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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澹心的友人可和尚，曾在顺治三年两次来金陵，前一次差点丢命。这一传奇故事，说来话长。
可和尚本姓韩，名宗
，字祖心，出家后，名函可，是广东惠州博罗海人。他的父亲韩日缵，万历丁未进士，历官礼部尚书，是明末重臣。函可生来聪颖异常，跟随父亲在南都时，来往皆名儒巨公，文采英发，声名倾动一时，海内名士，皆以不能结交函可为耻。他二十九岁出家，三十四岁遭国变，成为一个反清复明的和尚。传说他临死前，曾对身边弟子有一番问话：你们知道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么？众弟子没人敢答。他又说：想起我未出家前，曾刺佛经于手臂上，以报父亲。出家以后，慈母过世，我又脱掉袈裟，披麻带孝，哭葬母亲。我哪里是敢先后做事背谬以行怪，只是心里创巨痛深，所以不知其然而然也，这不知其然而然，就是祖师西来意。后来因为友人的缘故，从广东来到金陵，本想在灵谷寺住下去，谁知方外的人士十分忌讳，被捕后宽释，后又有沈阳之役，也是不知其然而然，正是祖师西来意。说完，他又给众僧徒出示一偈文：
发来一个剩人，死去一具臭骨。不费常住柴薪，又省行人挖窟。移向浑河波里赤骨律，只待水流石出。
言毕，即坐化。次日清晨，道颜如生。弟子浴洗其背而哭之，他双目忽张，泪流于面。可见他虽已闻法，而慈悲精猛之心，越转越深。明末这样的出家人很多，南朝四百八十寺，大都化而为儒家的昭穆祭祖之地。此剩道人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血性和尚。从文化气质角度讲，佛家思想中有一种固执、坚守，加强了儒家本有的刚健、精忠品质。我们理解“文化江南”，不能不通解此一脉儒佛合流的士人新意态。
函可之所以两次来金陵，与复明运动有关。第一次离开金陵赴广东，本想去开辟抗清根据地，因闽海东南一隅实为郑成功抗清的大本营。第二次，则是与郑成功的“奇兵浮海，直指金陵”的行动有关，也跟一项重要的间谍使命有关。他所以选择住在灵谷寺，因灵谷寺靠近明孝陵，可寓托家国之思的缘故。
第一次离开金陵时，他的行箧里藏有一本私史，名为《变纪》。是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述了明末死于国难的众多忠臣的事迹。当时清人已在江南实施全面戒严，函可出城门时，被守门的清兵盘问检查，发现《变纪》，立即被执送军中。负责此事的清兵将领巴山，十分怀疑他有同党，拷打数百次，函可只说：某一人自为。又用夹棍重刑，他也没有第二句话，只得发送大营候审。当时，函可脖颈上的铁锁链绕了三圈，两脚又重伤，“血淋没趾，屹立如山”，行走二十里山路，神色如平常。经过金陵城时，城中缁流平民，皆夹道相送，“观者皆惊顾咋指，叹为有道”。途中几次虚脱，幸有一位大士真人以甘露灌入函可口中，使其得生。又有一种传说，说函可关押在京师时，绝食七日，有一美丈夫手持甘露瓶注其口中，醒来后，他“神采益阳阳”。
函可一事，值此清廷密网血腥镇压江南士人的背景中，得以不死，与大汉奸洪承畴有关。据《清史稿·洪承畴传》，洪氏上疏言：函可乃故明尚书韩日缵之子，出家多年。去年（顺治三年）春自广东来江宁，是为印刷藏经之事。值大兵平江南，他久住未还。后来广东路通，他向我请牌回故里，我因韩日缵是我的会试房师，就发给他印牌放行。及城门盘验，经笥中发现《变纪》一书，干预时事。他不自行焚毁，自取其尤，与随行的其他僧徒无涉。我与函可有世交之谊，应避嫌，不敢定议。后来上旨传来，因洪承畴徇情私发印牌，应革职，念及他奉使江南，劳绩可嘉，遂宽宥之。据陈寅恪先生的推测，传说中函可系狱及械送京师途中，得蒙神力大士护持不死，其言甚诡异，所谓大士真人，大概是暗示与洪承畴有关的人暗中保全罢了。
函可临终前对弟子谈及第一次往金陵，“以友故出岭”，这个友人即是洪承畴。他的秘密使命，正是企图游说争取洪氏。而清兵将领巴山怀疑他有同党，严刑拷打，亦是同一缘故。洪氏暗中保全函可，乃深悉其中机缘。而清廷处理此事极为老练。顺治二年至顺治五年，洪氏为清廷安定江南各省，清人后来称之为“开清第一功”，因为从此之后，清人所需的钱粮，皆取之于江南，因而兵多饷足，征调如意。所以有人说，洪氏不来，江南不亡；江南不亡，则清人更不可能做统一中国之梦。为了争取洪氏，同时借洪氏以招降其他抗清名士，所以宽宥洪氏，并轻罪函可，正是深知其中的微妙之处。由此可见三百年前江南士人反清复明运动的复杂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