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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而言，明季江南士风兼有东汉与魏晋的特点，既重气，又重才，合发扬蹈厉的清流与文采风流的名士为一体。东汉士风之美，在于蹈义依仁、至死不悔的大节，也在于敦励名实、笃于人伦的日常人生行为。陈重暗中为友人还息钱而终身不言的史事，是十分有名的；“范张鸡黍”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那为千里赴葬号哭而来的素车白马，与那默默系于徐君家树的季札宝剑，都成为中国文化中友道之美的标志。
金陵顾梦游（字与治），可谓晚明最笃于友道的遗民之一。王晫《今世说》说他“任侠”、“恤死友”；卓尔堪《明遗民诗》说他“雅怀深致、敦友谊”；周亮工《顾与治诗序》称他“平生好义”，“生平以表扬文士为己任”；陈田《明诗纪事》明确赞他“有东汉人风”。兹录周亮工《顾与治诗序》所记掌故如下：
南州苏武子古文妙天下，中道夭折，予愧不能传其书。与治为之镌木，世乃知有武子之古文。武子虽才，得与治而名始彰也。北平于司直有奇气，倾赀结客，至破其家，旅死秦淮，无一人轸恤者。与治亲为含敛，而梓其遗稿，俾海内得识司直，而仰其人不衰。剩公之及难也，祸且不测，与治左右之不稍避，卒与之俱全。剩公既寂，复嵬其《辽左杂咏》存之，今世犹有读剩公诗者，与治力也。宋比玉之殁，与治既辑其遗稿，怂恿李侍御少文为梓行，复走虞山乞钱宗伯为墓表。少文方按闽，与治属少文镌于墓侧。会少文得代，遂不果。越十余年，予厕闽臬，过金陵，与治又谆谆于属予。予令其族孙祖谦勒石，归以石刻示，与治喜动眉睫，若重负方释者。费考功笔山，家在石阡，罢官后无所归。与治分宅居之，殁即葬于顾氏先茔旁，岁时祭献酹酒，必渍笔山墓草也。笔山归为福清令，刻稿多在闽，颇散失。予入闽时，与治托其嗣弦圃从余行，尽收其旧刻若干，行于世，予为赋长歌以志之。其平生好义，务不朽其亡友类如此。
在这段文字中，“剩公”即千山剩人函可和尚。据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考证，剩公从广东到金陵，正是住在顾与治家中。后来，钱牧斋因黄毓琪案被捕入狱，顾氏亦是参与营救疏通的人物之一。顾与治晚年多病，贫穷而死，且无后人。施愚山整理梓行了顾氏遗稿。钱牧斋《有学集》卷四十九《顾与治遗稿题辞》略云：
金陵乱后，与治与剩和尚生死周旋，白刃交颈，人鬼呼吸，无变色，无悔词。予以此心重与治。片言定交，轻死重气，虽古侠烈士无以过也……嗟乎！与治以老书生盖棺，瓦灯败帏，委缞无后。愚山惠顾风雅，嘘枯而然死，若此其汲汲也。愚山之于与治，犹与治之于比玉，尹、班之永夕，范、张之下泉，气类相感，可以征天道焉。风尘
洞，士生其时，蒙头过身而已。渺然孤生，党军持而抗服匿。读与治诗，九原犹有生气，存与治之诗，所以存与治也。知愚山存与治之义，士之自立而悲于无徒，与夫慕义而惧于湮没者，可以慨然而兴起矣。
牧斋在这里表彰了顾与治、施愚山的友道故事。与东汉士风不同的是，明季增加了一个“以诗存人”的新传统。所以我说明代士风兼有魏晋的文采风流，只不过，文采风流的背后，是道德心、文化心。陈寅恪先生解释“党军持而抗服匿”一句说：“军持（梵语谓僧人随身所带的净瓶）比函可，服匿比本是汉族，而为清室所用者。”（典出《汉书·苏武传》）正是细心抉发出顾与治的心志隐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