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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被困在孤岛上的人
大卫大脑的边缘系统遭受严重损伤，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和心理障碍的人们在一起过着群体生活。机构的照看者开始注意到大卫非常奇怪的行为：他对食物的需要和其他感觉都得到了完全满足，但是他常常请其他患者给他香烟或一点食物。照看者注意到，他似乎总是被某些患者所吸引，而且对某些人的请求频率越来越高。一次偶然的观察，照看者注意到大卫在走廊上行走时遭遇了一个特别不友好的人，此时大卫的身体开始发抖、抽搐，随后“僵直”住了。然后，他突然转身离开，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走掉了。
如果我们仅仅观察大卫的日常行为，他似乎挺正常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更乐意靠近那些过去给予他帮助的人，而回避其他人。他似乎缺乏一种识别他人动机并以此来做出合适反应的能力。然而，他无法通过多次接触和回避一些人来记住不同的患者，也就是一会儿之后，他就会忘记刚才交流过的人是谁，对方的脸长什么样子。但是他的 身体明显地记得 ，因为对于不同的人，他选择靠近和回避的倾向是不同的，这多多少少和以往他们相接触的经历有关。
所有的智力测验都表明大卫的智力水平处于平均值以上。没有认知推理测验能够完全显示他有任何认知缺陷，或是认知特长。事实上，当一件事情完全不涉及情绪和关系体验时，大卫的认知推理能力完全正常。在这点上，大卫似乎没有一点问题，甚至还比较聪明，能够获得较高的IQ分数。但是，更复杂的测验，要求大卫进行道德判断（要求具有敏感的情绪和关系基调）的测验，则表现出他的道德推理能力严重受损。
著名的家庭神经病学顾问安东尼奥·达马西奥设计了一个非常精巧的实验——“好警察、坏警察”，用于评估大卫的行为和大脑功能。 13 达马西奥要求几组护工在大卫靠近他们的时候用一致的态度去对待他。一组护工总是报以善意的微笑并帮助他，第二组表现出不那么友好，并且说一些大卫难以理解的话。第三组对大卫的进步保持中立的态度。
随后，大卫被邀请参加一个非常逼真的“指认”活动，观看四个照片：一个来自友好组的人，一个来自不友好组，一个来自中立组，另一个是过去从未出现的人。他完全无法叫出其中人的名字，也无法选出他刚才和谁互动过，就好像这些人从未在他的生命中出现过。但是，尽管在实际的社会情境中，这种外显的面部识别无法完成（通过刚才的“指认”任务），他的身体趋向和选择动作都明显靠近友好的人，而回避不友好的人。这种选择 在80%的情况下 能够重复。更加神奇的是，在实验中，大卫指认为不友好的人中有一位年轻、漂亮，并且自然散发出温暖的女性助理。曾经大卫是有名的调情高手，对漂亮女性有强烈的吸引力，几乎没有女性会拒绝他的请求。但是80%的情况下，大卫都选择了长相一般的男士，他们对大卫都是一致地友好。
到底是什么在大卫无法（有意识地）通过他们的脸或名字来识别时，能够准确地选出某些的人？很显然，对过去遇到的人们，他有完好无损的程序性记忆。这一记忆由他明确的趋近和回避行为所表现出来，即 他的躯体明显地记得 ，即使“那个人”没有出现在有意识的记忆中。在选择温暖和善意、回避冰冷与拒绝上，他的躯体由某种（内隐）感觉程序所指导，做出 趋近或回避的态势 。
大脑颞叶严重损伤的一个结果是，大卫失去了大脑中间部分的功能，这是我们记录情感和关系的部分。他的受伤去除了颞叶重要的部分，包括杏仁核与海马体，这两个部分涉及情绪、短时记忆（时空记忆）和学习能力。这样的痛苦遭遇让大卫困在孤岛之上，和过往与未来完全分割，无法做出道德判断，形成和他人超出当下的关系。他也“幸运地”与过去噩梦般的图景分割开了，他显然无法感知到那些事情。
尽管有这样的障碍，大卫依然能够执行复杂的趋近或回避选择，这并不是在完全的觉知水平下做出的。由于他选择趋近或回避的能力未受损伤，我们可以因此假设这些“选择”必然发生在更上层的脑干中，包括丘脑、小脑，以及非自主锥体外动力系统。这些程序和“原始情绪”在情绪大脑（他大脑的这部分受伤后不存在了） 水平之下 运转，完全超出他的大脑新皮层（推理能力）所能达到的程度。在无意识中，上层脑干系统所决定的趋近或回避反应非常强烈，甚至超越了他对漂亮却不那么友好的女性助手的“好色”冲动。
大卫对于友好的工作人员表现出的趋近倾向绝不可能是他（完整功能的）大脑皮层做出的反应。一般情况下，当我们看到一张脸，许多人可能天真地认为我们首先会在心里分析它，然后基于我们有意识的观察， 思考 和评估这个人是友好还是敌意的，然后做出恰当的反应。如果大卫对友好敌意的区分和他趋近与回避的“选择”发生在主观意识的大脑新皮层，他对所遇到的人会有确定可靠的陈述性记忆，那么他绝对可以在“指认”任务中选出正确答案。很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大卫对助手趋近或回避的选择不会发生在情绪大脑（颞叶边缘）区域，由于严重损伤，这个区域已经完全失去功能了。所以能够让他做出如此复杂的“选择”，只能是脑干、小脑和丘脑了。但是，没有大脑边缘系统（对情感和关系做出反应）的中介，他无法将最初脑干（基于躯体感觉的趋近和回避）获得的信息“上传”到边缘系统，在这里记录他与工作人员的关系带来的感觉和背景环境。所以，信号就只能存储在情绪记忆中。随后，这种边缘（情绪）记忆按惯例上传到大脑额叶，在这里信息被记录、评估，并汇总为包含名字和面部识别的情境和陈述记忆。但是在大卫这里，这一连串过程完全缺失了，所以信号无法达到大脑皮层，这不是因为大脑皮层的缺乏（大卫的大脑皮层没有损伤，通过他超过平均值的IQ测验可以得以证实），而是因为他无法基于脑干在趋近和回避的程序性功能，将情绪记忆（准确地）记录下来。
唯一合理的结论是，在一个复杂的评价-决策系统，即更上层的脑干和丘脑中，个体总是可以做出准确（80%）而高区分度的决定，在趋近（成长）和回避（威胁）中做出内隐的选择。脑干层面做出的明确决定，在面对人类记忆和意识接收信号时却消失了。
本书的一个核心主旨是，程序性记忆的存在（在普通的意识觉察之外）是临床中处理创伤记忆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