的训练，木井和你们这些人都是好教员。”
“啊？！”
“你们教会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为了她们，我什么都可以牺牲。”
…………
当黄英的脚筋被割断，这个通译官的第一句话是：“多可惜呀！”
“有什么可惜的？”
“也许你们能够胜利，可惜你永远没法享受胜利的欢乐！”
“如果说可惜，我倒替你可惜，你总算是个人，是个中国人吧？就因为你们只想到你们自己，甘受敌人的驱使，屠杀残害自己的同胞，做个遗臭万年的罪人。”黄英越说越昂奋，“你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我们中国人民是怎样的英雄好汉？不会在飞机大炮面前吓倒，不会在监狱毒刑下皱眉，他们甘愿牺牲自己，换取祖国的独立自由，换取儿孙万代的幸福！”
这个通译官听了，却意外地哭了：“我也是中国人啊！”
以后，这个通译官来得更经常，不是捎点药品，就是捎点吃的，有一次，他很慎重地问黄英，用什么办法找到共产党游击队？黄英估计，这是敌人的圈套，拒绝回答他。这个人也古怪，仍然照常来看黄英，每次要求她讲讲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特别对起义投诚的敌伪军有何政策，这一些，黄英当然愿意讲。
“大姐，你讲讲共产党是怎样的？共产主义是怎样的？”有一次，通译官意外地问道。
“你了解这一些干什么？”黄英有点惊讶了。
“我也想做个真正的中国人。”
他把自己的身世说出来。他叫作李汉青，祖先是福建人，祖父这一代才搬到台湾，台湾沦亡以后，他们的家时刻怀念着祖国，怀念着乡亲，祖父和父亲要子孙们学好福建话。被征入伍时，父亲再三叮咛：“别忘了咱们是中国人啊！”在日本军队里，他虽然不忘记父亲的话，但也害怕日本人的恐怖手段，不敢有所作为，自从见到黄英，黄英钢铁般意志打开了他的眼界。木井本来是派他来套情报的，他却被黄英说服转变过来。
在和黄英接触的过程中，他突然听到木井说要在几天内把黄英解送到海口日本海军特务部去。原来木井为了邀功请赏，向上面报告说黄英是文昌共产党的重要干部，木井榨不出油水，上面非常恼怒，要他把黄英解去。李汉青决心救出黄英，并且决心起义投奔祖国，他把这一紧急情况和起义计划告诉了黄英，并且拿出他和十五位台湾兄弟结盟的血书给她看，这些人是看守黄英的，都有起义的决心，情况紧急，黄英来不及和我们联系，便独自布置了行动，出来后才找到山垠乡的党组织。
这次起义震动了整个沙原，照亮了被欺骗被压迫的敌伪军的心，接着有十几批的敌伪军起义，日本强盗的血腥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了。
多年苦斗的愿望实现了，嗜血的野兽终被赶出了我们亲爱的国土。
黄英经过毒刑摧残，健康很坏，右脚已经残废，行动很不方便，我们把她留在机关，负责日常工作，那时，我们搬到山垠市，整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来找党和民主政府解决各种问题，有些人什么事都没有，专程来探望我们，黄英的工作是够繁忙和愉快的。
有一天，吃过早饭后，一个穿着不合身材的西装和尖头皮鞋的中年人来到区委，黄英瞧见这个中年人，面色唰地发红，僵立着，呆呆地瞧着，老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你，回来了。”
两个人都僵立着，再没有话说下去。
我估计这个中年人是她的丈夫吧，便走过来招呼他坐下。
黄英的脸色还是涨红的，羞涩得像个小姑娘，老半天才介绍说：
“我的男人，是你的老宗，叫作林鸿运。”
接着向她男人介绍说：“这是区委林书记，叫作林子春，我们这里没有官，都叫作同志。”
林鸿运很亲热，也很会说话，谈几句话，同志这个新名词已经喊得很顺口。他打开大皮箱，给黄英拿出一件件的礼物，衣料呵，首饰呵，化妆品呵，食品罐头呵，真可以摆个小摊子，还特地给我送了一套犀非利钢笔铅笔，给我爱人一套丝绸衣料和一瓶香水。这样的事在我们还是第一次，我们不能接受的，可是瞧着黄英充满幸福而又恳求的眼光，我们收下了。
我们安置他住下，晚上加了一点菜请他吃饭。在饭桌上，他滔滔不绝地告诉我们，他到马来西亚以后，开头在一个大商埠当店员，后来得到亲友帮助，自己开了一处咖啡店，生意很好，生活过得去，日本人占领期间，还能维持开业，这次回来，一来是为了探望乡亲，二来也想重建自己的家业。
黄英说话很少，她很关切地注视自己的丈夫，有时很惊讶，好像第一次看到这个人。
第二天，我们让黄英和丈夫回乡去，因为她的身子不好，区委给她一个月的假期，让她好好休养一下。
谁知她回去不到一个星期便回来了。那天晚上，她到我的宿舍，不声不响地坐着，面色苍白得很。
“大姐，你怎么了？党给你一个月假期呀？”我一面给她倒开水，一面责备地说。
“你先别责备我，老林，你知道我多难过。”她咬着嘴唇好半晌不说话。
我以为，大概夫妻俩吵嘴了。
“唉，一个人为什么变得那样厉害。”她几乎是喃喃自语说。“自己受过那么多的苦楚，爹娘和孩子是那样惨死，一点不放在心上，却整天想发财、讲吃喝，连妻子也是装饰门面的东西……”
在回家的日子，林鸿运对黄英是够关心的，请医生呀，买补品呀，缝衣服呀，忙个不了，这种安闲日子黄英很是不惯；更使她不惯的，还是丈夫那些谈吐，他开口是“皇家”（英国），闭口是“花旗”（美国），他虽然记念祖国留恋家乡，可是他看不起祖国和家乡的一切，他非常得意地向妻子讲述做人之道，如何巴结权贵，如何损人利己，如何从别人的痛苦中换取快乐……这些话出自心爱的人，这是多痛苦的事。
遗憾的是，丈夫在妻子身上看不到和学不到什么，还是按照自己打算办事。有一天，林鸿运拉着黄英说：
“我有件心事跟你说。我家不是缺吃缺穿的，新屋就要修好，我们要体体面面地过日子，要使亲戚朋友都羡慕我们……”
“啊？！”
“你该回到家里来，我们添置些产业，你是个会做家计的人，将来有了孩子，还愁缺少什么吗？”丈夫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中。
“回家？”黄英内心都冰冷了。
“要是你不愿回家，就跟我到南洋去，我要使你见见世面，过安乐的日子，我林某……”
“别说了。”黄英沉重地吐出几个字，“我永远不能这样做！”
“不能？”林鸿运非常惊讶地说：“难道我们不是结发夫妻？”
“结发夫妻就该是这样么？”黄英心里重复了几次，但没有说出来。
第二天，黄英满怀着失望和痛苦，回到了区委会。
听了她的诉说，我很为她难过。“大姐，这种事出自我们的身上，是很痛苦的，但我相信你会经受得住。”
“老林，我不隐瞒你，我很痛苦，也许过去想得太美了，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她轻快地掠掠头发，整整旧蓝布衫。“你让我多做些工作吧，有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啊！”
黄英又埋头于党的工作了，可是她的丈夫还是不断地找她缠她，送补药呀，送吃食呀，送用品呀，每次到来，总是絮絮不休地告诉她，房子修得怎么样了，厨房、洗凉房、猪栏修在哪里……每次送走了她的丈夫，我总看到她脸色苍白，背着人静静地坐了一会。然后恢复常态，继续她的工作，我知道她是经历一场斗争，把痛苦克制下去的。不过，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后来丈夫来时，她能够像接待一个普通亲友那样，简单谈几句，又专心致意于她的工作上去。
蒋介石匪帮开始局部进攻，我们主动撤出山垠市。林鸿运不再是一般的劝说，而是直截了当提出要黄英回家，并且花了一笔钱，为黄英领了“公民证”。
黄英气得把“公民证”撕掉，严正地警告她的丈夫说：“你放明白点，要我离开党、离开革命是万万不能的，你要我回到那个‘家’里去是绝对做不到的。”
林鸿运没办法，便找我来。
“林同志，黄英这些年得到你们的照顾，我很感谢，她对革命也尽了责任，你们能不能劝黄英跟我回家，养养身子，做个安分守己的良民。”
我趁这个机会，把黄英的英勇事迹告诉他，而且着重说：“黄英同志是我们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女，你应该感到光荣，应该鼓励她支持她。”
他无动于衷地说：“事情总得有个归结啊！”
“归结是：中国人民的彻底胜利！”
他摇摇头说：“那到什么年月？我现在需要家，需要有儿女。”
他再一次提出他的要求。
我说：“这是黄英同志的自由，谁也不能强迫。”
“她听你的话呀！”
“我们共产党人只能劝人家革命，不能劝人家不革命啊！”我坚决地拒绝了他。
大规模的内战终于爆发，蒋介石的美械军一个师，纠合了地方土顽，来到沙原“填空格”，这些野兽烧杀抢奸甚于日寇，这位小商人吓慌了，他顾不得苦心经营的“新居”，卷起铺盖到南洋去。临走的前夜，居然还冒险来找黄英，这回是最后摊牌，要黄英跟他到南洋做“老板娘”，否则就离婚。黄英咬紧牙齿在离婚书上签上了名盖了章，后来，林鸿运怕牵累，还在海口“民国日报”登了离婚启事。
事情发生那天晚上，我和爱人到房里去看黄英，她正平静地在灯下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不要来安慰我。”她轻轻把书盖好，含笑地说，“其实，我们党早把这种人看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人就是为了自己才活着。他们把穿金戴银坐吃闲饭叫作‘福气’，其实是死气，一个人变成这样，倒不如干脆死去，对吗？”
我们静静听着，不想打断她的思路。
“说实在话，这种‘福气’我羡慕过。在地主家当婢女时，我希望像太太小姐那样过日子；丈夫去南洋后，我死挣苦熬盼他发财回来，享他一点福气；参加革命后，我不想享福，只想做个有本领的人，报答党的恩情。不知是怎么的，日子久了，特别是从鬼子手里活过来，连这些都不想了。觉得能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事，就是最大的福气……”
我完全理解她，坐在我的面前的，不是被疾病折磨得苍白憔悴的黄英，而是具有美丽的心灵和钢铁般意志的战士。
我的爱人忍不住激动，紧紧抓住她的臂膀说：“大姐，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
黄英习惯地掠一掠头发，微笑说：
“我呀，和所有的年轻女人一样，我需要爱情和安慰，十年来，我痴心等着他，他一直占据着我的心。他回来了，我感到兴奋感到幸福，可是我发现我心爱的人，不再是勤劳朴实的渔民，而是奸猾怯懦的商人，这是多痛苦的事！我觉得爱情不能强求，不能迁就，我有比爱情更伟大的事业，干吗要自寻苦恼？”
人民解放战争全面展开以后，我调到县委工作，黄英同志的健康越来越坏，经常吐血，行动困难，县委决定调她到县委机关休养。
那时候，蒋匪帮特别瞧得起我们这片沙原，经常放一个师的正规军，还有大量的土顽，跟我们作对。这些反动地主武装，有长期和我们斗争的经验，疯狂得很，我们又恢复到抗日战争艰苦时期的生活，县委机关经常在地洞里，干部都分散到各区乡活动。
有一次，我们集中到县委讨论工作，我见到了黄英同志，瞧着她那深陷发黑的眼眶，我很激动地拉着她说：
“大姐，你得好好爱护身子啊！”
“你想当老妈子了？我怎么不爱护身子？要不，我早在南洋当老板娘了。”她的机关炮一连串地向我扫来。
“老林，你别劝她了。”老符把烟杆重重敲了几下。“县委的决定已经不发生效力了。”
老符的话是真实的，黄英回到县委，首先要求减少一个勤杂人员，并且要县委分配她的工作。那时候，所谓休养，也只是减少一点工作，不让到基层去，所以县委分配她当机要员，负责保管党的重要文件。可是这个人的性格，能叫她坐守文件吗？她在机关里，什么都插一手，实际上她又是炊事员、事务员、收发员、油印员，力所能及的，都包在身上。
“你们真会说！”黄英恼火了，“县委为什么不下决定让你们休养？”
这也是真实的，经过长期战争的消磨，县委几个负责干部的健康很坏，几乎是个个都有病，有半数人得了肺病，老符和我，差不多是天天咳血，但大家都互相隐瞒互相“包庇”，在这场决死的斗争中，谁能离开战斗岗位？不过，这种事要瞒别人可以，要瞒黄英就很难，我们这些“病号”每次归来，都要受她“管制”，睡觉吃饭，都另作安排，环境多困难，都给弄点鱼呀肉呀，强迫我们吃下去，县委每月给她五块钱的保健费，都用来“保”我们了，自己呢，一把咸菜是一餐，两条死咸鱼又是一顿。
“好啰，好啰。”老符和解地说。“咱们订个互不侵犯协定，各人管各人的事，各人的东西各人吃，好不好？”
黄英扑哧一笑，轻轻捶了老符几下。“你们别向我耍花招，我的事不要你们管，你们的事，我非管不可。”
“为什么？”我耸耸肩说。
“为什么！”她的眼睛红润了。“你们是党的，我对党负责！”
这种事你能说服她么？每次出发归来，在她盛给你的饭碗里，不是鸡蛋就是鸭蛋，不是肥猪肉就是鲜鱼，她瞪着一双严厉的眼，你非吃下去不可……
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胜利，拨开了天上的乌云，蒋介石在海南岛下的赌注，被迫抽到华东战场去了。我们的同志，经过一场军事的，也是尖锐的政治思想战斗，阶级觉悟提高了，整个敌后游击战争，由被动防御转到积极反攻，战争胜利后的生活已成为干部的谈话中心，每次集中回到县委，我们总是兴奋地谈一两小时。
有人说，打败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以后，要到国家经营的书店当个店员，把十多年来看不到的书报，好好地读它一两遍。
有人说，胜利以后，要开一间大咖啡店，专让战友们喝个够，有咖啡瘾的，保证供应，不取分文。
有人说，解放以后第一件事，要卷根大纸烟，从文昌抽到海口市，长长出口气。
有人说，自己已找好职业，把蒋介石关到笼子里，把他抬着游遍五大洲，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这个用人血养大的狒狒。
这些都是说笑话，但可以看到同志们乐观愉快的心情。
这种场合，黄英很少说话，她只有抿着嘴笑。
“大姐，革命胜利后你打算干什么？”有些同志追问她。
“还用得着问吗？把革命干到底嘛。”她很大方自然地回答。
“大姐，你怎么想的？”
“党怎么想，我就怎么想。”回答得很干脆。
“总该有些私人打算吧？”许多同志追问着她。
黄英含蓄地笑着，不再说下去。
有一天晚上，县委机关搬到一个经常住宿的村庄，机关里只留下四个人，除了秘书和宣传部干事外，只有黄英和一位女炊事员，目标很小。谁知敌人埋伏的奸细发觉了，连夜向敌据点告密，天亮前，他们已被包围在所住的两进屋子里。
只有两支短枪，固守是不行的，唯一的出路只有突围冲出去。黄英正在病着，烧得迷迷糊糊的，听到枪声和喊声，她挣扎起来，背上时刻不离的文件包，秘书拦住她说：
“大姐，你不能走呀。”
“住口！现在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黄英非常严厉地说。
他们决定从大门冲出去，秘书自告奋勇打手榴弹冲第一个。
当大门刚刚拉开，手榴弹甩出去，秘书趁着爆炸硝烟跳出大门，一阵交叉火网便把他打倒了。敌人显然是有战斗经验和有严密布置的。
黄英指挥他们，索性把大门关上。
大门冲不了，黄英他们转到后门。后门更不行，一点动静，就招来一阵弹雨。
那两个同志慌乱了，不知如何是好。
黄英听听枪声，估计敌人把兵力重点放在前后门，那两进屋子相连的墙壁，敌人并不注意，三个人试试，墙壁是单层砖的，用大力是可以推倒。她命令两个同志推墙，自己准备打手榴弹。
墙壁一倒，手榴弹一响，他们一鼓气往外冲。这一着果然出乎敌人的意外，敌人安置的几个监视兵，手榴弹打响，头也不敢抬，等其他的敌人觉察调集兵力，突围的人已经走远了。
可是黄英并没有突围出来。
经过上下屋走动布置，已经弄得精疲力竭了，当她打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站起来想和同志们一起冲时，她竟晕倒在墙根下。
等她恢复知觉时，枪声越响越远，她估计这两位同志脱险了，可是自己怎么办？特别是身上还背着文件包，她想站起来，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移动两步也不成，院子里堆着一大堆柴草，在房主人的帮助下，她爬到柴草堆里。
匪徒们一直到天大亮才进屋子，他们估计我们的人都突围走了，便胡乱把屋里的财物洗劫光，把屋主人毒打一顿，把屋子浇上汽油，纵火焚烧，直到烟火冲顶屋梁倒塌，才悻悻地收兵了。
匪徒走远了，村里的人才敢来救火，突围的同志也赶回来了，房主人不顾创痛，拉住他们到正在熊熊燃烧的柴草堆，大呼狂喊：
“黄大姐，黄大姐在里面呀！”
大伙把火扑灭，扒开灰烬，发现黄英俯伏在草堆里，背都烧成重伤，胸前还紧紧护住那包文件。
人们把她抬起来，发现她顽强地活着，双手不离文件，嘴里喃喃地说：
“老符，老林，我找他们。”
老符和我赶回来时，黄英已送到医务所，同志们尽了最大力量抢救她，可是烧伤面积大，医疗条件差，她已陷入昏迷状态。
听到熟悉的叫唤声，她竟睁开了眼，把手里紧握着的文件包递给了老符。
她拉着老符和我的手，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对他们……要，要永远警惕！”
“大姐，你还有什么吩咐吗？”我知道，我永远听不到她的声音了。
“我，我没有什么……只想……你们幸福……”
…………
我们没法挽救黄英的生命，却有办法叫蒋匪帮偿清血债！在我们自由的土地上，再不让这些禽兽活着！
胜利了，解放了，我每次回到故乡，踏上白色的沙原，望着翠绿的椰子林，住上红砖白瓦的新房子，听着孩子们的歌声笑声，我想，要是黄英同志看到，该有多好啊！记起这样的战友，最香甜的椰子菠萝，最芳洌的咖啡可可，我都咽不下去。可是当我看到人民公社的女社长、女生产队长，看到奔驰在公路田野的女汽车司机、女拖拉机手，看到海洋上的女船长、女大副、女驾驶员，看到工厂里的女电焊工、女钳工、女纺织工，看到穿绿色制服的女邮递员，看到穿白色衣服的女医生、女护士，看到海防前线荷枪实弹的女民兵……黄英不是活着吗？不是顽强地劳动着吗？不是和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建设着和保卫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吗？
京族文学史上的作家文学是由李英敏揭开帷幕的，《南岛风云》是京族人写的第一部有全国影响的文学作品，1957年获文化部建国以来(1949—1955)优秀影片奖。
——苏维光、过伟、韦坚平：《京族文学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第226页
《椰风蕉雨》篇塑造琼崖纵队女战士的典型形象黄英。作家用第一人称写“我”到故乡文昌县工作，与黄英交往中的故事，带有散文报告文学味，从而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和可信性。
——苏维光、过伟、韦坚平：《京族文学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第236页
《椰风蕉雨》是李英敏的第一篇中篇小说。黄英是他继符若华、林秀梅、林妈等之后，所着力塑造的又一个琼崖女战士形象。……李英敏着重刻画她经受了两个截然不同方面的考验，敌人监狱中的酷刑和死亡威胁的考验，南洋归来、久别重逢的丈夫所经营的家庭安乐窝的考验。这是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女英雄形象。
——苏维光、过伟、韦坚平：《京族文学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第237页
李英敏同志的作品，主要是反映他故乡钦廉地区和他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海南岛的各族人民生活。他的作品，我觉得很有地方色彩。无论是写钦廉地区或海南岛。无论是自然环境或人文环境，从地理风光到世态人情，都有较鲜明浓郁的当地的风貌和气息。同时我还感到，他的创作在艺术上也很重视民族风格，他的表现手法，谋篇结构，语言叙述，都具有民族气派的品质。有些作品，如《相马记》《赵司马仔》等，我明显地感到作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可以看出，他从民间文艺中吸取了有益的养分。
——韦其麟：《一些感想》，《南方文坛》199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