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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辉祖遮遮掩掩地承认了自己的偷换行为，着实震惊了乾隆。
乾隆皇帝起初完全没有怀疑陈辉祖，还一度授权陈辉祖会同浙江布政使盛住共同调查王亶望抄没家产不符的原因。想不到，幕后黑手竟然是陈辉祖本人！对于陈辉祖这种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行为，乾隆皇帝不仅非常震惊，而且出离愤怒！他在奏折上批道“何用汝言”“迟了”等语。
“迟了”两个字透露了乾隆对陈辉祖深深的失望。要知道，陈辉祖是乾隆皇帝重点栽培、寄予厚望的高官，之前仕途坦荡，前途光明。
首先，陈辉祖是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两广总督陈大受的长子，出身官宦家庭。朝廷对高官显贵子弟提供了恩萌入仕的便利。乾隆二十年，陈辉祖就以荫生身份出任了户部员外郎。起点就高于绝大多数的官员。之后，陈辉祖历任户部郎中、军机处行走，外放陈州知府、安徽布政使，乾隆三十四年升任广西巡抚，跻身封疆大吏行列。陈辉祖只用了十四年就跃升为封疆大吏，创造了文官晋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背后，是乾隆皇帝的破格提拔、格外器重，还有殷切的期望。
在清朝中期，陈辉祖不是唯一一个特例。官宦家庭的子弟，升迁的速度普遍快于普通家庭的子弟。为了比较普通家庭子弟和官宦家庭子弟的升迁快慢，笔者查阅了《清史稿》《清史列传》中乾隆年间封疆大吏的履历。笔者选取其中有进士出身、履历有明确年份的十三名高官，统计他们从考中进士到出任巡抚一级实职所用时间如下：王士俊十一年，刘统勋十四年，杨锡绂十四年，尹会十四年，陈宏谋十九年，戴衢亨二十年，徐嗣曾二十二年，毕沅二十三年，浦霖二十四年，方世俊二十五年，田凤仪二十六年，陈步瀛二十八年，闵鹗元三十一年。他们十三人升迁到封疆大吏的平均年限是二十一年。需要注意的是，能够升迁到巡抚、侍郎的官员都是文官集团的精英分子，是超强的个人素养和种种机缘巧合综合作用的结果。绝大多数的进士，终其一生都辗转在知县、知府这个层级上，能够升迁为道台、按察使、布政使的都是少数。
那么，官宦子弟的升迁速度如何呢？查阅史料，笔者发现官宦子弟往往缺乏清晰的履历。笔者没有查到乾隆年间出身官宦世家的封疆大吏的确切升迁速度。可以拿雍正至乾隆年间的尹继善作为参照。尹继善出身满族官宦家庭，从踏入仕途到升迁为江苏巡抚只用了六年时间，当时年仅三十二岁，江南人称“小尹巡抚”。破格任用之快，令人咋舌。
为什么官宦子弟缺乏清晰明确的履历资料呢？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皇帝对官宦子弟往往破格提拔、超常任用，造成履历过于简略；第二，朝廷对官宦子弟有“荫子”制度，官宦子弟可以凭借父辈、祖辈的品级或功绩直接当官。这是朝廷对官宦家庭的照顾。其中汉族官员担任四品官，就能给子孙获得监生资格，从三品及以上可直接授予子孙官职。正一品汉族官员的子孙，可授予部院员外郎、地方官授予同知的实职。陈辉祖就是凭借父亲的一品官职，直接出任户部员外郎的。乾隆年间三位著名大臣，李侍尧、阿桂、和珅，都是凭借荫子制度直接入仕的。其中，李侍尧在乾隆初年出任印务章京，阿桂在乾隆元年授大理寺丞职务，和珅则是在乾隆三十七年出任正五品的三等侍卫。他们三位仕途的起点，是无数贫寒书生奋斗一辈子所追求的终点。
虽然无法统计官宦子弟升迁的确切年限，但从和珅等人的经历倒推，他们升迁到封疆大吏的年限平均在十年出头，比普通家庭子弟快了差不多十年。可别小看了十年，按照 “三年准调，五年准升” 的人事制度，这十年相当于两三个任期。更何况，官宦子弟二十几岁蒙荫入仕之时，正好是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的好时光，而贫寒子弟尚在为了一纸功名，埋首苦读。李侍尧等三人都没有进士功名，而之前提及的十三位普通家庭子弟都有进士功名，其中毕沅、戴横亨都是状元及第。道光年间的大臣陈继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连中三元”的状元公，他从入仕到出任主政一方的江苏巡抚，花费了二十五年时间。
为什么官宦家庭子弟升迁得快呢？或者说，皇帝为什么重用官宦子弟呢？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比如，家庭背景会对子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官宦家庭的政治阅历、政坛人脉和行政经验，多多少少会成为子弟的政治资本，且官宦子弟的政治素养普遍比贫寒子弟要高，这也是客观事实。又比如，皇帝任用官宦子弟，是对高官显贵的笼络手段。清朝皇帝接见高官，常常会问家里有几个儿子、在何处当差？这既是对高官显贵的恩宠，也是把官宦家族更紧密地绑定在皇权上。几代人的前途和地位都拜皇帝所赐，就越来越难以切割干净了。再比如，皇帝对官宦家族上一辈人的良好印象，会不自觉地转移到下一辈人身上。有其父必有其子，客观上也是有道理的。各种原因相互叠加、综合作用，造成了官宦子弟当官如有神助，升迁明显快于普通子弟。
雍正元年，皇帝引见新科进士，雍正皇帝对其中一名进士尹继善的才识风采赞不绝口，说：“你就是尹泰的儿子吧？果然大器！”尹泰曾任国子监祭酒，是雍正皇帝熟悉的大臣。乾隆时期，乾隆皇帝要任命李侍尧为满洲副都统。吏部认为这违反祖制，因为李侍尧出身汉军八旗，而满洲副都统一直由满洲八旗担任，反对这项任命。乾隆皇帝说：“李永芳的玄孙，怎能与其他汉军相提并论？”李永芳是第一个率领部队、成建制地投降满族人的明朝将领，而李侍尧是他的玄孙。祖辈留给皇家的良好印象，对玄孙都还管用。官宦子弟有了较高起点后，皇帝使用起来又不拘资格，一旦有空缺或者有机会时，迁擢奖扬纷至沓来。表现出来就是官宦子弟青云直上，一骑绝尘。
回到案子的主人公陈辉祖。陈辉祖在乾隆年间平步青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父亲陈大受给乾隆皇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朝廷对于作为后备干部的翰林，定期考评。乾隆登基的第一年，亲自考试翰林，第一名就是陈大受。翰林本来就是高官后备人选，陈大受又是刚刚当皇帝、心气正高的乾隆主持考试的第一名人才。于是，陈大受仿佛坐上了直升机，从翰林编修擢升侍读，历任兵部、户部、吏部尚书，13年后就升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很快又外放直隶总督、两广总督。陈大受也没有辜负乾隆的期待与重用，任劳任怨，乾隆十六年积劳成疾，死在了两广总督的任上。而且，陈大受品德高尚，位极人臣之后还保持贫寒时期的生活作风，清廉自守。《清史稿》说陈大受 “清节推海内” ，他是朝野公认的清官、好官。乾隆皇帝给他定谥号为“文肃”。爱屋及乌，乾隆很自然把对陈大受的信任和器重转移到了陈辉祖身上。陈辉祖外放后，平均两三年就调整一次职务，虽然谈不上有特别突出的政绩，可也没有差池。乾隆认为他“能事”，多少继承了其父遗风。当他知道陈辉祖涉嫌偷换抄家财物，震惊之余，只有深深的失望！
乾隆对抄查之书画甚为关心，在浏览王亶望解京书画时，乾隆帝谕曰： “王亶望平日收藏古玩字画最为留心，其从前呈进各件未经赏收者尚较他人为优，乃昨岁查抄王亶望家产内，多系不堪入目之物。” 皇帝发现此前属意但退回的贡品不在其中，举出 “从前查抄高朴家产内，有王亶望所刻米帖墨拓一种，内廷诸臣皆所共见，此种墨拓必有石刻存留，或在任所，或在本籍，乃节次解到及发交崇文门物件并无此项，其私行藏匿显而易见”。 于是命大臣阿桂等严查，结果发现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抄查王亶望时抽换过所收缴之字画，其中不乏精品，以及侵吞了其他一些贵重宝物。之后，乾隆下令将陈辉祖革职拿问，并抄没家产。
之前，乾隆皇帝刚起疑心的时候，询问过从浙江外调的三名官员陈淮、李封、王杲。他们三人都对案情讳莫如深，推脱不知。如今案情有重大进展，乾隆传谕，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命令他们据实奏报，如果知情不报，要严惩不贷。三人感到惊恐不安，纷纷把握机会，主动交代问题。陈淮交代，仁和知县杨先仪和钱塘知县张翥、知府王士浣曾经以银换金，据称兑换后留作浙江海塘工程使用。李封交代，陈辉祖曾经以孙女置办嫁妆的名义，向张翥兑换过五十两金子，并且还要为内务府置办上等的朝珠。王杲则解释说，查抄王亶望家产的时候，自己任职温处道道台，人在温州，确实对查抄详情一无所知。
从三人的交代来看，王亶望家产一案，果然不只以银换金这么简单。而且也不止陈辉祖一个人贪腐。案子不查则已，一查就是大案窝案，多么残酷的事实！乾隆下令以 “欺饰徇隐” 之罪将陈淮、李封革职，发配河南黄河工地效力。涉案的相关官员，嘉兴知府杨仁誉、衢州知府王士浣、已经调任安徽宁国知府的高模等一并解任，接受调查。由杭州将军暂时署理闽浙总督，对案犯进行严审。
在皇帝的雷霆盛怒之下，浙江方面很快调查清楚案情。盛住对比查抄的底册和呈送内务府的进呈册，发现底册中载明的物品在内务府进呈册中没有载入的有一百宗，底册中没有载明的物品而内务府进呈册中列名的有八十九宗，两册中名实不符的物品有二宗。看来，腐败分子没有来得及更改原始底册。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腐败分子根本没有想到会东窗事发，会有人来调阅原始底册；二是可能腐败分子不止一个人，涉案的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其他人偷换贪污了什么物品，没办法更改原始底册。从案情发展来看，第二个原因更接近真相。这就是一个窝案。
乾隆皇帝对大案窝案一贯秉承从严、从重、从快处理的原则。十月初，乾隆下旨将王士浣、杨仁誉、杨先仪、张翥等涉案官员一律革职拿问，并查抄家产，严查是否有隐匿抽换财产。因为陈辉祖诡辩中牵涉出布政使国栋，说以银换金是他们两个人商量的。国栋已经调任安徽布政使，也被革职，交安徽巡抚就近审讯。国栋很快交代，陈辉祖说查抄王亶望家赀时，王亶望曾对他说，金子太多了，恐怕招致碍眼，不如换成白银，办理起来比较顺利容易。至于在进呈册中多载出来的朝珠等，国栋供称，陈辉祖以为查抄的朝珠质地平常，难以进呈，所以命人购买了数盘好朝珠添入，其中有陈辉祖本人拥有的朝珠，也有属员添入的。安徽巡抚逼问国栋，王亶望家的朝珠，真的都是质地平常的劣质品吗？国栋这才交代，王亶望家抄出的朝珠中，确实有品质上佳者，都被陈辉祖私自藏匿了。陈辉祖添入的都是平常不堪之物。
乾隆皇帝看到国栋的口供，大为震怒，批了一句话：“陈辉祖取死之道，实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