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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聊天艺术。何谓聊天？就是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话方式，万事天做主，什么事都先跟天说，人顺便听到。
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也是所有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最高表达。从地上开始，朝天上言说，余音让地上的人隐约听见。文学艺术的初始都是这样。最早的文字是字符，写给天看的。最早的诗歌是巫师的祈祷词，对天说的。说给天听，也说给天地万物听，那声音朝上走，天听过了，落回到人耳朵里。
民间的传统戏台对面都有一座庙，庙里诸神端坐。听戏人坐地上，戏台高过人头，那戏是演给对面庙里的神看，说唱也是给庙里的神听，唱音越过人头顶，直灌进神的耳朵。整个一台戏，是台上演员和庙里的神交流，演戏者眼睛对着神，很少看台下的人，他知道自己唱的是神戏，不是人戏。人只是在台下旁听，听见的，也只是人神交流的“漏音”。
至少在《诗经》时代，我们的祖先便创造出了一整套与天地万物交流的完整语言体系，《诗经》中有数百种动植物，个个有名字，有形态，有声音颜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关关是叫声，雎鸠是名字。一只叫雎鸠的鸟，关关地鸣叫着出现在《诗经》的首篇。
这样一个通过《诗经》《易经》《山海经》等上古文学创造的与万物交流的语言体系，后来逐渐失传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科学语言。
对天地说话，与天地精神独往来，这是我们中国散文的一个隐秘传统。
与聊天相近的还有一个词叫喧荒，北方语言，喧是地上的嘈杂之音，荒是荒天野地的荒。想想，这样一场语言的喧哗与寂寥，时刻发生在民间的墙根院落。
喧荒或从一件小事、一个故事发端，无非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但是逐渐的，语言开始脱离琐事，有了一种朝上的态势，像荒草一样野生生地疯长起来，那些野生出来的语言，一直说到地老天荒，说到荒诞荒芜。
这才叫喧荒，是从地上出发，往虚空走。直喧到荒无一言，荒无一人。
这是话语的奇境。
无论是聊天也好，喧荒也好，都是把地上的话往天上说，也就是把实的往虚里说，又把虚说得真实无比。也无所谓有无，喧至荒处，聊到天上，已然是语言尽头，但仿佛又是另一句话的开始。
到乡间随便坐到哪一个墙根，跟那些老人说话，听他们喧荒聊天，聊的全是散文，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可能聊出小说，也不可能是诗歌。据说在唐代人人出口成诗，但现在，我们在民间言语中听到的多是顺口溜之类的东西。
我知道有一些草原民族，他们日常聊天会有诗歌。新疆的哈萨克族，当客人到主人家毡房，进门后会吟诵赞诗，先从毡房开始赞美，一直到毡房中的铁炉子、炉钩、炉铲子、炉子上烧奶茶的茶壶，然后赞美主人家的牛羊，赞一圈最后赞美到主人，都是现成的诗歌或者现成的模式，有时客人即兴发挥，主人听得高兴，家里被赞美的一切也都听得高兴。客人在赞美主人家的毡房时，一定相信毡房会发光。赞美羊时，羊会咩咩回叫。哈萨克是一个诗歌民族，把诗歌日常化，又把日常生活用诗歌仪式化。
我们不一样，是一个散文民族，说一个事情的时候总是先入为主地用散文的方式去说，就像聊天，从一个小事开始聊起，拉拉扯扯把整个村庄聊完再回来。
在民间更接近散文创作的是传闲话，闲话是一种民间散文体，女人最喜欢嗑瓜子倒闲话，先由一个小事开始，看似在讲故事其实完全不是故事，讲的是是非，是道德。
当一件小事经过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时候，就进入了散文的二次创作，传遍整个村庄回来的时候，早已不是原初的故事，被中间的传播者添油加醋，发挥自己的想象，发挥自己的是非观点，最后一个故事被传得面目全非。
俗话说，话经三张嘴，长虫也长腿。长虫是蛇。一条蛇经过三个人去传，就变成长腿的动物了。这个让长虫长出腿来的过程，就是文学创作。不可能传到长出翅膀，长出翅膀就是飞龙了，那不叫闲话，是神话了。
散文创作跟传闲话一样，是有边际的。一个现实中的事物经过散文家的自由想象、恣意虚构，但仍然在我们的经验和感知范围之内。人间的故事在人的想象边缘找一个合适可信的位置停下来，不会超越感知。
散文是人间的闲话，不是神话。变成神话就没人相信了。
还有一种民间语言形式叫说书。
小时候，我的后父是个说书人。我们住的那个偏僻村庄，只有一个破广播，有时响有时不响，收音机也不是每家都有。我记得一到晚上，村里许多人就聚集到我们家，大人们坐在炕上，炕中间有个小炕桌，炕桌上放着茶碗、烟，我父亲坐在离油灯最近的地方，光只能把他的脸照亮，其他人围着他，我们小孩搬个土块或者小木凳坐在炕下面，听我父亲一个人讲，讲《三国演义》《杨家将》《薛仁贵征西》。我父亲不怎么识字，他所讲的那些书，全是听别的说书人说了之后自己记住的，在我印象中，我父亲从来没有把《三国演义》或《杨家将》讲完过，他讲不完，他学的就是半部《三国演义》，他经常把三国讲乱，提起三国乱如麻，不如我给你讲杨家将吧。三国讲不清楚就讲杨家将。
中国人的这种说书传统非常有意思，说的是小说，讲出来就变成散文。因为说书人要经常把故事打断，停在那去倒是非，做道德判断。故事停下来时，小说就不存在了，变成散文。任何一部中国小说，一经说书人言说就变成了散文。
乡间的说书人没有几个是看过原著的，多半是从上代说书人那里听来，听的就是一个二手书。然后，说的过程中，今天忘一段，明天又想起一段来，忘掉的部分就是留给自己创作的。每个说书人都不会老老实实去说一本书，总是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加入自己的创作，加入自己的想象，加入自己的道德判断。这是说书人的习惯。故事对他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讲到恰到好处时，停下来去讲是非。
我一直记得后父说关羽投曹营那一章，话说刘、关、张三兄弟被曹操打散，关羽带着两位皇嫂被曹操俘虏，在曹营中一住十二年（其实也就几个月，被说书人夸张）。关羽和皇嫂共居一室，关羽住外屋，两位皇嫂住里屋，中间一个忽闪忽闪的薄布门帘。说书人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最有戏，却被作者几笔带过，这其中定有原因。说书人说到这里不跟着故事走了，他停下来，开始说闲话。说当年罗贯中写到这里写不下去，为何？关羽保护两位皇嫂在曹营一住十二年，你想，三人共居一室，两位皇嫂年轻貌美，关羽正值盛年，可谓干柴烈火，焉能没有奸情？若无，不合乎人性。若有，该如何下笔？话说罗贯中正在窗前捻须作难，苦思冥想，忽听窗外雷声大作，老先生抬头一看，惊呆了，只见关羽关圣人在云中显灵，双手抱拳，曰，老先生笔下留情。
说书人替作者把这一段交代圆满了。
西方小说是让故事从头到尾贯通下去，我们的章回小说则会常常地打断故事，把故事扔一边去论道理讲道德。民间说书人沿袭这一传统，他们有能力把故事停下来，论一段是非后，故事还能接着往前走。这是中国章回小说和民间说书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人也习惯了这样听故事，因为他们知道听的不是故事，而是故事后面的意思和意义，当他们开始欣赏故事后面的意思和意义时，其实已经进入散文了。我们的四大名著，那些演义，被我们称为长篇小说的鸿篇巨作，一部一部地被民间说书人说成散文。我们在听书中，也学会了一种言说和叙述的方式，就是散文方式，所有的古典小说也被我们听成了散文。
散文就是中国人的说话、聊天、喧荒、传闲话。
我们的散文家在民间不断的聊天和喧荒中获得了新的资源、新的词汇，像聊天和喧荒这样的词，不可能由作家创作出来，可能是古代作家的词语流入民间，被民间继承下来，然后又被作家重新发现，所以散文就是我们的一种说话方式。有时候，散文家需要在民间说话中寻找散文的新鲜语言，更多时候，那些古往今来优秀的散文流传到民间，影响国人的说话方式。民间聊天和文人文章，相互影响，形成国人的说话方式和散文写作方法。
散文不是小说，不需要从头到尾去讲故事。散文是乡人聊天，所有该说的话都已说完，该发生的事都已发生完，看似没有任何话可说的地方，散文写作才刚刚开始。
散文就是从生活的无话处找话。
散文不讲故事，但是从故事结束的地方开始说话，这叫散文。
小说的每一句都在朝前走，散文的每一句都是凝固的瞬间。
散文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和篇幅容纳一部小说的故事，但是散文总是能让故事停下来，让人间某个瞬间凝固住，缓慢仔细地被我们看见，刻骨铭心地记住。
所以散文也是慢艺术。慢是我们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这个世界的匆忙用小说去表述，这个世界的从容和安静用散文来呈现。散文是沉淀的人心，是完成了又被重新说起的故事，它没头没尾，但自足自在。
大多数散文写日常，既然是日常那肯定是常常被人说尽，说出来就是日常俗事琐事，在这样的散文中怎么能写出新意，只能绝处逢生，日常被人说尽处才是散文第一句开始的地方，无中生有也好有中生无也好，散文就是这样一种艺术，在所有语言的尽头找到你要说的一句话。
小说有明确的故事走向，有事件的结局和开始，有严谨的结构。小说需聚精会神去写。散文则要走神，人在地上，神去了别处，这是散文创作的状态。也如聊天，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的时候，人把地上的负担放下了，就像把身上的尘土拍落在地。聊天开始，就有了这样一种态势，他知道自己嘴对着天在说话，对着虚空在说话，对着不曾有在说话，对着一个荒在说话。
散文无论从哪写起，写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者心中得有那个“天”和“荒”。心中有“天”和“荒”，才能写出地老天荒的文章。
散文是一种飞翔的艺术，它承载大地之重，携尘带土朝天飞翔。许多散文作家是爬行动物，低着头写作到底，把土地中的苦难写得愈加苦难，把生活中的琐碎写得更加琐碎，把生活的无意义无味道写得更加的无意义无味道。他们从来都不会走一会儿神。
我喜欢像聊天一样飞起来的语言，从琐碎平常的生活中入笔，三言两语，语言便抬起头来。那是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说的架势，也是仪式。
2017.1
山西散文年会，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