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受命查案的周学健是乾隆时代的一名干吏，日后在治河领域颇有建树。当时，他接到互讦案，颇有凡人看神仙吵架的感觉。且不论事实真伪，本应道德无暇、高高在上受人瞻仰的圣裔曝出丑闻，而且还相互控告，就已经在道德上破产了。涉案的还是占据主流意识形态顶端的孔子嫡系后裔孔广棨，周学健在震惊之余，不得不面对棘手难题。
事实上，周学健可以自由裁量的空间非常小。儒家学说和孔老夫子早已经深入人心。历朝历代对孔子的尊崇使得孔子的地位已经无可撼动。朝廷尊儒的国策不会变，衍圣公制度也没有变更的迹象。那么，时年二十九岁且是曲阜孔氏嫡系唯一后裔的孔广棨就不能受到惩处。朝廷已经把孔广棨和孔氏、儒家捆绑在了一起，不能动摇。周学健剩下的选择，就是如何有理有据地维护孔广棨。
孔氏族人状告衍圣公事件之前也有曾发生。明朝正德年间，族人孔承章上书弹劾衍圣公孔闻绍以权谋私。朝廷不问是非，将孔承章以
“以下犯上”
罪谪戍广西。目的是维护衍圣公，也是维护朝廷的形象和权威。也在孔广棨时期，清朝同样处理了一起“威胁”衍圣公的事件。据说，雍正年间孔庙大成殿前的柏树正枝不长而侧枝茂盛，术士就解释是有人念咒所致，还推算出是孔继涑所为。孔继涑是时任衍圣公孔传铎的次子。其兄长孔继濩未等袭爵就病逝了，衍圣公孔传铎就将爵位传给了嫡长孙孔广棨。祖孙交接、叔父强悍、孔广棨地位不稳的敏感时期，恰巧出了孔继涑念咒篡位的“阴谋”，结果他被开除族籍，死后不许葬入孔林。孔继涑下葬时还在棺材上锁了三道铁链。
官府在此事上，也是站在孔广棨的一边，维护他的嫡裔地位。
周学健从律例中翻出一款： “官员将特伊列款纠参之后，乃将上司列款首告者，将所告之处不准行，仍交部治罪。” 周学健认为孔毓琚是遭到孔广棨弹劾之后再行控告，控诉无效。而且，孔毓琚翻出雍正四年衍圣公家人胡嗣信咆哮公堂的情况说事，查孔广棨是雍正九年才袭爵的，雍正四年间还是其祖父孔传铎时期，事隔两代，谈何“怀恨在心”一说。反而暴露出孔毓琚本人心胸狭窄。周学健建议将孔毓琚依法处理。
孔广棨地位崇高，非周学健可以议处。而且，皇帝极可能对孔广棨的黑暗嫌疑选择性无视。不过，周学健依然委婉地提出： “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 孔毓琚与衍圣公府近在咫尺，且为官多年，揭发衍圣公府的罪状 “亦未必全属子虚，臣实不能保其必无此事” 。如果衍圣公孔广棨平时能够洁身自好、严以律下，孔毓琚即便想揭发，也会无法措辞？周学健建议，孔毓琚弹劾奏折参照律例，不予追查，但是请求乾隆皇帝严词训饬可能存在营私扰民行为的孔广棨，饬令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至于孔毓琚揭发出来的曲阜县违法征收丁银等现实问题，建议由相关部门查明禁革。
应该说，周学健的意见为稳妥之策。也许考虑到事关孔子，关系大局，乾隆皇帝没有直接批复，而是下令“大学士等密议具奏”。于是，看似简单的孔门互讦案变为了供公卿大臣公议的公共性事件。
乾隆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大学士鄂尔泰领衔回奏了内阁对此事的意见。首先，大学士们认可周学健的处理意见。认为孔毓琚在明知遭到弹劾的情况下，挟仇反噬， “此风断不可长” 。孔毓琚状告孔广棨一事不予处置，他本人交部处置。其次，关于处理孔广棨的敏感问题，内阁大学士们也认为孔广棨在挑选执事官、四氏学教授及私设启事官等事情上“违例营私”未必子虚乌有，请皇上对他严加训饬，督促他读书修身、遵守礼法，秉公处理衍圣公府事务。至于具体意见：第一，朝廷取消衍圣公府挑选候补官员、向各衙门无端行文的权力；第二，四氏学教授负有训士之责，如果孔广棣真的过于年轻、学问未优，应令孔广棨会同山东巡抚、学政另选合适人选；第三，摊丁入亩是国策，应严禁孔广棨向曲阜各户摊派丁银。如有私征加派，立即查禁。总之，内阁认为孔广棨的理想角色应该是 “整躬率下，教导族人，以承先圣诗书之泽，无负皇上教诲成全之意” 。乾隆皇帝当天就批准了这道奏折。
本案的行政流程算是走完了，但孔广棨涉嫌卖官鬻爵、营私舞弊的消息已经传开。在京官员纷纷发表意见。监察御史卫廷璞上奏，建议裁撤曲阜知县世袭制度，可以给曲阜孔家增加一个世袭虚衔，或者增加孔氏子弟的科举功名，来交换他们手中的曲阜知县世职。卫廷璞认为如此才是平衡 “慎重器” 和 “保全圣裔” 的良策。
鸿胪寺卿林令旭则建议以衢州孔氏子孙为曲阜知县。“衢州孔氏”又是什么群体？为什么要以衢州孔氏取代曲阜孔氏继承知县世职呢？北宋末年，金人即将攻占曲阜，第四十八代嫡孙孔端友承袭了衍圣公，他不愿落入夷狄之手，携近亲族人随宋高宗南渡，后定居浙江衢州，形成衢州孔氏家族。南宋朝廷册封衢州孔氏袭封衍圣公。北方的金朝为了争夺民心，在留守曲阜孔庙的孔氏子弟中挑选孔端友的堂弟为衍圣公，此后，曲阜这支孔氏世袭金朝的衍圣公。孔子后裔分裂为南方衢州孔氏和北方曲阜孔氏两家，分别世袭衍圣公。元朝统一后，忽必烈宣孔端友之孙孔洙进京，商议衍圣公袭爵问题。忽必烈很可能中意由孔洙回归曲阜，世袭元朝的衍圣公。不想，孔洙因本支几代坟茔都在衢州，难以弃离，况且曲阜的亲戚守护祖茔有功，自愿将衍圣公爵位让与族弟孔治。此后，孔治一支代表嫡系圣裔世袭元明清的衍圣公，而衢州孔氏归于平静。如今，曲阜孔门曝出丑闻，有人建议引入衢州孔氏来分割曲阜孔氏的职权，也在情理之中。
周学健也赞同将曲阜世袭知县授予衢州孔氏：孔氏源出曲阜，曲阜知县由孔氏世袭，不仅是为了方便孔门自治，还有“尊崇至圣”之意。如果将曲阜知县改为流官，由吏部选任，未必能找到合适人选。外族人出任曲阜知县，极可能同样慑于衍圣公的权势，攀附阿谀，徇私枉法。所以，曲阜知县还是要从孔氏门人中挑选。但是，孔氏支庶世居曲阜，亲戚党羽遍布内外，如果让曲阜孔氏子弟出任家乡知县，为亲则废法，为法则废亲，确实是两难。而衢州孔氏则是正本清源的孔子嫡系大宗。如果曲阜世职知县改归衢州孔氏承袭，新知县既是孔子后裔，又在曲阜没有朋友、没有田园产业，能够秉公处理政务。曲阜世职知县今后不得在当地购置产业、缔结姻亲。周学健认为，此举可以让南北方孔氏相互制约，同时曲阜孔氏世袭公爵、博士、学正、执事等爵位、官位有数十个名额，而衢州孔氏现在只有五经博士一个世袭职位，增加曲阜世袭知县一职，也算公平，可谓一举两得。
与主张变革的官员相比，许多官员则坚持维持现状。有些大臣认为 “我皇上崇儒重道之诚超越千古，尊礼先师，恩施孔氏，规制辉煌” 。而孔氏完全当得起这样的尊崇， “万世之师，余庆何尽，非常食报不嫌过优” 。如果以孔毓琚一个人的违法行径，否认整个曲阜孔氏，进而改革整个衍圣公制度，可能威胁到整个尊孔崇儒的国策。况且，现有制度是由衍圣公与山东巡抚共同保举、考核曲阜知县，并非由衍圣公独断。这些大臣认为现行制度的设计是好的，只是没有执行好。需要规范制度执行，而不是变革制度。
这场孔门互讦案引发的公卿大讨论最终由乾隆裁定： “曲阜知县空缺，令衍圣公在孔氏族中的进士、举人、贡生中挑选读书立品、素为族人推重的人，不拘人数，咨送山东巡抚。有山东巡抚加以考试，再遴选正陪两人，保送引见，由皇帝挑人授职。曲阜世职知县接受山东巡抚、兖州知府的考核、稽查，如不称职立即参处。” 最终，朝廷对衍圣公任免曲阜知县的权力做了限制，但衍圣公的大权和尊位几乎没变。
衍圣公制度的底层逻辑是圣贤后裔的道德素养高于常人，而尊崇圣裔可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道德素养，发挥好榜样作用。这种逻辑本身值得商榷。
这种将血缘与权位紧密捆绑的制度，导致家族中人日益看重血缘。曲阜孔氏极为注重嫡庶之分，极端排斥冒宗行为，定期修订族谱发给族人明确身份。曲阜孔氏不仅和衢州孔氏暗暗较劲，还制造了“内外孔之争”。内孔自然是孔子核心后裔，外孔则是汉代以来陆续改姓孔姓、服役孔庙的其他姓氏百姓。他们虽然住在曲阜，却非孔子后裔，而且本质上是庙户、仆户。五代十国乱世中，庙户出身的孔末积蓄力量大肆屠杀孔子嫡系后裔，试图取而代之。孔子嫡裔拨乱反正后，定内孔与外孔永为世仇。为了强化血缘传承，曲阜孔氏花在族谱上的精力比在道德学问上多得多。这算不算本末倒置呢？
孔子当年，一心匡正道德，推广平民教育，向诸侯游说仁义道德，唯独没有花心思在经营产业上。历朝历代恩赐孔氏巨额财富，也是为了减少他们的生计烦恼，让他们把心思花在道德文章上。清朝赐予的田地本质是祭祀孔圣人的，不允许转卖。可是，衍圣公府在顺治时有2157.5大顷祭田，到乾隆朝还剩1256.78大顷，减少了约42%。乾隆年间，孔氏一个地亩清册记载：
“查例载，凡民间祖遗祀产，子孙不许典卖，有犯者即照盗卖例问拟，何独将数百年恩赐之祭田，反听民佃买卖乎？”
那么，有能力盗卖祭田的，会是一般族人吗？
祭田虽然变卖了，孔氏在各地购置的私产田地，却不断增加。康熙年间，山东巨野知县移文衍圣公府，请求明示衍圣公府在巨野县境内的16顷16亩田地是否应该免差？由此看来，孔府存在逃粮逃差的情况。
曲阜孔氏内部不时发生内讧内斗，闹得一地鸡毛。比如，雍正年间孔毓铭状告衍圣公，说自己祖上将南户、羊厂庄田卖给衍圣公，如今筹集三千一百一十七两银子申请赎回。衍圣公收下了银两，却不肯退田。孔毓铭请衍圣公念大家都是同族同宗，把田地或银子退给自己。但衍圣公说孔毓铭借此隐匿田产以逃税，还让官府把孔毓铭抓了起来。孔毓铭哭诉：“衍圣公是我们的宗主，今说我们隐匿，实是衍圣公因为我们出首了他，他要赖债，反以隐匿诬陷我们的。”
曲阜孔氏的族人并不比寻常百姓道德更高尚、修养更好，他们同样会为金银田土而争得头破血流，同样会不择手段，令人瞠目结舌。比如，现存资料有不少曲阜孔氏族人抢夺寡妇家产的记载。乾隆二十五年，孔继康病故，其弟孔继宁见嫂子孔郭氏孀居、侄子年幼，屡次欺凌孤儿寡母，不仅夜间将亡兄家的牛牵去，还声称家产不清，要侵吞亡兄家产。又有孔毓书状告叔叔，案情是：叔叔去世，寡居的婶婶穷得揭不开锅，孔毓书已定将婶婶改嫁，理应异姓成婚，不料小叔孔兴柱竟将婶婶、也就是他的嫂嫂娶为妻子。孔毓书愤怒地控告叔叔以弟欺嫂、败坏人伦。其实，孔毓书要将婶婶改嫁，何尝不是贪图叔父家产，结果婶母被小叔捷足先登，自己继承家产无望，才愤而上告。
曲阜孔氏不见得是当时社会道德的底线，但肯定不是道德的上限，离优待尊崇他们的朝廷的期望更是相差甚远。可见，衍圣公制度的底层逻辑是错误的。乾隆六年的孔门互讦案，虽然限制了部分衍圣公权限。但之后，曲阜知县还是奉承攀附衍圣公，枉法营私。知县想干点什么实事，往往遭到衍圣公百般阻挠。衍圣公隐匿人口、兼并土地等种种不法行为依然存在。乾隆二十一年，山东巡抚白钟山上奏，重提曲阜知县不必局限在孔氏族人中选拔，如此才是真正“玉成圣裔”。白钟山不是发现了衍圣公府新的不法行为，就是实在看不惯曲阜独特的治理体制，才会旧事重提。
这一回，乾隆皇帝同意了，将曲阜知县改为流官，给孔府加设一个“世袭六品官”作为补偿。于是，吏部定曲阜知县为“冲繁疲难”的要缺。现任曲阜世职知县孔传松改任世袭六品官；新城知县张若本调任曲阜知县，和其他官员一样调补升转。但不久，曲阜知县又恢复为孔氏的世职。原因竟然是外姓人出任曲阜知县官，仍是七品，拜见衍圣公不经允许不能进二门，要先到门房等候，请传奏官传话。而传奏官为六品，比知县品级还高。外姓知县依然事事受到掣肘，必须仰衍圣公的鼻息才能行政。如此一来，曲阜知县还是要落入衍圣公府的囊中。
曲阜知县的弊端，是衍圣公制度的一个折射。道德在人心，不在荣华富贵。意识形态的宣扬、维护不是靠制度和物质能够完成的。对一个家族最好的尊崇，是提供宽松自由的环境，而不是请进金丝笼供养起来。衍圣公制度的发展就说明了过分的尊崇，往往产生不了理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