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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牧斋《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绝句三十首》之十六云：
麦秀渐渐哭早春，
五言丽句琢清新。
诗家轩翥今谁是，
至竟《离骚》属楚人。
（自注：杜于皇近诗多五言今体。）
这是一首论诗绝句。杜于皇（名濬，号茶村），是明末遗民诗人中的佼佼者。诗中“麦秀”、“早春”双关遗民诗人的身份与做诗的地点（故都）、时间；“《离骚》”、“楚人”又双关杜于皇诗风、诗格及诗人的籍贯。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引这首诗，来证明钱谦益顺治十二年冬天至顺治十三年春天在金陵所交往的反清复明志士，挖掘他久留金陵的“不可告人的隐情”。
杜于皇于明亡之后长期隐居金陵。他的五言诗写得最好，思深力厚，一往情深而又苍朴沉郁，时人许为少陵嗣响、《离骚》遗风。吴梅村曾说：“吾五言律诗，得茶村诗而始进。”阎百诗看不起时流，独许茶村五律，称为诗圣。杜于皇自己有一段论诗的话，最推崇的诗人却是陶渊明：
世所谓“真诗”，不过篇无格套，语切人情耳。弟以为此佳诗，尚非真诗也。何也？人与诗犹为二物故也。古来佳诗不少，然其人要不可定于诗中，即诗与少陵，诗中之人亦仅有六七分可以想见。独有陶渊明片语脱口，便如自写小像，其人之恺弟风流，闲靖旷达，千载而上，如在目前。人即是诗，诗即是人，古人真诗，一人而已，可得多乎！（《与范仲闇书》）
陶诗正是这样奇妙，激昂慷慨的人喜欢他，平淡冲粹的人也喜欢他，以其真人真诗也。杜于皇楚人，最为人传诵的作品却不是他的五律，而是他的七言歌行《初闻灯船鼓吹歌》，写明季秦淮灯船盛况、河房胜事，奇花异鸟，触目纷来。前人将这首诗与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并称。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以为从这首诗可以考见明末社会风俗，他说：
其中所包含明末兴亡史迹及社会风尚，良不在少。此歌一腔悲愤，喷薄而出，词采有艳者，有犷者，尽为所掩矣。其言“旧都冠盖例无事，朝与花朝暮酒暮”，此是正面描写废都人士心理之颓靡，耽于燕乐。梁溪洒、苏州箫管虎丘腔、太仓弦索昆山口、镇江红缨络、淮阳鼓，以及王伯谷鼓、马湘兰舞，及屠长卿、潘景升等等，皆掌故也。
张清标《楚天樵话》有《题〈灯船歌〉后》一首，云：“煞尾声传感逝波，南朝往事已销磨。苍凉一掬兴衰泪，迸入渐渐《麦秀》歌。”
从诗史上看，中国文化遭受重大危机之际，总会出现一些长篇抒情歌行体诗，这成为一个传统。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吴梅村的《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以及王闿运的《圆明园词》、王国维的《颐和园词》，皆此类。
近人马一浮说，诗兴是人心从困境与麻木中的苏醒。“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方是兴也。”（《复性书院讲录》）明遗民杜于皇正是这样看待诗的。他有《雨后观韩子诗集记》一文，将一场砰訇澎湃的连日淫雨，暗寓甲申之变后的时局与士人处境。他写道：
如属耳瞿塘，震惊不绝。雷霆狎暱，蛙蚓放肆，横流莫御，短垣尽撤。虽内外相望，而咫尺无路……窃计此生与韩子长当索处，沈霾昏垫，无复睹白日时。
雨停之后，出门观市，则“屠沽纷然，操作一新。然积雨之后，腥膻愈不可耐”。好在有友人韩圣秋诗集在：“凡余两人之所以不终于沈霾昏垫者，其以是物乎？”正是有写诗的冲动在，生命才不永远陷入“沈霾昏垫”之中。他对于诗歌文学在生命中的作用，看得如此警醒深透！
杜于皇诗名极盛，异闻亦多。有人说他好诋诮俗人，仇家往往重价购其诗文稿，付之一焚。有人说他居金陵时，慕名而来者接踵而至，多谢绝不见。钱牧斋造访，他闭门不与通。陈寅恪先生列举证据，驳斥传说之违反事实，并指出原因在于牧斋为乾隆所深恶，而时人欲为杜于皇湔洗污点，而造此传言。最大的一个误解是有关杜于皇的一首有名的《龚宗伯座中赠优人扮虞姬绝句》：
年少当场秋思深，
座中楚客最知音。
八千子弟封侯去，
惟有虞兮不负心。
杜于皇这首诗流传极广，差不多已成为明遗民诗中知名度最大的作品。以优伶骂士人的人生戏剧性，借古讽今的准确性，以及诗思之伫兴而就等因素，都使这首诗成为不可多得的佳品。关于这首诗的本事，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说：“相传牧斋宴客，杜茶村居上座，伶人爨演垓下之战，牧斋索诗，茶村援笔立书曰……牧斋为之怃然。”但杜于皇此诗题中，是“龚宗伯（鼎孳）”而非“钱宗伯（牧斋）”。龚鼎孳确实是做了汉奸，那么，杜于皇这首诗是不是讽刺龚氏呢？陈寅恪先生认为不可能。因为龚氏夫人顾媚做不了虞姬，龚鼎孳投降后，常对人说：“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把责任全推给顾媚。其人品固不堪，但顾媚劝其夫不死一事，流传甚广，杜于皇不可能将她比为不负心的虞姬。陈寅恪先生认为：“鄙意于皇盖以‘虞姬’自比，‘八千子弟’乃目其他楚人，如严正矩辈耳。”陈先生的这一说法，很可能使这首诗的价值大打折扣，因为一般读者都想看到一个敢于大胆指斥汉奸的杜于皇。但是历史的真相一定是要讲究的，在有限的材料下，只能做这样有限的推测。陈先生决不轻信史料，决不以讹传讹，宁可减损文学作品的流传价值，也要对笔记野史做认真的考证，持祛疑的态度。这一小例，正是明清史研究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