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野: 你是以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引起人们注意的。在那本书中你曾说:“我全部的学识是我对一个村庄的认识。”而你的那个村庄,就是你度过童年、青少年时光的沙湾县的黄沙梁村。你认为你的村庄在世界的中心,还是在世界的外面?它和当今世界有无关系?有什么关系?
刘亮程: 每个作家都在找寻一种方式进入世界。我们对世界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首先是从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某件东西开始的。村庄是我进入世界的第一站。我在这个村庄生活了二十多年。我用这样漫长的时间,让一个许多人和牲畜居住的村庄,慢慢地进入我的内心,成为我一个人的村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村庄。
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在心中构筑自己的村庄,用我们一生中最早看见的天空、星辰,最先领受的阳光、雨露和风,最初认识的那些人、花朵和事物。当这个村庄完成时,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便形成了。这个村庄不存在偏僻与远近。对我而言,它是精神与心灵的。我们的肉体可以跟随时间身不由己地进入现代,而精神和心灵却有它自己的栖居年代。我们无法迁移它。在我们漫长一生不经意的某一时期,心灵停留住不走了,定居了,往前走的只是躯体。
那个让人心灵定居的地方成了自己的一个村庄。
心灵总是落后与古老的。
我们相信、珍爱心灵,正是由于它落后而古老。
现代生活只是一段躯体生活,它成为“过去”时,心灵才可能缓缓到达这里。
至于现实中的那个叫黄沙梁的村庄,它曾经是我的全部。当我出生时,世界把一个村庄摆在我面前,这跟另一个人出生时,眼前是一座城市、一片山林,抑或是另一个国度一样,没什么区别。重要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和他对生存世界的体验由此开始了。生活本身的偏僻远近、单调丰富、落后繁荣,并不能直接决定一个人内心的富饶与贫瘠、深刻与浅薄、博大与小气。
我相信在任何一件事物上都有可能找到整个世界,就像在一滴水中看见大海。
展现博大与深远的可能是一颗朴素细微的心灵。那些存在于角落不被人留意的琐屑事物,或许藏着生存的全部意义。
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偏远落后的地方,只有偏远落后的思想。生活在什么地方都是中心。你能说出长安街旁一棵被烟尘污染得发黑的松树离首都生活到底有多远吗?而长在深远山沟里一棵活生生的不为人知的青草不正生活在整个生存世界的中心吗?当人们在谈论《一个人的村庄》时,这个村庄便已经成了中心。
北 野: 请向读者介绍一下你的个人经历、你的文学观和你对成为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条件的看法。
刘亮程: 我在天山北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里出生长大,种过地,初中毕业考上农机校,后来在乡农机站当农机管理员,一当就是十几年。这份差事,相当于大半个农民。虽然不用下地干活,但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也还是在田地里转。所以说我是个农民肯定是没错的。
其实经历本身并不重要,我们那一村庄人,和我经历了大致一样的生活。他们都没去写作。到现在种地的还在种地,放羊的还在放羊。只有我中断了这种生活,我跑到了别处,远远地回望这个村子,我更加清楚地看见了它们:尘土飞扬中走来走去最后又回到自己家里的人、牲畜;青了黄、黄了又青的田野、树;被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消磨掉的人的一生,许多事物的一生;在它们中间一身尘土,漫不经心又似一心一意干着一件事情的我自己……这些永远的生活在我的文字中延续下去,那些没干完的活我在心灵中一件一件完成着它们。
生活本身启发了我,使我有了这些文字。
我生活,说出我生活的全部感觉。这就是我的文学。
我不太在乎别人说了什么。对我而言,真实生活是从我开始的。我自己的感受才最有意义。作家都是通过自己接近人类。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最终发出人类的声音,但在这之前他首先要发出属于自己单独的声音。
有人问我对自己没上过大学,没受过高等教育是否遗憾。我认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最高等的教育是生存本身对他的教育。你在大学念书那几年,我在乡下放牛,我一样在学习。只不过你们跟着教授导师学,我跟着一群牲口学。你们所有的人学一种课本,我一个人学一种课本。你们毕业了,我也学会了一些东西,只是没人给我发毕业证而已。
除了书本,我们已越来越不懂得向生存本身、向自然万物学习了。接近自然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人类的书籍已经泛滥到比自然界的树叶还要多了。真实的生存大地被知识层层掩盖,一代人从另一代人的书本文化上认识和感知生存。活生生的真实生活被淹没了,思想变成一场又一场形成于高空而没落到地上的大风,只掀动云层,却吹不走大地上一粒尘埃。能够翻透书本最终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说话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的人生活在一本或一大摞书本之上,就像养在瓷瓶中的花木,永远都不知道根在广阔深厚的土地中自由伸展的那种舒坦劲。我并不是说作家可以不用去看书,这个时代除了书你还能去看什么呢(电视、电脑也是另一种书)?书已经过剩得使读书早不是什么问题了,但却使书本身成了我们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至于造就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条件,我想这跟长成一棵树差不多,有深厚的土壤,有水、阳光,有足够长的时间,而且不被人砍伐,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看到许多作家几乎所有条件都具备了:有丰富的阅历,深厚的学养,知识、勤奋、文字表达都到家了,却最终没写出半部像样的东西。可能所有这些条件并不能使人更深切地接近生存,反而阻碍了他。
北 野: 你早年的诗歌创作,也是一枝独秀的,有许多论及西部诗歌的专著都开辟专节论述了你的诗。如果我没有记错,你写诗的历史不下十年,而写散文才仅仅三五年时间,为什么散文会后来居上呢,至少从轰动效应上看?
刘亮程: 我的诗和散文是一体的,不过是情感的两种表达方式。我写了十多年诗,大部分诗歌也是写一个村庄。我用诗歌勾画了一个村庄的大致轮廓,那些诗中弥漫着恍惚与游移不定:影影绰绰的房子,面孔模糊的人,总是在不停奔波、丢失、错住在别人的村庄或把种子错撒在别人的地里。开始散文写作时,这个村庄已逐渐清晰了。似乎我从远处一步一步地走到它跟前。我走了十多年才到它跟前。
其实,我的散文也写了十年,才有了这本书。
当然,这个村庄的最终完成需要一两部小说。它的细部要留给小说去完成。我现在正写小说,它和我的散文诗歌也是一体的。
我对文体本身没有太清晰的分别。我只是在用文学完成一个村庄。什么时候用土块什么时候用木头,都要根据建筑自身的需要。我只是个脚踏实地的干活的。我知道一旦起了头,就得没完没了地干下去。盖一间房子怎么能算是一个村庄呢,一头牛、一条狗显然不够,得有一大片房子,许多模样相似的人、牲畜。一年与一年差不多的丰歉盈缺、痛苦欢乐。有时重复是必要的,在不断的重复中达到高潮,达到完美的极致。
写作本身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有的作家一生盯住一个地方寻找,有的作家不停地换着地方满世界寻找,但最终要找的是一个东西。可惜许多作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总认为自己有无数的东西要寻找。
我盯住一个村庄寻找了许多年,我还没真正找到,所以还会一遍遍地在这个村子里找下去。我相信在一个村庄一件事物上我能够感知生命和世界的全部意义。
以前我以为自己在寻找黄金,现在我懂得自己一遍遍寻找的,其实是早年掉在地上的一根针。黄金不会掉到地上,黄金是闪光的,太容易被找到。而一根针掉到地上,随便一点尘土就能把它埋没。
一个作家会在写作过程中慢慢懂得一些东西,这是作家自己的成长,别人不易看见。我懂得自己在寻找一根针时已经耗费十多年时间。在这之前,多少代作家在村庄里踏破铁鞋,这地方早被人找过了,啥都没有了,可我还是找到了一根针。
一根针这样微小的、一松手便丢失而不易觉察的事物,才真正需要我们去寻找啊!
我的文字和我所写的事物一样是平常的,你不平常怎么可以接近平常呢?
我从一把铁锨开始认识世界,我让一把铁锨看见它多少年来从没看见的活。这把铁锨因此不一样了。
但在我眼中它依旧是平常的。
我只是个干活的人,我干出了自己能干出的一大片活儿。并不是我有意把活儿干成这样,而是我只能干成这样。别人的评价跟活儿本身没关系。一句赞美的好话并不能当半截土块垒进墙里,更不能当一根椽子担在房顶。
就思考的深刻而言,我的散文并没超过诗歌。个别散文直接是诗歌的改写,或是一些未完成诗歌的另一种完成形式。诗歌这种古老的语言形式或许已经很难被人听懂,或许诗已经成为诗人自己的一种方言。这种时候用诗歌表达思想就显得相当费劲。你说了一大堆,别人听不明白,不接受。用散文这种形式,一下子就接受了。
但诗歌依旧是最高的文学,经过诗歌训练的作家与别的作家截然不同——他有一种对语言的高贵尺度。我努力让自己像写诗一样写每篇散文,我觉得自己还是个诗人。
北 野: 你怎样理解农民意识这个词?我记得几年前,你的散文刚刚在本地报刊发表时,曾有人严厉批评你的散文“充满农民意识”。你认为你是靠“农民意识”取得今天这种局面的吗?
刘亮程: 农民意识的字面理解无非是落后的、愚昧的、封闭的等与现代社会发展格格不入的东西,但农民意识中无疑也沉淀与保存着我们民族最深厚的、不易被改变和丧失的那些高贵品质。
有些人其实并不懂农民,只是简单地在使用农民意识这个词,就像许多作家只知道用田野、村庄、麦子这些从词典上捡来的空荡荡的词语描述乡村一样。真正进入这些词是多么不容易啊。一旦你真正进入了,你就不会简单地说出它了。
农村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老家。
有时候我们希望自己老家的那条路、那间破土房子永远都不要变,永远地为你留着。它对你多有价值啊。
而在广大农民的意识中,就有这样一些古老的东西为我们民族永远地保留着,永远都不会变,不会丢失。
能找到这些东西你就是大作家了。
一个有价值的作家关注的,恰恰是生活中那些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们构成了永恒。
北 野: 如果我没记错,你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已经五六个年头了。你的职业也由一个农机管理员变成一个文学编辑。请你谈谈你对城市的看法。
刘亮程: 与乡村相比,城市生活不易被心灵收藏。一件事物进入心灵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城市永远产生新东西,不断出现,不断消失。一些东西还没来得及留意它便永远消失。
所有的城市都太年轻。在中国,大部分城市都是在一片苞谷地或水稻田上建起来的。掀开那些水泥块,一铁锨挖下去,就会挖出不远年代里最后一茬作物的禾秆与根须,而不是另一块更古老的水泥或砖块。
一座城市必须像庄稼的根与禾秆一样,长大、收割、埋入地下,再长大、收割、埋葬,轮番数次才可能沉积下一些叫作城市的东西。否则,楼盖得再高再多仍旧是一个村庄,穿着再花哨新潮还是一街拿工资的农民。
当然,城市生活为人的身体提供了诸多方便,乘车、取暖、煤气、餐饮、娱乐等,但人的心灵却总是怀想那些渐渐远去的、已经消失的事物。
乡村生活显然是闭塞的,它让人无法接触到更多的新鲜事物,却因此可以让人专注而久长地认识一种事物。
在乡村,你可以看着一棵树从小长到大。它不会跑掉。你五六岁时这棵树只有胳膊粗,长着不多的一些枝叶。你三十岁时这棵树已经有水桶粗,可以当檩子了。你看着它被砍倒,变成一根木头。这根木头又在不断地使用中被压弯,出现裂缝,最后腐朽掉。经历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你便成熟了。就像经历了自己的一生,一切事物的一生。
当这些事物消失时,它已经进入你的心灵,成为你一个人的。
北 野: 当今中国文坛存在一种我称之为“文学圈地运动”的不良现象,一些作家,尤其是一些青年诗人,他们争先恐后往自己的作品中填充地名符号或地域标签。你显然不是这类好贴标签的文学圈地者,但你的作品中不断出现黄沙梁这个地名,你是否想过要做那片土地的代言人?
刘亮程: 我不断提及黄沙梁这个地名,是想说明我生活在那里,有一个真实可查的生活原地,并不是要代表它说话。
你能代表一棵草一只羊去生活吗?你能代表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去面对他的死亡吗?你能代表一个半岁小孩去领受他的全部人生吗?代表不了。你连一粒尘土一片树叶都代表不了。你只是它们中间的一个。你代表自己的欢乐和痛苦,代表自己出生然后长大,代表自己生也代表自己死。
当你真真实实地代表了自己的时候,你会意外地有了一种更高层面上的普遍意义。
北 野: 在你的文章中年代是模糊的,也就是说,没有确切的时代背景。以你当下的年龄(三十八岁),你出生后也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及社会变革。据我所知,你的童年生活非常不幸,但你的文章中丝毫没有这些生活的影子。李锐先生在《来到绿洲》一文中写道:“刘亮程把人间的不平,历史的蹂躏统统放在自己的世界之外,让生命浸漫到每一颗水滴、每一丝微风之中……他在脱落的墙皮、丢弃的破碗、蓬生的院草中曲尽人可以体会到的永恒。他使生命有了一种超越世俗的美丽和尊严。他把这尊严和美丽只给予生命,给予自然,而从不给予蹂躏生命的社会和历史,从不给予误会了人的‘文明’。他从来不以生命的被侮辱被蹂躏来印证社会和历史的‘深刻’。”李锐对你的文字的理解可谓深刻到位,作为写作者,我们想听听你的见解。
刘亮程: 我是一个会“晕年”的人,常常在周而复始的季节轮回中被转晕。我记忆中的年代也是一大片,重叠在一起的很多年。至于1962年、1999年等,对我只是些模糊的数字,我没有刻意交代它。尽管在这两个数字之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大事。你该知道在中国每发生一件事都是全国性的,再僻远的村庄都无法躲过,我生活的那个沙漠边缘的村子一样受到触及,我的家庭一样未能幸免。
但这似乎都是短暂的,我开始写作时,吸引我的是另一些更重大永恒的事物:每个春天都泛绿的田野,届时到来还像去年前年那样欢鸣的小虫子,还有风、花朵、果实、大片大片的阳光……每年我们都在村里等到它们。父亲死去的那年春天我们一样等来了草绿和虫鸣,母亲带着她未成年的五个孩子苦度贫寒的那些年,我们更多地接受了自然的温馨和给予。你知道在严寒里柴火烧光的一户人家是怎样贪恋着照进窗口的一缕冬日阳光,又是怎样等一个救星一样等待春天来临。
一种生活过去后,记忆选择了这些而没选择那些,这可能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根本区别。
人确实无法选择生活,却可以选择记忆。是我们选择的记忆决定了全部的生命与写作。
每个时代都会发生许多自以为重大的事情,这些大事可能跟具体的某个人毫无关系。一个人可以在他平凡的生存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更重大的事情。
这是我对我的文字的理解。
北 野: 请你谈谈故乡。我知道许多读者喜爱你的文章是因为从你的文字中找到了“故乡”。当然,你的黄沙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故乡,它既是你的生存之地,又是精神居所。这两者的难以分解就像根和干一样构成一棵参天大树。
刘亮程: 故乡对中国汉民族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它是身体和心灵最后的归宿。当我们老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愿望便是回乡。叶落归根。懂得自己是一片叶子时,生命已经到了晚秋。年轻时你不会相信自己是一片叶子。你鸟一样远飞,云一样远游。你几乎忘掉故乡这棵大树。但死亡会让人想起最根本的东西。我们所有的宗教均针对死亡而建立,宗教给死亡安排了一个去处。一个人面对死亡太痛苦,于是确定一个信仰,一个“永生”的死亡方向,大家共同去面对它。儒家文化避讳死亡,“未知生,焉知死”。死亡成了每个人要单独面对的一件事情。这时候,故乡便成为身体心灵最终的去处。从古至今,回乡一直是中国人心灵史上的一大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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