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名夏

阎古古恃才傲物，虽交游极广，而从不轻许人。然而，崇祯壬午年（1642年），他在苏州虎丘与陈名夏初次相识，遂惊其才华，预言必高中科举榜首。果然，第二年陈名夏即以会元榜眼及第。陈名夏心里也一直以阎古古为知己。甲申之变后，格局大变，士人生存境况歧途多端。这两个朋友，一个入了清人的内阁，一个成了流浪的义士，于是前途命运庶几云泥之别。然而陈名夏依然不忘旧友。有一天，陈名夏忽然派遣一名亲信，来到阎古古在京都的寓所，对他说，如肯参加会试，保证以会元相赠。古古笑而不答。使者再三敦请给一个明确的回复，古古让使者伸出手掌，在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吓”字，说：这就是我的回复。当初庄子对惠子说：鹓 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猫头鹰得一只腐鼠，鹓 正好从天上飞过，那猫头鹰仰而视之曰：“吓”！今天先生想拿你的梁国来吓我么？陈名夏得到这个答复，再也不敢去见古古了。这件事见褚人获的《坚瓠补集》。

陈名夏这个人，性格比阎古古复杂得多。他做清朝的官，做到吏部尚书、太子太保，陈寅恪先生却并不认为他是汉奸。了解陈名夏这个人，对于了解三百年前的历史人心，无疑是一个更加深曲的观察角度。

中了进士之后，陈名夏官明朝的翰林修撰，兼户兵二科都给事中。福王时，他曾一度投降依附李自成，被定为逆贼。清顺治二年，陈名夏抵山东向清廷投降，由保定巡抚王文奎的疏荐，做了清廷的吏部左侍郎，不久升为吏部尚书。但是名夏的仕途并不一帆风顺，几番因祸论死，虽侥幸脱免，终被处以绞刑，成了一个既非清廷忠臣，又非明室孽子，既可哀复可叹的畸人。

名夏第一次论死，是因多尔衮政变的牵连。名夏与多尔衮的死党、吏部尚书谭泰是密友。多尔衮事败，谭泰以罪伏诛。名夏被定罪为“徇私植党，揣摩执政意旨，越格滥用匪人，以迎合固宠”。清廷的亲王大臣来调查他的罪状，名夏一开始“厉声强辩”，到后来理屈词穷，便涕泪交颐，哭诉自己投诚有功，恳求免死，活现一副小人乞儿相。所以顺治皇帝下谕说：“此辗转矫诈之小人也，罪实难逃。”只是顺治帝说过赦免所有谭泰亲信的话，不愿食言，名夏遂免一死。

又有一次皇上有旨，召群臣于刑部议事，名夏因“巧饰欺蒙”，又被论死，后来从宽发落，改为削官二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名夏为什么要为一个名为任珍的人洗脱罪责，《清史稿》语焉不详。但从此事可看出，陈名夏这个人胆子大，不是个唯唯诺诺之辈。

陈名夏终于在劫难逃。大学士宁完我罗列了他的数款罪状，上奏皇帝。其中一条是“言论罪”。宁完我写道：“（名夏）尝谓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两事。’臣问：‘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云：‘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臣思为治之要，惟法度严明，则民心悦服。名夏必欲宽衣博带，其情叵测。”奏书上去，皇帝召集廷臣，当面与名夏勘定实情。奇怪的是，名夏对于其他罪状，一一驳辩，而对于“留发，复衣冠”一条，则供认不讳。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很感慨地说：

夫百史（名夏）辩宁完我所诘各款皆虚，独于最无物证，可以脱免之有关复明制度之一款，则认为真实。是其志在复明，欲以此心告诸天下后世，殊可哀矣。

盖棺论定，陈名夏依然是一个志在反清复明的奇士。所以，《清史稿》最终将他放到《贰臣传》中去写。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一云：“《梅村诗集》卷十七《伍员》七绝，感溧阳陈名夏之事而作。”《伍员》诗云：

投金濑畔敢安居，

覆楚奔吴数上书。

手把蜀镂思往事，

九原归去愧包胥。

这是说，陈名夏早期是伍子胥，后期是申包胥。二胥相逢，“自当把臂而笑”。吴梅村也透过陈名夏写自己。钱牧斋《金陵杂题》第二十三首：

被发何人夜叫天，

亡羊臧谷更堪怜。

长髯衔口填黄土，

肯施维摩结净缘？

牧斋在诗中，以《左传》中数次免死而终遭杀戮的浑良夫比喻陈名夏，又说他有志不成，抱恨而没，不如自己老归空门。这也是对陈名夏的定评。

由此看来，阎古古对陈名夏的称许并没有错。这个人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是清初朝廷中伪装最久、做官最大的明朝“间谍”。江南文化的深不可测，正由这一类人体现出来。 A1z/pkR5GrKnSYmf+Y2fxqtnURY7dZSfeaAJvJv8kXHwscXQhUQEu/3BCtZaskb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