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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诗歌中极为常见的地名，在今天已不可考知。譬如“新亭对泣”中的新亭，我们只知道它在金陵，至于在长江边还是在秦淮河边，则根本没有文献可据。但是，读书心细的古人，往往能从古书的字句之间，古人说话的语气微妙处，大致推测出地点和方位。譬如说新亭应在秦淮河边，而非长江边，正是这样一个佳证。
《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
）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惟王丞相（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是“新亭对泣”的原典。粗粗一读，我们确实找不出新亭在秦淮河边的证据。但是仔细想一想“风景不殊”与“山河之异”二语，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如果将“山河”解为国家政权，将“风景”读为山川自然，那么，这句话就有一语病：山川自然依旧是原来的山川自然，而政权已易手异族统治了。可是王导、周
诸名士饮宴赏景所面对的山河，分明并未沦落异族之手，建康依然是南中国的首都，谈不上“山河之异”的。
宋人周密说：“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此江左新亭语，寻常读去，不晓其语。盖洛阳四山围，伊、洛、瀍、涧在中。时建康亦四山围，秦淮直其中，故云耳。所以李白诗曰‘山似洛阳多’，许浑诗云‘只有青山似洛中’。”（《浩然斋意抄》）原来，王导诸人原先在西晋的首都洛阳饮酒，所见到的风景与在秦淮河边所见的风景并没有什么两样，皆有眼前河、四面山，此即所谓“风景不殊”；然而原先的山河，此时已沦落于异族统治之下了，此即所谓“山河之异”。这样读，仿佛让我们置身于过江名士的宴饮集会，听得到他们的欷歔感叹。这种间接考证的方法，比直接考证的方法更高明，也更需要文学史家有一种设身处地、揣想古人的感受能力。陈寅恪先生有关文史典籍研究方法的名言：“吾人今日所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雕刻绘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真了解。”周密的这个解典方法，恰是陈先生观点的一个最好的说明。
“新亭对泣”一典中，“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的王导，是不是作大言欺世？关于这个问题，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晋书王导传多溢美》云：“导之所以骄人者，不过以门阀耳。”陈寅恪先生认为此说“乖谬特甚”。他写《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详加考述，结论说：
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
此外，“新亭对泣”作为诗典，诗人多用原典的正面意义，即尊王导而贬周
，视“新亭对泣”为亡国之音。如陆游《夜泊水村》：“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辛弃疾《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而陈寅恪先生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首绝句云：“钟阜徒闻蒋骨青，也无人对泣新亭。南朝旧史皆平话，说与赵家庄里听。”则将“新亭对泣”一典用以其相反意义。不要说王导，就连周
也时无其人，新亭之泣，在这里是表达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它的今典，即“民族得以独立，文化得以延续”的希望。所以，陈先生说他的这首诗乃是一首关于民族文化命运的诗谶。此后二十年，陈先生衰病流离，双目失明，真的成了那斜阳衰柳之中，赵家庄里负鼓作场之盲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