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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1918—2010)，原名陈克惠，曾用名陈寒梅，广西绥渌县（今扶绥县）人。1937年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处女作散文《期考的前夜》；1939年考入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他在延安写的第一个小说《乡间》在桂林版《大公报》发表，始用笔名“陆地”；1943年到《部队生活报》任编辑、特派记者；1946年担任《东北日报》副刊编辑组长；1948年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好样的人》在哈尔滨问世；1949年随军南下参加广西工作团，任梧州市委宣传部部长；1950年任广西省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1951年参加农村清匪反霸和“土改”运动；1955年完成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该书196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壮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壮族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瀑布》第一部《长夜》，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一等奖。著有小说集《故人》《浪漫的诱惑》，长篇散文《青春独白》等。
原载《广西文艺》1962年第11期；收入《短篇小说选(1949—1979)》（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获奖作品选·短篇小说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
故事是这样引起的：一九五○年春天，我从北方回到广州，其时，广西刚解放两个来月，华南分局组织部找我谈话，要我回广西工作。三月初的一个早晨，我从广州乘着“广宽号”轮船，动身回梧州。第二天，正是晚霞满天的时分，北山公园的木棉花，海关的屋顶，逐渐出现了；一清一浊两水汇流的鸳鸯江口，已经近在眼前。一些新来乍到的干部和某些久别重游的旅客，都怀着不同的好奇心，把脸贴到船窗，眺望江堤的街市。有人夸耀大东茶楼的“纸包鸡”味道如何鲜美；有人感慨豪华的洞天酒店毁于日本飞机的轰炸；有人谈论解放前夕，电厂的工人跟国民党特务怎样搏斗，保护了电厂，保证了解放军进城时，大放光明。
这城市，在抗战前是广西的门户。当年我就在这里逃亡，投奔革命去的。今天乘着革命胜利，又在这里凯旋。十二年的战乱将给这个曾经繁华一时的城市涂上什么颜色呢？当年送我走的朋友——两位歌唱爱情至上的信徒，时间将给他们证明了些什么？“近乡情更怯”，航程越来越缩短了，心情如同江水，涌起一个又一个浪花。
船，不知什么时候抛了锚，船舱涌来一群拿着扁担和绳索的挑夫。
“同志，箱子请人拿吧？”一个低沉而恳求的声音在我背后说话。
我嗯了一声算是应诺了，随即往窗口取帽子，回头见箱子已经叫人拿走。我赶紧跟着他挤出扰攘的船舱，一步一步走上码头。这时，我才稍稍注意面前这位提着箱子的人。他，右手提着我的箱子，左边的腋窝挟着扁担和绳索。绳索拖到地下，扁担往后倾斜，随时都要从他腋窝溜掉似的；脚上拖着双木屐，踉踉跄跄，就像四条腿安得不扎实的桌子，摇摇晃晃，跟那些硬朗的码头工人不大相同。仔细端量，觉得那走方步的脚，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是中学的同学，还是家乡的亲戚？一时又想不起来。
我狐疑地紧跟着他走完了三百多级的码头，接着就走过一段熙熙攘攘的马路，然后再拐两道僻静而狭窄的小巷，才到了招待所。招待所的服务员好殷勤呵，一上来就是接行李，倒茶水，问这问那，使你应接不暇。我赶紧掏出三张小票把提箱子的人打发走了，然后跟服务员去看房子。不料，才转身要走，那挑夫却转回来，一边低着头看手里的钞票，一边说：
“同志，你给错钱了——这一张票面是五千的，换一千的给我才对。”
“这人倒老实。”我心想，又端量着他。当他抬起头来，目光跟我的视线相遇，我不禁吃了一惊。一个熟人的面影，流星般闪过我的天空，已无心去接他手上的钞票，也忘了拿一千元票子换给他，脱口问道：
“呵，你，你是——”
对方也怔住，恍惚醒过来似的，尴尬地反问：
“你是——”
“我是陈强。”我应了一声。
这时，他的面孔犹如阴天露了阳光，惊喜非常，忘情地伸出两只热乎乎的手，把我的手紧紧拉住。
“我是黎尊民呵，”他说，眼睛闪烁着泪花，“一别就是十多年，你还那样年轻呢！”
仿佛有千言万语涌上他的心口，乐得倾吐个痛快。但，马上意识到什么，把话咽住了，两只手缩了回去，显得拘谨起来。
我这才记起来了：他，就是我从前在广州岭南中学的同班。家是华侨，在梧州开进出口的商号，是个翩翩的少东，又是我们学校的篮球选手。怎么变成这样狼狈呢？我胸口就像给塞进一团棉絮，半晌，找不到话来说。
“坐下来谈谈吧！”终于，我机械地在客厅的沙发坐下。
他看了看这些整洁的摆设，犹豫了半天，才小心翼翼，用半个屁股坐到沙发的扶手上，不敢久坐的样子。
“你抽烟吧？”我们沉默一阵，等到服务员拿了烟卷来，我才应酬一句。
“我一直都不抽烟。”对方沉郁地说。
“你从前好像是吸烟的？这，我可记不清了。”
“贵人多忘事。”他似乎不是存心挖苦我，倒是对人世的感慨。
“恐怕我就不是什么贵人吧，当年我从这里逃走，你护送我上船的那幕戏剧，现在还活生生在眼前呢。”
“是呀！”他深深叹了口气。“当年我们在这个码头分手，今天又在这个码头重逢，多巧！可是，当时你做伙计是假装，今天我当挑夫却是真做。正所谓不堪回首话当年呵！”他引起无限的悲戚，显得很颓唐，原先那篮球选手的体魄，那青春焕发的目光，已经这样疲惫迟钝，同打过霜的草木似的，枯黄，憔悴。
“你老兄怎么搞到这步田地呢？”我问。
“这……难以言尽呵！”
“蜜斯李怎样，还好吧？”
不想我这一问，他脸红了，难为情地接着说：
“你在这还有几天待吧？你有空，我晚上再来。”他站起来，拿着扁担和绳索走了。
“我晚上没有什么事，你来吧，一定来呵！”我边说边送他到门口去。
他转身才走去两步，服务员在旁边轻轻地对我说：“这个人有点神经，喝了酒还要迷糊。”
“呵？”我不胜诧异，回头去看望那走方步的脚，它，拖着双木屐踉踉跄跄拐入小巷去了。
是这走方步的脚呵，它，把我引入遥远的记忆的森林……
***
那是一九三六年秋天，国民党政府下了一道命令，为“蒋委员长”五十岁的生日，要全国官民捐献资财，购买飞机作寿礼。于是，全国上下掀起一片“献机祝寿”的喧嚣：商号义卖，官吏扣薪，农民加税，学校宣传。我们学校停课三天，组织游艺会，演讲，出壁报。这时候，有位同学在壁报上写了一篇科学小品，题目：“且谈革命”。文章是弯弯曲曲，古今中外扯了一遍，似乎是游戏文章，明眼人却不难看出，那是对当前的祝寿含沙射影，冷嘲热讽。学校惊慌而愤怒起来了，随即在这位同学的床头查出一本“禁书”——《铁流》。于是，“思想乖谬，害群之马”的罪状和这位同学联系了起来；另外还添上什么“共党分子”的名目。终于，“着即开除学籍，以儆效尤”。既然学校把他说成共党，有叛逆之罪，同学们怕沾上“莫须有”的瓜葛，不敢再与之接近；同志们则怕暴露组织关系，也故意疏远了他。当他离开学校那天，正是上课时间，我是从窗口望着他一个人孤单地走的。他同班没有谁敢送一送。行李也找不到挑夫搬，自己拿肩膀扛着藤匣和被褥，两只手还一边抱着书，一边提着提桶，拖拖拉拉，好不狼狈。
坐在我前面的一位同学，同我一样，注视了半天，转回头来写张小纸条给我。我一看，上面写：“提前毕业了！”我心想：人为什么这样冷酷呢？马上在他的纸条上批了一句：“何必幸灾乐祸？”把纸条递还他。他把纸条撕了。接着又写了什么，可没有再理我，站了起来，拿去讲坛交给老师就走出了教室，把门弄得很响。
这时，老师正在摇头摆脑地诵读“浔阳江头夜送客”，旁若无人。等到教室的门响，才抬起老花眼镜问：“谁又溜号啦？”“黎尊民。”有人说。老师瞅见桌上的纸条，“呵”了一声，望了望同学问：“我念到那儿啦？”接着又摇头摆脑地诵读白居易的《琵琶行》。但是，我却无心听课，又掉过头去望着窗外。那时，前面校道上出现一个走方步的背影，步子迈得挺大，一下子撵上了那孤零零离开学校的同学。两人互相推让一阵，最后，一个用手提提桶和书，一个仍旧用肩膀背着被褥和藤匣，一起并排着走了。我呆呆地瞅着他们的脚步走去，直到看不见了，才掉转回来。老师还是摇头摆脑地吟咏，我却什么也听不见，满脑子都给那走方步的背影占去了，我多么想再写张纸条解闷呵。可是，前面的座位却空着，直到下课的铃声响了，人还是没有回来。
当天吃过晚饭，黎尊民破了例，没有到球场去，却跑来拉我去散步。
“你今早误会我了。”他首先打破沉默，开了腔。“我的意思是，像这样的学校，真是提前毕业了好。”
“你同他是初中同学吗？”
“不。”他摇了摇头。
“是老乡？”
“也不是。”
看他不肯说下去，我也不再作声。
“学校对待学生这样，我就看不下去。”
半晌，他愤愤地说了。
“这手法，不是对一个人，而是要对付一伙，杀鸡给猴看。”我回头去打量着他的反应。
“这吓不了人！”
我点点头。心想，你这位仁兄，倒还有点火气。好像无意中读到一篇好作品，接触到崇高而善良的灵魂，心胸闪亮了一下。
也许是他的善良、正义吸引着我，或者是我的狭隘的同乡之情做的媒，从此，我同他一天一天接近起来。
不久，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接受全国人民抗日民主的要求，政治空气稍为开朗一些了。这时，“一二·九”运动掀起新的高潮，南方的“抗先”（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简称）利用半公开的合法地位，展开阅读《大众哲学》和《自修大学》等进步书刊的“读书会”活动。
“你们老是偷偷摸摸搞什么名堂呵？”有一回，黎尊民问了我。
“还不是大家凑在一块，谈谈读书心得。怎么，你也想参加？”
“不一定，参加不参加还不是一样。书，反正得自己读。你们每个礼拜天都得开会吗？”
“不一定。”
“唔。”他想了想，接着说：“总而言之，人多嘴杂，不如一个人清静。你们不是就讨论《大众哲学》吗？”
“有时也谈别的。”
“纸上谈兵，有什么用。”
看他还停留在这样水平上，我也暂时不去勉强他来跟我们一道。不过，他虽然没有加入我们的行列，但进步书刊，他还是读的。对我个人的友情却始终保持着，有什么心事总愿意找我来谈。
记得是一九三七年的清明节前后，正是遍地蛙声的晚上，他从校外回来，挟着一包书，高高兴兴地拉我到校园东角的小亭去。我心想：“什么事叫他这样开心呵？”我疑惑地瞅着他。他等我在石桌旁坐下，然后从口袋拿出一把“巧克力”推到我面前来说：
“请你吃糖！”
“就单为吃糖，没有别的意思吗？”
“你猜猜看？”
“对不起，我就不喜欢猜谜。”
“你给我祝福吧！”他举起那包书，在我头上晃了晃。
“是《大众哲学》！你真的神通广大，在哪里搞到了？快给我看。”
当时我们对待新思想启蒙的书刊，一如耶稣的门徒对于《圣经》，把它当作《福音》。黎尊民也受了我们影响，几次打听要买要借，都没有弄到。现在看他那样高兴，以为他已经把它弄到手了。
“你没有猜对。”他打开纸包。那是一本厚厚的书。先不给我看，只是从书里抽出一封信交给我。
“欣赏一下吧！”他说。
我接过来就念：
我的心的“上帝”呵，假使你不怀疑我的虔诚与痴心，那就让我在你的殿堂得到欢迎吧！假若你的心跟你的话一样炽热，那就把两人都燃烧在里面：让寒冷都飞散，让冰雪融消。
“原来阁下有着这样的艳遇，这位女诗人叫什么呢？”
“蜜斯李。”
“没有名字？”
“外号‘南华李’，又甜又脆。”
“那是广东名产，是西关小姐吗？”
“不。广西，李家园的。”
广西有几个姓李的，都是当代显赫一时的人物，不知他指的是哪一个“李家园”。反正是豪门巨宅吧，我情绪产生了反感，顺嘴就问：
“你怎么找上那些地方去呢？”
“老弟你不知道，‘同乡仙子独销魂’嘛。”他得意地说。接着，告诉我：她是那间美国教会办的贵族学校——崇真女中的，叫李冰如；该校的校花，喜欢音乐。
“她的女高音真是把你着迷，钢琴也弹得不坏。”他赞不绝口。顺手从胸前小口袋拿出照片来让我瞧。“唔，你认识认识吧！”
照片上是个美人儿，一尊端正的鼻子，两片曲线玲珑的嘴唇，脸儿光洁而秀丽，胸前垂着一根粗大的辫子，最动人的还是那双脉脉含情的眼睛。
“怎样？够得上八十分吧？”
“很难给分数。爱情总免不了主观的。”我冷笑着把照片还了他。
“美不美不是客观存在的吗？”
“呵，阁下居然谈起哲学来了。”我说，“你这本那么厚的书，是《社会科学新名词大词典》吗？”我望着他手边的书。
“你可是成了社会科学迷了。什么东西都往那上头想。天下的学问多着呢，你看吧，是这样一本玩意。”他把书放到我面前。
原来是一本三十二开本，金边布面的《新旧约全书》。我不禁愕然，不知说什么好。
他说，这是李的馈赠。她们同学每个礼拜天都到附近的教堂去做礼拜；有时教堂的唱诗班是她领唱，有时钢琴伴奏是她弹，她约他每个礼拜天到那里去相会。
“明天我们一块去吧，可好玩了，那里，嗨！粥粥群雌！”他讲得津津有味。
“我没有那个胃口去装那些东西。”我几乎失掉了克制，愤怒地顶撞他。
“呵！知道了！”他却不生气，满不在乎地说，“原来阁下是唯物主义者，无神论，教堂对你来说是禁地，难怪不敢涉足的啰！”
“难道对你是两样吗？”
“我，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说得明白一点：我有我自己的上帝。”他说。想了想，举起《新旧约全书》：“它，照你的看法，当然是荒谬的、唯心的，是迷魂汤，不过，我在这当中却接触到活生生的爱情；阁下追求的，也许是科学的、现实的真理，可惜，眼前只是一片渺茫的希望。”
“人，要同猪猡一样，那当然容易满足，只顾眼前的官能的需要就行了。”
“但是，用两条腿走路的人，要想成仙，恐怕不容易修炼吧。”
“所以你就只顾眼前，只顾爱情，只顾自己，只顾……”我抑制不住激动，说不下去了。
“好了，何必动这样大的肝火呵。明天我自己听圣经去。”
我默不作声。
他看我不开腔，过了一会才自言自语地喃喃道：“我这个人嘛，两句话说完：爱情不马虎，其他无所谓。吃糖吧，这是蜜斯李叫我拿来请客的。你想，她这是什么意思？”
我拿起一块金箔包的“巧克力”吃了，总感到不是味道，也许甜得太腻了，有点发咸，吃了一块就没有再吃。
从此，也许是他虔诚地侍奉着爱情，或者是我热衷地献身于革命，两人的时间常常凑不到一块，来往也就一天一天疏远了。
我们的中学生活，在卢沟桥的炮声中结束了。他在一场毕业的球赛中，把脚踝扭伤，住在医院。一天早晨，我去探望他。他拉住我同他商量考大学、选专业的事。当时，救亡运动的浪潮正在席卷着广大的青年，曾经日夜盼望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哪里还有心情去坐冷板凳呢，而且我的经济状况也不容许我去读大学，对他的话题并不热心。
“一块去报名吧，钱，你不用操心，我给你全包了。”他说得那样慷慨、豪爽而真挚，叫你不好回绝。
“我不完全是为了学费，就嫌那冷板凳坐得太腻味了。”
“那，你要投笔从戎？”他问。
“看看再说。你打算考中大还是——”我问他。
“还未定盘。‘上帝’还没有批准。”
“上帝？”我盯着他的目光。
这时，房门开开，进来一位娇滴滴的小姐。
“喏，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你们还不认识吧，介绍一下：这是蜜斯李；这是——？”
“呵，认得了，蜜斯特陈，严格的批评家，久仰久仰。你只是老讲老讲，就不肯给人家介绍。”她，话说得清脆而流利，对着躺在病床上的爱人娇嗔地瞟了一眼。
李小姐这天打扮得落落大方：浅蓝色的长裙，月白的蓝纱上衣；长得丰满而苗条，眼睛比照片还要灵活、热烈，仪态显得妩媚而端庄。她给病人带来一束箭兰和晚香玉，一篮阳桃、龙眼和木瓜，把床头小柜摆满了。
“你要叫我开水果摊了。”黎尊民笑了笑。
“还有，你先别下结论。你要的东西给你找到了。喏，是不是这一本？”她从小手袋拿出一本《大学试题汇编》给对方。
“蜜斯特陈，”她望着我，“我说他呀，既然是个球迷，就考上海的东吴大学得了，那儿的体育系不是挺闻名的吗？”
“我想学经济，要不，学矿冶。”黎尊民说。
“都不好。”她抿一抿嘴，“经济学还是打算盘；矿冶嘛，尽是跟石头打交道，多枯燥！蜜斯特陈，你说是不是？”
我笑了笑，没作声。
“你自己呢？”黎尊民向着爱人问。
“我还早哪，还得一年。反正我什么也不要，就是音乐能迷住我。”她接着哼起流行的《梅娘曲》。
护士进来把她制止了。她噘着嘴轻轻地嘟哝：
“人家是唱给病人听的嘛。”
“算了！”黎尊民给她丢了个眼色，然后转对我说，“亚陈，同我一起考吧，学费没有问题。”
我当时有自己的任务，不好跟他们讲，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李小姐把我送到医院门口。临别，红着脸问道：
“听说你们‘抗先’要扩大组织歌咏队，给我介绍行吗？”
我不觉一怔，心想：“你这大小姐也干这个？不是凑热闹赶时髦吧？”她逼视着我，那眼光是说：“怎样，不行吗？”我答应她，先打听一下，回头再说。
不几天，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广州，城市头一次受到惊扰，人心浮动。黎尊民和李小姐跟她的母亲迁居香港去了，我调回了广西，我们就没有机会再见面。过了半年，我在桂林遇见另一个同学，才知道黎尊民考取了中山大学理工学院，学建筑。学校迁到粤北；李小姐的学校迁到佛山，两人相去遥遥，颇感相思之苦。这时，我才给黎写信，请他代买些进步的书报。
这段时间，我找到了一份社会职业，在西江边上的一个县里当合作社指导员。经常在农村奔走，组织农民成立信用合作社，以便银行发放农贷。当中，我目睹横行乡曲的土豪恶吏，借征兵抽税之名，肆意营私舞弊，鱼肉乡民，搞得农村暗无天日。而那些本着一片热诚、想为抗日救亡出点力的青年，往往被政府的一块官办的抗日招牌阻挡了。我原来企图借此合法职务，深入农村，团结伙伴，点起抗日的火炬，想不到障碍重重，到处碰壁，不无悲愤。不得已而写了一篇揭露这黑幕的散文，前头引用了尼克拉索夫的名句：“这里，只有石头才不会饮泣。”不料，文章在《救亡日报》发表出来，我的处境立即发生了恶化。工作受到了严厉的检查，结论是：我组织的社员，贫农的比重大，违背农贷的规章，给予记过，着即调回县府做内勤，不让接近农民了。以后，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特别“关心”，我的信件，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封口往往是潮湿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天，收到一本《解放文选》，这是延安《解放周刊》的重要文献，寄件人是黎尊民。他在扉页上题了这样两句话：
这孩子，我这儿养不活了，让我过继给你；愿它得到长大！
不知是这本书招引来的祸呢，还是我要到延安去的通讯泄漏了风声？要不，就是我的半公开的救亡活动触犯了反动政府的禁忌。一个暑天的夜晚，我和同志们在小学校开完会，我就不能回自己的宿舍去了。一个紧急的通知：要我立即赶到江边的渡船口去等船，星夜逃走。到梧州转船下广州，找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去。
我既然是亡命之客，到梧州就不敢找旅馆了，上了岸，直奔黎尊民的家去。刚好他正回家来度假。我突然到来，使他又惊又喜。先在书房给我安了一张行军床，要我冲了凉，给泡一壶龙井茶。然后命令我：
“你就在这里待着，我出去一下就来。”
他说完，戴上白通帽就走，还把房门带上。
我留心看看他的书架。上面的书很杂，有关建筑学的，有关体育的，有翻译小说的，生活书店那套《青年自学丛书》，零零散散也有几本夹在里边；另外还有《良友》画报和《科学杂志》；《救亡日报》却叠得整整齐齐，有的文章还打了红杠杠，可见看的人很用心。这时，那本《解放文选》又回到我的眼前。我走得太仓促了。别的行李丢掉也罢了，这本东西——“一个过继来的孩子”，把它丢了，怎样对得住朋友的重托呢？
我正在胡思乱想，房门轻轻开开了。进来的是一位戴墨镜的女子。穿一身藕色丝绸旗袍，拿着小阳伞和提篮，亭亭玉立。她除下墨镜，叫一声“蜜斯特陈”，马上伸出丰满而秀美的胳膀来给我握手。
“李小姐吧，几乎认不出来了。”
“真的吗？还不是老样子。你看改变了吗？唔，那回你见我是拖着一根长辫子的吧？”她用手去拢拢新烫的卷曲而乌亮的头发。
“是吗？记不清了。”我说。
我们一时找不到什么话题，沉默了。
她拿起一本新出的七月份的《良友》，坐在藤椅上翻看。
“亚黎刚出去一会，他说等会就来。”
“他告诉我了。”她说。
“蜜斯特陈，你去年答应我的事，还没有兑现呢。”她合上画报，盯着我问。
“别叫我什么蜜斯特好不好？叫亚陈吧。”
“那你也不准叫人家小姐。”
“那叫什么呀？”
“哎哟，你忘了我的名字啦，叫冰如呗。”
“喂，来了。”黎尊民在门外一边叫，一边拿脚踢开门进来，两只手全拿着东西：一大包的叉烧包，香芋角和鸡蛋糕；还有半打汽水。
“你在船上还没有吃东西吧？”他一边问，一边开汽水。
我们就一边吃喝一边谈。李小姐撒娇撒痴地说：本来她们每天这个时间都要到鸳鸯江去游水的，我这个不速之客把她的时间表打乱了，要罚我讲故事。
“你先说你们什么时候请吃喜酒吧。”
“要吃酒还不容易呀，什么时候都行。如果加上一个喜字，那可就要等到遥远的未来去了。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结婚是恋爱的坟墓’！那，多寂寞，多悲哀呀，我不干。尊民，你说呢？”
“无所谓。”黎尊民心不在焉地漫应一句。
“你什么都无所谓，对人家考学校也不关心，这也说行，那也说好。我不管，就是学音乐。”
“我们的官司以后再打好不好，现在——”黎尊民严肃起来。
李小姐噘着嘴不哼气。
“亚陈，”黎尊民把房门关上，轻轻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你说吧！”我悸动起来，蛋糕咽不下了，提心吊胆地听着坏消息：
原来是昨天伪省政府来了通缉令，说我在非常时期，擅离职守，违犯抗战法令；而且携款潜逃，罪加一等。饬令各地政府，督饬各交通要道所有警宪，严加侦捕归案。今天开始，梧州的出口旅客，实行特别检查。
“真有这样的事吗？”李小姐望着我问。
“擅离职守是事实，携款是没有的，那是统治者惯用的‘莫须有’的手法。”
“听说抗战时期，公务员擅离职守要杀头的呢，比携款潜逃还严重。”黎尊民为我担心起来。
“那怎么办？”李小姐也惊惧了。
“反动派的家伙真毒辣。”我自己心想。
“我刚才打听了船期，今晚有船开广州，过香港的就要等到明晚八点。要我说，现在正在风头上，查得紧，不如过几天等他们松懈了再走。”黎尊民为我的事那样正经地考虑着。
“不是啵，他们可能估计不到陈先生那样快就到这儿，检查未必认真；再过两天恐怕倒反紧了呢。”李小姐也认真地为我出着主意。
“怎样？阁下自己定夺吧？”黎尊民望着我问。
反复考虑之后，我决定当晚就走。同时，我们商量了如何串演一出混过检查这道关口的戏剧。
吃过晚饭，李小姐给我拿来包衣物，几本书，两盒蜜枣。我和黎尊民开始化装：我穿上李小姐拿来的一套唐装黑胶绸，跟黎尊民一个样子的打扮。李小姐穿的是一身华丽的蝉翼轻纱旗袍，玉色丝袜，银色的高跟鞋。俨然是十足的阔小姐。
黎尊民把他的衣物、日用品给我收拾在一只小藤匣里；李小姐把她拿来的几本书也放在里头。
船是九点开，我们八点半就得上船。我——一个“小伙计”，提着小藤匣跟着“少东家”和李小姐走进轮船的餐楼。这时三个凶神恶煞的警察正在那里向旅客们喊叫：“打开行李检查！”有的人的东西本来装得平平整整的一箱子，给他们一翻腾，都搞乱了，高起来好多，自己弄了半天，箱子也盖不上盖。
“你的匣子装什么的？打开！是你的吗？”一个警士把我上下打量一遍。
“我是伙计，送船的。请看！”我打开了箱子。
两个警察伸着粗大的手，肆意翻腾。
警士转向黎尊民瞅了瞅：“是你要出门？干什么去的？证件！”
黎尊民沉着地掏出中大的学生证。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摆着那么个人不认得。”李小姐在旁边冷冷地好像给自己说话。
“你是谁？”警士咆哮。
李小姐骄傲地把头拧过一边去，不屑理睬。
“她是李家小姐。”我把“李家”两个字拉得特别长，意味深长地给警士一个眼色。
“班长，你看这本书——”一个警察把《茶花女》塞到警士面前。
警士听我说起李家小姐，已收敛了怒容，拿过书来，翻开封面，低声地念：“李氏藏书”，不禁惶恐，立即交还警察，喝道：
“给放回去，看你一块饭一样，什么也不懂，大惊小怪，走！”接着笑嘻嘻地转对李小姐：“小姐，对不起！高头来了手令：有个政治犯逃走，要严加检查。”
“嘿！”李小姐用鼻子哼了一声。
警察们悻悻地走了。
船上响起了铃声，预告船要起锚了，船上的伙计催促送客的人上岸。
我们三个人相顾暗笑，走出餐楼来，依依不舍地在甲板上凭着栏杆，眺望那江堤上的酒馆戏院商场各色各样的流动着的霓虹灯和倾听嘈杂的市声。
第二次铃声又响了。要出门的“少东家”回了岸上，送行的“伙计”却留在船舱。我心上像落了一块石头，带着轻松的情绪，目送着走方步的脚和婀娜娉婷的丽影，一步一步走上三百多级的码头。
一场送别的戏剧终于演完了。
***
当晚我怎么也不能入睡，这情景一直跟着我经历着悠长而飞快的岁月，陪伴着我度过多少无眠的长夜与缥缈的梦境。
“这梦一样的过去，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现实呢？”
黎尊民走后，我一直猜测着，总也得不到回答。
饭后，洗了个澡，我正要补记两天来在船上的日记。服务员来说：
“今天的那个挑夫又来了，让他进来吗？”
“请他进来！”我一边说，一边跟服务员出来迎着他。
黎尊民进了房里，自己拉过椅子坐了。这回他已经不那样拘束。默默地扫视房里的壁挂，茶具，台灯……
“吃糖吧！”我把糖包打开来，“吃吧，还是我从广州买来的呢。”
“这一下你记性又太好了，还记得还我的客。”他拿起一块糖一边吃一边说。“岁数大了，不是吃糖的年龄了。”
“你有多大岁数了？比我大两岁吧？”
“那不同呵。看我，头发都白了。逝者如斯乎！”他拿手梳了梳头发，梳下两三根发丝。
他头上是间或出现一根两根白发了，额角已开始秃上去。
他问我这十多年都到什么地方，革命斗争是怎样一种滋味，结了婚没有？我把我的经历简单地讲了个轮廓。他听得很留心，表现着向往与羡慕。
“我自己太惭愧了！”黎尊民慨叹地说，“命运不济！你看我这个证件。”他从口袋掏出封信。
信皮是“贵阳市军管会”的衔头，信笺是一张证明身份的通行证一类文件。
他不等我看完，自己就情不自禁地讲起他的生涯……
***
自从那天他和爱人李冰如把我送上革命征途以后，不久，他们的生活也就开始走入新的旅程。李冰如离不开他，没有去考国立音专，终于考进了中大，学英文。两人同在大学里，一个有好的嗓子，一个有好的球技，都是大庭广众中的风头人物；两人爱情融洽无间，形影不离，不知引起多少同学们的艳羡呵！
不料，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马来亚遭受日军蹂躏。黎尊民他年老的父亲和他几十年来惨淡经营的一家菜馆，一旦埋葬于炮火了；接着，梧州遭受轰炸，那间进出口的商号跟着也成了焦土；银行存款给掌柜全部卷逃，不知去向；伪法院提出公诉，宣布商号破产。黎尊民的学费来源，顿然中断，大学的课程却还要一年才毕业。他想不读了，李冰如却极力反对。宁愿自己俭省一点，把一个人的学费分作两个人用，也要爱人拿到毕业文凭。“节省一点是可以对付的，总之，不能功亏一篑。”这位小姐说得如此的果决。但是，李冰如的恋爱，黎尊民的破产，被她同学的表哥一五一十地报告了李母。那年暑假，母亲要女儿务必同表哥一块到香港度夏。一到，母亲就把女儿看起来，出入都有表哥表妹陪伴；同时，声言内地学校有敌机轰炸，不安全，让女儿下学期休学，不回中大了。说她反正是读的英文，在香港学还好呢。其实，就是要她跟黎尊民断绝来往。
“你别惦你那个朋友了，人家已经破产了，你还不回头呀！”李母对着女儿打开窗子说亮话。
“破产有什么关系，他人格并没有破产！”女儿却这样执拗。
“你就是这个牛脾气，你就没有想想，我们是什么人家？你父亲去得早，就留下你这个宝贝，你要是成了不三不四的人，我能对得住你父亲吗？再说，你堂伯伯是这样的名声，你要过得不成体统，叫人把面子往哪儿搁呀，你就不知想想。”
“我自己的事与别人的体面有什么关系。”李冰如撑着头走回房去了。
做母亲的看女儿不肯就范，对她防范更严了，干脆再不让上街。
一个月过去了，李冰如也真能安于她的书房：弹钢琴，读英文小说。母女僵持的空气和缓一些了。这时，李冰如才暗中买通了娘姨，让她把信带到外头去投寄，约黎尊民到香港来。一天清早，李冰如拿了首饰、金条和一部分港币，借口同娘姨上街买鲜花。到了街上，乘着娘姨不注意，自己溜了。马上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赶到飞机场。黎尊民已经在那里等她，一对爱人就这样一起飞往重庆。
到重庆后，他们开始同居。嘉陵江的浴场，重庆的山道，经常出现一对恋人的足迹。也许是把心玩得野了，大学生的生活，逐渐失去它的诱惑，李冰如对大学文凭的兴趣已经打了好大的折扣。刚巧，李冰如遇见一位同学，她告诉冰如一项消息：伪国防部正要招聘英语翻译，问她愿不愿应聘。“我，能行吗？”冰如问。“你声音那样美，英语根底深，外貌又出众，只要肯屈就，保你没有问题。”这位同学极力拉拢她。冰如又把这一番话带来征求爱人的意见。黎尊民觉得既然是冰如愿意，他还说什么呢。“不过，当翻译，跟外国人打交道，总有点别扭！”黎尊民考虑再三，多少有点不大顺心。李冰如则认为：“他是他的外国人，我是我，有什么相干。”
终于，李冰如到伪国防部外事室当翻译去了。
黎尊民赋闲了三四个月，托了好多人情，拉扯一阵关系，好容易才在一家轮船公司当上个办事员。
两人租定了一间屋，买了一些家私，倒是把小家庭收拾得颇为舒适。两人每天早出晚归，起初，过得温馨而宁静。后来，黎尊民被派做外勤，经常出差，同爱人在一起的日子少。有时出一趟差回来，那就是他们的节日了。年轻夫妻都盼着在相聚的时日里，一块看看电影，一块到公园走走，一块听听唱片，一块下下棋，一块说说话。哪知，这时期，伪国防部应酬美国顾问团，今天一个宴会，明晚一个舞会，花天酒地，川流不息。李冰如不但白天要上班，晚间也得工作，不仅做翻译，而且要当舞伴。往往要到午夜才回家来。黎尊民夜夜等着爱人，有时等得乏了，就在椅子上睡着了；有时等到爱人回来，对方却已精疲力竭，兴致索然，说话都提不起精神。
有时，李冰如回到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四点。“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回来，难道他们给支付双薪吗？”黎尊民实在忍不住了，终于发了牢骚。
李冰如只有苦笑，叹气。
“你为什么不讲话？”黎尊民头一回对爱人这样大声说话。
“难道你看我就为几块臭钱吗？”妻子想不到丈夫来这声霹雳，也火了。
“那就把这鬼差事辞掉。我是‘吃稀粥屙硬矢’，不吃他那一套。”
“现在说这种话，正是年三十晚看皇历，晚了。”
“有什么晚不晚，你给人家写了卖身契吗？”
“嘴巴说话干净点。对我发雷霆顶什么事？”李冰如气呼呼地脱下衣裳，把丝袜一甩，脚也不洗就爬上床睡了。
黎尊民孤坐灯下，搔着头，唏嘘半天。一会，又懊悔又怜爱地凑上床去扳爱人的肩膀，低声下气地说：“和解了吧。我的心情挺烦。”
李冰如转过脸来，悲凄地说：“难道我就挺轻松吗？”
两人都不说话了，各人枕着各人的两只手，直直地瞅着帐顶。沉默，蜘蛛网似的布满了整个屋子，静极了，各人都听到自己的心跳。
“你为什么不说话？”一会，李冰如打破了沉默。
黎尊民依旧直瞅着帐顶，不知想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问你！”李冰如忽地一下坐起来，伸着两只胳膊抱住膝盖，盯着丈夫。“你什么时候有个孩子过继给人家？”
“什么？”黎尊民这惊诧非同小可，立即跳起来，眼睛睁得好大。疑惑抓住了他，愣得几乎要发抖。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装洋蒜顶什么事。”她一步一步逼着。
“哎，人真是难得了解呵！”黎尊民痛苦异常，下了床来，在屋里来回走，搔着头默想：“把孩子过继给人家？……”
李冰如一动不动地歪着头瞅着丈夫。
“，记起来了。”黎尊民忽然惊呼。“什么一个孩子呵，那是一本书！”他走到床前坐下来，告诉冰如是六年前他赠送我那本《解放文选》的事。
“是谁告诉你的？他在哪里见到？我自己早都忘了，他还有这么好记性？”黎尊民越想越奇怪，盯着李冰如问。
“是军委调统局的人讲的。”李冰如说得挺平静。
“调统局？你怎么跟那些人认识？”黎尊民一听是调统局的人，跟触了电的一样，一脸惶栗。马上联想到他公司里有时也有这些“大员”出现，他们是一些特权人物，专做伤天害理两面三刀的勾当。对他们，他从来是“敬鬼神而远之”。
“有什么大惊小怪，这些苍蝇，哪个宴会，哪个舞厅能少得了他们。”冰如抿着嘴轻蔑地说。
“向你提起这件事的人是干什么的？”
“谁管他干什么的。人家都称他科长。对啰，他要我告诉你，叫你识相点，你的‘孩子’在他那里呢。我当是真的‘孩子’，气得没有跟他问清楚。”
“我别的事没有，就那么一本书，他能把我怎样？魔鬼！冰如，我们走吧，不在这鬼地方。”黎尊民预感一种不祥之兆会缠上他，直望着爱人的眼睛，希望得到同意和支持。
“能到哪儿去呢？桂林，日寇占着；香港，我们是从那里逃出来的，‘好马不吃回头草’。何况这个时候回去，妈妈认不认你这个姑爷呢？”冰如不免踌躇起来。
“你一个人回去，不管怎么说，女儿总是女儿，那么多年了，老人家的气也该消了。”
“尊民，你怎么说这样话。你说，没有你在一起，我自己一个人怎样打发今后的日子呀？”
“只要你不再跟那些苍蝇打交道，离别的滋味再苦，我也忍了。”
“尊民！”她眼睛闪耀着泪花，张开两只胳膊抱着他的脖子。
两人相抱哭了。
一会，李冰如考虑到什么事，经过一番斗争，终于把扰乱她好些天的苦恼，告诉了丈夫：那是她的主任在一次谈话中，问她愿不愿到美国去读书，下个月顾问团一个海军少将回国，希望她一起走。黎尊民一听到，脑门挨了一棒似的，神志昏乱，直直地瞅着对方的眼色。好久，才冷静地反问：
“那，你自己拿什么主意呢？答应了吗？”
“答应？我还不是那样下贱。”李冰如得不到同情的抚慰，反而受了猜疑，气冲冲地回床上睡了。
“早知今日，当初跟陈强一道去延安，怎么也比受这窝囊气好。”黎尊民坐回椅子，自言自语。
“现在想这个赶不上了！我就不应该学这鬼英文。”李冰如也在叹气。
这晚上，他们重新认真考虑过自己的前途。但，都没有结论。第二天，两人又得各上各的班，照常如故。每晚，华灯初上，李冰如又得抹口红，洒香水，穿上高跟鞋，穿着花衫，对着爱人说：“今天不知是美国人的告别宴会，还是中国人给哪个洋鬼子接风。又要做传声筒去。你早点休息，等我回来就太晚了。”黎尊民就这样一夜一夜地被撩在冰冷的小屋里。后来，他学会了喝酒，不时涉足于咖啡馆、酒吧间，或者就在街头夜游，消磨漫长的夜晚。一次，他夜游回来，冰如却已经睡了。他发现桌上一张纸画了些圈圈、道道、歪嘴巴、三角眼、狗头、鹰鼻，还有好些“？”和“！”，图案不像图案，垃圾不像垃圾；另外，写着这样的文字：“肮脏，龌龊，丑恶，无耻，卑鄙，无聊！”……
他想唤醒她，看她睡得这样甜，又不忍惊动。一会，她在梦中惊叫一声，翻了翻身，含含糊糊地嘟哝两句，又睡了，他却直瞪着眼，天将亮了才迷迷糊糊地睡着。醒来时，阳光已照到窗户，闹钟唧唧发响，差一刻就是八点了，他张望四周，屋子空空洞洞。冰如已经上班去了。桌上那些包糖纸片、橘子皮不见了，铅笔、墨水，收拾整齐了一些，中间用彩色玻璃球镇住一张纸，上面写着：
“牛奶放在电炉上，别忘了穿毛衣！”
这天是黎尊民休班，他一个人无聊，跑去北碚找重庆大学的一位老同学玩。刚好那里有球赛，那朋友扯着他一块看。晚上吃完饭，又去看苏联影片《戏后六点钟》，回到家已经是十一点了。屋子同早上出去时一样，空空洞洞，东西不见有什么移动，好像李冰如一天也没有回来。他拿着一本中英对照的《块肉余生记》来看，等着冰如。等着，等着，不觉睡着了。隔壁的挂钟打了一响，他从椅子上醒了过来。秋夜的凉风侵袭着肩胛和膝盖，屋里一片沉寂。
第二天，他照常上班，按时回家，屋里依然空洞而冰冷。衣架上的衣裳不见动过，鞋子依旧静静地摆着。“到哪里去了呢？”他开始不安起来。晚上，为了等着爱人回来，他什么地方也不去。一个人在屋里翻阅那本《块肉余生记》。但是，记不得昨天读到什么地方了，无从继续看下去。他又去开留声机，听听她平时爱唱的《梅娘曲》，歌声加重了他的烦躁。不得已，他把留声机关了，又拿起书来读。眼前却老跳着那张画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和“肮脏、龌龊、丑恶，无耻……”的字眼，接着是“……别忘了穿毛衣”那句话，仿佛她带着声音笑貌来到了眼前。
忽然，门缝轻轻裂开，他不觉悸动一下，满以为是爱人归家了。如同往常一样想吓吓她，轻手轻脚地躲在门后，张开两只胳膊等着要抱进来的人。谁知道，伸进来的是一个小女孩的头。这是隔壁的女孩，手里拿着封信，对他说：“叔叔，你的信。”女孩给了信转身飞跑了。他接过信，如同罪犯等待判决，急切地凑到灯下去拆开来，往下就念。仿佛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悲痛而凄苦地哭泣：
尊民：你不必再等我了！今早，当我醉醒过来的时候，我发觉一切都破碎了！我已经失掉了应该得到你爱抚的自尊和骄傲！尊民，我是了解你的。我相信，你善良而温柔的手，将会排除种种嫌隙而慷慨地给我抚慰着创伤；我不怀疑我们的爱将能盖过别人加于我的羞辱。但是，打碎了的东西，即使合得拢来也难免除那可悲的裂痕。在你，也许由于痴心的爱恋，完全忽视美玉的瑕疵；在我，正因你过人的宽恕，那无声的内疚，将会陪伴我一生！尊民，也许我太自私了，为着解脱自己的痛苦，我在你身边走开了，让你自己孤独地守在空虚而冰冷的小屋，徒然去咀嚼那招不回来的记忆。但，周围既然那样残酷而龌龊，我又何忍把你拉扯在一块去受难消的屈辱呢！你别再等我回来了，我已经不再是你那个以生命相换的人。那个人从昨天起已经死亡！哎，不说了吧，已经够了，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把我忘掉，把眼泪抹干净，从肮脏的周围走开，重新去开拓生活的道路！这就是我可怜的一点希望，难道你忍心让它落空吗？……
他，读着，读着，心口给一刀一刀割下来似的，引起激烈的疼痛，血管几乎要炸裂了，头直晕，眼睛冒火星，颓然倒在椅子上，一会，猛然站起，踩着脚，走又不是坐又不是，最后，他发现自己走到街上去了。
他走来走去，走到了伪国防部，在传达室填了会客单，要求见外事室的翻译李冰如。传令兵按照会客单摇了电话。回头对他说：
“李小姐出差了，不在。”
“出差？到什么地方去？”他瞪着眼睛问。
“军事秘密，不便奉告。”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回答。
他再要问什么，要求什么，不但没有另外的回答，干脆被赶出了伪国防部传达室。时间已经深夜，他怕回到那间冰冷的小屋去，在街头东走西走，老背诵李冰如的信，耳朵似听见她的哭泣。后来，他什么时候，为什么要走进一家酒吧间去，他自己也说不清，迷迷糊糊地记得他当时要了一瓶葡萄酒，一口气喝光，立即天旋地转，全身血管沸腾起来，什么也不知道了。亏得一个店伙的好心，叫三轮车把他送了回来。
从此，每天一到晚上，他的小屋就变成黑暗、空虚、阴冷、荒凉而恐怖的森林，待不下去，一连几天晚上，他照例到伪国防部去填会客单，声言要见外事室的翻译李冰如。每次得到的回答都一样。
“出差了，不行！”
“出差，到什么地方？”
“军事秘密，不便奉告。”
这是第五天晚上，他又去了，填了会客单，呆呆地站立在传达室门口，似乎听不见那些刻板的回答。这时，从里头驶出几辆福特牌的乌亮乌亮的小卧车。里头是美国军官和中国的女郎。他眼睛睁得挺大，上前把路拦住，汽车不得不刹住，车里跳出一个凶神恶煞的中国军官，对他叱责：“你要干什么，要想死呀！”狠狠地把他拉开。
他却使了平生的力气，屹立不动。
“我要我的老婆回去！”黎尊民说了话。
“不害臊，谁是你老婆？”
“李冰如。”
这军官不觉一惊。走到后边第三辆车去跟车里的一个什么人唧唧咕咕，回头向警卫兵暗示一个眼色。说道：
“你们怎么让疯子进来胡闹？嘿，把他带走！”
几个卫兵一拥而上，把黎尊民架走了。他一边挣扎，一边呼喊：
“你们这些男盗女娼，禽兽不如！”
“封他的口，不准叫唤！”后面的汽车里有个家伙伸出头来，命令他的爪牙。
这些爪牙把人绑到旁边柱子上，嘴里还给塞进一块手巾。传令兵摇了电话，讲他们的黑话，不多久，驶来一架黑色的密封车，几个卫兵把人架进车去开走了。
过了两天，重庆的一些官办报纸披露了一则社会新闻：
……有一华侨子弟黎尊民者，因家产毁于战火，刺激过深，精神失常。其妻乃当今某将门的宗亲，擅英语，任职国府某部，不幸为黎某多方折磨，不胜其苦。忽于某日不归。黎某顿失莺俦，疯癫更甚。每日必到某部胡缠。前日适外宾从该部外出，黎某竟向友邦人士索妻，引起一场风波。语云：“丧心病狂”，此之谓欤！当局鉴于此种疯人有碍市容，闻已将之送入精神病院矣。
黎尊民是被目为精神病者，但监禁他的却是军统的秘密集中营，并非精神病院。在那里，他被审问的，不是在伪国防部大骂山门的罪过，而是逼他供出“那个过继给人家的孩子”——一本《解放文选》的下落，和放走共党分子的大罪。在那里，他历受着电刑的昏厥，坐老虎凳的痛楚。但他什么也没有可说的，原来他是清醒的，却被当作疯子，现在被逼成精神失常了，反而当他是假装。就这样，他旺盛的精力和美满的青春，就在那魔鬼的地狱销蚀了。开头是在重庆的歌乐山，后来是在贵州的息烽。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他的案情悬而不决。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军打开了牢门，他才重见了阳光，脱离惨苦的魔窟，走回宽阔的天地。
解放出来，他在贵阳的军管会领到了回家的路费，拿到通行的执照，走了半个来月才回到老家。回来不到一个月，广西也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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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十二年来刻在黎尊民脑子的记忆，他讲得那么认真而仔细。讲着，讲着，开头是幸福而欢乐的，到后来则是抑止不住的悲愤和忧伤。他不时拭着眼泪，梗着喉头讲不出话来。
“冰如后来没有消息吗？喝杯茶。”我换了一杯热茶给他。
“没有。”他摇摇头。“你不知道，那个集中营，真是活地狱，人进到里头，就跟人间隔绝了，哪能打听到她的消息呢。”他喝了口茶。“这些年来我老想：她当时或者是跳了嘉陵江了！你知道，她的脾气比我倔，要干，什么都干得出来。就在她失踪那两天，有张小报透露过：嘉陵江边的一只渔船发现一个穿旗袍的女子跳江，水流挺急，尸首没捞得上来，我想可能就是她了。但，也可能她被特务要挟，要她陪着那个洋鬼子到美国去了；甚至可能给弄到见不得天日的魔窟去，当了秘密夫人……”
“你回来没有向香港她妈妈那里打听一下？”
“没有。”他摇摇头。“人在的时候，我们都断绝了关系，现在，人已经没有了，更不想去攀这门亲了。何况特务们做得很绝：他们在报上给我捏造那段恶毒的谣言，在他们，固然是一来得以封住我的口，二来可以推卸李家向他们要人的责任。在我，可就蒙受莫大的打击：这一来，我在冰如的母亲面前，不只是拐走她的千金的流氓，甚至成了逼她女儿失踪的疯子！简直是一场悲剧呵！”
他放下茶杯，拿起一块糖放进嘴里含着。
“不过，悲剧总算演完了，重新来吧。你的建筑学现在正用得上呢，没有完全丢光吧。”
“不丢光也不是个熟手。本来就没有学成，半桶水。后来又在船上混日子，所学非所用。在集中营被折磨得神志麻木了，脑子不顶用，长年睡不成觉。解放出来，贵阳军管会的同志把我们审查甄别清楚过后，曾经问我想干什么，我说，什么我也做不了，就想回家。其实，我是没有家的。只是，落叶归根，只好回来了，没有办法。你老兄这次衣锦还乡，就在这儿工作还是上南宁去？”
“我在这等船，要上南宁去报到。”我把华南分局分配我回广西的工作岗位说了说。
“过去你追求的那遥远的希望，现在倒是成了眼前的现实；而当时我所陶醉的眼前的‘天堂’，如今都成了云烟！”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算了吧，重新来！”我站了起来，活动一下手脚。
“我得走了。”他也站了起来。
“坐吧，再扯一会。你回去不是没有事吗？”
“事是没有，不过也应休息了。”
时钟响了十二下，实在也不早了。我送他走到大门口。
“上南宁的船，恐怕得过两天才有，你有空我再来。唔，对啰，你既然是弄笔杆的，我把冰如最后那封信给你拿来，也许对你有用。我什么都没有了，就这封信藏来藏去，舍不得丢掉，有空我就拿来念念。我几乎背诵得出每个字来。哎，想不到我们的爱情是这样的结果，真是一出悲剧呵！”
“我看这样吧，你这两天把你过去的经历写份自传。我帮你交到有关部门去审查看，我们国家正要建设社会主义，你原来学的建筑现在正是用得上了。”
“那就太好了！我回去了，再见。”
他给我握了手，走了。
我直瞧着那走方步的脚在街头的拐角消失了才转回房里来。
房里，服务员一边收拾茶具，一边说话：
“这个人别人都说他是神神经经的，今晚听他说话怎那样清楚？”
我正要说句什么，挂钟“当”一声，报告一天已经过去。
“噢，刚才市委来电话，请你明天在家等一下，他们有人来访。”服务员忽然想起这件事来，说道。
“说明天不对了，应该是今天几点钟。”我笑了笑，拿眼光告诉他看看挂钟。
“，已经是新的一天了。”服务员望着钟舒畅地呼了口气。
陆地在新中国成立前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以表现革命战争环境下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革命战士的生活内容为主。如《叶红》写爱国女知识青年叶红在战斗生活中成长的故事，中篇小说《钢铁的心》则塑造了八路军连长马如龙的英雄形象。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部分作品仍然重视这一题材，特别注重表现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的不平常经历。短篇小说《故人》写黎尊民和李冰如两个年轻人在抗日战争中抱着“爱情至上”的人生哲学，以至于无法摆脱社会、家庭小圈子的包围和传统观念的束缚，成了革命的“落伍者”。作家对这类“落伍者”形象的塑造，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是其独特的贡献。
——马学良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修订本），下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第1131页
《故人》不仅写爱情，而且写“资产阶级”公子小姐之间的爱情；对主人公爱情至上的人生观持保留态度，同时也对他们“以生命相换”的爱情理念流露出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在爱情成为文学的禁区，作家谈爱色变的时代，《故人》对爱情的描写带有话语突围性质。爱情本是人生的一种生命大美，艺术地再现这种生命大美，应当是文学的使命之一。《故人》艺术地显现这种生命大美，抨击摧折这种生命大美的黑暗势力，有不容忽视的社会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
——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下），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第756页
作者对黎尊民，自始至终是放在矛盾冲突中来刻画的，前一部分主要是写他和革命的矛盾，而后一部分主要是写他和旧势力的矛盾。由于他没有参加革命，尽管获得了一时的幸福，在第二个矛盾中也必然落得一个可怕的下场。这个逻辑，不是作者在理论上向我们宣示，而是通过对人物行动的刻画，对典型环境的描写，使人自然而然地得出的结论，所以，读了使人感到真实可信。现在三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大概都能回忆起，在学生时代，像黎尊民、李冰如这样的人物确实是存在的。他们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感，或是其他动机，对革命事业并不反对，甚至还有所帮助，但总以不损害自己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一旦要丢开眼前的现实利益去献身革命就不愿意了。这种人有的后来走上了反动的道路，有的庸碌无为地度过了一生，有的则成了冷酷无情的旧社会的牺牲品。黎尊民就是属于后一种类型。
——刘硕良：《喜读〈故人〉》，《广西文艺》1963年第2期
《故人》是陆地短篇小说中一颗闪光的珍珠。这颗珍珠，是作者倾注心灵的泉水孕育，运用中国工笔画的手法进行细致雕琢而成的精巧艺术品。它显示了作者的小说创作逐步走向成熟的才能，有自己显著的艺术特色。
——黄绍清：《壮族当代文学引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