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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知府邱德生接到审明济宁罢考的任务，就清楚这是一桩区别良贱的大难题。
官员深知地方上的良贱区别十分麻烦，涉及错综复杂的社会群体和利益纠葛。他们完成任务的主要方法就是一个字：拖！邱德生等人将相关人等一一调集到济南府，在大堂之上将惊堂木拍得震天响，隔三岔五就组织审讯，可就是不下结论，更不用说向上回复了。果然是饱受地方政务历练的老人，应付差事的“套路”深得很。
倘若是寻常百姓，邱知府的套路是管用的。但是，罢考牵涉金乡士大夫群体。邱知府等人面对的其中一方当事人是整个金乡的乡绅。乡绅们比老百姓有知识、有金钱、有见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成熟群体。
乡绅群体的利益和科举制度紧密相关，因此对贱民应试极为敏感，反应也很强烈。一方面，他们是乡土有代表性的人物，代表乡亲们对外说话；老百姓们觉得乡绅们知书达理，有知识有能力维护本乡本土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是官府的力量延伸，协助公权力施政；官府觉得乡绅们熟悉朝廷规章制度，熟悉公权力的话语系统，更重要的是乡绅具备做官资格，是官员的蓄水池和官府天然的同盟。乡绅是乡土百姓和朝廷官府沟通的桥梁和中介。他们能够获得如此地位，得益于科举制度。乡绅不一定是财富所有者，也不一定是当地的强宗大族，但绝对主体是拥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科举教育赋予了他们相对的知识和道德优势，科举考试给予了他们功名，也营造了他们与官府公权力的天然亲近感。
科举是乡绅的力量之源。当金乡县的乡绅们听闻竟然有皂隶子孙冒考时，必然将之与科举的尊严、纯净联系在一起，关注之余他们也支持出头者；当他们看到州县官员判定皂隶子孙因无凭证不能剥夺科举资格，进而刑讯、关押举报的读书人时，乡绅们认为此事已经威胁到科举制度本身，间接威胁到自身群体的权威与根本，所以一致支持向更高级的官府申诉。
复查的邱德生等官员直到嘉庆七年七月，依然没有明确的表态，相反，几个月来他一直拘传、关押金乡县相关士人。金乡的乡绅们坐不住了，他们决心采取集体行动，赴京控诉。因冒考事件受到牵连的举人尚荣衮，还有多位科举才子、出仕高位的金乡望族周家的周云峰等人出面张罗，他们到各乡向乡绅们募集钱财，写好呈状，推出既有热情又身体强壮的武秀才李长清踏上了京控之路。
七月十四日，李长清到都察院呈递了诉状。因为事关尊卑贵贱大礼，且涉及山东现任官员，都察院不敢怠慢，随即向嘉庆皇帝报告。十六日，嘉庆皇帝下令内阁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的董诰等人查询情况。十八日，董诰等向嘉庆皇帝报告了李长清京控的基本内容：
第一，张敬礼的家庭情况。
乾隆早期，金乡县人张子忠，任职县衙皂隶一年有余后退职还乡，改名张荩臣。乾隆七年，张荩臣的儿子张桐报考武科举，遭到同乡秀才李思靖等人的举报攻击，没有考成。乾隆二十年，张荩臣的两个孙子，报考文科举，又遭到同乡秀才李文士等人的举报攻击，还是没有考成。嘉庆六年，张敬礼等五名张荩臣的曾孙子又要报考文武科举，要求金乡县教谕黄维殿趁秀才张兴甲患病之际，代为保结画押，终于使张敬礼等进了考场，结果引起秀才李玉璨等人群起攻之。由此可见，张敬礼家族几代人锲而不舍地要求参加科举考试，同时持续引发了金乡县的“身份之争”。
第二，山东官吏违法情况。
李长清控告张敬礼的兄长张冠三，称他是张家冒考事件的实际主使人。张冠三贿赂金乡县衙兵房书吏侯圻、礼房书吏孙继魁等藏匿有关乾隆七年、二十年张家人的冒考事件案卷。原告李玉璨不得不在当事人李文士的孙子李涞阳家里翻出李文士当年揭发控告的底稿，作为证据提交给济南知府邱德生等人。但邱德生等官员还是采信了金乡县书吏们的一面之词，将李玉璨等人提交的底稿认定为捏造的伪证，竟然用掌责、打板、拧耳等方法拷问秀才们，还强迫李涞阳诬认李玉璨捏造文件。
第三，案件牵涉面不断扩大。
山东官府传唤举人尚荣衮等人质询。尚荣衮不服，官员们将他摘帽凌辱。此案并拖累金乡绅士张福基、王朝驹等一百余人。邱德生等人欺凌士大夫的行为不仅侵犯了士大夫阶层的司法豁免权，并且极大激化了官府和士大夫群体的矛盾。在冒考案处理过程中，许多士大夫旗帜鲜明地站在李玉璨、尚荣衮的一边，并不是因为他们了解张敬礼冒考案的真实情况，而是山东官府欺凌、株连士大夫的恶行侵犯了士大夫们的切身利益。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这其中又有什么关联呢？
士大夫为四民之首，尤其是有当官资格的士人，在乡土中受人尊敬、地位很高。他们的尊贵既来自学问涵养、温文儒雅，也来自官府对读书人的尊敬。士大夫可以见官不拜、拘传不到，没有革名不受刑讯等。尊严和尊敬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支柱之一。可恨的是，邱德生等地方官对士大夫用刑、拘禁，种种侮辱，简直是辱没斯文。这就是官府自身“乱了身份”，破坏了社会秩序。老百姓看到士大夫像自己一样挨板子受刑，和自己一样被侮辱责骂，没有尊严。士大夫斯文扫地的同时，乡土秩序也开始崩溃了。乡绅们揪住张敬礼的家世不放，就是护着本群体的尊严不放；乡绅们攻击地方官凌辱士大夫，就是捍卫乡土秩序。
李长清京控，在朝野产生相当的关注度——金乡县乡绅们集体行动的目的达到了。董诰还在调查的时候，乾隆四十年的榜眼、礼科给事中汪镛就此上疏，弹劾承审官员将原告刑讯逼供，同情李长清的京控行为。汪镛和刘凤诰一样，既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和受益者，又是承担礼法职责的朝廷命官，他们的行为具有代表性。
嘉庆皇帝综合各方信息，发出上谕，派遣刑部侍郎祖之望、礼科给事中汪镛为钦差，取代和宁重审此案。上谕指示祖、汪二人留心查访和宁平时的工作态度。如果李长清的控诉属实，那么山东官吏“朋比为奸”，应当严加惩处。嘉庆皇帝的倾向性非常明显，也站在了士大夫的一边，认为地方官胡作非为、混淆良贱。
金乡县冒考案的处理进一步升级。钦差大臣祖之望是福建蒲城人，长期在刑部任职，精通律例，又有地方行政经验，称得上是能臣干吏，在嘉庆早期多次出任钦差大臣解决疑难问题。另一个钦差大臣汪镛则是士林典范，精通仁义道德。嘉庆对两人的选择，寄托了稳妥、周到、彻底审明冒考案的期望。
祖之望两人不负众望，抵达山东即展开紧张有效的工作。首先，邱德生等官员羁押、刑讯金乡县读书人的情况很快被查明属实。监牢里存在读书人本身就是铁证，读书人身上的伤痕更不会说谎。祖之望奏请将邱德生等承审官员革职，接受查办。接着，钦差一行马不停蹄赶往济宁金乡县，力求彻查事件的起源：张敬礼家族到底是不是贱民？
金乡县人口繁密，但因地处鲁西南平原，且离京杭大运河较近，经济情况尚可。金乡县古属鲁国之地，与儒家圣地曲阜数县之隔，因此重视文教，士大夫力量强大。抵达金乡后，相对之前山东官员的拖沓低效，祖之望、汪镛的效率高得多。一个多月后，八月二十二日，两人就长篇汇报了在金乡县实地调查的情况：
第一，张荩臣是否担任过皂隶，没有册籍可查。但张氏居住的村庄至今人称“皂家庄”，加上从前历次揭发、攻击张氏冒考的当事人还有五人存活，他们都指认张家先人担任过皂隶。张家自然不服，族长张儒刚提交了一份族谱，说张家是从山西省洪洞县迁徙到山东省金乡县的，与金乡县别的张姓并非一脉，传承有序、家世清白。经核查，族谱开列的族人名字与张荩臣、张敬礼等人应试时申报的祖父三代册有不少出入。祖之望认为张家提交的族谱有诸多可疑之处，因此可以认定张敬礼“身家不清”，冒考一事基本可以坐实。
和身份一样，家族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另一大主干。两者一起构成了传统社会的经纬，每个中国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角色，照着一册无形的唱本演完人生的悲喜剧。科举考试、宦海沉浮乃至其他重要场合，都需要当事人列明祖宗三代，以示庄严郑重。家族的普及，使得清朝的清白人家都有自己的族谱以凝聚族人、规范言行。张家既然是清白人家，自然也有族谱。遗憾的是，张家人提交的族谱，恰恰成为钦差认为其身家不清的主要依据。因为眼前的族谱，和当事人自述的祖宗三代有出入。这是硬伤。
第二，张敬礼等人曾在嘉庆四年、嘉庆五年两度赴考，到了嘉庆六年才被揭发，其中另有隐情。据查原告秀才李玉璨家贫无依，到张冠三家教书。李玉璨先向东家借贷，张冠三未允；李玉璨又提出售地给东家，张冠三不肯承买。李玉璨因此与张冠三产生矛盾，就出面攻击张家子弟冒考。原来，李玉璨揭发张敬礼冒考夹杂着个人恩怨。作为秀才，李玉璨虽然落魄到给张家教书，但毕竟功名在身，也是可以自称“老爷”的人物。他接连放下身段，希望得到张家的经济支持。为张冠三所拒绝后，经济上的窘迫还是次要的，尊严受辱、颜面尽失更让李玉璨难以接受。他决定报复，报复的对象就是求取科举功名的张家后人。
李玉璨先是化名写帖子，揭发张敬礼等人是贱民子孙，被张冠三一眼看破。张家私塾不再聘用李玉璨了，张冠三还当街辱骂李玉璨。李玉璨更加怀恨在心，进一步报复，刨根究底，誓将张家打入贱民行列。他到李涞阳家找到了乾隆二十年旧案的底稿，又约上同学和乡里的绅士到金乡县学的明伦堂。当时，张冠三闯入县学，大闹明伦堂，痛骂李玉璨，引起了阖县读书人的公愤。
这里要插叙一下明伦堂的象征意义。从宋代开始，文庙、书院、太学、学宫便皆以明伦堂来命名讲堂，作为主体建筑。明伦堂“明人伦”，士大夫聚在此读书论政，因而，这在士大夫心中是庄严神圣的殿堂。张冠三一介草莽，大闹明伦堂，自然激起了读书人公愤。秀才和童生们集体控告于县学训导杨价。张冠三和李玉璨两人，一方是有钱任性，一方是没钱心眼小，把矛盾越闹越大。
天下周知的金乡冒考案，竟然起因于李玉璨与张冠三之间的金钱纠纷，因为身份偏见和层层机缘，酿成了巨案。
第三，和宁接手此案后，委派济南知府邱德生等人处理。此处便有一个有趣现象：皂隶虽然公认是贱民，但在衙门里的实际权力却远大于一般良民，甚至大于士大夫。毕竟，衙门的实际运转依赖于书吏差役等人。官吏差役们自然而然地捆绑在一起，立场接近，利益相关。
接到任务后，邱德生等审查官员天然地站在官府和书吏一边，既没有发现张荩臣当差的记录案卷，又烦恼于金乡书生揪住县衙书吏藏匿文书不放，判断此事是秀才们仗着人多势众，意图挟持官府，禁锢人家子孙，使他们终身不得科举。在职的书吏们，想必对张家的遭遇是天然同情的，知道长官们的心思后，不管不顾，对书生们大刑伺候。他们采取拧耳等手段逼迫李涞阳供认乾隆二十年的底稿是伪造的。李涞阳在刑讯之后牙齿脱落、头部有一寸见方的头发被拔掉，受刑明显。金乡秀才们也遭到了刑讯，被迫牵连他人，辗转株连，最终导致上百多金乡乡绅受到非礼对待。
祖之望、汪镛调查后认为邱德生等人要对此负全责。而巡抚和宁和布政使、按察使等人对邱德生等的恣意妄为无动于衷，但没有授意他们这么做。同时，张敬礼家族也没有行贿、嘱托官吏的行为。