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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似(1917—1986)，原名王辑和，广西博白人。1937年考上广西大学化学系，担任广西大学学生会进步刊物《呼声》的主编；1939年到贵县中学教书兼做《贵县日报》副刊编辑；1940年与夏衍等人在桂林创办《野草》月刊，主编《野草丛书》；1947年4月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在广州参加《南方日报》创建工作。历任广西文化局副局长兼广西桂剧团团长，广西文联、广西作协副主席。1959年在桂林的广西师院任教；1973年到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先后任过系副主任、主任。1975年出版《现代诗韵》一书。1976年参加《辞源》修订工作。“文革”后任广西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广西文联副主席、广西作协副主席。有杂文集《感觉的音响》《时恋集》《在岗位》《没羽集》《秦似杂文集》等，传记《居里夫人传》《巴士特传》，文学评论集《两间居诗词丛话》，语言文字学著作《汉语词族研究》，改编桂剧《秋江》《西厢记》等，翻译小说《人鼠之间》等。
原载《收获》1960年第1期。
这些日子，从远方来一个人，总是可喜的。他们是梳着孖发辫的姑娘，戴眼镜的教授，或者风度翩翩的记者，从北京，上海，武汉或别的地方来……总之，都一样，对这山窝里百峰人民公社临时的工业办公室来说，便添加了不少热闹。他们从一种很简单方便的交通工具——载人自行车——上把铺卷拿下来，交了介绍信，然后便在这儿住下；往往不到两天，便跟这办公室所有的人：乡党委书记，小余，直到厨房李七叔，熟得像一起工作很久的人似的。然后，每当夜深的时候，大家便在一块儿向火，谈着白天那些动人心魄的事情；又因为这些从不同岗位、不同地区来的客人，各有各的特色，所以常常总要加入些关于飞潜动植、天文气象、化学分析，以至地层的构造和形成等方面的新鲜话题，大家谈得兴致勃勃，把这四周山色中的小小的办公室，变成了大学课室一般。更多的时候，则是把别的地方令人兴奋的消息带到这里来，叫大家好像读到了活的报纸。火堆旁边常常迸裂出瀑布倾泻一般的欢笑声，人们完全忘记了窗外严寒的夜。
可是最叫小余这个年轻小姑娘高兴的，还是二八七探矿队的小张的到来。
小张叫张学诗，顶多二十二三岁，头上剪一个短短的平头妆，一副长长的、时常想笑的脸，神态很是洒脱。说起话来，一听就知道是桂北口音，把“人”说成“迎”，整天“迎、迎、迎”的，煞是好笑。会唱花鼓戏调子，“正月正里看花灯呀，大街小巷闹腾腾呀，嗨呀吖子嘛……五月五里赛龙船呀，百条金鲤过江边呀，嗨呀吖子嘛……”唱得尽管别人都笑了，他还很有劲。不到两天，小余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嗨呀吖子嘛”。
“嗨呀吖子嘛，你猜今晚我们吃什么菜？”
“小虾子炒鸭蛋。”
“你怎么知道的？”
他嘻嘻笑着：“我回来的时候，路上见到七叔在买呢。”
“还有一样，你猜不着。”
“我吃过的？”
“我们自己种的菠菜，今天才头一回摘哩，吃新鲜。”
小余跳着笑着的，就这样跟他闹着玩。还有一件，最叫这年轻小姑娘欢喜极了的，就是小张带来的那个十分精巧的小匣子探矿机。它只有拳头般大，两根橡皮管子做的听筒，就像医生用的那一个似的，插到耳朵里去，听着听着，十分好玩。一天晚上，大家正在火堆旁边说着闲话，小余忽然叫起来：
“你听，唧悉唧悉的，这小匣子机器在响哩！”
小强取了过来，听了一会，果然。
“那么，我们这办公室里有那种贵重的稀有金属矿了！就在我们脚下！”
小余一边拍掌一边叫起来。屋里的人，顿时也都卷入一阵狂热里去了。
小张再听了听，沉着而富有经验地说：
“从这声音听来，只是很分散的矿石罢了，还不一定是具有开采价值的矿苗，不过，我会把这个资料记下来的。”
窗外，太白岭红了一边天，几十座小高炉正在吐出火龙一样的烈焰，像火山在爆发，又像万匹红绸在飞舞，那彩色一直映进小屋里来。
渐渐地人们都有事散去了，剩下他们还谈论着。
“从前有个诗人叫李太白，你听说么？”小张把小匣子机器放好了，看着窗外，问小余。
“怎么不知道？这时候平白想起李太白来做什么？怪不得，原来真是学诗，学诗！”
“不，”小张摸了摸平头妆说，“我这几天老在这岭上走着，心里便想，一定跟李太白有什么关系，不然为什么叫太白岭？”
小余听了，不觉轻声笑了起来。
“你可太聪明，猜得深了。哪有个李太白到我们这荒山来吟过诗呢。我听老人说，我们这儿从前旱得很，种不上地，山脚下有一条江，年年白流着，一滴水也引不上来。农民要筑坝拦它，可是这山里的河，水特别急，到处都是湍滩，筑来筑去，白费气力，总筑不成。后来这山上有个老人，走下来看了看，对大家说：‘我来给你们帮个忙吧，’他从山上推了两块大石下来，说也奇怪，大家这一次就把坝筑起来了。从此就传说那老人是太白金星的化身，这山也就叫太白岭。”
小张呵呵笑起来说：
“你这个典故，还更难知道呢。原来你们这儿有神仙帮着的。”
小余拂了一下她的辫子，说：
“你可别说嘴，比神仙强的还多着呢。那个老坝，只灌三百来亩田，咱们去年几个农业社联合修起来的新坝，现在灌着一万七千多亩哩。”
“铃——铃——铃——”电话铃响起来，小余连忙走过去。只见她把听筒拿起，在桌边坐下，口里一面答应着，手里不停地往拍纸簿上记。隔着火堆，小张听到听筒里透出来的声音，知道那是廖书记从钢铁工地打回来的电话。小余这头放下听筒，那头立即又摇总机，交代明天一早开电话会议，各大队支书参加。支书未在工地的，副支书参加。“……要准备各项工业上马情况的材料，特别是农具、土药和食品加工三项……口头汇报，对的……六时半开始；今晚都要接通。听清了吧？”小张觉得，她把每一个字都说得那么响亮、清楚，了不起呀，这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就像战场上一个指挥员似的。
小余名叫余秀娟，是当地的高小毕业生，她做社干才一年，最近又从原日的高级社调来工业办公室。初来的时候，还不懂得算百分比，是廖书记教会她的。这太白岭周围的十多处采矿点、洗矿场、才办起来的名目繁多的工厂，她都去过；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她都熟识；只要一拿起电话听筒，从声音上头她就知道那是谁，准叫得出名字来，不会有错。除此之外，十二个大队也得经常联系。她平常穿一件比身材稍为宽大一点的新蓝布棉袄，走来走去，像旋风一样地转着，十分敏捷。为了把日常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她的一本“工作日志”总是摆在桌上，靠近电话机的旁边。有一天小张翻了翻，看见上面有一段写着：
……立即上马的是酒，再过四天有酒出。大东织布厂缺乏筘，要找老筘工。明厚大队护理小猪突出，天气太冷，饲养员抱在怀里喂，怕把小猪冻坏。一有太阳出，就赶到地坪晒太阳。……劳动力紧张，有七百担菜头，已经熟了，无法运出。
在另外一处地方，小张发现记有Fe2O3、Fe3O4之类的符号，曾经指着这个问小余：
“你也在学化学么？”
“什么不想学呵，”小余回答说，“这是前些时北京大学一位女学生，到我们工地来当化验员，她教会我们一种简单的含铁量测定法，就随手记下来的。”想了想又补充说：“我们上不了学堂，就这样东学一点，西学一点。”
小张心想，真了不起，多少人就是在工作中这样锻炼出来了。
“都一样。”小张说，“我父亲做了一辈子木匠，要不是新社会，我哪能进什么学堂？看你写的东西，初中毕业还不止了呢。工作就是学习，前两天廖书记跟我谈话，又是花岗岩、石灰岩，又是泥土风化，我几乎把他当作同行呢。”
“那是廖书记呵！”小余含着一朵微笑，拂一下她那只用两根橡皮带绾着的短辫。
又过几天，小余见着小张，不再叫“嗨呀吖子嘛”了。她像是想一件重大的事，一见小张总是问：“我们这儿有希望做永久的钢铁基地么？”
“我还在勘探着，”小张笑嘻嘻地说，“勘完了，我们要给上面写一份报告。”
有一天，小余发现，吃晚饭时候还不见小张回来。她忙着跟廖书记上工地去，也就不作理会。天黑了，往宿舍一看，只见小张没精打采地躺在床铺上，眉头打皱地在发愁。
“怎么？病了？”她走近去。
没有回答。
“你到底有了什么事啦？”小余找火柴擦亮，点亮了桌上的竹笋灯。
“没什么，太累了，歇一歇。”小张支支吾吾地说。
“吃过饭了么？”
“唔……不打紧……我躺一会。”
小余有事，又出门去了。
小张也不起来，只觉得心头像一个转辘似的绞动着，又像一把火在烧。为什么竟这般粗心大意，造成了这么大错误呢？地图，勘察地图！连同一份资源分布情况的文件，一起失落了！这两件东西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皮包，而那黄色的小皮包，又从来不曾离开过他身边。可是，今天就在外面把它失落了！两样东西都是绝密的，连廖书记和小余，他都没有拿给他们看过。这是纪律守则。可是，偏偏出了事情，给丢了！
当他回到距离办公室还有半里地的时候，发觉丢失了皮包，立即扭转自行车，向原路找寻；那长满了鱼串草的小溪旁边，石桥底下，乡路两旁，矿井附近，都没有！他清楚地记得在太白岭下一个斜陡的山坡上，残冬褐色的草地铺满了灿烂的阳光，他一个人坐在那儿，眺望四近的迷人的景色；远近环列的静静的群山，向人们裸露着它那头一次被开掘的痕迹，好像刚拉开面纱的新娘似的，它们是多么的羞怯、静默，而又端庄呵。然而，这一来，人们对于它们，却感到亲近得多了。山脚下，许多常青的圆顶树，看去好像几百把张开的罗伞，遮掩着一座座分散的小村庄，多迷人的自然景色！多美好的冬日的阳光！他打开地图，依着山峦的起伏，村落的远近，细细看了好半晌，直到感到有点疲乏，才半躺下来，望着那无际的碧空，觉得自己开阔的心境，好像正在伸延，伸延，几乎要伸到天边，跟天空连成一片……然后，他决定了一个新的工作计划：尽快地把这一带山的秘密都揭示出来。他对着它们，几乎想要大笑，想要狂呼。他昂然地走下山来，就好像那些山已经贴伏地躺在他脚下……
不是么，不正是这样的情景么？他清楚记得，虽然当时兴奋得忘了一切，但他却是小心地把地图放回皮包里去了的，在皮包的右角，靠近着那本资源分布的文件。一点没有错。他记得他把皮包放上自行车的后座上，有弹簧夹压住的，然而，竟丢了！能怨得车子么？不，那是办公室借给他用的，几乎全新的飞鸽牌，弹簧夹也不是坏的；大概没有夹紧，匆匆忙忙地下坡来，车子又骑得太猛，不知什么时候，颠得厉害，摔掉了……有几段路不大理想，路面还突起着一些鸡胸形的、鹅卵形的硬石头。这是石灰岩！好不作怪的石灰岩，躲在地底下跟人捣蛋……
淡红的油灯光，照射在山土打成的赭色的泥墙上，映得满室通红。小张眼睁睁地躺在床上，用手摸着下巴。忽然想起，回去再寻一遍。爬起来，推门一看，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得又退回来，坐在床沿上，依然摸着下巴。他知道，这件事总得告诉小余，不但小余，还得告诉廖书记，但他又希望明天一早，会把皮包找回来，那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也免得他们替他着急。
他坐在那儿，仿佛看见了他第一天来到的情景，那时候，他也正坐在这个地方，廖书记隔着桌子跟他谈话。“搞技术的人，我看什么都有了，还要有一个群众路线。像探矿这件事，一开头，我们有什么探矿人员呢？没有！可是，我们就干起来了。都是群众报、群众采的矿。你这次来，预定上半个月做完的事，要走好群众路线的话，说不定十天也可以完了。不然，也许还得长些时间呢。”
现在，还有什么半月或十天的问题么？丢失了这样重要的东西，还能完成自己这个任务么？他倒不是首先想到会受处分，而是想到，他也许因此就再不能了解太白岭的没有揭开的秘密，再也无法回答小余那怀着满腔热望的问题……
第二天一早，小余拿着香喷喷的芋头糕，小飞燕似的摇着两条臂膀，走进宿舍来，可是，不见了小张。
“奇怪，这大清早就不见小张了。”
她跑进廖书记屋里去，气喘喘咳起来。廖书记正在写什么，把笔放下，抬起头来，说：
“别人赶工作去哩，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小余发急说，“昨天晚上就有了蹊跷了。你没看见，整个人像没了魂的时辰钟般的，不响声儿！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廖书记两手搭在桌面上，沉思了一下。又猛地抬起头来，瞧着小余两只小米鼠般的眼睛。
“真的？”
“我看见的，晚饭也没吃。”
廖书记站起身，背着手来回地踱了几步。他看着小余手里的芋头糕，那热腾腾的白气，一直往上冒。
“你看会有什么事，小余？会有什么事么？不会的！什么事也出不了。我们这个地方，除了山上有多少根草，没经我们算过之外，什么不清清楚楚的？藏得起一件什么事？来，我们且吃芋头糕！……马上还得打个电话到县工业办公室去，请示耐火砖调拨问题，能不能给我们一千五，或者更多些。”
小余给县办公室打完了电话，已经是太阳丈多高的时候。她忽然发现，在电话机旁边，有一个字条，拿起来看，是小张的笔迹：
北京探矿总队：
在工作中不慎遗失地图及文件，谨此报告，请求处分。留此抑返队，请速指示。
二八七张学诗
“原来如此！”小余差一点喊出声来。她拿着这张纸条，正要找廖书记去，小张进来了。
“小余，小余，我犯了错误了！”他指着小余手里拿着的小条子，“我要给领导上发个电报。”
他失神的目光落在小余身上，脸上像一张蜡黄纸似的，看去完全变了一个人。这时候，他才把皮包失落的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小余。
“我今天一早又去找，只差没有把土翻开来罢了，一个太白岭寻遍，没有影子！”
“不要干着急，小张。我们找廖书记去。不管丢的是什么，反正在这公社里。跟廖书记商量商量。想个法子，我们可以给各个大队发一个电话，要群众帮着找。”
小余的声音特别镇静，她知道在这个时候，唯有这样可以叫小张减少失望的难过。
小张没有作声，低垂着头。
“那小机器呢？”小余想起那个小小的探矿机。
“在着。但地图和文件都是最紧要绝密的东西。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让我们找廖书记去！”小余叫着。
“铃——铃——铃……”电话铃阻断她。
“哪里？双凤大队，说吧……怎么？皮包？什么样的？……不知道？……”
“黄的！”小张像是从梦里醒过来大声叫起来。可是，小余却向他摆摆手。
“……是这里一个探矿队同志丢失的……下午送来？好！”
小余把听筒放下，笑得眼儿没有了。
“怎么？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皮包？”小张喜里带忧地问。
“社员先报个口信给大队，打电话的哪里就看见实物了？反正下午给送来，愁什么的！”
小余将情比理说着，可是却压不住心里的欢喜，两条眉毛不住在跳动着。
“我哪能等呢？现在就取去……是双凤，可不是，在岭西边，我认识路！”
说着，已经走到了门外。
小余追出来的。
“你找不到人的！你不熟。”
廖书记从屋里走出来，在小张肩头拍了一下，说：“差一点要把你急坏哩！”回过头来对小余说：“你陪他去一趟，骑我的车子。”
南国腊月的阳光，总叫人感到暖融融的；乡路旁边几株高大的木棉树，已经在那光秃秃的小丫上吐出小花蕾，好些不知名的野藤，毫无经冬的颜色，还是一丛丛地攀在山边岭上，绿叶扶疏地向着太阳，几只黄谷雀，在吱吱地叫。小张听见那叫声清脆得很。
两架自行车在高山脚下的乡路上奔驰着。不时会遇见一队队车矿石的、挑木炭的人们；有些山腰也站满了人，在那里采矿的采矿，砌炉的砌炉。远不远就可以看见一面红旗，迎风拂荡，红旗下面，山歌声四处飘落。小余一路上碰到许多熟人，有的叫她余同志，有的叫她余秀娟，有的问她上哪儿去，有的要走近来跟她说个话，小余总得从车头上举起一只手来，招呼着人们，叔伯姑嫂地叫不停口。小张恨不得顿时就去到双凤，又不好催小余，便只顾自己使劲地赶往前面去。看看把小余丢在半里路后头了，才不得不慢下来。
“瞧，这一带可是石灰岩？”小余赶上来，兴致勃勃地问。
“唔，对。——我们是一直到大队部？”
“你不说过，石灰岩还会伸到田里去的么？”
“是的。有些田里头，底下就是一座石头山。——那个拾着皮包的人……”
“你别老在急！我们简直在举行单车比赛了。弄得气也喘不过来哩。”
两人肩并肩地到了青石桥上。小张“喀”的一声，往河里吐一口唾沫。昨天，就在这桥底下，密密层层的水草丛里，害他翻寻了半天。
“我们这里会办起一座红专学校来的吧，小张？”
“唔，大概会的。”小强一双眼只顾瞧着前面。
“最好还有探矿这一门，我真想学。”
“人家正收工回来呢，快，我们赶这时候进村！”
小张用力蹬了几下踏脚，他听得两辆车急速下坡时沙沙的响声。
一间小小的堂屋里，正面铺着一张床，床上放着一张折得平齐的蓝格子布面的棉被，洗得那么干净，就像医院里病房刚换上的一般。床底下放一只鸡窝，金黄色的稻草压得很平贴，一看就知道是专给母鸡来下蛋的。右边一张写字桌上，放着一把半旧的鸭蛋镜、一本诊病登记簿，再就是十来个大小不一的玻璃药瓶。堂屋中间生了一盆炭火，围着炭盆，坐着小张，小余，和这间屋的主人——双凤大队妇女主任。
“那是吴月英，七队一个女队员，她昨天拾回来的。”妇女主任对他们说。
“你看见那里头有些什么吗？”小张急着问。
“昨晚大家都忙着，一个高炉出了毛病，支书、大队长和我们都守到半夜，今朝一早，又赶着干别的事去了，还没工夫找来看呢。我们原是要她下午才带来，送办公室去，想不到你们亲自来了。”
“我一个月不来，你这屋全变了样了。”小余哈哈笑着说。
“也没什么。搞起个诊所来。你知道，村里中医是有的，每天定个时间在这里看病，比过去，就给大家许多方便了。也只能备几种常用药，开的药方还是要到药铺里去拣。不过药铺也近，也一样是大队里的。”
说着，又带他们两个往里屋看看。小余看见那里头铺着两三个整齐的床铺，一个铺上，还睡有人，是个中午妇女。
“这是病房么？”
“不，产房。转了公社，我们就计划搞个留产院，这样对产妇的照顾可好得多啦。反正我房子多，屋空着，我就是提议设在我家里。省得我来回走，工作效率要强多。你看，我就睡在堂屋里，有个什么事，半夜还可以起来照料呢。就说那吴月英，早两个多月坐月，肚一痛便到这儿来，直住到恢复了身子才出去，不阻家里人的工，群众满意。”
小余转过头来，对小张说：“我们这位妇女主任，一向兼着助产士。”正说着，门口走进来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手里提着那黄色的皮包。小余一见，便叫道：
“吴月英来了！”
小张走过去，接过皮包，把拉链一扯，便打了开来。哦，地图好好的！它在原来的地方，挨着那个绝密的资源分布文件。
“怎么？东西都齐么？”妇女主任问。
“一样不丢！”小张叫道。
“昨天太阳将要下山的时候，我担着一担炭，走过太白岭下。在一个坡角转弯的地方，看见草里头半隐半现地露出这黄灿灿的东西，我便拾起来，挂在扁担头，一直挑回来。路上好些人还笑说：‘瞧吴月英，从山里打得个什么野狸，挑回来了哩。’”
“黄果狸！”小余笑得嘴合不拢来说。
“要不是你给拾回来，我可急坏哩。这里头都是——要紧东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紧东西，”吴月英掠了掠头发说，“我心里想，在公社地方，哪一样不是公社的东西？就拾回来了。”
“真是感谢你，要不是你……”
“谁见了也一样！反正在公社地方丢失的东西，总是公社里的！”
她重复了这一句，在柔和的声调中，带着一点从心底发出的倔强。小张这时候才注意到，她身上穿一件青底紫花的半旧棉袄，头发齐齐地剪成一字，坐在那里是那样的静穆、端正，叫人感到她的心地就像一湾春水似的澄澈清明。
在回去的路上，小张再不叫小余在后面追他了，两人说说笑笑的，小张还指着各种古怪的石头，天花乱坠地给小余讲它们的历史。当小余跟路上的人们招呼时，小张也好像见着自己的熟人似的了，微笑着，点着头。
“小张，你说，我们最好办什么样的红专学校？”
“你们么？唔，小余，我觉得你老早就进了红专学校哩。你们公社就是一个大学校。我在这里上到了任何地方都上不到的一课。”
过了大石桥，转上平路，小余听见小张又轻声地哼起了“嗨呀吖子嘛”的调儿。
秦似作为厅局级干部下放当社员，天天要干繁重的体力活，何况还在“大跃进”的岁月，超强的劳动强度，那劳累可想而知。但他依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利用劳动的余暇写散文、诗歌、小说。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下放的生活，农村的体验见闻，给了他许多在城里难得的写小说的材料，他开始了小说这个领域创作的新尝试，写了小小说《云英养鸡》，短篇小说《太白岭下》，长篇小说《飞年记》，《飞年记》其中一章《姐弟》已在《红水河》发表。还有散文《激变中的山村》《一个青年的奇迹》《偶遇》等。此外还在《广西日报》发表论文《热爱鲁迅的著作》。他是一个笔耕不辍的农业社农民。
——王小莘、吴智棠：《疾风劲草——秦似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