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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差大臣阿桂、福长安等抵达杭州后，立即有条不紊地开始审理陈辉祖案。通过翻阅查抄王亶望家产的案卷，阿桂发现所有清单都是由陈辉祖和当时一同奉旨抄家的署理福建巡抚杨魁联名具奏的。阿桂怀疑杨魁参与了陈辉祖的贪污舞弊案，或是知情不报，于是上奏乾隆申请查办杨魁，查抄杨魁家产。因为杨魁已经去世，加上当时杨家愿意主动上交五万两白银，来承担杨魁的失察之错，乾隆皇帝便表示不再追究。
接着就是审讯涉案官员，大多数人都闪烁其词。关键人物陈辉祖借口时间仓促，来不及逐件亲自检验，导致呈送御览的清单和原始底册不符。然而，查抄验点工作持续半年之久，几经内务府催办才把查抄的资产陆续解京。时间仓促根本就是陈辉祖的借口。阿桂严审陈辉祖，逼问查抄王亶望家产中的米帖石刻去向。陈辉祖供称，三百余块石刻被存在学宫。为什么不把米帖石刻解送京城呢？陈辉祖的解释是，王亶望获罪后央求自己，将家里的黄金和部分字画，变卖为白银，充抵部分自己该缴的议罪银。
应该说，陈辉祖私自兑换黄金、藏匿米帖石刻的行为，是明白无疑的。陈辉祖的辩解，显然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关键是，钦差大臣阿桂等人采纳了他的辩解。阿桂等人上奏乾隆，认为陈辉祖是听从王亶望的嘱托，用白银替换了黄金，但黄金并没有短少，尚不构成抽换。现在问题就来了：在陈辉祖明显有罪的情况下阿桂等人为什么要这么公开站在陈辉祖这一边呢？阿桂、福长安不怕忤逆了乾隆皇帝吗？
阿桂、福长安恰恰是揣摩了乾隆的心思，才帮着陈辉祖说话的。众所周知，陈辉祖是乾隆的重点栽培对象，之前一直是皇帝眼前的红人。阿桂等人不清楚乾隆皇帝是真的要拿陈辉祖开刀问斩，还是一时气愤，在气头上作出的临时决定。但是，从之前乾隆对重点栽培对象的处置上判断，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举两个例子。第一，大臣庄有恭是乾隆四年的状元，是乾隆前期重点栽培的对象。后来，庄有恭在由江苏巡抚调任河道总督的时候，被查出来没有上报朝廷，就私自同意了杀人的某官员花钱赎罪。乾隆皇帝很生气，下令将庄有恭革职，发往军台效力，不准捐赎。可是，等庄有恭刚抵达谪所，乾隆就让他 “戴罪效力” ，署理湖北巡抚。庄有恭最终还升任了内阁协办大学士。
第二个例子就是阿桂、福长安等人在乾隆四十七年看到的真事儿。之前笔者提到过一个深受乾隆器重得以青云直上的官宦子弟，李侍尧。两年前，李侍尧在云贵总督任上，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他在任上时云南道府以下贿赂公行，政治风气恶劣。乾隆皇帝震惊得无语了。大学士九卿集体商议后，定李侍尧斩立决。大家都以为李侍尧死定了。乾隆前脚还盛怒，后脚却下令各部重新商议，并亲自改李侍尧为斩监候。一年前，甘肃发生叛乱，乾隆特旨授予李侍尧三品顶戴，前去甘肃效力。李侍尧到甘肃后，甘肃冒赈案东窗事发，甘肃官员集体沦陷，李侍尧就地代理陕甘总督。今年，乾隆皇帝又恢复了李侍尧的头品顶戴，而且还加了太子太保衔。一个贪纵营私的贪官，不仅毫发无伤、逃脱了惩罚，还官复原职、权势依旧，还是政坛上的红人。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阿桂、福长安等人综合各方面情况判断，陈辉祖会是第二个李侍尧。如果陈辉祖能在雷声大雨点小之后，照样纵横政坛，阿桂等人为什么要得罪同僚呢？更何况，阿桂也好，福长安也好，都和陈辉祖一样，出身官宦家庭。说不定双方的父辈还有交情。所以，得饶人处且饶人，能帮陈辉祖一把就帮他一把吧！所以，阿桂等人把陈辉祖的辩解原封不动地奏报了乾隆。
这一次，阿桂、福长安等人揣摩错了乾隆的心思。乾隆认为，陈辉祖监守自盗，不是一般的贪得无厌，而是毫无道德底线。甘肃冒赈案持续多年、涉案超过千万两白银，王亶望罪不可赦，想不到陈辉祖还敢来个案中案，连抄家灭门的钱财都敢下手！乾隆觉得不惩治他，不足以树正气、平民愤。
清朝对陈辉祖这样的大案要案，一旦皇帝认准了，历来是从严、从重、从快处理。有一组数据，非常能说明问题：清朝自1644年至1911年，因贪污受贿、走私等各种经济犯罪案件而受到刑事处分的一品和二品官员，据统计有一百六十五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七十一人；判处死缓（斩监候、绞监候）的五十二人；判处其他刑事处分的四十二人。据统计，清代一品和二品官员经济犯罪案件，其中有明确案发时间记载的有五十三案。其中一百天内判处结案的二十六案；一百天以上至两百天判处结案的十七案；两百天以上至三百六十天判处的六案；一年以上判决结案的四案。
而乾隆时期就是腐败案件高发时期，乾隆处理起这些案件也毫不手软。而陈辉祖案就是乾隆认准了要从快、从严处理。
乾隆拿到阿桂等人的奏报，是不满意的。他觉得阿桂、福长安等人转述的陈辉祖的辩解 “此事大奇” 。王亶望罪恶至极，陈辉祖奉旨查抄时还敢听他求情嘱托，帮他掩饰？如果陈辉祖真这么做了，那就是昧着良心欺君罔上！况且王亶望是抄家的罪臣，岂有向抄家大臣求情的道理？乾隆把这些话都批在阿桂等人的奏折上，原折发还给阿桂、福长安，让他们看着办。如果钦差大臣办不好，乾隆就要把陈辉祖押解到北京，亲自审讯了。
阿桂等人拿到发回来的奏折后，不敢懈怠。他们原本确实想帮陈辉祖开脱，大事化小。现在发现这个想法和乾隆的意图背道而驰。他们立刻决定严审。之前虽然审讯了相关的官员，但审讯双方还是比较客气的，基本算是谈话，根本没有用刑。现在，阿桂决定对涉案官员用刑拷打。既然皇帝决定从严处理陈辉祖案，钦差大臣也就不用对嫌疑人客气了。其次，阿桂等人决定扩大审讯范围，对涉案的下级官员严刑审讯。
天下无难案，就怕有心人。钦差大臣一心严审，案件很快水落石出。首先，当时负责查抄的王站住仔细辨认从陈辉祖家抄出的家产，发现了与王亶望家产中名色相同的玉铜瓷器共二十六件，其中一件玉蕉叶花斛，一件玉梅瓶，能确定是王亶望家里的原物。对此，陈辉祖无从狡辩，供认自己抽换了王亶望被查抄的物品。其次，在对王士浣、杨仁誉的刑讯过程中，二人交代了经过陈辉祖的同意，侵占了变卖的查抄王亶望家产中的衣物等。
看守王亶望查抄物品的官员中，有一个人叫刘大吕，阿桂扩大刑讯范围，刘大吕在严刑拷打、穷追审讯之下，开口吐露了更多内幕。刘大吕供认，陈辉祖多次以抽调验看的名义，拿走自己看中的玉器、古玩、字画等，私自更换为其他物品，或者干脆据为己有，根本没有还回来。刘大吕看在眼里，因为位卑职小，不敢吱声。根据刘大吕的线索，经过核查，陈辉祖先后藏匿、抵换的物品有：玉松梅瓶、白玉梅瓶、玉太平有象、玉方龙觥等十余件玉器，自鸣钟两架，苏东坡、刘松年、唐伯虎、董其昌、王蒙等名家字画卷轴十余件，此外还有苏东坡墨迹佛经一本、明人泥金佛经一册，等等。
此外，原浙江布政使国栋不仅听任陈辉祖营私枉法，还迎合陈辉祖的行为，导致陈辉祖将抄没的黄金擅自兑换八百两，利用市场杠杆，从中侵吞了一千六百两银子。杨先仪、张翥也供认，陈辉祖利用兑换黄金的机会，捏造账本牟利。陈辉祖抽换藏匿抄没入官的玉器、朝珠、古玩、字画，并以金易银、挪动库印掩饰、账簿倒题年月等罪行，陆续败露。在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陈辉祖承认自己添换朝珠等，并佯称受王亶望的嘱托以金易银。此外，陈辉祖还交代下属逢迎巴结，多次贿赂自己：河南布政使李承邺，湖北道台张廷化、周曰璜、巴国柱，湖北知县何光晟等行贿自己黄金数十两到数百两不等。
在审讯期间，署河东河道总督也报告乾隆帝，陈辉祖曾给其妻舅白银三万两，让他开当铺生息，又在去年十月份送来杂色金子一千余两，要其妻舅兑换银子，并叮嘱他 “勿向人言” 。要知道，陈辉祖去年刚受到降级留任处分，永远停发了俸禄和养廉银。他没有了正当收入，哪来这么多的黄金、白银？总之，所有的人证、物证、口供，各条案情，都表明陈辉祖是一个大贪官、大腐败分子。
十一月初三，阿桂、福长安奏报了陈辉祖案的案情，并对相关人犯拟订罪名。其中，陈辉祖因交结朋党、蒙蔽皇上、贪污受贿等罪，拟斩监候，且他受恩深重，不思报效反而罪行累累，请旨即行正法。国栋、王士浣、杨仁誉拟斩监候，秋后处决。杨先仪、张翥发配新疆，充当苦差。高模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刘大吕坐视陈辉祖监守自盗，不检举揭发，拟革职，免于其他处罚。
乾隆皇帝下令押解陈辉祖、国栋及其他人犯来京，交大学士会同军机大臣、刑部堂官等人会审。十二月初，大学士九卿等人认为陈辉祖在查办王亶望抄家事件中，以金易银、私藏玉器、抽换朝珠，抽换字画，且平时收受贿赂，拟斩立决。
就在朝野都觉得陈辉祖死定了的时候，乾隆皇帝的心思活动了起来。真的是“圣心难测”，乾隆又要留陈辉祖一条命。他下旨将陈辉祖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所谓的“秋后处决”往往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大事化小，小事化小，死罪慢慢改为活罪，另行处罚了。那么，乾隆为什么这么做呢？
乾隆皇帝的解释是： “（陈辉祖）于查抄入宫之物，又复侵吞抽换，行同鼠窃，其昧良丧耻，固属罪无可逭，但细核所犯情节，与王亶望之捏灾冒赈、侵帑殃民者，究有不同……所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陈辉祖、祇一盗臣耳。” 在这里，乾隆提出了“聚敛之臣”和“盗臣”的概念。聚敛之臣，就是贪婪敛财的官员，就是大贪官，他们横征暴敛、鱼肉百姓；而盗臣侧重于监守自盗。两者虽然都贪财，都是犯罪，但前者双手伸向了百姓，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比如王亶望，容易激化矛盾；后者双手伸向到是官府的仓库，把朝廷的粮饷钱财据为己有，比如陈辉祖。对于统治者来说，盗臣的危害更小一点。所以，乾隆觉得和王亶望相比，他宁愿保陈辉祖。其实，这只是乾隆的借口和托词。盗臣监守自盗，难道窃取的不是民膏民脂吗？只不过盗臣是间接增加百姓负担而已。盗臣和贪官并没有本质区别。
既然乾隆有意留陈辉祖一条生路，他被判处斩监候，其他涉案官员由阿桂等人拟定的外罚。行贿的官员全部革职，另外处以杖一百、徒刑三年的处罚，同时按照行贿的数额与官职的大小，加以十倍罚银。
几乎所有的腐败分子，都不是只有简单的某项问题。这就类似蟑螂绝不会单只活动，你看到了一只蟑螂，暗处肯定藏着一窝蟑螂。陈辉祖因为监守自盗、贪污受贿被判死缓后，很快暴露出来更多的问题。乾隆四十八年二月，闽浙总督上奏闽浙两省亏空严重，前任总督陈辉祖因循贻误，需要承担重要责任。福建水师提督也上奏弹劾陈辉祖，说他任内武备废弛。之前，笔者提过陈辉祖平均两三年调整一次职务，乾隆认为他“能事”，是一个能臣干吏。试想，频繁调整职务，怎么可能在一个岗位上好好耕耘干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来？而同僚们知道陈辉祖是皇帝重点栽培对象，难免千方百计让着他护着他，有功劳分享给他，有过错帮着掩盖。这几乎成了官二代飞黄腾达过程中的“通病”。长年累月下来，陈辉祖的问题越积越多，就缺矛盾爆发的时机了。陈辉祖胡作非为久了，胆子越来越大，竟敢把手伸向查抄的罪臣家产！如今，乾隆新账旧账一起算，认为陈辉祖在总督任内只知道营私牟利，对政务民情漠不关心，不仅是一个盗臣，而且是庸官昏官，赐令自尽。乾隆五十三年，湖北省暴露出来吏治混乱、政治黑暗，乾隆认为湖北政治生态的恶化始于陈辉祖担任巡抚之时，就株连他的子孙，将陈辉祖当官的儿子革职，发配新疆伊犁。至此，陈辉祖不仅辱没了家门，而且罪及子孙，不知道他在九泉之下如何向父亲陈大受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