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名伎之中“有美一人,问姓则千金市燕之骏,托名则九畹湘江之草”——此人即清代著名骈文家汪中曾有名篇凭吊的马守真(号湘兰)。《列朝诗集小传》中称其“姿首如常人,而神情开涤”,这是一句很好的形容。“开”即明朗大方,“涤”即洒脱干净。守真不以色相擅胜,善画、巧辞之外,更多侠气、重然诺、轻钱刀,时时挥金以赠知己友人,时人称为当代红拂,更誉为“红妆之季布,翠袖之朱家”。
《红楼梦》第六十四回,林妹妹有感于古今有才色而命运可欣可羡、可悲可叹的女子,作《五美吟》,其第五首《红拂》云:
长揖雄谈态自殊,
美人巨眼识穷途。
尸居馀气杨公幕,
岂得羁縻女丈夫!
连药里关心、半生多疾的潇湘妃子,也欣羡那风尘穷途、拔助英雄的侠女红拂。可见古代女子心目之中,侠女红拂与神女洛妃、才女薛涛、痴女苏小、烈女绿珠、仙女莺莺等,皆同具一份高贵品位,同为素心向往的人格偶像。仔细想来,其实侠女的性格与痴女的性格颇不一样,恰也如神女的韵致与仙女的气质亦有不同。痴女多半化解不了情因孽缘,往往憔悴忧伤而死;侠女则磊落疏朗,从粘粘滞滞的香奁味中脱出,有放荡不羁的丈夫气。然而犹如太虚幻境即是真如福地,重然诺、轻生死,亦不失为儿女情长之极致。恰似马君湘兰善画的兰草,兼有婀娜偃仰的美感与幽人贞洁的气韵。在古代女子的理想人格那里,这些因素也都是圆融在一起的,譬如柳如是是也。
明代江南名伎,任侠颇成风气。我们欣赏柳如是的人格,同时也需了解她人格所熏染形成的时代女性风尚。《列朝诗集小传·闰集》是钱牧斋借柳如是之手编定,以《闰集》所记香奁中人为例:如金陵伎赵燕如,“性豪宕任侠,数致千金数散之”。后索性尽捐粉黛,与诸名士结为兄妹,平等往来。时人盛称她“不但平康美人,使其具须眉,当不在剧孟朱家下也”。另一金陵伎郝文珠,“貌不扬而多才艺,谈论风生,有侠士风”,名流诗人皆契慕之。又吴门名伎薛素素,“善弹走马,以女侠自命,置弹于小婢额上,弹去而婢不知……江湖侠少年,皆慕称‘薛五’矣。少游燕中,与五陵年少挟弹出郊,连骑遨游,观者如堵”。薛素素的名声,甚而远播蛮夷,钱牧斋叹曰:“北里名姬,至于倾动蛮夷,古所希有也!”这话也可能出自柳如是之口。独行三百里路,逃脱贪财卖女的父亲贾人之手,于大雪之夜,驾一叶扁舟,飞抵情人所在的呼文如;脱簪珥、卖卧褥以解救系狱情人的齐景云,皆是以诗才兼以侠义故事而名垂青史。而“明月在天,人定街寂,(羽素兰)令女侍胡奴装,跨骏骑,游行至夜分……天启七年九月中,夜漏三下,不知何人桀杀之”,则任侠过分,也为青楼放诞行为抹上一笔可怕的色彩。
马守真有一时期曾遭地痞墨祠郎纠缠窘苦,脱身不易。幸得万历年间吴门诗坛领袖王穉登(伯谷)出手解救。守真当年即欲委身于王,以报知遇之恩。王伯谷不愿做乘火打劫之人,便没有答应。伯谷七十大寿时,守贞自金陵往姑苏,“置酒为寿,燕饮累月,歌舞达旦,为金阊数十年盛事”。回来后不久即病逝,也不枉与伯谷侠义知己一场。
从前读汪容甫《经旧苑吊马守真文》,至“夫托身乐籍,少长风尘。人生实难,岂可责之以死?婉娈倚门之笑,绸缪鼓瑟之娱,谅非得已……天生此才,在于女子,百年千里,犹不可期,奈何钟美于斯,而摧辱至于斯极哉”,不禁为此女子之不幸深致同情。其实,汪容甫是借风流名姝之酒杯,浇落魄书生之块垒。马守真天性开朗大度,任侠重气,与汪容甫多病、压抑、“仆本恨人”的性格应有很大不同。只是他一生为人簪笔佣书,备尝人间艰辛,确是倡优同蓄、千古命命相怜!陈寅恪先生为乾隆时代绝代才华而憔悴忧伤以死、身名湮没达百余年的陈端生发覆探隐,深致同情,说:“江都汪中者,有清中叶极负盛名之文士,而又与端生生值同时者也,作《吊马守真》文,以寓自伤之意,谓‘荣期之乐,幸复为男’,今观端生之遭遇,容甫之言其在当日,信有征矣。”又说他自己:“衰病流离,撰文授学,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事则等于广州弹弦之瞽女。荣启期之乐未解其何乐,汪容甫之幸亦不知其何幸也。”则是伤心人别有怀抱,索解人不易得也。
【附记】
王国维(字静安)先生同乡、海宁张光第为清末一大收藏家,金石墨本,庋藏甚富。1905年,静安先生辞江苏师范教职,回乡闲居半年,与张光第交甚厚。张曾出其所藏马湘兰兰石小幅。静安有《将理归装得马湘兰画幅喜而赋此》,收入《静安文集》。
钱牧斋《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绝句三十首》之十六云:
麦秀渐渐哭早春,
五言丽句琢清新。
诗家轩翥今谁是,
至竟《离骚》属楚人。
(自注:杜于皇近诗多五言今体。)
这是一首论诗绝句。杜于皇(名濬,号茶村),是明末遗民诗人中的佼佼者。诗中“麦秀”、“早春”双关遗民诗人的身份与做诗的地点(故都)、时间;“《离骚》”、“楚人”又双关杜于皇诗风、诗格及诗人的籍贯。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引这首诗,来证明钱谦益顺治十二年冬天至顺治十三年春天在金陵所交往的反清复明志士,挖掘他久留金陵的“不可告人的隐情”。
杜于皇于明亡之后长期隐居金陵。他的五言诗写得最好,思深力厚,一往情深而又苍朴沉郁,时人许为少陵嗣响、《离骚》遗风。吴梅村曾说:“吾五言律诗,得茶村诗而始进。”阎百诗看不起时流,独许茶村五律,称为诗圣。杜于皇自己有一段论诗的话,最推崇的诗人却是陶渊明:
世所谓“真诗”,不过篇无格套,语切人情耳。弟以为此佳诗,尚非真诗也。何也?人与诗犹为二物故也。古来佳诗不少,然其人要不可定于诗中,即诗与少陵,诗中之人亦仅有六七分可以想见。独有陶渊明片语脱口,便如自写小像,其人之恺弟风流,闲靖旷达,千载而上,如在目前。人即是诗,诗即是人,古人真诗,一人而已,可得多乎!(《与范仲闇书》)
陶诗正是这样奇妙,激昂慷慨的人喜欢他,平淡冲粹的人也喜欢他,以其真人真诗也。杜于皇楚人,最为人传诵的作品却不是他的五律,而是他的七言歌行《初闻灯船鼓吹歌》,写明季秦淮灯船盛况、河房胜事,奇花异鸟,触目纷来。前人将这首诗与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并称。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以为从这首诗可以考见明末社会风俗,他说:
其中所包含明末兴亡史迹及社会风尚,良不在少。此歌一腔悲愤,喷薄而出,词采有艳者,有犷者,尽为所掩矣。其言“旧都冠盖例无事,朝与花朝暮酒暮”,此是正面描写废都人士心理之颓靡,耽于燕乐。梁溪洒、苏州箫管虎丘腔、太仓弦索昆山口、镇江红缨络、淮阳鼓,以及王伯谷鼓、马湘兰舞,及屠长卿、潘景升等等,皆掌故也。
张清标《楚天樵话》有《题〈灯船歌〉后》一首,云:“煞尾声传感逝波,南朝往事已销磨。苍凉一掬兴衰泪,迸入渐渐《麦秀》歌。”
从诗史上看,中国文化遭受重大危机之际,总会出现一些长篇抒情歌行体诗,这成为一个传统。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吴梅村的《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以及王闿运的《圆明园词》、王国维的《颐和园词》,皆此类。
近人马一浮说,诗兴是人心从困境与麻木中的苏醒。“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方是兴也。”(《复性书院讲录》)明遗民杜于皇正是这样看待诗的。他有《雨后观韩子诗集记》一文,将一场砰訇澎湃的连日淫雨,暗寓甲申之变后的时局与士人处境。他写道:
如属耳瞿塘,震惊不绝。雷霆狎暱,蛙蚓放肆,横流莫御,短垣尽撤。虽内外相望,而咫尺无路……窃计此生与韩子长当索处,沈霾昏垫,无复睹白日时。
雨停之后,出门观市,则“屠沽纷然,操作一新。然积雨之后,腥膻愈不可耐”。好在有友人韩圣秋诗集在:“凡余两人之所以不终于沈霾昏垫者,其以是物乎?”正是有写诗的冲动在,生命才不永远陷入“沈霾昏垫”之中。他对于诗歌文学在生命中的作用,看得如此警醒深透!
杜于皇诗名极盛,异闻亦多。有人说他好诋诮俗人,仇家往往重价购其诗文稿,付之一焚。有人说他居金陵时,慕名而来者接踵而至,多谢绝不见。钱牧斋造访,他闭门不与通。陈寅恪先生列举证据,驳斥传说之违反事实,并指出原因在于牧斋为乾隆所深恶,而时人欲为杜于皇湔洗污点,而造此传言。最大的一个误解是有关杜于皇的一首有名的《龚宗伯座中赠优人扮虞姬绝句》:
年少当场秋思深,
座中楚客最知音。
八千子弟封侯去,
惟有虞兮不负心。
杜于皇这首诗流传极广,差不多已成为明遗民诗中知名度最大的作品。以优伶骂士人的人生戏剧性,借古讽今的准确性,以及诗思之伫兴而就等因素,都使这首诗成为不可多得的佳品。关于这首诗的本事,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说:“相传牧斋宴客,杜茶村居上座,伶人爨演垓下之战,牧斋索诗,茶村援笔立书曰……牧斋为之怃然。”但杜于皇此诗题中,是“龚宗伯(鼎孳)”而非“钱宗伯(牧斋)”。龚鼎孳确实是做了汉奸,那么,杜于皇这首诗是不是讽刺龚氏呢?陈寅恪先生认为不可能。因为龚氏夫人顾媚做不了虞姬,龚鼎孳投降后,常对人说:“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把责任全推给顾媚。其人品固不堪,但顾媚劝其夫不死一事,流传甚广,杜于皇不可能将她比为不负心的虞姬。陈寅恪先生认为:“鄙意于皇盖以‘虞姬’自比,‘八千子弟’乃目其他楚人,如严正矩辈耳。”陈先生的这一说法,很可能使这首诗的价值大打折扣,因为一般读者都想看到一个敢于大胆指斥汉奸的杜于皇。但是历史的真相一定是要讲究的,在有限的材料下,只能做这样有限的推测。陈先生决不轻信史料,决不以讹传讹,宁可减损文学作品的流传价值,也要对笔记野史做认真的考证,持祛疑的态度。这一小例,正是明清史研究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