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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之望、汪镛两位钦差条分缕析后，基本结论是张敬礼冒考、山东官员辱没斯文都是存在的。他二位建议处置如下：
山东巡抚和宁、济南知府邱德生等地方官员处理不当，酿成巨案，分别治罪。其中，山东巡抚和宁、布政使吴俊、按察使陈钟琛，已经奉旨革职，并交部严加议处。事发地知县汪廷楷和承审时用刑最激烈的同知张继荣两人，革职并发往新疆伊犁充当苦差；受委派审明案情的济南知府邱德生，革职并发往新疆乌鲁木齐效力。
张敬礼等人考前曾提交的身家清白的担保是由当地秀才苏体训为张冠三家出具的。苏体训平时言行不端，此次被判革去功名，杖责八十；金乡县书吏孙继魁等人接收证明时，并不核查明晰，革去差使，杖责八十。原告秀才李玉璨挟私控告张家冒考，假公济私，革去功名，杖责八十；张冠三反过来诬告李玉璨，照诬告罪也要治罪。
张家只罪及张冠三一人，张敬礼等人因为年幼不知道家世背景，并非有心冒考，免于刑罚。因为“身家不清”，张敬礼等人以后不准再考。
因此事遭到禁锢的金乡县绅士、书生等人，一律释放。
祖之望、汪镛报告的倾向性很明显，基本上是站在金乡县绅士一方，满足了士大夫的全部要求。但是客观而言，两人勇敢地否决了嘉庆皇帝对山东官员“朋比为奸”的怀疑，尽量把惩处的人员控制在已经暴露的范围之内，没有扩大株连，防止此案发展成更大的诏狱。这是两人值得肯定的优点。
嘉庆皇帝在派遣祖之望、汪镛彻查的同时，也让山东学政刘凤诰继续查实再奏。这是皇帝一贯的做法，同时安排多批人马办事，有的在明处有的在暗处，或者有时声东击西、天女散花，让被调查对象摸不着头脑。美其名曰圣心关切、力求周到清晰，其实是对下平衡、相互监视的帝王术。与此同时，刘凤诰也上奏：承审官员庇护被告，将原告刑问，并且株连多名读书人；巡抚和宁对事发地知县汪廷楷不革职问罪，反而借口灭蝗，让汪廷楷继续回县办公，涉嫌对原告打击报复。
综合两份调查报告，基本情节相同，嘉庆皇帝采纳了祖之望的处理意见。涉案的邱德生、汪廷楷等官员全部革职。从刘凤诰的奏报中，嘉庆才知道山东发生了蝗灾。从康熙时期开始，皇帝要求地方官及时奏报地方自然灾害、物价起伏和突发事件等，以便了解民间疾苦，掌握天下状况。和宁隐瞒蝗灾不报，嘉庆皇帝极为不满，数罪并罚，将和宁革职发往新疆乌鲁木齐效力。所遗山东巡抚一职，由钦差大臣祖之望补授。同时，嘉庆对刘凤诰未及早发现问题，至酿成大案再行奏报也表示不满，迁刘凤诰任兵部右侍郎。品级虽然相同，但兵部右侍郎职位远不如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重要，实际上是贬职了。
金乡冒考案的幕前戏码，至此便收场了。案子折射出来的诸多清朝社会深层问题，不过冰山一角。跳出“冒考”的叙事框架，张家几代人孜孜于考场，何尝不是一个家族前赴后继、努力跃升社会阶层的励志故事？从张家子孙能够独立成村“皂家庄”来看，张氏宗族人多势众且有相当的经济基础，算得上是金乡的大家族。张家的张荩臣有一定的家底且略通文墨，并在乾隆十四年捐纳获得了监生资格。张荩臣可算是张家的杰出代表，在他之后至今已有五代人，偶尔也有捐纳监生的后人，但没有科举入学的子孙。可见，张荩臣一家不甘心当一个乡间的殷实富户，一心要在仕途上有所斩获。另外，从祖之望认定编造的族谱来看，张家努力粉饰家门，争取上升社会地位。张荩臣的奋斗，和整个家族力求上升的行为，是逻辑相通、互为印证的。
从乾隆后期开始，各地的冒考事件频繁发生。背景是清朝中期人口出现井喷式增长，乾隆年间人口连续突破两亿、三亿两道大关，道光年间人口再突破四亿。“人口爆炸”带来的是社会竞争的加剧，原有的社会结构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刨除技术进步、物质丰富等因素，人们还是需要付出比前人更多的劳作与心力，才能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人们活得更辛苦，需要应付的问题更多了。
在人生众多选择当中，做官依然是收益最高、最能实现人生价值的选项。做官还能光耀门楣，提升整个家族的社会阶层。因此，千军万马涌向科举的独木桥。有学者做过统计
，明清两代考中进士的人群中，出身祖先三代没有功名的家庭的比例分别是47.5%和19.1%。也就是说，非士绅家庭的子弟考中进士的比例，清朝比明朝大大降低。清朝平民家的孩子，要比明朝同阶层的人多花一两代人的努力，才能跻身上流社会。清代进士出身于平民家庭的比例降低，原因并不在于科举制度本身有什么变化，而在于人口爆炸、竞争激烈，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不利。士绅家庭有经济实力和文教氛围，更容易培养子弟在科举上获得成功。但是，如果把标准从进士降低到秀才，只要考中秀才就算人生成功的话，那么情况又有不同。清朝南通县有53%的秀才出身于三代平民家庭，海门县有48.4%，常熟县的这一比例则为54.5%。可见，平民子弟跻身秀才，还是相对容易的。秀才是乡绅阶层的最低门槛。虽然不能当官，但也算脱离了平民，能够享受特权。通过分析数据，可以得出科举的竞争在加剧的结论。士大夫阶层强化了对科举的投入，所以他们的子孙在高等级考试中获胜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平民子弟也不吝对科举的投入，所以在低等级考试中一般家庭出身的人占据了半壁江山。现有高等级的群体（士大夫）凭借既有优势，扩大了在高层的人口比例；社会流动性依然存在，只是现有低等级人群迈入上层社会的数量在增多，但在上层中继续攀爬的难度也急剧增加。
在全社会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中，清朝“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面临着巨大挑战。各地商人的经济地位往往跃升前列，甚至超过了士大夫。在商人辈出的山西、徽州、扬州等地，商人群体把持了社会事务的主导权。但是在一般社会观念里，士人的社会地位仍然是不可超越的，尤其是官员身份更是大众趋之若鹜的对象。即便是富商，也把经营收益花在教导子弟读书上，希望后代能够科举入仕。其中，两淮和两浙的盐商家庭总共不及一千家，而在乾隆末年却产生了二百八十余名进士，占全国进士总数的1.88%，比例不可谓不高。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以商人为代表的富裕起来的人群，并没有把财力用在打破现有社会等级、要求结构性变革上，而是投身于在现有社会秩序下改善自身地位。他们把或明或暗，或合法或非法途径赚来的钱财，投入到兼并土地、读书考试、交结官府等旧秩序下的“高收益”行为。而富人们最热衷的寻求改变的举措，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可见，清朝中期社会的矛盾，不是否决现有的社会秩序，而是各方力量努力在现有秩序的框架下拓展自己的利益。
张敬礼的兄长张冠三就是这样一个富裕起来的殷实人家家长。在传统结构犹存、同时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中，张家虽然有钱，但为士族所不齿，可以想象在很多时候还遭到士大夫的现实打压。张家采取的对策不是抗争不公待遇、改变旧的社会秩序，而是花钱雇老师（比如李玉璨）、编造家族历史，以便让子弟科举上进。经查，张冠三曾于嘉庆四年备下酒席，请本县秀才苏体训、王廷献等人作保，证明张敬礼等人身家清白，在嘉庆四年、嘉庆五年两次赴考。
地方官的工作也面临新情况。新的形势对州县官员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清朝中期开始，民间诉讼日益增多。即便是以“息讼”为能事的地方官们也不得不绞尽脑汁，处理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纠纷与麻烦。这其中就有与身份相关的诸多案件。良贱问题几乎都是疑似贱民家庭冒充士大夫甚至更高的阶层，寻求特权利益。没有一个官员会机械僵化地遵照律例制度来行事——事实上也没有明确的条文可以指导复杂的社会现实。他们需要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和个人的价值判断，对朝廷法度作出自由裁量。一个有口皆碑的官员，会在物质和财产方面，照顾下层的利益；但是在涉及政治权益方面，坚定地维护高层的名誉和权力。而科举考试夹杂了政治经济各种问题，堪称良贱案件最复杂的样本。
县考是童生参加的第一场考试，也是科举最基础的考试。县考通过后，府试和院试除非有特别正当的理由，很少对县里报送的童生名单进行更改。也就是说，县考是一个平民跃升到士绅阶层最重要的环节。知县老爷就是这个重要环节的主持人，他的自由裁量决定着一个人能否实现阶层跃升。遇到疑似贱民应试，又没有凭据的情况下，知县的选择有三种：第一，断然拒绝嫌疑人应试，这样的选择可以顺应大多数考生的要求，但是彻底堵死了一个童生的上进道路；第二，允许嫌疑人应试，但是在县考环节把他刷下来，如此折中，既满足了那些攻击者的核心利益诉求——不能让贱民跃升到士大夫阶层，又保留了一个童生阶层上升的希望。希望，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也是科举制度的精髓之一。科举制度让全社会都相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所以，务实而理性的官员都会采取第二个选择。而金乡知县汪廷楷的处置方法，却是第三种选择。他让有贱民嫌疑、舆论热议的张敬礼通过了县考！这就意味着不出意外，张敬礼就要迈入士大夫阶层，实现一个疑似皂隶家族的地位跃升。原本就与张家关系恶化的金乡士大夫阶层完全不能接受这一点，他们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反对张敬礼参加济宁府试，最终爆发了本案开头的四百多考生罢考事件。
嘉庆皇帝处理相关人员后，事情远没结束。笔者还在清朝档案中发现嘉庆八年四月，金乡秀才苏承训赴北京步军统领衙门，替被革去功名的弟弟苏体训鸣冤的材料。苏承训控告：
一、金乡县的部分乡绅秀才仗势欺人。济南知府邱德生问讯时，尚荣衮供称乾隆二十年攻击张氏冒考的底稿是周云峰、周璥华私自改写誊写的。官府传唤周云峰等人，但他们依仗堂叔周廷森是现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并不到案。之后，祖之望等到金乡县查案，钦差竟然在周云峰表兄、原任浙江杭嘉湖道李翮家中住了一晚上。后来审讯时，周云峰等人依然没有到案，但祖之望等人断定张敬礼就是皂隶之孙，说苏体训冒昧具保，并且声称苏体训平时作风不好，革去了功名还杖责八十。苏承训认为，周云峰通过表兄李翮嘱托，嫁祸自己的弟弟苏体训。
二、为张家人出具保荐的人不少。张荩臣等人都捐纳了监生资格，张敬礼等人自嘉庆四年以来频繁投考，历代替张家出具证明的秀才一共有三十人，尚荣衮、李玉璨等人也在名单之上。如果张敬礼真的是皂隶，为什么只指责苏体训一个人冒昧具保，而置其他人于不问呢？处罚显然不公平。
三、胜利的金乡县乡绅们还编造了《攻皂传》《芝兰谱》等剧本，辱骂苏承训、苏体训兄弟。因此，苏承训认为这是当地的士大夫中的强势群体在欺压他们这样的小门小户。即便士大夫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存在分化。既有官居显贵的权势豪门，也有终身困守乡间的老秀才，后者甚至不得不四处游幕、教书为生。不同种类的士大夫之间也存在矛盾与倾轧。如果苏承训的诉状是真的，那么苏家显然受到了更有力之人的打压。如果再牵涉进来宗族、宗教、经济等因素，情况就更复杂了。而这一切的背后，很难说没有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的影子。
因为材料的缺失，后人无从得知苏承训控诉的处理结果。冒考案相关人员的结果，张冠三、张敬礼等当事人也因史料阙如，无从得知；原山东巡抚和宁擅长处理边疆事务，发配新疆后继续发光发热，东山再起，历任都统、尚书，在嘉庆后期官至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道光元年去世。因为要避道光皇帝的名讳，和宁改称和瑛；原济南知府邱德生贬戍新疆后，写作自娱。他的诗作有两大类，一写奉佛，二写爱情，看破红尘，未再踏入官场；原金乡知县汪廷楷被押送到伊犁后，帮办文书，编纂了《西陲总统事略》，是伊犁地区重要的官修志书。
清朝中期，富裕起来的群体抑制不住上升的冲动，金乡冒考案只是现有社会结构难以适应新形势新变化而表现出来的一个事件而已。加上很快出现的东西方碰撞、工业文明和外国势力进入中国，清朝社会秩序饱受变革压力，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中国进入多事之秋。
金乡冒考案表明，身份问题是理解传统社会的一把钥匙。可惜，身份、良贱等概念都是典型的“只可意会”的中国式概念。在社会开始剧烈变化的清朝中期，良贱问题频发，给我们开启了观察传统社会结构、分析社会变革的一个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