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两汉时期，中国哲学由先秦百家争鸣走向融合统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经学成为汉王朝的官方统治思想，并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黄老之学在汉武帝以后退隐政治舞台，逐渐成为神仙方术的指导思想。基于帝王迷恋长生、谶纬的神学气氛，以及百姓渴求安乐、平等的社会愿望，道家学说又成为民间宗教的理论依据。二者逐步融合发展，在东汉末年终于形成了以神仙信仰为基本特征的道教。与此同时，印度佛教在两汉之际也已传入中国，道、佛二教在两汉以后都获得了快速发展。
先秦两汉时期，中国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深远影响，尤其在中国传统医学的形成与发展上，更具有直接的理论奠基意义。这一时期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元气学说及天人相应等哲学思想，与远古以来不断发展的医学实践相结合，孕育催生了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并在两汉时期逐渐编定成书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等中医药学经典著述中，以极具特色的生命观、疾病观、诊疗观，以及辩证的医学哲学思维方法展现了中国传统医学哲学的丰富内容和独特风采。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全面系统阐述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古典医学巨著。该书总结了先秦两汉时期医学发展的成就，针对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提出整体观念、阴阳平和、邪正斗争和重视预防等基本观点，以及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治、养生、针灸和运气学说等多方面内容，开创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内经》在编纂成书过程中，古代医家们不仅广泛吸收了当时的天文、地理、历算、气象、生物、农艺、伦理等多方面的认识成果，更成功地在医学领域运用和发展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和元气自然观等哲学思想，并通过医学具体问题的认识，充实和丰富了上述哲学范畴的内涵，推进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入发展。从医学哲学的角度看，《内经》除了对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和元气自然观等基本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外，还表现在运用这些基本的哲学范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生命观、疾病观、诊疗观，以及辩证的医学哲学思维方法，成为中医哲学形成的标志，对于中医哲学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生命观是对生命现象与生命活动的基本认识。《内经》的生命观，是在先秦两汉的气一元论、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指导下，对自然界的生物和人体自身生命活动的长期观察和研究中逐渐形成的。其中，关于人体生命的起源、内涵和特征的认识是《内经》生命观的基本内容。
1.关于人体生命的起源 《内经》认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灵枢·本神》）就是说，天（阳）为生命的起源提供了生机（德），地（阴）为生命的诞生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气），于是生命便在天地所代表的阴阳二气的相互感应和结合中自然诞生。人体生命的出现源于天地阴阳二气的有机结合，即所谓“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这一观点被后世概括为“人本天地”，并被视为中医学“天人相应”整体观的理论基石之一。
在揭示生命起源于“天地合气”的自然条件的同时，《内经》还指出人体生命产生的物质基础——“精”的存在，认为：“生之来谓之精。”（《灵枢·本神》）“夫精者，身之本也。”（《素问·金匮真言论》）“精”既是生命起源的原始物质根本，又是构成生命个体本身和繁衍后代的基本物质。
2.关于人体生命的内涵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强调人在自然界一切生物中最为宝贵和重要，具有比其他生物更高级和复杂的生命内涵。这种生命内涵的独特性首先被归结为精、气、神三个方面，所谓：“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灵枢·本脏》）。精、气、神作为维持生命并贯穿生命过程始终的三大要素，也被后世医家称为“人生三宝”。而人复杂的生命过程，除了由精、气、神三要素构成外，《内经》还概括出“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进程规律，即人体生命在时间上一般具有出生、成长、壮盛、衰老和死亡五个前后衔接的基本时相。这种“生、长、壮、老、已”的基本生命历程，由于男女性别、先天禀赋与体质，以及是否善于养生等个体差异，对于每个人来说，又具体表现为生命长短寿夭的不同。
3.关于人体生命的特征 《内经》提出了“神机”“生气通天”和“阴阳合”三大观念。
（1）“神机” 《素问·五常政大论》说“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揭示出动物因为具有完善的生命调控机制——神机，从而比“根于外者”的植物高级。而人作为最高等动物，其神机也最为丰富和完备，使人的生命活动展现出显著的目的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一个突出特征。
（2）“生气通天” “生气通天”是对人与自然环境的整体联系的揭示，它既表现为人需要通过呼吸、饮食等途径与自然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通过天地精气的供养来维持人体生命活动，又表现为人的生命活动时时受到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影响，与自然界运动变化具有同步相应的特征。对此，《灵枢·岁露论》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3）“阴阳合” “阴阳合”是《内经》对人体生殖繁衍活动特征的揭示，它既是男女两性发育到一定阶段的自然现象，又是符合人体需要但又必须自觉调节的活动，因为它不仅关系着繁衍后代及后代的身体素质，而且直接关系着成年男女的健康长寿。对此，《内经》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如强调节制房事以“积精全神”，告诫人们“不妄作劳”，严禁“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素问·上古天真论》）。
在对人体生命的起源、内涵和特征的认识基础上，《黄帝内经》形成了关于人体生命活动的阴阳学说、脏腑学说、精气神学说和经络学说，这些理论内容揭示了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性特征，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
疾病观是关于人体疾病的基本观点。《黄帝内经》认为，疾病是人体异常的生命活动。《黄帝内经》因健康人“阴阳匀平”，所以称其为“平人”。那么，“平人”如何会变成“病人”？疾病的本质是什么？《灵枢·口问》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则血气分离，阴阳破散，经络厥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脉虚空，血气不次，乃失其常。”就是说，在各种病因作用下，人体阴阳失衡，气血不和，脏腑经络失调，于是人体生命活动“乃失其常”，从而导致疾病发生，“平人”便转化为“病人”。《素问·生气通天论》更总括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阴阳失调是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治疗疾病在本质上就是要解决阴阳失调的矛盾，以阴调阳，或以阳调阴，使阴阳重归于新的调和状态，所谓“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
《黄帝内经》认为，疾病在本质上是人体阴阳失调所致，因此，明确反对视疾病为鬼神所为的迷信观点，认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五脏别论》），使古老的中医学摆脱了鬼神、巫术等迷信的羁绊，体现了可贵的科学理性精神。
《黄帝内经》的理性精神不仅体现在认为疾病非鬼神所为，更可贵的是认为人可以认识与治疗疾病。如《灵枢·百病始生》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素问·调经论》也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人不仅可以认识疾病，也可以预防和治疗疾病。《灵枢·九针十二原》说：“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
“治未病”是《内经》的一个突出思想。《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的著名论点。因为一方面“病已成而后药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即已给病人造成了痛苦和损害；另一方面，预防疾病的发生是完全可行的。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提出了“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等许多养生法则。这些养生法则突出了顺应自然、形神兼养和保养正气三大基本原则，成为《内经》“天人相应”的医学整体观在防未病领域的具体体现。
结合疾病的形成、本质、预防和治疗等理性认识，《黄帝内经》还对病因、病机、疾病的演变与结局，以及病证的概念与分类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认识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共同构成了《黄帝内经》疾病观的丰富内容。
《内经》的疾病诊断与治疗观非常丰富，是对我国先秦两汉时期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的系统理论总结。
1.诊断观 诊断即对疾病进行诊察和判断，是一个收集病情、病史等资料，并运用医学理论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在古代的历史条件和技术发展水平下，《内经》在诊断上是利用人体自身的感官功能，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方法来获取疾病的各种症状和体征信息的。在理论上，《内经》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所谓“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内经》的诊断理论决定了它在诊断方法上强调从外知内，以象察脏，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人体疾病的基本特点。根据《内经》对于生命的认识，人体由脏腑、经络、形体、官窍和精气血津液等组成，虽然它们各有不同的生理功能，但是它们相互配合，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体表的皮肉脉筋骨与体内的脏腑经络息息相关，所以一旦人体发生疾病，藏于体内的脏腑生理、病理征象必见于外，从而为疾病的诊察提供依据。所以《灵枢·本脏》说：“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四诊方法的运用正是立足于对人体疾病的整体把握，从而实现从外知内，以象察脏。
《内经》注重整体的诊断特点还表现在强调四诊合参，全面诊察，反对独重某诊的片面做法。如《素问·征四失论》说：“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就是说，要想做出正确的诊断，就必须充分运用医者的感知器官，做到四诊合参，形神并察，才能收集到较为完整的病情资料，从而有助于较为正确的诊断结论，达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谓“以治则无过，以诊则不失矣。”
在诊断观上注重整体的特点，也同样体现在《内经》关于疾病的治疗观上。《内经》关于疾病的治疗观，包括论治基本思想、治疗原则、治疗大法和治疗手段等多层次的内容。
2.论治观 论治就是根据对疾病的症状、体征等各种临床表现的辨证结果确立治则治法，并运用具体手段治疗疾病，使人体的机能恢复生理常态。在论治基本思想上，《内经》强调审机论治和整体调治两个方面。其中，重视病机是辨析病证的基础和论治的前提，因此，必须依据病机，审机论治。由于不同的病机可出现于同一疾病之中，而不同的疾病又可具有相同的病机，因此，“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就成为审机论治思想的重要体现。在重视病机的同时，整体调治思想更贯穿于《内经》论治思想的始终，是《内经》论治思想的灵魂。
《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整体，天时、地理等因素对人体的生理、病理都发生相应影响，因此在疾病治疗上必须注意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即天人整体调治。与此同时，《内经》认为，人体自身也是一个形神、脏腑、经络气血相联系的统一整体，因此，在疾病治疗上还要进行形神整体调治，对于局部病变可从其所属的脏腑或经络来调治，对于脏腑之间的病变可利用它们相互间的生克关系或经络传变来进行调治，还可以通过调治彼处来达到治疗此处的目的。如《灵枢·终始》说：“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头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胭。”这些论治的思想都是立足于人体整体联系的角度所提出的。
在论治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内经》还形成了在疾病治疗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治疗原则，简称治则，包括早期治疗、治病求本、协调阴阳、扶正祛邪、因势利导、三因制宜等多方面内容，这些治疗原则从不同角度进一步丰富了整体论治的基本思想。
根据治则的指导原则，《内经》还形成了涉及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用于治疗的各种具体方法，即治疗大法，简称治法，以及包括针灸疗法、药物疗法、饮食疗法、精神疗法、导引疗法、手术疗法等多种治疗手段，从对不同病症予以治疗的具体性的操作层面，进一步落实了《内经》注重整体的论治基本思想与治疗原则。
无论是诊断还是治疗，《内经》都特别强调从整体联系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疾病的本质，在疾病的诊治观上具有整体论治的突出特点。
《内经》作为先秦两汉时期医学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深受先秦哲学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在医学认识论上具有重视实践经验与辩证思维方式的鲜明印记。
医学实践经验是中医学理论形成、发展的基本途径，因此，《内经》在认识论上对医学实践经验格外重视。如《素问·腹中论》说：“夫子数言热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药，石药发瘨，芳草发狂。”这里的“发瘨”“发狂”正是对大量医学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这些实践经验为药物性味功效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重视医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内经》特别强调了对于实践经验总结提升的医“道”的可知性。如“道无鬼神，独来独往”（《素问·宝命全形论》）；“至数之机，迫迮以微，其来可见，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无道行私，必得夭殃。”（《素问·天元纪大论》）在这些关于医“道”的阐释上，医道虽玄妙抽象，但却是可知的，明显拒斥了鬼神致病的迷信思想。
《内经》在认识论上对实践经验的重视还表现在疾病诊断观上重信息、重客观的标本理论。如《素问·汤液醪醴论》说：“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就是说，“病”是客观存在的，为“本”，而医生、医学理论乃至诊断技术等“工”则是主观因素，为“标”。“本”是根基，“标”是枝末。医者的诊断、治法等主体因素必须符合患者及其病情等客观情况，才能取得预期疗效，否则便是徒劳。在处理主观与客观、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内经》强调从医学实践中的客观因素出发，来统一主观诊断和客观病情之间的内在关系。《素问·移精变气论》更以此告诫医生：“逆从倒行，标本不得，亡神失国。”“病为本，工为标”的理论原则，是《内经》坚持尊重客观的反映论的突出体现，为中医临床医学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认识论基础。
在重视实践经验的同时，《内经》在认识论上还非常重视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如藏象、经络学说中的天人整体和谐观和生命活体动态观，病因病机学说中的邪正斗争、阴阳失调、五行乘侮、病邪传变等论述疾病发生与演化机理、规律的各种思想，诊法学说中的司外揣内、三才并察、四诊合参、知常达变、审证求因与“观其冥冥”，论治学说中的治病求本、伏其所主、调整阴阳、补虚泻实、因势利导、驱邪外出、异法方宜、个体治疗，以及“不治已病治未病”等各种诊治观念，无不体现着辩证思维方法的理论智慧。
可以说，《内经》在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治过程中，大量运用了辩证思维方法，深入揭示了生命运动的客观辩证规律，这是《内经》医学认识论的一大突出特色。《内经》中丰富的医学辩证法思想，也是中医学能够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而仍旧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重要原因，其中丰富的学术内涵与科学价值对于中医学的医学认识论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该书又简称《本经》《本草经》《神农本经》。原书已失佚，后世所见均为重辑本。此书初步总结了我国秦汉以前的药性理论和用药经验，较好地解决了药物汇集的分类编写体例，确定了中医辨证的用药准则，成为后世诸家本草之典范。
《神农本草经》是东汉时期医家在前人著作基础上，对中药学所进行的划时代总结。因此，在其成书过程中，自然受到先秦两汉思想文化、哲学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深刻影响。汉代儒学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不断地吸收、扬弃黄老刑名、法家、道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思想，逐渐形成一种多元化的哲学思想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既有占主流的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及其支派，也有以刘安为代表的道仙家思想的渗透。因此，汉代多元化的哲学思想体系为本草学术的萌芽、形成提供了契机。《神农本草经》以儒家天人观为框架，构建了一个以药数匹配天数，以上、中、下三品分应三才的主体结构，其指导思想却是神仙家的服食、丹鼎理论，而说理工具则更多地借重阴阳术数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谶纬。
《神农本草经》首创上、中、下三品分类法，载药365种，所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度，即古代星象家为测定天体星辰之运行，将天空分为365等分距离，称为365度，充分体现了古人“天人相应”的思想理念。
汉代以前，古人所认识掌握的药物已远不止365之数，《神农本草经》取365种药数，实本于儒家天人感应学说，即“人副天数”理念在药物典籍编纂上的对照运用。南朝陶弘景对此曾有详解：“今按上品药性，亦能遣疾……天道仁育，故曰应天。一百二十种者，当谓寅、卯、辰、巳之月，法万物生荣时也；中品药性，疗病之辞渐深，轻身之说稍薄，祛患为速，延龄为缓。人怀性情，故曰应人。一百二十种者，当谓午、未、申、酉之月，法万物成熟时也；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地体收杀，故曰应地。一百二十五种者，当谓戌、亥、子、丑之月，法万物枯藏时也，兼以闰之盈数焉。”（《本草经集注》）上、中、下三品分别对应于天道运行和四时法则，坚信天与人之间存有某种感应联系，犹如汉儒董仲舒所言：“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因此，《神农本草经》以上、中、下三品分应天、人、地，正是受汉儒天人观的影响。
《神农本草经》发展了君、臣、佐、使药物配伍学说，其中上药为君的主张乃汉代儒家尊君思想的折射，将儒家君臣体系在方药配伍中的理想化映射。上药应天，只有上药才具有为君的资格。董仲舒云：“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春秋繁露·郊义》）按儒家确立的君臣伦常关系：“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春秋繁露·顺命》）以上药为君，方符合儒家对君王的定义与要求，即“德合天地者称帝”。上药顺受天命，即如“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在方剂中只能居于最贵之位，故为君。同样的道理，中药应人为贱，下药应地更贱，故只能居于臣属佐使的地位。
此外，《神农本草经》还规定了方剂中的君臣比例，强调方剂中君药的唯一性，臣多于君，佐多于臣，使多于佐：“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者，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恰如西汉学者贾谊所说：“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这正是儒家官制典章模式的缩影。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认知模式，它使用阴阳五行概念归纳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并以此为基本模式推演宇宙演变、天人关系等。作为中国哲学主要推演工具的阴阳五行，是构建古代本草药物学的重要基础之一，此一特征在《神农本草经》亦得以充分体现。
《神农本草经》中已有大量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如《证类本草》转引《神农本草经》之论云：“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茎华（花）实。”又云：“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在五色石脂条目，《神农本草经》云：“五石脂，各随五色补五脏。”再如在《神农本草经》六芝条中，青芝味酸补肝气，赤芝味苦益心气，黄芝味甘益脾气，白芝味辛益肺气，黑芝味咸益肾气，将人体五脏与五行一一对应起来。
有学者曾考证，《神农本草经》以苦、辛两味药物居多，分别占据药物总数的36%和27%，认为这与汉代取苦、辛两味以应天地的自然哲学观念不无关系。《汉书·律历志》亦云：“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另外《神农本草经》中辛味药多属温热，而苦味药则偏于寒凉，这又与《汉书》中以辛应天为阳、以苦应地属阴的观念相互吻合。
《伤寒杂病论》为东汉医学家张仲景所作，为我国第一部临床经典著作，建立了中医临床辨证论治体系，为临床实践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指导。此书后世分为两部分，即《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从中可以看出张仲景深刻的医学哲学思想贯穿于对疾病的理解和诊治之中。
《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整体思想体现在它的时间医学观上。节令气候对人体疾病有规律性的影响，如《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对节令与气候不相应的描述有“未至而至”“至而不至”“至而不去”“至而太过”，然后又指明“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风中于前，寒中于暮”。因风为阳邪，寒为阴邪，各从其类。《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第二》提出，风湿加重与“值天阴雨不止”有关。这正是基于“人与天地相参”的整体思想来认识疾病的。
这种整体的时间医学观在探讨疾病的发展变化规律上也得到了很好运用，如《金匮要略》中言“产后不大便，烦躁发热……日晡时烦躁者，不食，食则谵语，至夜即愈”（《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言黄汗见症“暮躁不得眠”“黄汗之病，食已汗出，又身常暮卧盗汗出者，此劳气也”（《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论述妇人崩漏，见“暮即发热，少腹里急”（《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
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上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观念，如《金匮要略》中云“寸口脉动者，因其旺时而动，假令肝旺色青，四时各随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时色脉，皆当病”（《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论述“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春夏剧，秋冬瘥”（《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言衄血“从春至夏衄者，太阳，从秋至冬衄者，阳明”（《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十六》），言胃反症见“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
张仲景认为，疾病发生与致病因素有关，但是能否发病的关键在于正气的虚实与气机的状态。如《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言：“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因此，人们要想避免疾病，就应时时顾护正气，使之不虚，调畅气机，使之不滞。
对于疾病的性质，《伤寒论》以三阴三阳病论治外感，根据正邪斗争的结果概括疾病性质，即正能胜邪、正不胜邪、正邪相持。由于每一类结果都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故有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种结果。
《金匮要略》以脏腑辨治内伤杂病，从表里、寒热、虚实进行论述。虚和实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内经》有“邪气胜则实”“精气夺则虚”的说法，所以虚实也是从正邪对立来考虑的。如《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云：“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薯蓣丸主之。”“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虚劳里急，诸不足，黄芪建中汤主之。”此书中虚证有表虚、里虚、虚寒、虚热之分。防己黄芪汤、桂枝加黄芪汤均治疗表虚证，八味肾气丸治疗里虚证，小建中治疗虚寒证，百合地黄汤、沙参麦冬汤治疗虚热证。实证同样有表实、里实、实热、实寒之分，表实有麻黄加术汤证、麻杏石甘汤证，里实有厚朴三物汤证，实热有大、小承气汤证，实寒有附子大黄汤证。
在处理治疗的先后关系时，张仲景同样以正邪两个对立面论治，如《金匮要略》中云：“问曰，病有急当救里救表者，何谓也？师曰：太阳病，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体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体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也。”（《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又言：“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并治第十七》）这些都是在处理正气虚和邪气实两方面的缓急主次关系，如果正气虚为主要的紧急的一面，当先补正气，然后再考虑治疗邪气实的问题。
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创造了一项中医诊疗方法，即辨证论治。这一体系是通过抽象思维工具对临床观察事实进行加工的产物。这个思维过程是将具体的感性经验认识去异求同，又在同一基础上吸取差异。如《伤寒论》太阳病提纲，风寒外邪在肌表，症状可见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在此相同点上，就可以诊断为太阳病，并按照太阳病治疗。但是由于患者体质强弱、病邪性质、病邪微甚的差异，太阳病下又可分出不同的具体病证，而配合采用不同的治疗，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桂麻各半汤证、桂二麻一汤证。
由于患者体质差异、病程长短、治疗情况、有无宿痰留邪等条件不同，又形成了太阳病的诸多兼证和变证，如太阳中风之桂枝汤证就列出了兼证、变证、坏病、禁忌证等。对于太阳中风兼太阳经脉不利证，用桂枝加葛根汤治疗，即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加葛根四两。既往有咳喘病史的人，患太阳中风后容易引发咳喘的兼证，则用桂枝汤加厚朴、杏仁治疗。除了考虑这种同一性下的差异之外，张仲景还对差异之上的同一性进行深入思考。以桂枝汤为例，虽然桂枝汤是为太阳中风证而设，但对于其他病证，只要病机符合“卫强营弱”，无论外感热病、内伤杂病、妇女妊娠和产后病，都用桂枝汤治疗，如营卫不和的常自汗证、太阴病表未解者、妇女妊娠呕吐、妇女产后中风等皆用此方。
不仅《伤寒论》中体现了求同存异的诊疗思想，《金匮要略》杂病论治中同样体现鲜明。同一种疾病，虽有共同规律，也有种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治疗上要区别对待。不同的病，虽各有其特殊性，但其间也有共同性，可归纳出共同的治疗原则。如《金匮要略》中治疗“胸痹心中痞，留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同为胸痹病，张仲景并未用一方通治，而是在“同”（病机基本相同）的基础上着眼于“异”（各证候的差异），有心中痞气，胸满胁下逆抢心的共同症状，如阳气未虚者，可用枳实薤白桂枝汤；阳气已虚者，则当用人参汤。多种不同的疾病，如果其病因病机相同，虽然症状各异，但是治法可以相同。如《金匮要略》中云：“虚劳腰痛，少腹拘急者，八味肾气丸主之。”（《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妇人病，饮食如故，烦热不得卧……此名转胞，不得溺也……宜肾气丸主之。”（《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崔氏八味丸，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以上五病，虽症状不同，但病机相同，皆属肾阳虚衰，气化功能减退，故均可用肾气丸。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和”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一种平衡。“和”字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中多次出现。在张仲景看来，“和”是对正常天人关系及人体状态的描述，“失和”是疾病发生乃至致人死亡的原因，恢复天与人以及人自身之“和”的自然状态就是治疗的最终目标。《伤寒论》第58条言“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这正反映了张仲景“和”的论治思想。这一思想在其临床组方用药上得到充分运用。
“和”的思想在组方用药上主要体现为功效对立之药的杂合运用，正如周学海在《读医随笔》中对和法之论：“以其有相反而相用者也。”
1.虚实夹杂者，消补兼施谓之和 《伤寒论》中治疗“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主之”。此为脾虚腹胀，用厚朴、半夏消之，用人参、甘草补之。寒热错综者，寒热并用谓之和。如《伤寒论》中治疗“伤寒本自寒下，医复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主之”。此为寒热格拒之证，用黄芩、黄连清之，干姜、人参温之。
2.升降痞塞者，升降相因谓之和 《伤寒论》中治疗“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它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此中焦脾胃升降失常证，用生姜、半夏辛开之，黄芩、黄连苦降之，以恢复脾胃升降功能。
3.燥湿并存者，润燥相济谓之和 《金匮要略》论治“大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者，麦门冬汤主之”（《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此为肺胃津亏复加痰气交阻之证，用麦冬、人参、甘草、大枣甘味以润之，取半夏辛味以燥之。
4.表实里虚者，敛散相成谓之和 《伤寒论》中治疗“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此为外寒内饮之证，表有寒邪，内有阳虚，邪气在表当散，然恐阳气耗散不收，故用麻黄、桂枝、生姜、细辛、半夏辛散其邪气，五味子、白芍酸敛其正气。
5.病势急迫者，刚柔相从谓之和 《金匮要略》中言“肺痈，喘不得卧，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并治》），此为痰热壅肺之急证，以葶苈子急泻肺之痰热，同时以大枣之甘柔护正气。
6.肾气不足者，阴中求阳谓之和 《金匮要略》论治“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治第七》），此肾虚气化不利之证，肾气丸以大量滋阴药配伍少许温阳之药，阴阳二药相合，阳药得阴药之柔润则温而不燥，阴药得阳药之温通则滋而不腻。
道法自然是老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道家学说的主旨之一。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这里的“道”不仅具有宇宙本原的含义，还具有宇宙根本规律的含义。“自然”是指“道”自然而然的本来面貌，道法自然是指“道”以“自然”为法则，即顺应万物的天然本性，以宇宙的客观规律为法则。在《伤寒杂病论》中可以散见很多养生之法，这些具体方法的背后都体现了道法自然的思想。
如谈及饮食时他说：“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食之有妨，反能为害。自非服药炼液，焉能不饮食乎？切见时人，不闲调摄，疾疢竞起，若不因食而生？苟全其生，须知切忌者矣。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例皆难疗。”（《金匮要略·禽兽虫鱼禁忌并治第二十四》）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指出，食物及饮食方法与机体适宜则有益，否则便有害。
饮食除了考虑宜忌之外，还要考虑到太过与不及。他说“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这一个“节”字，就将饮食要求五味无所偏，均衡摄入的客观规律呈现出来。“节”就是无太过与不及，任何一种性味的食物摄入过多或不足都有可能导致脏腑功能的偏盛偏衰，疾病由此而生。如《金匮要略》中说：“桃子多食令人热，仍不得入水浴，令人病淋沥寒热病。”（《金匮要略·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金匮要略》还谈及食物之间的配伍宜忌，如“羊肉不可共生鱼、酪，食之害人”“马肉、豚肉共食，饱醉卧，大忌。”（《金匮要略·禽兽虫鱼禁忌并治第二十四》）
在谈到人与自然气候的关系时，张仲景认为人应顺应四时气候而养生。《伤寒论·伤寒例》说：“君子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天地之刚柔也。”如果不顺天养生，必定招致疾病。张仲景言“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既然如此，“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则人无恙，倘若不遵循此道，逆天而为之，必会招致“客气邪风，中人多死”的后果。
自然之道是淡泊宁静、无为而治。对于人体来讲，要想维持身体的健康，就一定要清心寡欲，顺其自然，不要过度劳伤形神，这也是必须遵循的规律。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明确指出“房室勿令竭之”（《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精神情志活动是在脏腑气血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常的精神情志活动对人体健康有正面的意义和帮助，所以古人非常重视精神活动的调摄，这就是调神。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强烈批评当时一些人“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这段话清楚地反映出张仲景重视调神养生的思想。张仲景对“惟名利是务”是极不赞同的，也就是说，张仲景期勉世人不唯名利是图，无私寡欲才能到达清静的境界，而保持思想清静才能达到调养精神、却病延年的目的。此外，自然之道不仅是宁静的，还是包容的，充满大仁大爱。因此，在养生方面，张仲景特别强调要常怀仁爱之心，善待他人，善待自己，善待自然。他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强烈批评当时的一些居世之士“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这里张仲景将“爱”与“知”相提并论，可见所讲的“爱”是养生学意义上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